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960—1279年),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是民族又一次大融合时期,也是中外文化大交流时期。至此,中国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了北宋。北宋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960年到997年,包括太祖、太宗两朝,宋朝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及北汉,奠定了统一的规模与格局;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皇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但是,北宋统一规模不能与汉、唐相比。虽然一方面右文政策带来了文化的兴盛,而另一方面相权加重则成为制衡皇权的势力,冗官、冗兵、冗费造成了北宋的积弱积贫。北宋皇权专制统治相当脆弱。
第二阶段,从997年到1085年,即真宗、仁宗、英宗及神宗四朝,这是北宋政治危机加深与改革进入**的时期。北宋统治动**不定。仁宗朝的庆历新政与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政治改革的两大**,改革势力与保守势力在政治舞台上进行较量。统治层“党争”“党禁”旋起旋落,皇权继承中的争斗引发出一个又一个政治风波。农民、士兵等下层群众的起义、斗争,“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过一伙”。民族矛盾交织直接影响两宋历史的走向,先是辽与宋的对立,接着是党项族西夏与北宋的战争,继之是女真族金的崛起并南下攻宋。
北宋文化的变动和社会变化并不完全同步,但大体反映出社会变化的趋势。
北宋初年的文化基本上沿着老路子走,维持旧的格局。文风浮靡,史学“值一时风会之衰,体格尚沿于冗弱”[1]。这一时期文化上出现一次大总结,编纂四大部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到真宗朝已经完成。历代对经籍的注疏,到真宗朝也基本完成了。文化上的这种繁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它意味着旧学术文化的总结后,文化上的大变动即将到来。
在政治改革走向**的大动**背景下,原有学风烦琐的经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仁宗庆历之际,疑经惑古与理学**,是当时文化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象;借鉴史学文化,在政治改革的年代里,得到长足的发展。
宋代封建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动,出现客户与主户的关系,显示出农民人身依附程度的松动;门阀地主为品官地主所代替,地主阶级一般不再具有世袭政治的特权。商品经济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各种思潮发生撞击,文化上出现了舒展个性的因子,并萌发出一种人文精神。
第三阶段:从1085年到1127年北宋的灭亡,即哲宗、徽宗、钦宗三朝。王安石变法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朝政更趋腐败。都市生活具有寄生性的一面,但带来了特定都市文化的繁荣,“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2]。“靖康之难”与这种文化有着某种直接联系。
赵构建立南宋。南宋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27年到1224年,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中兴四朝”。经过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南宋统治终于稳定下来,与北方的金长期分立。偏安一隅,都市文化在延续。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政治上要求中兴、恢复,文化上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文化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理学出现新的派别,一些地区文化特点逐渐形成。
南宋第二个阶段是理宗以后,即1224年到1279年,这是南宋衰亡阶段。奸相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等把持大权,朝政腐败已极,“中兴”难再。北方蒙古族兴起,1234年,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接着是蒙古与南宋的斗争,1279年,南宋灭亡。
就整个宋代文化发展来说,一变于仁宗朝,再变于孝宗朝,三变于“中兴四朝”的结束。仁宗庆历年间与孝宗乾、淳之际是两宋文化最为壮观的时段。
宋代文化不是前朝文化的余绪,不是简单地沿着唐、五代文化的长河向前发展。唐、五代文化孕育的新的因素,经历宋代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躁动之后,到了仁宗朝,终于破土而出。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经历一次更新,文化上“丕变”,各个文化领域内受到了震**,出现了新的因子,展现出新风貌,体现出新特征,难怪国外学者把宋代理学称为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宋代经学进入了“变古”阶段,可以说,“变古”二字,是宋代经学的特征,也是宋代文化的基本特点。
宋代文化突出的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由忧患意识体现出的经世观念。理学家探讨支配天人运动的“理”,是为了开万世太平之基;修身齐家,最终是要治国平天下。史家重视写当代史,重视总结历史,特别是总结唐、五代史,寄寓着对时事、对现实的看法,在评史论史中提出关于变革的主张。借鉴历史,用司马光的话说,是为了跻尧舜之治。诗词也体现出故国之思与“恢复”、“中兴”的情结。
宋三百余年的文化呈现出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贯通天人古今的理性思考。中华民族思维继魏晋玄学之后,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又一次升华。中国学人突破了疏不破注的治经藩篱,吸收、融合释、道中有用的成分,对原有的儒学作了一次更新、改造,完成了理学体系的构建。
宋代文化上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是人文精神的萌发。两宋文化体现出的是一种开阔的视野与清醒的意识。疑古惑经表现出学人前所未有的勇气,都市文化中的讲经、说书、讲史,是俗文化,是市井细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勾栏瓦市中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在流传。宋人诗与词中抒发出人的主体的感受,长卷绘画中人物群体活动被勾勒出来,透露出时代的气息,展示都市“人”的社会生活的真实与生动;即使是宗教画,也出现了尘俗化的倾向。
随着理学地位的上升和正宗地位的确立,学术文化上的活力丧失,新的教条代替了老教条;纲常等级名分的说教,多了一件“天理”外衣,以“理”杀人,扼杀人的个性。曾经萌发出来的人文精神,在主要方面又被窒息了。
两宋文化的变古,只是因为历史条件不成熟,因而没有出现如同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我们在感到多少有点遗憾的同时,更多体察出来的是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力。
如果我们把两宋文化与亚洲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文化的意义。今天说的亚洲儒学,虽也有中国原始儒学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指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两宋文化的华夏文明为亚洲儒学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两宋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意义,除了人文方面,还要特别提出的是科技文化。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即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是宋代人民的创造。宋代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的地位。这些科技发明传播,对世界历史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两宋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变古特征,以及忧患意识、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宋代文化对世界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是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也吸收域外文化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宝库。我们不讳言在近代曾经落伍的事实,但从两宋文化的历史看,我们有信心、有理由说,在未来,中国人民一定能创造出新的辉煌,能够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卷由吴怀祺主编,郑强盛副主编。绪言及第一、第二、第六、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章,由郑强盛撰写;第三章由杨汉卿、丁素撰写;第四章由赵冰波撰写;第五章由杨汉卿撰写;第七、第八章由丁素撰写。赵凤玲参加第九章的撰写工作。吴怀祺通览全卷后,对全书章节结构做了较大调整,一些章节标题重拟,或重新撰写、改写了有关章节。董文武、陈虎、武军、汪高鑫、何晓涛、吴海兰几位同志在二校中做了很多工作。
注释
[1] 《进〈旧五代史〉表》。
[2]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