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文历法

女真建国之初，“用兵行师，未知有时日支干。弧虚旺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备”[5]。在灭辽战争中，因获得辽的太史如忒、孛萌、未极母三人，始置挈壶供奉等官。后在秘书监下设司天台，有提点、监，掌天文历数、风云气色；设少监、判官各1员、教授2员、司天管勾（不限员数）、长行人50、天文科女直及汉各6人、算历科8人、三式科4人、测验科8人、漏刻科25人。提、监是五品和从五品官员。金初的天文事业，有得辽掌握天文知识的太史，灭辽之后，辽的天文漏刻仪器自然也从此归金，亡宋时又将宋设在开封的浑天仪及刻漏运送上京，后又迁中都。所得这些，都为金代天文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

天文。金代司天台观测天象，自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至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仅日食记录就有42次之多，除有两次因云雨未见外，“候之不见”仅有一次。从金代天象观察记录中，我们还看到了科学与迷信的纠葛。皇帝大臣们，总是把日月星辰和天象变化，视为福祸之兆。所以规定司天台提点、监，对天文风云气色之变，要求“密以奏闻”，不得妄自对外发布消息，以免引起他议。如正隆三年（1158年）三月辛酉朔，司天奏日食，但候之不见，于是海陵王即有勅：“自今日食皆面奏，不需颁告中外。”世宗时规定，凡遇日月食，要禁酒、乐、宰牲一日。遇日食则不视朝，由命官代拜，或减膳，同时命百官各于本司站立，至食罢乃止。把天色日月之光强弱异变，都视为天意。天人感应之说，维系着他们的命运。

历法。女真人初无岁时历法，“以草一青为一岁”。天会五年（1127年），司天杨级参照宋纪元历编出“大明历”，于天会十五年春正月朔正式颁行。其法，“以三亿八千三百七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七为历元，五千二百三十为日法”[6]。施行20年后，于正隆三年（1158年），开始发现以这个历法推算出的日食未食，自大定十三年（1173年），又接连发生所推算日食不准之事。于是又命司天赵知微重修大明历，同时翰林应奉耶律履编成乙未历。大定二十一年，命尚书省委礼部员外郎任忠杰与司天历官，对知微与履二人之历进行比较，最后采用了知微所修正的大明历。章宗明昌年间，司天历官刘道用又改进新历，对此礼部郎中张行简主张等验正无误差后再颁行，就这样新历被搁置起来。所以，终金一代，百有余年，只改过一次历，乃以大明历为准。直到元代授时历颁行始废。

金代所用的浑象仪，是灭北宋掠取的。在辗转搬运途中，最后运到中都时，“天轮赤道牙距拨轮悬像钟鼓司辰刻报天池水壶等器”早已损毁，唯铜浑仪保全。因燕、汴两地相距较远，地理高度和所在方位不同，经校正四度方可运作。在明昌六年（1195年）八月，还因一场雷雨大风，从台上跌落下来。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迁都南京（开封），由于不易拆卸，整装又不易车载，便被弃置放原地。到兴定年间，司天台因无浑仪提出新铸，又因国家财用不足，缺乏铜料而作罢。直至金亡于元，连运往南京禁中的莲花滴漏和随皇帝巡幸的星丸滴漏，也随着金亡而废毁。

二、医学

金代的医学，在医学史上是一个重要阶段，是继宋之后又有所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医学论著、医病理论、医疗技术，都有比较丰富的成果。金灭辽、宋，继承了他们的医学遗产。如宋宫图籍，以及王惟一根据自己所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按人体铸造并标示经络穴位的针灸铜人模型等。

金代也和宋辽一样，设有相应的医疗机构。在中央宣徽院下设：尚药局，有提点使及副使，负责掌管进汤药茶果，下有直长、都监等职。太医院，有提点、使、判官，负责掌诸医药及总判院事。下有管勾，随科至十人设一员，以精医术者充任。还有正副奉上太医、长行太医等。御医院有提点、直长，负责进御汤药，限以亲信内侍充任，还有都监等职。当时的太医官从四品到九品，设有大夫和郎，诸如保宜、保康、保平、保安大夫，保愈、成愈、医全、医效、医愈郎等。医学设十科，对医学生免一身之役，有学识者授医学博士。在诸府、路设医院，有医正、医工从业。另外还有惠民司，负责掌管发卖汤药之事。

金代在刊行医著方面，对于推行医学的进步和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皇统年间曾刊印《附广肘后方》，贞祐二年（1214年）重修《大观本草》为《经历证类本草》等。当时一些著名的医学家多有论著又有实践，其中成无己是金代第一个注释《伤寒论》的名医。马丹阳（1123—1183年），精针灸之术，著有《十二穴歌》，人称“马丹阳十二穴”，是古代针灸临床经验的总结。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窦汉卿，是一位针灸名医，其《林幽赋》，把穴位、脉络、神经三者相互反映关系，以歌赋体裁表述出来，鲜明易懂，便于掌握和推广，在民间也易于流传。《流注能要赋》，则为肘膝以下井、荣、俞、合六十六有效穴位行针要义，提供了实践心得。还有一位弃进士而学医的纪天锡，医技高明，于大定十五年献所著《集注难经》15卷，因此被授予医学博士。

在金代最负盛名、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名家是刘完素、张从正和张元素及前面提到纪天锡。他们有治病实践，并著书立论，因此，《金史》皆为他们立传。刘完素（1110—1200年），字守真，自号通玄处士，著有《运气要旨论》《精要宣明论》《伤寒直格方》《伤寒标本心法本草》《三消论》《素问玄机原病式》等。其中代表作《素问玄机原病式》，特举二十八例，注二万余言。他认为人的寿命长短与自身的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但死也是自然规律。所以他说：“人既有形，不能无病，有生不能无死。病者但当按法治之。其有病已危极而不能取效者，或已衰老而真气倾竭不能扶救而死者，则非医者之过也。”其医术“好用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创“火热论”，反对用一方治“百病”的呆板疗法。

张从正（1156—1228年），字子和，号戴仁，考城（兰考）人。兴定中召补太医，后辞去。著有《六门二法》失传。他医学刘完素，用药多寒凉剂，但其方多取医书。论病救治，最精要者为“汗、下、吐法”，但论其法则多变，“不当汗者，汗之则死。不当下者，下之则死，不当吐者，吐之则死，各有经络脉理”。

张元素（1151—1234年），字洁古，易州（河北易县）人。8岁试童子举，37岁应试经义进士，因犯庙讳而下第习医。著有《医学户源》、《珍珠囊》、《病机气宜保命集》。《珍珠囊》是一部有关药性研究的著作，书中讨论了一百多种药物。明李时珍称其为“灵素而后一人”。他行医不依古方，认为古今“运气不齐”，“古方新病”不会有效，主张用药要依据四时气候不同而增减。据传记说：当时有河间刘完素，得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吐不食，医者已无良法。元素前往医治，但完素不相信他的医术，转脸面壁而不理他，后来还是同意让他诊治。诊过脉后，元素向病人说：你已服过某味药吗？病人答：是。元素说：误事了。你已服用的药味性寒，致使汗不能出，应该服某药才能治你的病。于是依元素言，病很快治好了，从此元素名声远扬。元素有一个徒弟叫李杲，很得元素之道。擅长治伤寒、痈疽和眼疾。著有《内外伤寒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珍珠囊补遗》《药性赋》等。另外，金前期还有一个名医，洛阳人李庆嗣，少读《素问》诸书，颇精于医。著有《伤寒纂类》《伤寒论》《改证活人书》和《针经》等书。

从金代的医学名家和他们的著述中，可以看出这些名医中，多数是行医于民间，他们接触到大量的病人，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条件，才使他们能够得出对症下药的辨证理论。这些实践和理论，表现在他们的论著中，一方面是注疏前人的医著，实际上是补充和订正；另一方面是应用性很强的著作，也是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因此金代医学有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许多论著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医学的珍贵财富。

金代医学发展的条件，还与金灭辽亡宋得中原之后注意城乡经济以及造纸和印刷业的发展有一定关系。这只要看看金刻医书，如《金修正义和证类本草》版本的精良，就会明白当时医学发展的情形。和女真初兴东北之时，“其疾病无医药，尚巫祝，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之，或车载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的情形相比，不能不说是惊人的进步。

三、建筑技术

金代的建筑，从城市、宫殿、庙宇到民居，在建筑结构、用料、装饰等方面，都与汉式建筑无大区别。在称金前后，女真人乃是一种半地穴居住方式，即沿山而居、依山坡凿室，上棚一木板草泥，习东南门向，至天寒时以草拥门。在平地则挖方形地穴，地面以上沿穴壁筑一段墙，上架木梁，木板，桦皮，再覆以草泥。出入在门口内留台阶，或自室内地面向外开斜坡门道。也有地上垒土墙，架木棚顶覆草泥的地上建筑，或全用檩木板材建筑的木构房屋。富豪及首领人物，有木栅围栏。村落也有连木为栅，聚集而居的。室内布局简单，所谓环屋为炕，饮食起居其上。即室内进门后三面环炕的方式，一直是金代“内地”（女真人称东北故地为内地）女真人的建筑类型。

金初开始建立城市，首建上京（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子）。金太宗时称会宁府，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加号上京。至海陵王迁都于燕，遂削上京之号，并于正隆二年（1157年）十月，“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宅等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七月，复以会宁府为上京，二十一年复修宫殿建城隍庙。至二十三年，城郭始完备。上京是金初的都城，是女真完颜家族的发迹之地，也是逐步建筑起来的。据宋宣和六年（1127年，金天会五年），宋朝许亢宗使金到上京所见，当时的皇城即宫城不大，高仅丈余。城内乾元殿面阔7间，砖木结构，下有高4尺的台基，前有月台方阔数丈即“龙墀”。该殿建于天会三年（1125年），天眷元年改名皇极殿。

上京城故址，平面呈曲尺形。夯土板筑，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南城东西长2148米，南北宽1528米，南北城中仅隔一墙，有门相通，两城除隔墙外皆有马面、角台、四面城门皆有瓮城。宫城在南城西北角内，南北长645米，东西宽500米，南门外有阙台。城内中轴线上有五个宫殿台基，两侧又有殿廊遗址。遗址除砖瓦外，还发现铜币、银器窖藏、金代官印，腰牌，银锭、“上京翟家记”金镯，“上京警巡院”铜镜等遗物。

金建的第二个大城就是中都。海陵当政，因首都上京地处东北一角，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已不适宜于把疆土扩到中原的形势。于是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下诏改修辽南京城，由梁汉臣为修燕京大内正使，孔彦舟为副使，用民工80万，兵工40万，花了三年（1151—1153年）时间才完工。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海陵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从此中都为金的首都，也是今北京首次作为首都的开始。中都的修建，参照了北宋首都东京城的建筑布局，以版筑内、中、外三重。其范围东至今宣武门大街以东琉璃厂西口外，西至广安门外二公里余，南至右安门外约一公里，北至宣武门城墙略北，周长18.4公里，四面各三门，按顺时针方向，东有施仁、阳春、宣曜，南有景风、丰宜、端礼，西有丽泽、颢华、彰义，北为会城、通玄、崇智。内城在中部偏西南，周长5.8公里，南一门宣阳，北一门拱辰，东一门宣华，西一门玉华。宫城在内城中部偏北，正南为端门，又有左、右掖门。入丰宜门，过天津桥，桥为石造，上分三道，有栏柱相隔，雕刻极精。正北入皇城宜阳门，正中御道宽阔，中以木漆杈子限行人窜行。御道直抵端门。宫中以大安、宣明、仁政三殿为中轴，两路别殿林立。当时的宫殿，雕梁画栋，以各色琉璃瓦盖顶，一片金碧辉煌景色。城东北有御苑，今日之北海即金琼华岛故地。金亡，中都遭元兵破坏，火烧月余不熄，只城北御苑离宫得以保存，故元以此为中心另建大都城为首都。

金代还有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就是耗费无数财力和劳力的界壕。由于界壕是开土掘壕，并以掘壕之土沿壕筑高大的土墙，因此又可以说是一道“长城”。其主要的一线，东端起于黑龙江省莫力达瓦旗基尼镇北8公里嫩江西岸前后七家子村，当时有一座“达里带堡子”，至今遗址尚保留在前七家子村南边。自七家子起，向西南经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南部，昭乌达盟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向西伸延到乌兰察布盟武川县上庙沟村南大青山顶而止。山南是黄河北岸的土默特川。建筑方法是外壕内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即外壕、外墙、内壕、内墙。一般壕宽五六米、深4米上下，宽者达20～50米。墙用土垒稍经夯打，也有以土或土石混杂的分层夯打，宽由三米到十余米不等。在重要关隘地段，墙外设马面，马面密度60～100米不等。一般地段亦设马面，但多在转弯或制高点处，具有观察和传递信息作用。在沿线重要地点边墙南建边堡以供驻军。从建筑设施来看，如果和金代以前几个朝代所修的长城相比，他的防御体系更为严密和完善。连续的防线、壕墙结合，便于还击对方和自身的隐蔽。其长度不计内外线和支线，一线之长已接近五千公里。作为一项军事防御工程，确可与秦汉长城相比。

金代还有一个驰名中外的建筑工程——卢沟桥。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因横跨卢沟而得名，建成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初名“广利”。卢沟系桑干河下游，流自北京西卢师山下而名卢沟，又名小黄河、黑水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疏浚河道后，改卢沟为永定，其上游仍名桑干。

卢沟桥一段，自古是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的要津，石桥建筑之前，水浅时行人涉水或以车渡，并架季节性浮桥以供通行。至金海陵定都中都之后，在京城南门外的卢沟渡口，成了南北通行的一大障碍，车马堵塞日甚。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五月，令建石桥，至次年事未果而世宗先逝。后从章宗继位开始，至明昌三年（1192年）才建成，从此此桥便担负起南北交通的大任，并造福于后人。

卢沟桥为联拱石桥。全长266.5米，共11孔，为华北最长的古代拱桥，在工程技术上，有许多突出的成就。桥以10个平面呈船形的桥墩为基础，前尖后方利于水流进出，同时在前尖安置一根边长约26厘米的三角铁，以破击随流而下的冰块和坚硬物体，保护桥墩不受损害。三角铁人称“斩龙剑”，民间流传不少伏龙降妖一类的神话。桥墩分水尖之上，压了六层石面，上五层逐层收叠，最上呈琴面状，总厚1.83米，长4.5～5.6米，起着桥墩压力的平衡作用。每个桥墩之间的距离不等，中心孔为21.35米，两头末孔为16.49米。券拱的跨径与桥墩距离一致，亦是由中心孔13.42米，至两头为11.5米。券拱用纵联式砌法，内券用长短不一的券石，外侧另券一道券脸，在拱底与券脸石之间以横石牵固，使整个券拱混成一体。券脸石上压伏石出券。所有桥墩、券拱部分，石与石间均镶腰铁，以加固其间的联系。

桥面自下而上可分作伏石、仰天石和桥石三重。桥面宽7.50米，至仰天石外缘总宽9.30米，河身桥面长213.15米，雁翅桥面斜长28.2米，入口宽32米。桥中心较两端高93.5厘米，坡度约千分之八，坡势平缓。由雁翅外入口处至桥上高差2.13米，坡度约千分之三十五。桥面两侧立石栏杆279间（南侧139间）、栏板279块、望柱281根。栏板平均高85厘米，内侧刻作立枋、寻杖、瘿项、裙板。栏杆每间立望柱，柱高1.4米，柱头刻仰复莲座，座下刻荷叶墩，柱顶刻狮子。

除桥体之外，附着于桥上的雕刻艺术也很精美。在拱顶两侧，还保存3个龙头，看似凶猛而又显温顺，形象类似隋赵州桥上的龙头风格。而桥上最多，也最引人注目的是狮子。人们常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种传说至少在明代已经流行。经反复清查，按位置所在，栏杆望柱头上大狮子281个，柱头大狮子身上的小狮子198个，桥东端抱鼓石前大狮子2个，桥两头华表顶上的狮子4个，共计485个。这些狮子，雕得姿态各异，生动活泼，有雌有雄、有大有小。柱头大狮子身上、刻了许多头小狮，小到十几厘米以至几厘米。它们三三两两，有的在大狮头上，有的在背上，有的在怀中，有的奔跑，有的戏弄大狮胸铃，还有的只露一张嘴或半个头部。这些石刻已非同一时代，自金至清的作品皆有。

桥两头屹立的4根华表，高4.65米左右。下有须弥座，柱身八角形，上端横贯方板，顶上刻仰复莲，上立一狮。整体形状与北京故宫天安门前华表相类似。[7]

卢沟桥自建成之后，从明永乐至嘉靖凡六修，清康熙至乾隆凡六修，但仅修、配而已，对于桥体本身、拱及基础部分并未触及。

对这座历经近800年的古桥，北京市文物、交通运输、市政设计、基建等部门，曾周密慎重地进行过一次载重检验。

检验用四百多吨的大平板车（包括板车自重）运行。试验共分七级，每级加载往返运行，最后加载至429吨，共取得300多个数据。桥孔瞬时最大挠度，东起第二孔（康熙时加修过）为0.49毫米。第五孔、第六孔（金代原结构）分别为0.52毫米和0.49毫米。全桥11孔，受力处在弹性状态下都很正常。[8]

试验证明了卢沟桥的设计和建造是科学的、坚固的。他是中国桥梁史上的一块丰碑。他的存在不是“百年大计”，而是至今快800年了，并且还会存在下去。这座驰名中外的桥，在元代就已经由马可·波罗介绍给西方人了。

卢沟桥在现代也是一个纪念地，在这里，中国军队和人民曾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场血战。战事发生在1937年7月7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卢沟桥的建筑技术，只是金代桥梁中的一个典型例证。在山西、河南、河北、辽宁等省，至今已发现多处有纪年的金代单孔或多孔券拱石桥，有的还是私人修建的，这对于研究和了解金代的交通事业都是珍贵的实物。

四、陶瓷工艺

瓷器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不论贵贱高低，都要有饮食器具，瓷器就是最最重要的用器。女真人建立金朝之前，饮食器皿多以木制，及灭辽占有东北地区，在辽代瓷窑的基础上继续生产，瓷器的应用也随之普遍起来。东北地区金代瓷窑有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以烧民用粗瓷为主。产品有白釉、黑釉、酱黄色釉和茶绿色釉，多为单色釉，也有少量绘花瓷器，用蘸釉和支钉法入窑烧制。器物多为碗、盘、碟、壶、瓶、罐器，常附以双耳或四耳。

瓷器的主要产地有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和山东地区。著名瓷器有定瓷、耀瓷、钧瓷及磁州窑系诸瓷。以胎洁釉润花纹纤细而著称唐宋的定瓷，产地在河北省的曲阳县涧磁一带，曾为宫廷御用专供器皿。过去认为该窑随着宋亡而衰败，并归罪于金人的破坏，事实是在金代仍相当发达，在许多金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较多的定瓷就是证明。金定瓷与宋定瓷比较，在烧制术上出现了产量高、成本低的砂圈叠烧法，这也是金代陶瓷技术的一项改进。纹饰以刻画法为主，常见纹样多荷花、水鸟类。釉色仍为白色，但较宋定瓷色暗。器型有碗、盘、缽、杯、盏和壶、罐，制作规整，胎薄而坚硬，依旧保持着以前的工艺水平。耀瓷产地在陕西耀县（金代的耀州），釉色以姜黄色釉为主，另外还有黑釉、酱色釉和白底黑花瓷。产品主要是生活用品，如碗、盘、盆、罐。纹饰以折枝、水波、婴戏牡丹花纹装饰器上，常见花纹图案以分组（格）处理。窑址已发掘窑炉、制瓷和凉坯场，还发现有“大安二年”款瓷片。耀州瓷窑窑场规模很大，在北宋已很发达。金代产品在质量上有逊于宋代。如宋瓷青色翠而润，金瓷泛黄而混暗。花纹种类也不及宋工整而丰富。

钧瓷产地以河南禹州市及临汝市境内比较集中，禹州乃金之钧州，州城东北角内即是烧制精品的窑场。以天蓝色釉带紫红色斑片为特征的钧瓷技术，到金代达到了高峰。钧瓷以单彩色釉著称，以天蓝、紫红为贵。蓝如晴天无云、红有胭脂、玛瑙、朱砂。釉色莹润、浑厚，少纹饰，以窑变为人所爱。所谓窑变，即在烧造过程中，由于含铜成分聚合在蓝色底上，形成一片如浮云的斑片，自然点缀之美，非人工所能为。另外，在烧造中自然形成的冰裂纹、蚯蚓走泥纹，也是人们作为艺术而欣赏的特色。钧瓷胎厚重，造型典雅。器以碗、盘、缽居多，也有罐和花盆等器。盆、盘以海棠曲线成口沿，更显得造型美丽而大方。

金代瓷器生产，产地最多、产量最大的是以民用生活为主的磁州窑系。人们常以河北磁县（金之磁州）所造粗白瓷、白底黑花瓷为代表称磁州窑系瓷器，实际上造此类的瓷窑，在山西、河南、山东已为数不少。在磁县观台镇，金代所产瓷器有白釉，黑釉、白釉黑花、酱色釉和黄绿釉等。器型有碗、盘、杯、盏、碟、瓶、罐、枕及动物玩具等。纹饰有白底黑花，刻画花。绘花多在器外、刻画多在碗、盘之内。花纹简明，刀笔自如。胎质较薄细，造型多端秀。金代磁州窑系瓷器的釉色和花纹十分丰富。如釉彩有红、黄、绿，彩绘有红花绿叶，或多层彩釉分别剔出红花绿叶。剔花中剔除花纹的空处，使其露出素胎，花枝如浮在体外，形成一种立体效果，创造出观赏性极佳的作品。其黑釉漆黑明晶，亦为人所爱。另外该窑所产的瓷枕，有刻花、绘花、或刻绘结合，不仅实用，而且美观，又有清脑明目的效果。工艺品中的马、牛、羊、鸡、犬、豕、婴童和佛、菩萨像，更为人们所喜爱。所有产品从品种到装饰，都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该窑系众多的成就，是金代陶瓷业赖以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