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精神

宋初的儒士们在思想领域掀起疑古思潮，至北宋中叶发展到**。疑古惑经之风，表现为不迷信古人，敢于疑传、疑经，甚至以自己的观点来改经、删经。疑古惑经的目的是破除人们对古人的迷信，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儒学的创新精神，首先体现在不墨守，敢于疑古惑经上。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及《毛诗本义》，前者力辩《系辞》以下，非孔子所作，后者则专攻毛、郑之失，而断以己意。刘敞学问渊博，长于《春秋》，其治经的特点在于以己意改经，后人对此曾有评说：“今观其书，如谓《尚书》‘愿而恭’当作‘愿而荼’；‘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谓《毛诗》‘蒸也无戎’当作‘蒸也无戍’；谓《周礼》‘诛以驭其过’当作‘诛以驭其祸’……《礼记》‘诸侯以貍首为节’当作‘以鹊巢为节’，皆改易经字以就己说”[5]。他疑《周礼》，有实绩。王安石主持纂修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他撰经义，对先儒传、注废而不用，完全出于己意。他对《诗》、《书》、《礼》、《易》等经典中的记事或议论多有批评，如他作的《策问》十道，其中一道云：“尧举鲧，于《书》详矣，尧知其不可，然且试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为圣也；知其不可，然且试之，则九载之氏其为病也亦永矣。……圣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释，吾子无隐焉耳。”[6]苏轼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7]，完全把自己撰述放在与圣人平等的地位上来发议论。程颐不仅改正《尚书·武成》篇，还改正《礼记·大学》篇。朱熹作《大学章句》，不仅把《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而且以《大学》旧本有错简缺文为理由，自己补写“格物致知”章。陆九渊一派的理学家，虽不删改经文，却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解释经文。

宋初开始刮起的疑古惑经之风，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甚大，它为宋儒突破藩篱、解放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宋儒们在学术上进行创新，提出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宋代学术进入到繁荣阶段，学派林立，观点各异，开展学术争鸣，如王安石的新学、二程洛学、张载关学、三苏蜀学，在北宋学术史上呈并立之势。到了南宋，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浙学又有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宋代文化的创新精神在学术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王安石荆公新学体系受到时人非议，但同样是自得与创新的结晶。可以说从宋初以后的儒士都是力图创新，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孙复等人不墨守先儒传注以解经；李觏反对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欧阳修解《春秋》一出己意，不阿同前人；苏轼虽为欧阳修之门生，但在学术观点上却不一致。这一点朱熹评价得颇为中肯：“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伪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毛、郑）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始用己意，有所发明。”[8]

宋儒在学术上坚持求新。“荆公新学”突出了学术上的求新，反对守旧，而关学和洛学也同样主张求新。张载认为“学贵心悟，守旧无功”[9]，“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10]程颐也认为：“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11]这种文化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学术上，在文化领域的其他方面也得到充分体现。

宋儒在排佛的同时，开始反思儒学。复兴儒学必须汲取新的养分来充实儒学。王安石、张载、二程、邵雍等开始把目光投向佛老典籍，他们大量阅读佛老书籍，吸收佛道中的有用成分，以“唯理是求”的原则，或援佛老入儒，或以儒释佛老，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基本上形成。宋儒出于儒入于佛老，而又出于佛老返归儒学，返求诸六经，完成了儒学融合佛老的历史过程。当然也有溺佛而不知返者，这些人的学术表现出“杂”的特点。儒学在吸收了佛老的精髓后，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新儒学，这就是理学。理学的产生，是宋儒反思儒学、变革儒学的结果，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也是宋代文化创新精神和兼容精神的体现。

理学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封建统治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理学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儒学长期委靡不振的局面，为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开辟了新的天地，而且改变了以往儒学那种繁琐经学形态，使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精致、深邃、圆融的哲理思辨风貌。这种学术被后世奉为官方哲学，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把自然、人生、社会融为一体，在熔铸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陈亮、叶适浙东永嘉学派提出的功利主义思想，更是哲学领域的新内容。从学术上讲，宋代学派林立，争鸣不断，反映了文化学术的繁荣；从思想上讲，许多哲学观点的提出、思想体系的建立，也反映了宋代知识阶层的思想创新。

在史学领域，宋代文化的创新突出表现在历史观点的发展、新史体的创立和新史料的发现上。宋代史学创新为后人称道的主要有：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体例上讲，是书为编年体通史巨制，可贵的是司马光自觉地把资鉴观点贯穿于1362年的历史中。二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虽采自《资治通鉴》，史料价值并不高，但创立了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史体，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首创。三是郑樵的《通志》。《通志》是纪传体通史性巨著，纪传部分新意不明显，真正富有创新精神的是《二十略》。《通志·二十略》也就是正史中所说的书、志。从后人的研究心得看，郑樵的二十略，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多节录《通典》等书；其余十五略，郑樵说完全出于“胸臆”，实有夸张，真正属于他独创的有以下几《略》：《氏族略》探求古代社会的姓氏问题；《六书略》、《七音略》讲文字音韵；《图谱略》讲历代图表学问的重要性，《校雠略》讲图书文献；《金石略》讲青铜铭文石刻文献的学术价值；《昆虫草木略》讲动植物的种类及有关文献。在其余七略中，体例上虽不出前人范围，但也有自己新的独到见解。如《灾祥略》既是天文、气象、地质学上的材料，又是社会史上的材料。《灾祥略》和《天文略》对天人感应的灾祥说和史书中所谓的“春秋笔法”进行批判。所以郑樵的《二十略》在史学上的创新是很明显的，把史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四是朱熹的《通鉴纲目》。朱熹不仅创立了新的史体——纲目体，而且在历史的通俗化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五是史学思想上突出了史学资治求鉴的社会功能。编纂史书不单是记载历史，而且注重宣传伦理纲常，史学思想出现了理学化的倾向。六是新史料的发现。金石学作为一门学问真正形成于宋代。所谓金石就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关于古代铜器铭文和石刻。宋代收藏金石之风非常浓，人们收藏金石不仅仅是为了玩赏好奇，有些学者注意运用金石文献研究历史，以证史补史。七是方志体例的完备。宋代对方志的创新不在于大量修方志，而是创立了方志体例，使方志成为独立的学问。首先要提到的是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这部志书的最大创新在于编纂体例和内容有了新的突破，除记述地理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数门，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12]“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13]

宋代文学气势恢弘，在各个领域内出现新局面、新气象，创新特点很突出。自欧阳修等人发动诗文革新运动后，宋代散文出现了新的景象。晚唐五代轻靡浮华的文风被文学家所摒弃，一种新的文风在文坛活跃起来，宋代散文注重文与道相统一，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相一致。散文触及现实生活内容，言之有物，语言流畅、结构新颖，成为宋代散文的特点。诗歌在宋代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宋初“西昆体”诗流行的时候，一些关心现实的诗人就举起了革新的大旗，主张诗以言物，既关注现实生活，又有强烈的思想感情。到北宋后期，“江西诗派”的创立，开启了宋诗发展的一个方向。在南宋以陆游为代表的爱国诗光耀诗坛，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思想性和艺术性臻于完美的统一。诗话的出现，标志宋人诗歌理论达到新的高度，这对以后诗歌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词是宋代文学最杰出的成就，前后变化相当明显，北宋前期，花间派诗风笼罩词坛，**、轻歌曼舞成为词人笔下追逐的内容。柳永婉约词一出，词风为之一变，描写都市生活，关注都市妇女内心情感成为柳词的特征。真正对宋词有巨大创新的是苏轼的豪放派词风，其一扫绮艳柔靡的词风，展现出雄奇奔放之势。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人，将豪放派词风进一步发扬光大，忧国忧民，抒发爱国情怀成为宋词的主要内容。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婉约、豪放两派词风交相辉映，显示了宋词的丰富和创新。在宋代文学中，都市文学的崛起可说是时代的新事物，话本小说这一崭新文体的确立，对通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在书画领域内，宋代书画家的作品更是绚丽多彩，许多画家将视线移向现实生活，创作出了许多现实感较强的作品。他们善于总结前人成就，自立新意，成为一家。在书法史上，以苏、黄、米、蔡四大家为主的注重意趣的风格，展现了宋代书法的变革创新精神。

在科学技术领域内，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于其他方面的发明创造，亦是彪炳史册，影响深远。

二、兼容精神

宋代文化之所以繁荣，开拓创新与融合是文化繁荣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宋代文化表现出恢弘气度，不断融合外来文化汲取其他文化的精髓，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宋文化。

宋代文化的兼容精神突出表现在儒释道三教融合上。儒学是中国的传统学术，历来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东汉佛教传入中国、道教产生以后，儒释道三教开始了互为排斥、互为渗透的进程。五代以后儒学式微，佛道乘虚而入，严重动摇了儒学的地位。这就迫使宋儒开始反思儒学，汲取其他文化来充实儒学、复兴儒学。佛道就成为其首选的对象。在进入北宋中叶以后，宋儒对佛道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是士人嗜佛习道成风，二是从笼统的排佛道转向从学术上批判佛道，三是大规模吸收佛道来充实儒学。王安石表明自己的文化态度是：“善学者读其书，唯理是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14]“唯理是求”成为儒家融合其他学术的原则。宋儒把佛教的心性义理之学拿来充实到儒学中，把道教的“太极”思想糅入儒学中，就成为理学的重要命题。可见理学的产生，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

对于佛道而言，同样面临融合儒学的任务。佛道儒学化可以说是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势。在宋以前，佛道儒学化步履维艰，到了宋代，文化的开放态势为佛道入儒创造了条件。首先是佛道政治化出现，其次是将佛道教义比附儒家的伦理纲常。佛道的儒学化改变了其原有的地位，因此佛道与儒学在宋代呈现出互为渗透、互为融合的态势，文化兼容精神在三教合流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宋代学术非常发达，学派林立，观点各异，但文化兼容精神同样贯穿其中。北宋的荆公新学、二程洛学、张氏关学、三苏蜀学、司马光涑水之学是很重要的几大学术派别，南宋又有朱熹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吕祖谦的吕学；浙江地区学术又有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学术派别。这些学术流派矛盾导致政治党争或学术争鸣，如王学与洛学之争，王学与蜀学之争，王学与涑水之学之争，朱陆之争，朱熹与陈亮、叶适之争等。学术上争论的同时又在相互吸收，宋代学术之所以发达，与学术上的争鸣和融合分不开。宋代政治上的斗争往往与学术争论纠缠在一起。统治者利用“党禁”打击学术上不同的派别，但最后又只能弛禁、解除党禁。一些学术在风波中经受考验，并且为统治者认识到其价值，成为“官学”。

宋代文化的兼容精神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尊重外来民族的宗教习俗、文化习惯，并使之自觉地融入中国文化之中。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华从事贸易的大食人，在宋时很多，宋尊重其文化习俗，允许其保留自己的文化习俗。这种平等的态度，转而促使这些大食商人汉化，其文化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

宋代文化的兼容精神在社会习俗方面也表现得较为突出。宋与辽、金虽是敌对的政权，但兵戈铁马阻挡不住文化习俗上的融合。宋代文化北传并被辽、金认同；辽、金社会习俗南下并被宋人接纳，中华民族文化在这种过程中不断地增添新的营养、新的因子，从而不断地壮大，如宋人的服饰及饮食就多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有时甚至成为一部分人追逐的对象。如北宋时契丹人服饰，汉人也乐于服用，“习尚既久”以为常。金人妇女的妆饰对宋代妇女影响很大，如宋代妇女仿金人女子把头发束起来甩到脑后，时人称为“女真妆”，宫中妇女首先仿效，后来遍及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