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文化与历史的走向

宋代文化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里既有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有对中国封建后期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作用，还有对亚洲、对世界文化产生的影响。具体缕析这些内容对于认识宋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都是有意义的。

宋代的政治变革结局，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也和推行变法者的历史观念、时代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欧阳修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他写《新五代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历史宣传他的变革思想，把变革历史的观念，寓于史论之中。他指出支配历史盛衰的是“人理”，而人理具体的内容是重民、爱民。他在《新唐书·食货志》中说：“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又说：“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31]他的史论宣传治国要亲君子而远小人。在所谓的朋党问题上，他认为“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另外，把集兵权于中央，作为唐、五代史的一条教训，写在史书内。他的文章与史书中的史论相互照应。而这又与他在庆历新政中提出的主张相通。

可以说，宋代思想家包括程颐、司马光、王安石、朱熹等，他们的变革主张与他们的文学、史学思想都是一致的。而他们的认识在他们从政时，则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败。王安石变法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其中一条很重要原因是他复古的历史观念。王安石打着《周官》的旗号进行变革，从《周官》中寻求改革的方案。侯外庐先生对王安石的《周礼义》作了分析，说：“古之《周官》，为今日新法所从出；今日新法，更足证古之《周官》的实际。这样，就大胆地进行训释了。说明这一关系，就揭露了王安石全部新法的根据。”[32]王安石看重实际，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无可否认的是，王氏变革的历史观却是固化在一定的、陈旧的思维范式里，缺少一种通变的历史观。所以，马端临说他勇于言利，但不善于言利。而王安石变法失败，又是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一种文化历史观念，左右政治人物的行动，对历史、社会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宋代文化影响到两宋历史的走向。我们不能说文化决定历史变动，但对历史变动产生作用则是无疑的。

文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是多层次的，也是多方面的，有正面的，这是主要的；但也有负面的作用。这是我们谈文化与社会辩证关系时所应当注意的。

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程朱理学，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万物一理，理一分殊，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学人认识社会自然有一定的意义，不能只看到程朱理学消极的一面。儒学更新后，尊王观念、大一统思想、正统论、华夷之辨等，各个思想家看法不尽一样，但从根本上说，它是适合了封建大一统王朝的需要。繁琐学风经疏为简明义理所代替，修身养性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致，内圣外王的一致，这些修身的信条和追求，对于巩固封建统治是有意义的。理学中易学的通变思想对认识社会、人生，有它特定的价值。无可否认的是理学的教条，在南宋后期，特别是到了元朝，成为正宗的意识形态，通过国家科举考试，影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封建纲常、名分等级的教条作为天理内容，它要求人们思想、行为、言论，都必须服从这种教条。“以理杀人”的悲剧在一代一代重演。文化对社会的作用不能低估。

还应当看到，程朱理学传播，对亚洲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人们常说的亚洲儒学圈。

儒学文化的传播，在民族融合中，无疑是凝聚力，辽金西夏与蒙古的统治者倾慕汉文化，到后来，以致有的人主尽失故态，宛然汉家一少年。南方汉人“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33]我们说，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国民族第二次大融合时期。民族的融合绝不是武力征讨的结果，特定的文化交流、吸收对推动这种融合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又促进汉民族与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

还应当看到，宋代文化中忧患意识体现在文学、史学等各个方面上，凝结成一定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宋代民族气节观是在这种浓郁的文化观念中形成的，在民族交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可以引杨万里在《通鉴纪事本末叙》中的话，他说：读了这本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史书成为鼓舞南宋人抗击金人的力量。

文学艺术对人们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即或是都市中讲经说史，也是通过讲唱，扬善抑恶，进行伦理道德说教。文人营造诗词意境，行吟低唱，浩歌慨叹，既有流连山水、离愁怨恨的抒发，更有对振兴社稷前途的渴望，“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人文精神与忧患意识、经世观念交织，在人们思想上产生回响，培育出一种时代感的情操。

文化各个领域相互作用，也是文化价值的一种反映。理学浸润到文化各个部门；而文献学中疑古精神与文献整理及释道的各种流派的教义争鸣，对理学形成的影响，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宋代科技文化对社会经济、生产有重大的作用，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科技文化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作出进一步论述。

可以看出，宋代以理学为核心的文化，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社会习俗、社会风貌，影响人们的心态，最终影响两宋320年历史的走向。宋代文化在域外传播，对亚洲、对世界的历史产生的影响，体现出我们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作用。

二、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时期之一，许多科技成就在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三大发明”，不仅对宋代社会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火药的发明和使用，不仅使宋代的军事装备有了较大的改观，并使利用火药进行兵器制造成为手工业的一个新兴的重要部门，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进一步改造自然，提供了强有力的新手段；指南针的发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对发展航海事业的作用尤其显著。它增强了人类全天候航海的能力。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促进了宋代航运业的发展，加速了宋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印刷术的发明和运用，不仅促进了宋代出版业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人类文化的保存、传播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宋代谷物移植图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的重大影响，还表现在农业生产进步上。在开垦农田方面，宋人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充分采用了新技术，如淤田就是利用河流决水的办法，把河流中夹带的大量泥沙淤浸到田地里，使荒滩或不毛之地变成沃壤。围田是把湖泊或江河一带可以利用的废弃土地加以拦围，使其变成可耕之地。此法在江南颇为流行，尤其在太湖流域，南渡后“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者，今皆田也”[34]。葑田又称架田，是一种利用水面耕种居住的水上田地。圩田是将沿江及近湖的低洼地建起围田，内以围田，外以围水。此外，在沿山沿海地区，还发明劈山造田、围海造田等方法。这些方法在中古时代还不会严重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对农业发展是有利的。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宋代的垦田面积大大超过前代。此外宋代在耕作技术、育苗技术、中耕技术、除草技术、烤田灌溉技术、施肥技术等方面也有较大突破。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大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宋代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来根治水患。北方河流泥沙含量多、河床不断增高、易决口泛滥，政府投入大量人力修缮河堤、清理河道，在沿河两岸广植榆柳以保护水土。在南方，针对湖泊多、低洼地多、易积潦等特点，朝廷采用综合的办法修建水利工程，把引水、蓄水、灌溉、排泄统一起来，达到了既可防旱，又可排涝，收到了防涝、灌溉、水运等多方面综合利用的效果。

耕织图刻石拓片（清摹刻）

耕织图刻石拓片（清摹刻）

宋代的科技进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是宋代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 《居士外集》卷十《本论》。

[2] 《睢阳子集·与范天章书》。

[3] 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六。

[5] 《渭南文集》卷二十《常州奔牛记》。

[6]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二十四”。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8] 《鹤林玉露》丙编卷之二《论事任事》。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四。

[12] 朱国桢：《涌幢小品》。

[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四。

[14] 有关议论可参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

[15] 《都城纪胜·三教外地》。

[1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

[18]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高逸》。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卷二十九、卷五十六。

[20] 同上。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卷二十九、卷五十六。

[22] 《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

[23] 《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

[24] 《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

[25] 《渑水燕谈录》卷六《贡举》。

[26] 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六。

[28] 《文献通考·选举三》。

[29] 王夫之：《宋论》卷一。

[30] 同上。

[31] 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二。

[32]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3] 范成大：《揽辔录》。

[34] 卫泾：《后乐集》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