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自元昊称帝至亡于蒙古，历时195年，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在科学事业如天文历法、医药卫生、冶金铸造、印刷和陶瓷等技术发展上，也做出了贡献。

一、天文历法

西夏在建国以前，因受唐、宋统治，故无历象之设。党项人只知“候草木以记岁时”，“不知正朔几十年”。至李德明始用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所制“仪天历”历法。元昊称帝改制，“自为历日行于国中”，其历法具体情况失载。此后不久，宋朝又以每年孟冬将下一年历法颁施西夏。于是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八年（1045年）十月，又推行宋仁宗天圣元年（1032年）制的“崇天万年历”。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年），宋哲宗又送“奉天历”于秉常。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颁历诏书，又赐夏国主“元祐五年历日一卷”。可见，在北宋时期，西夏所行历法即采用了宋制历法。[9]

据仁宗天盛年间（1149—1170年）重修的《天盛年改定新法》、《蕃汉合时掌中珠》和《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铭》中记载，西夏设有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大恒历司”、“史卜院”，设司天、司正官职掌管天文历象。“掌中珠”天部中还列举了许多星象名称。在西夏文中，所谓“十一曜”“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都有专名。在1909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绘画，其中就有以人物为标志的太阳系九大行星中的木星和土星[10]。可见西夏关于“天”的概念基本上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

关于西夏历书情况，至今已发现有汉文、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不同版本。对于这些实物，学者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对西夏历法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11]。在甘肃武威张义乡小西沟发现的西夏遗物中，有一残页汉文日历，仅存七月至十二月部分的上段[12]。月份栏中还可以看出有以下主要内容：

七（月），小，乙巳，十（日）立（秋），房（宿），廿五处（暑）。（括号中为原历，乙巳乃朔日，房乃二十八宿中的房宿，下同不另注）

八（月），大，甲戌，十一（日）白（露），心，廿七（日秋）分。

九（月），小，甲辰，十二（日）寒（露），箕，廿七（日霜）降。

十（月），小，癸酉，十三（日）立（冬），斗，廿八（日）小（雪）。

十一（月），大，壬寅，十五（日）大雪，牛，卅日（冬至）。

闰（十一月），小，壬申，十五（日）小寒，虚。

十二（月），大，辛丑，一（日）大（寒），危，十七（日）立（春）。

根据这份日历考证，当是西夏仁宗人庆二年（1145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金熙宗皇统五年年历。同时从日历中的二十四节气的配置，可认定是沿用了宋朝所赐日历[13]。在发现的日历中，有的在某日下注做什么事，如“若于五月初五日日落黄昏时九拜佛尊，可消释一千八百罪孽”。在一份西夏文日历中，七月气节中该为白露却名“黑露”。这些情况，应与西夏人的信仰和民族风俗有一定关系。不过，从所有日历的月份大小、气节、干支使用诸内容看，与宋历的统一性是可以肯定的。

二、医药

《辽史·西夏传》记载说，西夏人有病不用药，而是由巫师用“送鬼”的巫术驱除疾病，或者把病者由此室迁往彼室躲避起来名曰“闪病”。由于当时的医疗和卫生条件很差，皮肤病甚多，有一种秃癞病最为可怕。如当时流行在民间的风俗，如有双方人家有结仇和解之后，要发誓永不反悔。如有反悔者就会带来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亡，毒蛇入帐的灾难，可见秃癞对人们的危害是何等的严重。

自西夏国建立之后，在国中立“医人院”，“天盛年改定新律，司次行文门”列“医人院”在三品职宫中，其地位还是很高的[14]。关于西夏的医学，沙俄军官柯兹洛夫，1908—1909年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中，曾得到西夏自撰的医书《治疗恶疮要论》《本草》《千金方》，还有治疗多种疾病的“紫菀丸”的配制和服用方法、有关针刺疗法的残页以及兽医医治马病的医方。在甘肃武威发现西夏文楷体写本医方残页一纸八行，是记载治疗伤寒（伤风感冒病类）药方所用的草药，以及煎药和服药方法。方中要求煎药要精细，要不断翻动，煎好要除渣，饮药要按量（勺）、按时，并且要求要空腹服药，其用药，煎制、饮服与中原医疗是相同的。[15]

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还有不少关于病、药、脉诊、针刺一类的名词和解释。如“药”释“医药也，调和可医治病患之谓”。“癞疮药”释“松、柏、草、屎、粪等之浆是癞疮药用是也”。针刺有“扎针”释“病患处铁针穿刺使血出之谓”。脉诊有“脉阻”，“疾也，病患、血脉不通之谓”等。[16]

从西夏医方及有关医疗疾病情况看，西夏治病用草药，有汤剂、丸药、膏或散药多种，又分内服和外敷。针刺之法是令其血出。还有诊病时论脉，这些都与中国传统医学相同。据《金史·西夏传》记载，谅祚时，曾从宋得到医书，仁孝与纯祐曾向金求良医，这种做法自然使中医在西夏得以传播。同时西夏境内汉人很多，特别是当时的沙州（敦煌）、瓜州（玉门以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即河西走廊地带，汉人居多，有长期的汉文化基础，汉医即中医在这些地区自然广为流行，西夏时期也自然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

三、冶炼及铸造

冶金铸造在西夏是一项很受重视的部门，在中央设有“铁工院”、“金工院”。元昊时在夏州（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南无定河上游）设立冶铁务，主管铁矿的开采和冶炼。因此西夏的冶炼不仅有一定的发展，在铸造方面也有较高的技术，当时西夏的兵器制造就已有名。

壁画《锻铁图》摹本（西夏）

西夏还有金、银、铜方面的良好锻铸技术。在西夏陵中出土的金、银装饰品，鎏金铜甲片，金鞍桥，以及西夏一些遗址中出土的金银碗、银盒、铜镜、铜印、铜佛及金佛，都是锻铸工艺技术发达的成果。在铸造技术方面，西夏陵区101号和116号陪葬墓中出土的铜牛，最能说明西夏铸造技术的水平。101号墓出土的铜牛，青铜，卧姿，长1.20米、宽0.38米、高0.45米，重188公斤。模制浇铸，空体，外表鎏金。116号墓铜牛，卧姿，身长43厘米、宽19厘米、高16厘米。这两件铜牛比例匀称，造型生动逼真，其形体之大，铸造之精，以及大型铸造又通体鎏金，充分体现出西夏综合技艺水平。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如果没有熟练的能工巧匠和较好的技术设备，也难以制造出来。

四、陶瓷烧造

陶瓷器在西夏城市、村落遗址和墓葬里，已经出土了很多。当人们发现的时候，往往依据出土地点或墓葬，认定为西夏遗物，至于产地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其实西夏政权对陶瓷生产，像对其他生产一样重视，当时设有砖瓦院负责陶瓷生产。已发现的西夏砖瓦陶瓷窑址和作坊，有的规模已经很大，产量自不会小，产品也不乏精品。据明代《宁夏新志》记载，灵州（灵武）有“磁窑山”，为“陶冶之所”。磁窑山即今磁窑堡，考察结果那里是西夏时期的瓷窑场。银川西郊贺兰山下，在西夏王陵区之东，有地名“缸瓦井”，当地人传为烧制缸瓷取水故迹，于是在那里发现了西夏烧砖瓦的窑址。

绿釉兽面筒瓦（西夏）

缸瓷井窑位于西夏王陵区东三公里，经发掘知道是一个烧制砖瓦和石灰的窑场。砖瓦窑利用岗丘自然地势，先开凿坑穴，然后用砖沿土壁垒砌，南北长6.3米。窑门为一南北长的短竖穴，火塘在门道下挖一圆坑，窑室前宽后窄，平面呈马蹄形，壁面抹一层草拌泥。烟囱紧贴窑室后壁外正对窑门，由窑壁下开三条烟道进入方形烟囱，在后壁高1.63米处还开一个小孔与烟囱相通。石灰窑结构类似砖瓦窑，依土丘凿室，未再砌砖，窑室较小，底径近2米。窑室结构与中原同时期窑室相比无大区别。

在缸瓷井窑址发现有长方形和方形砖、筒瓦、板瓦、瓦当和滴水、垂脊和脊兽等物。圆形瓦当花纹有兽面纹，三角形滴水为莲纹，其形状、纹饰特征与西夏王陵所见相同。瓦当及垂脊压兽有绿色琉璃釉，瓦有白釉瓷板瓦和酱釉瓷筒瓦。建筑用瓷质琉璃釉瓦，在辽代建筑中已很常见，且质坚而色润，而在北宋建筑中，虽使用琉璃瓦，但瓷胎瓦则不多见。

这个窑场地处西夏王陵区边缘，仅缸瓦井地区范围已南北连绵长达七八公里，它的设立，与西夏王陵地下地上建筑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又距西夏京城兴庆府（银川市）二十多公里，这样大规模的窑场，显然是官工作坊，是为皇家服务的。[17]

彩塑罗汉像（西夏）

至今已发现的西夏瓷窑遗址，在灵武县城东约35公里旧磁窑堡之西。窑址、遗物散布面积很大，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400米，文化堆积一般在2米至4米上下。瓷窑由窑门、火塘、窑室和烟囱四部分组成，火塘较深，在窑床前端并低于窑床，窑室呈前窄后宽的梯形平面，室后连着两个半圆形烟囱。窑具有筒形、漏斗形匣钵、支圈垫、托柱等。瓷器有白釉、黑釉、褐釉、绿釉和青釉等。

白釉瓷，可分素面、刻划、剔刻和点彩四种。素面釉瓷有碗、盘、碟等器，点彩多在碗内以九点一组的褐色点分布碗内，其中有的外壁施黑釉。白釉下施化妆土，以弥补由于灰白色瓷胎而显得色暗的缺点。瓷胎坚硬细密，内含少量沙粒。黑色釉亦有素面、刻划、剔刻和点彩等多种，器型有碗、盘、壶、罐等。黑釉以刻花较多，在漆黑光亮的釉面上刻划花纹、或刻划花叶花枝脉络之后，剔除空地使其露出素胎。这种器物的艺术效果极佳，而且具有浓厚的民间风俗气味。褐釉以碗、盘、瓶器为主。绿釉以剔花瓶和绿釉碗、小罐居多。青瓷釉有碗、盘、壶、盆，花纹有刻划纹和素面等。另外还有紫釉瓷器。各种釉色，其釉面常显现细碎裂纹、器外施（上）半釉、或内白外黑釉。

褐釉剔花牡丹纹瓶

灵武磁窑堡西夏瓷器，以白釉和黑釉瓷为主，而且多外壁下部不施釉。在制造工艺和造型方面，有一类碗足较高，碗底挖足过肩，其特点皆突出于宋辽金同类瓷器。剔花釉也是该瓷的特色之一。该窑址附近产煤，有适宜烧瓷的瓷土，有一条小河流经其间，为生产提供了一切条件。西夏时期灵武是西平府所在地，也是西夏称王自立之前的发迹地，同时也是当时的交通要地，在这里生产瓷器也便于外运。[18]

灵武磁窑堡所生产的瓷器，从风格上看，与宋、金磁州窑系特别与山西的此类产品接近，有些器型风格也可与陕西耀州窑相比。其实该窑址与耀窑址之间的距离并不算远，受其影响也是自然之事。

在西夏王陵墓葬中，宁夏嵬城遗址及海原县等地，多年来出土了不少精美的西夏瓷器，除生活用品外，还有一些工艺美术品，如瓷兽、瓷人、秃发人像等。反映了西夏瓷业的兴盛和发展。1978年在甘肃武威南营乡出土的豆绿色釉双耳扁圆背壶，特别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发现的二件扁壶，一件褐釉小口短直颈扁圆体，上部两肩有一耳，两侧遍体剔底带枝牡丹花围绕着一个同心圆“卷足”。另一件与上一件形状相似，饰剔底连枝牡丹花，有上下对称四个穿耳。这几件遗物造型独特，花纹朴素大方，是西夏的典型器物和陶瓷艺术精品，而后两件无疑是灵武磁窑堡西夏瓷窑的产品。[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