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首先体现在学者、思想家的追求中，是一种学术文化上的精神境界。他们疑古、惑经，但不是否定经的地位，主要是解除前人在解说、注释经书时制造的蔽障，反对曲解儒家的经籍，要求恢复经的原貌。疑经是为了更好地尊经，重新解经。他们以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释经书。很多学人以语录、讲义形式，阐发义理。一般来说，他们进行学术研究没有脱离社会实际，为的是振兴社稷，尽管他们的答案不一，他们研经求理体现出一种信念。理学的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之学，设“经义”与“治事”两斋，把求理致用两者结合起来。他为学生解经，反复说明自己的信条，“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他的学徒千余人，“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后为大学，四方归之”。[1]

欧阳修以天下为己任，早年就立下了发展儒家学说的志愿。他谈到自己校补《韩愈文集》时的想法，说：

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2]

他立志求道，至于政治上的沉浮，并不介意，“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这是怎样一种境界！

张载把他探求学理的志趣，作了明白的说明，这就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宋代学术有理学、气学、心学；理学有濂洛关闽之别，但他们在求理中体现出关注社会、关注历史前途的精神。他们遭遇坎坷，包括程颐、朱熹在内，在仕宦生涯中都不是幸运者，但磨难不曾磨灭他们求理的决心。

宋代史学家治史，都有自己的追求。司马光说：他用去19年工夫，修成《资治通鉴》一书，其大旨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宋代人主“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从而使宋朝能“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4]郑樵修《通志》，要使史书成为治国大典。李焘、李心传修当朝史，也是要从中找出兴衰得失的教训，寻找“中兴”之路。

至于陈亮的事功之学，陈傅良、叶适的经制之学，都带有强烈的现实感，使学术经世。陈亮一生数次入狱，也没有磨损自己的意志。为社稷中兴，他上书孝宗皇帝，无所顾忌，披肝沥胆；与朱熹辩王霸义利，以明立功建业亦是大道。在给朱熹的书信中，陈龙川表白自己的心迹，展现出他的“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豪迈之志。

在国家多事之秋，宋代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都努力使学术经世，作有用之文。就宋儒来说，经世思想有这样几个类型：一是理学家主张通经致用，由修心诚意，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学习儒家经籍得孔孟之正传，求得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另一种是，在强调读经籍得天理之同时，以历史验证天理，又从历史的盛衰变化中，找出可以资治的结论与认识。第三种是，着重从历代制度中，找出可以经世的办法和措施。

范仲淹像

在各种思想中，又有许多差别，朱熹与陆九渊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一个是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立乎其大，一个认为格物穷理，才是得圣学之阶梯。但二者除同“尊孔孟，同植纲常”外，其共同点都是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司马光的“资鉴”与陈龙川的事功之学立足点不一样，但同样是为宋朝能再度兴盛。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有“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家学传统，既注意察言求心，又努力从历史盛衰中总结出对治国有用的经验教训。

可以说，忧患意识与经世思想相互联系，忧患意识是经世思想内在的意念，而经世主张则是忧患意识的体现。宋代文化精神导源于这种忧患意识，在理学、史学、文学各个领域内都能看得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革新、更化的主张，都与这种观念相关。

岳飞像

忧患意识又体现为特定的民族气节观。

两宋忧患意识与坚持民族气节的观念有紧密联系。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交争中，宋朝的懦弱迫使人们思考，忧患意识得到发展。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李觏、欧阳修、司马光等人，都多次从“忧国”的角度发出革除时弊的呼声，他们的一些诗文流露出对宋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失利表示不满，批评宋朝军事方面的弊端，力图有所改革。梅尧臣在诗中多次抨击宋在对西夏战争遭到的惨败，指出其原因在于军队的腐败、主帅的无能，他渴望着有朝一日能杀敌报国。范仲淹行“庆历新政”，王安石主“熙宁变法”，目的是富国强兵。

中兴四将图

这种情形到了北宋末年发生了新的变化，金人的崛起，灭辽吞夏，觊觎中原，使许多人感到了民族危机的深重。“靖康之祸”给人们更大的震动，社稷覆亡，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民族忧患意识空前高涨。为捍卫本民族的先进文化和反抗民族压迫成为时人共同的道德规范。当金人第一次南下时，人民便自发地组织起来，掀起了无比壮烈的抗金斗争，汴京保卫战，太原保卫战，河间、中山各地保卫战，陕州保卫战，徐州保卫战，楚州保卫战，等等，充分体现了汉民族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在社稷危亡的关键时刻，阶级矛盾已降到次要地位。为了民族生存，人们摒弃了怨恨，如钟相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曾响应宋钦宗的号召，发兵北上，勤王抗金。在北宋灭亡后，北方人民又组织起来，成为声势浩大的抗金义军。其中的“八字军”、“红巾军”等人民抗金组织作战顽强，沉重打击了金兵。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涌现出了一批可歌可泣的抗金英雄，如宗泽、岳飞、王彦、陈东、李纲、韩世忠、虞允文等，他们的斗争和事迹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歌颂。

文天祥像

人们怀念故土家园，反对议和偏安，强烈要求抗金。陆游临终前，作《示儿》诗，说：“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句表达了陆游念念不忘收拾旧山河的壮志豪情。

在抗金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壮烈志士。如王禀率太原军民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八个月，宁死不降。李彦仙英勇守陕州，王复在徐州殉职，赵立在楚州牺牲等，这些志士仁人为抗金而慷慨赴难，不愿苟且偷生。至于文天祥的高风亮节，他的一身正气，更为后世人们所传颂。中国各个民族是友好的，他们对上层统治者的残暴行径，都是要反抗的。

总之，两宋时期的忧患意识、坚持民族气节的观念，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