终两宋之世，基本上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的弊病，但唯有朋党之争却正好相反。入宋以后，党争较之唐代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伴随着宋代朋党斗争，是各种不同思想文化观念的交锋，学术文化出现的百家争鸣、派别林立的局面。

朋党主要是指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的对立的政治集团。利害冲突、政见分歧、地域偏见、血缘区别、门第观念等都可以成为朋党的起因。北宋开国不久，就出现了赵普与卢多逊两个集团的明争暗斗。真宗朝，又出现了以寇准为首的北人党和以王钦若、丁谓为代表的南人党之争。仁宗时期，以范仲淹为代表，积极推行庆历新政，却遭到宰相章得象及守旧派王拱辰等的激烈反对，范仲淹等被斥为“朋党”遭受打击，欧阳修作《朋党论》，揭露守旧派以“朋党”为名反对新政的险恶用心。宋神宗熙宁时期，王安石实行变法，得到吕惠卿、章惇等人支持，遭司马光、范纯仁、程颐等人的反对，史称新旧党争。新旧两党自神宗时始，反复争夺政权，迄北宋被灭于金始已。这其中，如公元1086年，司马光病死，文彦博继任左相。旧党得势后，便又开始分化为若干小集团。程颐因司马光的推荐，进为崇政殿说书。程颐以皇帝之师自居，主张一切用古礼。翰林学士苏轼讥讽程颐，程、苏日渐对立。程颐门人谏官贾易与朱光庭等结为朋党，以程颐为首，号洛党。苏轼与御史吕陶结为蜀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一伙御史台官员结为朔党（河北人）。这样，不仅使朋党之争更加错综复杂，而且影响到政治、思想文化各个层面。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以崇奉熙宁新法为名，列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120人，称为“奸党”。三年又列309人名单，刻在文德殿门东壁上，是为元祐党人碑。后又刻石于天下。南宋，奸相秦桧不仅利用巨大的朋党势力，残酷地迫害主战派，而且也用来控制宋高宗。宁宗时期，赵汝愚、朱熹以理学为宗，结为一党，后来招致韩侂胄、京镗的激烈反对，称其学为伪学，并于1198年，在宋宁宗的支持下，订立伪学逆党籍，共列赵、朱等59人。是为“庆元党禁”。嘉泰二年（1202年）弛禁。韩、京与赵、朱之党争，兼有政治与学术文化等内容。朋党之争可谓彼伏此起，错综交织。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朋党观。

统治阶级内部“君子”、“小人”并存，各自有党，互不相容，“君子有党论”是引人注意的一个论点。孔子曾说：“君子群而不党。”[52]先秦乃至汉唐，其间尽管存在党争，但一般不承认“君子”有党。宋则一反旧论，提出了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最早撰文阐明这个观点的是宋初的王禹偁。他在直史馆时所作的《朋党论》中说：“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唯尧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两存之。唯舜以彰善昭恶，虑其乱教，故两辨之。由之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53]王禹偁初步提出了“君子”有党论，但在理论上没有展开。庆历年间，欧阳修亦撰《朋党论》，其论点大致有三：其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朋，此自然之理。欧阳修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欧阳修指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在于“同道”还是“同利”。其二，“君子”有朋而“小人”无朋，“小人”即使暂为朋者，是属伪朋。欧阳修说：“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以“道义”、“忠信”和“利禄”、“财货”为根本分界线，小人为了逐利而不可能真正为朋，一旦利尽甚至会反目为仇，互相贼害；而君子以道义忠信为纽带，则能够同道相益，同心共济，修身事国，始终如一。所以，小人无朋，而君子有朋。其三，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不然，乱亡其国。

欧阳修列举了从尧舜至汉唐正反两方面的大量史实，说明“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54]欧阳修是北宋仁宗时的大臣，积极参加与支持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当时新旧两党斗争异常激烈，吕夷简、夏竦等保守派为了搞垮庆历新政，便诋诬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是朋党。欧阳修对此感到无比愤慨，遂作此《朋党论》予以驳斥。因此，他的《朋党论》可以说是站在庆历新政倡导者的立场上对这场斗争所作的理论上的总结。

范仲淹在回答宋仁宗的问话时，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55]司马光作为熙宁变法时期与新党在政治观点上完全对立的旧党，与欧阳修、范仲淹一样，亦持“君子”有党论。司马光认为：“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56]苏轼早年因“才识兼茂”而深得欧阳修的赏识，他在欧阳修《朋党论》的基础上，又作《续朋党论》。苏轼说：“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57]苏轼具体分析了往往小人易于得志而君子不得志的原因。“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于元祐时期也著有《朋党》上、下篇，开章明义就说：“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与发端于王禹偁的“君子有党论”完全一脉相承。

可见，至少从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到司马光发动的元祐更化，“君子”、“小人”各自有党的观点，一直被作为理论基础而加以运用，并随着北宋政治的发展，逐渐被深化、完善，以至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南宋时期，朋党斗争的复杂激烈不亚于北宋，然而对于这一政治现象能够提出并系统阐发自己见解的，当首推叶适。叶适不同意欧阳修、苏轼君子有党的论点，进行了具体地分析评驳。认为，小人为党而君子不为党。他说：“自古小人害正，比而仇君子，人主必保护爱惜，每加击逐，使君子恃以自安。”[58]就是说，自古以来总是小人互相勾结，形成朋党，扰乱时政，仇恨君子，所以君主一定是对于君子“保护爱惜”，并谴责抨击或放逐小人，从而使君子得到安宁。叶适“君子不为党而小人为党”的思想是直接继承了孔子“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小人比而不周”[59]之论。叶适还认为，欧阳修“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必君子而后有朋”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不符合古人的意思，这种观点只能使人感到悲伤，而不足以成为根据。

伴随着宋代错综复杂、激烈频仍的朋党之争始终的，是朋党间政治思想文化观念的交锋，换言之，朋党间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文化观念的激**，乃是宋代朋党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推行庆历新政，试图通过整顿吏治，革除旧弊，来加强封建统治，遏制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然而却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范仲淹等也因此被说成是祸国乱政的朋党而“一举网尽”。神宗熙宁时期，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与之针锋相对。其中政治思想理论观念的对立亦是十分尖锐的。柳诒徵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中曾论述道：“宋之新党近于管、商，旧党近于黄、老。其根本观念不同，故政策亦各有所蔽。”[60]柳氏所论，我们未必苟同，但值得肯定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政治和文化观念上的歧异和对立确是存在的。对此，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说得很明白：“光昔从介甫游，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制置条例，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乱，莫安其居者，岂老氏之志乎？”针对司马光之书，王安石遂写《答司马谏议书》进行了有力驳斥。表明王安石与司马光，非但政见不同，各自的哲学观念、义利观也迥异。司马光要蹈袭孟轲、老氏之言，恪守祖宗旧法；王安石要议法度、举先王之政、为天下理财，从而创立新学。

元祐党籍碑拓片

由于政见不同而形成朋党之争，党派殊异而有不同政见，这样，发展下去，即使同一政党之间，也照样能够导致政见和思想文化观念的分野。以致政之朋党会衍化出学术文化的党同伐异。柳诒徵先生说：“宋代党论，历时最久。元祐党案甫衰，庆元党案复起（《宋元学案》有《元祐党案》、《庆元党案》两表）。然伪学之禁，虽亦由执政者之分党相攻，而韩侂胄、京镗等初无政策可言，赵、留、朱、蔡等亦未尝标榜政策，反对异党。其事止类于后汉之党锢，与北宋之党争不同也。自是而后，惟学有党，而政无党。”[61]我们说，政治和学术尽管是不可分的，但就历史实际看，党又分党，恐怕既有政见的分歧，也有因学术文化之异所致。王安石新党分化主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司马光旧党于元祐中期暂时得势之后，寻复分裂，至于洛党、蜀党、朔党之别，其间的分野，两方恐怕就是“始不以政策为重，而以党派为争矣”。[62]至于南宋的伪学之禁，将赵汝愚、朱熹、叶适等视为一党，列入伪学逆党籍，显然主要不是以政见而是以所谓“伪学”为标准划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