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变古时代的文化新思潮

一、理学的**

宋代文化在仁宗朝庆历年间前后发生了大的变动，这是宋代政治经济变动在文化上的折光。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北宋，经过80年的发展，宋代社会达到它的兴盛阶段，但盛世之下埋藏着深刻的危机。欧阳修深有感受地说：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1]

“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可想到了怎样的地步！面对这样的局面，朝臣文士思考社会的前途，提出各自改革弊端的对策，不同的观点展开论争。墨守经义注疏的旧经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理论创新、史学盛衰大总结，成为历史发展的要求。

庆历年间文化“丕变”，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归结。北宋前期文化思想基本是沿着原有路数向前运动。文化上有过大总结的壮举，太宗、真宗朝完成四大部书的编纂，这就是《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以及《册府元龟》一千卷。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首置翰林侍讲学士，邢昺首任，奉命与杜镐、孙奭等校订群经义疏。经书义疏完成后，雕版达十余万版，可谓是右文盛事，但文化上表层辉煌不足表明文化发展，它只能是标志旧经学终结。经疏的整理，一方面为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作准备，另一方面，这种繁琐僵硬的“疏不破注”的“死”，有待突破。

事物总是在相互联结、相互矛盾中向前发展的，旧的事物中孕育着新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新生事物便会破土而出。唐中期以后，以柳宗元为代表的思想家，从更深理论层次上认识历史、社会，观察历史前途。北宋前期，有的学者已经不满意疏不破注的治经路数，有的要求以新的一家之说，发明经义；有的学者在“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还有的学者，主张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反对“治一经或至皓首”，提倡会群经以论治国之理，等等。凡此，都表明了当时出现一股思潮，不满意注疏之学，不满意文献的简单的整理汇编，要求突破旧的学术格局，熔铸出新的学术，孙复说：“专守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于《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也。专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氏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2]

在文学上，宋初的浮靡学风受到抵制，文坛上的那种“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走到了尽头。史学上，在大规模的类编文献中，要求以史为“龟鉴”的风气盛行起来。真宗朝臣编《御屏风》、《御览》，意在从过去的经史子集中，摘取嘉言懿行的内容，作为君王治国的借鉴。

以经学为主干包括史学、文学、教育各个文化领域中发育出来的新学风、新文风，到了仁宗朝，汇成一股新思潮。

文化新思潮突出体现在经学的变化上，这就是理学的**。皮锡瑞《经学历史·八》着重从经学上说明当时文化上的大变化，他说：

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宋王旦作试官，题为“当仁不让于师”，不取贾边解师为众之新说，可见宋初笃实之风。乃不久而风气遂变。《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

经学历史进入“变古时代”，“变古”二字，很贴切地说明了当时文化大变动的基本特征。

“变古”文化新思潮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疑古思潮与发明经旨的结合，从而使儒学经历一次更新，理学由此应运而生。宋人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皮锡瑞在转引这一段话后，又说：“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欧阳）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3]对旧经学的怀疑和重新解释经籍结合在一起，并且升华到“理”的高度，提出新学说。二是务实风气与经世学风盛行。文人墨客在时事纷纭复杂与政局危机十分严重的形势下，吟风弄月不会有众多的唱和者。文学上的古文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走上**。古文运动以复古文为旗号，谈道统、文统，用心都在提倡作有用之文。三是个性的抒发与人文精神的张扬。这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即使在经学上也可以察觉到其痕迹。疑古思潮中解经不守约束的风气很可以说明这一点。“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司马光在《论风俗札子》中批评新进后生，不知他对自己的疑《孟子》该怎样评价。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学术思想活跃的表现。

文化新思潮来势汹涌澎湃，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中以“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八个字概括庆历年间学术思想大变动的特点，说：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在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陈襄）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仲淹）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

齐鲁闽浙蜀各地学人开启新学术，引发出理学的**。宋初有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与范仲淹、欧阳修等，而后是关学张载、洛学二程之学，皆与庆历诸儒有纠葛渊源。理学很快形成濂、洛、关和邵雍象数学等几个主要流派。

在文学上，梅尧臣、苏舜钦一批文人开始了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把这场革新运动引向深入，并取得了胜利。到明道年间，这场诗文革新运动扭转了浮靡文风，开创了一个新的富有生机的文学变革时代。宋代教育的第一次兴学运动始自庆历四年，政府对国子学、太学的整顿与改革，取得了实绩。教育兴盛为理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风气亦为之一变，宋人回忆这一时期的教育时，说：“教养人才，士风丕变，故至今论学校者，称庆历之风。”[4]

庆历年间，宋代的学术文化发生了大变化，它体现在各个方面，显现出来多姿多彩和深层的意蕴。经学、史学、文学、教育、艺术以及宗教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新特点，和“盛唐”文化大总结的皇皇气象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说，两宋文化变化既有广泛性，又有它的深邃性，创新多于继承，疑古惑经代替墨守，这就是文化上“丕变”带来的一种生动。

庆历年间学术文化发生一大变，再变于孝宗乾、淳时期，复变于中兴四朝的结束，但基调还是庆历年间奠定的。

在我们具体研究两宋文化每个领域的成就与特色前，认识宋代文化这种特点，思考文化变化大势，对于认识学派的形成与渊源流变，对于认识每个学派的特点，对于把握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是有益的。

二、经济新因子与文化新气象

我们不能只就文化来研究两宋的文化，而应当从政治经济变动上思考文化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庆历年间的变化，与那个时代的政治震**有密切联系，此外，还应当联系当时社会经济的变动作出必要的阐释。

关于政治对两宋文化的作用，在上节中我们作了分析。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两宋的经济变化的震撼力对两宋文化的作用。

从经济发展的大潮上看，五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向加快，南宋时，经济重心南移完成。这种经济态势对两宋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在五代十国时期，明显地超过了北方。这层道理不难理解，南方的社会环境相对来说较为安定，遭受的战乱祸害，比北方要轻。钱氏吴越与李氏南唐的社会经济增长，令人瞩目。而在这同时，北方经济在战乱中受到破坏，北方人民南迁，大量劳动力与先进生产技术涌入南方，对南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他如荆湖与前蜀、后蜀的四川地区的经济变化，也是很快的。江淮地带是田土尽辟；关于两浙地区，史书记载说，“境内无弃田”。当然，这种说法有夸大其词的一面，但无疑的是，在北方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情况下，南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却在加快。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代这种经济重心在变动中南移的趋势在继续。第一，这是五代十国以来南方经济自身发展的结果。第二，宋与辽金的交争，连年战火，北方经济受到破坏，以致有的地方“田生棘林”。第三，也由于战争频仍，北方的劳动力南迁与文化技术南传，对南方的经济发展有利。陆游说：“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东南根柢，语曰：苏常熟，天下足。”[5]到了南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交子

两宋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各个地区生产方式的差异上，特别是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生产方式上的差异；也表现在经济水平上。如果把宋、辽、金、西夏作为一个整体认识，这个特点会看得更清楚。南方经济水平也不一样，太湖流域、杭州湾等地带发展水平最高，蜀中、云南大理及两湖、江西沿江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南方许多偏远地区仍相当落后。

中国封建化过程是从中原向边疆地带推开的。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封建生产方式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新的租佃关系出现，农民的人身依附程度有所松动，客户与地主建立一种契约关系，仁宗在天圣五年（1027年）的诏书中说：“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6]品官地主与门阀地主不同，一般来说，在政治上不再具有世袭特权的身份，“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凡此，都表明了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行在会子库”铜版

“行在会子库”

边疆地区的封建化，是十世纪至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契丹在辽圣宗时期，特别是澶渊之盟以后，完成了封建化的变革；党项族元昊于1038年十月称帝，改元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西夏向封建制转变。女真族的金在章宗明昌、承安之间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就总体情况看，中国周边地区的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另外，辽、金、西夏统治地区情况也相当复杂，辽、金、西夏的各个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不平衡。

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影响到文化区域的分布与走向。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格局变动对文化变化产生的影响，至少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新的文化因子产生有了自己的内在根据，宋代社会具有新特点，要求有新的意识与之相适应。疑古精神、人文因素等是当时经济变化的折光。

其二，商品经济发展与都市繁荣，造成了都市文化的发达。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与皇权政治的需要，促成了都市及其相关的都市文化的繁荣。这里要说明，我们不称这种文化是“市民文化”，因为市民文化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在新的生产方式萌芽中出现的。两宋的都市文化的特点，则是与皇权政治、皇室生活密切相关，它带有明显的寄生性质，而不是商品经济有了相当高的程度发展的结果。《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书中的记载，很可以说明这一点。都市文化活动与皇权政治、皇室活动息息相关。都市建筑格局、婚丧节庆、饮食杂耍和京瓦伎艺，与皇权政治活动、皇室的需求适应。在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这种都市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歌舞弹唱，醉生梦死。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繁荣，没有进一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它往往通过调发征用京都以外物产，来满足皇室的需要，从而消耗了社会财富。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都市文化推动诗词、曲艺的繁荣与讲经说史的兴盛；它对饮食服饰文化的发展，又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都市文化反映出普通百姓的一种情结，对社会丑恶现实的忧虑、鞭挞，对个性的尊重，但我们也要看到其中凝结了伦理说教的杂质。这种文化又是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的体现，有别于后来的市民文化。

北宋铜钱、铁钱

南宋铜钱

其三，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造成文化的新变动。文化重心也在相应的发生变动。北宋建立后，北方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汴京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到了南宋，中国文化重心也转移到南方。以汴京为代表的都市文化也转移到南方临安。临安在汴京衰落之后，成为都市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北宋理学五子活动是在北方，但到了南宋，朱学、陆学、吕学以及张栻的湖湘学派形成发展都在南方。

其四，与之相关的是，一些具有自己特征的地区文化形成，如浙东学术、福建的闽学、皖南的新安学术、四川的蜀中学术以及江西学术等。地区文化出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些地区的学术文化发达，出现了一些影响全国学术文化的代表人物和重要著作。江西地区在北宋出现欧阳修的庐陵史学、文学；刘敞的《七经小传》开疑古风气之先，他和其弟刘奉世、刘攽在文献学上又都极有成就。南宋时江西洪迈父子兄弟在文学、史学、文字学上的成就在全国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江西诗派更是南宋诗学大宗，影响南宋诗风的变化。陆九渊开创的心学，与吕祖谦的吕学、朱熹的朱学，成为南宋最有影响的三支大学派。其他如浙东学术、福建的闽学在学术史上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四川蜀中的三苏（苏洵、苏辙、苏轼）的学术、文学、书法等，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二李（李焘、李心传）及其家世的理学、史学等影响一代学风的变化。四川成为全国的刻书业中心之一。至于浙东的经制之学、事功之学乃至甬上四先生的心学和浙江刻书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全国文化学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上面我们只能举例论说在经济格局变动中，两宋地区文化多彩的事实。全面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从两宋文化发展大背景下把各个地区的文化作为有联系又有差异的总体加以研究，当俟之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