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政治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皇权专制统治的特点上，并且又转而对文化变化产生多重的影响。

宋代虽然没有受过农民战争的洗礼，没有经历过那种风暴，但如果我们把唐末、五代与宋代联系在一起思考，那么，可以看出宋代社会变化的历史根据。正是唐末的社会震**与五代十国社会的变动，摧毁了门阀地主为特征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北宋继续前一个时期的发展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建立起来的品官地主的政治，带上了新的特点。

北宋在政治上加强了皇权专制统治，但这种统治又具有脆弱性的一面。专制统治对文化的发展不利，但这种统治具有的脆弱性，为文化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过去人们大都强调赵宋王朝建立后加强皇权专制的一面，而不注意或不十分注意另一面，即赵宋专制主义统治的脆弱性。

北宋建国后第二年也就是建隆二年（961年），当赵匡胤问赵普国策时，赵普总结五代历史的经验教训，说：“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7]可以说，“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条，成为赵宋的基本国策，以后宋代统治成功与失误都可以从中找到症结。三条的核心是“稍夺其权”，集大权于皇帝一身。赵匡胤在削弱方镇大权的同时，又削弱了相权；兵权、财权、赏罚权都收了，文官知州，由中央派遣。把中央大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掌握兵权，三司使掌握财权，只有行政大权是宰相掌握。宰相与枢密对掌大政，号称“二府”，三使司掌财权，又称之为“计相”。其下又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作为“副贰”，以进一步削弱相权。但在实际上，宋代相权之重，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从皇帝的继承到军事征伐，从大吏的任免到边事议和，宰相和台谏大吏都直接干预。这些直接影响两宋社会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制衡皇权的一种力量。罗大经谈到这一点，颇有感慨，引了叶适的话：“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其实，何止是国初的宰相，两宋历朝宰相包括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吏，议政亦干政，“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蜂起，哗然不安”。[8]名相与奸相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也是空前的。由此，政坛风波跌宕，又与学术文化纷争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两宋文化波澜起伏的景观。

宋代右文政策对文化的影响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崇儒重教，文官治州　宋代人君崇儒重教，是其右文政策基本的方面，从开国之君赵匡胤到太宗、真宗、仁宗，在尊儒方面身体力行，开了崇儒的风气。赵匡胤是嗜学的帝王，“独喜观书，虽在军中，闻人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9]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崇儒形成一种风尚。仁宗朝诏史馆修《太平总类》，曾要史臣日进三卷，他要亲览。宋琪等唯恐皇帝过于劳累，仁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10]人君不但学习儒家经籍，而且还亲自宣讲，真宗说过自己讲了七遍《尚书》；《孝经》、《论语》也讲了四遍。向敏中对宋真宗说：“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11]社会风习改变，“宋朝诸帝，多优文事，兼长书画。”[12]

宋代帝王重视用儒学教育臣僚与宗室子弟，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秋七月下诏：“南宫、北宅大将军已下，各赴书院讲读经史。诸子十岁已上，并须入学，每日授经书，至午后乃罢。仍委侍教教授，伴读官诱劝，无令废惰。”[13]

在官吏任用上，赵匡胤悟出“宰相需用读书人”的重要性，在削兵权的同时，重用文臣，文官知州，“择儒臣有方略者统兵”[14]。右文崇儒的政策体现在各个方面，这种政策导致社会风习的改变。

宋代教育也因此得到一个大发展，《宋史·选举志一》说：“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到了南宋，“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15]

2．释道兼用，以助政治　宋代帝王尊儒又利用释道，是他们右文方面的一个特色。太宗曾将新译的佛教经籍出示给赵普看，说出他的想法：“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但是不能像梁武帝那样，迷于佛事，溺于释氏。赵普服膺太宗的识见，说：“陛下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圣智高远，动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16]淳化四年（993年）闰十月，太宗说过一段话，表明他利用道教的出发点，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17]

至于在崇道教方面，在尊崇陈抟、优礼种放方面，可以说史不绝书。“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18]真宗、徽宗崇道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3．重经重史，求鉴资治　宋代帝王不只是重儒家经籍，也重视学习历史书籍。宋太宗说：“……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19]太宗对户部使李惟清说到读《汉书》情形：“朕读《汉书·贾谊传》，夜分不倦，（贾）谊当汉文时，天下治平，指论时事，尤为激切，至云长太息、堪恸哭者，盖欲感动人主，不避触鳞，真忠臣明国体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20]真宗曾下诏要崇文院把所校《晋书》新本，分赐辅臣、宗室。他同意参知政事毕士安的看法，这就是《晋书》记载的史事，虽然“多鄙恶不可流行”，但值得一读，“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21]

宋代君王对编修历代史书情有独钟。《册府元龟》的编修，完全是政府行为。司马光及其助手编修的《资治通鉴》，如果不是英宗、神宗的支持，不可能结篇。即如袁枢编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受到孝宗的关注，史稿成书，孝宗分赐江上诸帅，说：“治道尽在是矣。”[22]

宋代帝王十分重视修史，实录、日历、国史、会要、玉牒以及过世帝王的宝训、文集等当代历史文献的编纂制度严密。朝廷掌握修史大权，宰相监修国史。

4．收藏文献，广为刊刻　太祖建隆初年（960年），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到了平定南方诸国，尽收其图籍，其中四川、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两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二月丙辰朔，诏赐名为崇文院。西序启便门，以备临幸，“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23]

庆历元年（1041年）编修《崇文总目》，著录书籍30669卷，北宋末年编修《秘书总目》，著录书籍55923卷。靖康之难，金人掠京城财富，书籍亦遭厄运。孝宗年间，藏书增加；宁宗嘉定年间的《中兴馆阁续目》收录书籍达到59429卷。宋代帝王关心刊刻历代文籍之举。这里可以引一条宋真宗关心刊刻书籍的记载：

（景德）二年五月戊辰朔，幸国子监阅书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上喜曰：“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先是，馆阁博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上曰：“君臣善恶，足为鉴戒，仲尼《春秋》岂非列国争斗之书乎？”[24]

所谓“博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足以表明朝廷对刻印书籍的重视。当时，辽金统治者都想方设法地搜罗这些经史典籍，作为治国之资鉴。

即使在高宗绍兴年间，战事频仍，朝廷还是下诏求书、鼓励士人献书。

5．科举兴盛，拔擢寒微　宋代右文政策突出的一个方面是重科举，“进士之举至今，本朝尤盛”[25]，宋代科举取士形成完整的制度，适应了品官地主阶级参政的需要，“重要者有以下诸端：一是取消门第限制，凡有一定文化的读书人，均得投牒应试，并扩大取士名额。二是废除‘通榜’的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誊录之法，取士一切以试卷为准，防止考场内外徇私舞弊之事。三是考试内容多样化。进士科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四是考中进士者即可授官。……科举制度之改革，促进了文风之兴盛，其表现为：一是读书人遽增……二是雕版印刷术突飞猛进、官私刻本书籍大量涌现流通。三是学校发达，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地方官学、各地学院等，入学人数之多也是空前的。”[26]

取士名额相当多。以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为例，皇帝御崇政殿亲试，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与馆阁、王府、三司官21人于殿后西阁考覆，国子博士雷说、著作佐郎梅询封印卷首。真宗亲览入第者，赐陈尧咨以下271人进士及第，143人同本科及《三传》学究出身。“又命邢昺等十五人，考校诸科得四百三十二人，赐及第、同出身。又试进士五举、诸科八举及尝经御试或年逾五十者论一篇，得进士二百六十人，诸科六百九十七人，赐同出身及试校书郎、将作监主簿。赐宴日，以御诗褒宠之。……所擢凡千八百余人，其中有自晋天福中随计者，校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27]。这一次取士一千八百多人，真是“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

朝廷把科举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及第举人不得呼试官为恩门、师门及举人向举官自称为门生。考试中规定考官回避亲友，采取措施杜绝请托，防止场屋中舞弊。但考场中事端并没有杜绝。

应当提到一点，宋代有的帝王照顾出身寒微士子，是宋代科举制度的一个特点，它打击了门阀势力的特权。《容斋四笔》卷十三《宰执子弟廷试》记载这样的事：“太宗朝，吕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举进士，礼部高等荐名。既廷试，与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谔，并以父兄在中书罢之。国史《许仲宣传》云：仲宣子待问，雍熙二年举进士，与李宗谔、吕蒙亨、王扶并预廷试。宗谔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参政知事蒙正之弟；扶，盐铁使明之子。上曰：‘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因此，两宋通过科举，一批下层士人比较顺利地进入统治层，“虽未杜绝请托，然置甲科者多非人望。”[28]这适应了品官地主在政治上的需要；科场上以经义策问举子，对于引导士人读书以求经世，起了一定作用。

6．“进退迟速，不执一端”　重科举又不拘成规擢拔士人，洪迈的《容斋四笔》卷十二《祖宗用人》节中有一段记载：“祖宗用人，进退迟速，不执一端，苟其材可任，则超资越级，曾不少靳，非拘拘于爱惜名器也。宋琪自员外郎以正月擢拜谏议大夫，三月参知政事。太宗将用李昉，时昉官工部尚书，七月特迁琪刑书，遂并命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岁中至此。石熙载以太平兴国四年正月，自右补阙为兵部员外郎、枢密院直学士，才七日，签书院事，四月拜给事中，为副枢，十月迁刑部侍郎，六年迁户部尚书，为使，八年罢为右仆射，从初至此五岁，用今时阶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为特进也。当日职越名，唯有密直多从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张齐贤、王沔皆自补阙、直史馆，迁郎中，充学士，越半岁并迁谏议，签枢。温仲舒、寇准皆自正言、直馆，迁郎中，充职二年，并为枢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职，越三月同知密院。钱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馆，逾年擢知制诰，二年除翰林学士，遂以谏议同知枢密，首尾五年。”

另外，朝廷又采取举遗佚等措施，这些对于埋首经籍、讲学求理的士子，无疑是起了鼓励的作用。

7．诏示子孙，不杀士人　在宋代，被贬斥的士人与致仕的官员能从宫观制度中，享受一定的待遇。特别是宋代从赵匡胤开始规定不杀士大夫，对于文化发展多少带来宽松环境。王夫之在《宋论》中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29]“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由此言之，宋其裕矣。”[30]

总之，宋代的右文政策体现在各个方面，对文化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一是为儒学的更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二是影响文化的走向；三是造就了一批有思想的文化人，他们关心国计民生，关心历史前途；四是为不同的争论、学派的形成创造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