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绘画

西夏时期的绘画，特别是卷轴画，至今还未发现，对于西夏的画家和作品也少有记载和品评。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元昊帝“善绘画”，但没提到他有什么作品。这是研究西夏绘画艺术的最大困难。但仍能看到另一种形式的绘画作品，即宗教绘画。在宁夏甘肃等地石窟寺内有属于西夏的绘画。举世闻名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已知有西夏的壁画石窟就达五六十处之多。另外，在安西东千佛洞、酒泉文殊山、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百眼井等石窟也有西夏壁画，加上墓室和其他品种的绘画，总的看来，西夏绘画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

绘于石窟的壁画，主要是以宗教活动内容为主。早期的题材有西方净土变、弥勒净土变、药师净土变、说法图、千佛、供养菩萨群、罗汉等，这些与佛本生有关的题材仍是唐宋时期共有的内容。新出现的有十六罗汉、儒童本生、金刚手、释迦降魔塔、曼陀罗五方仙、水月观音、炽盛光佛等。不过西夏所绘的题材比较简单，没有佛传故事和大型经变画，而且以供养、说法、菩萨和净土变较多。这些画的艺术水平和绘画技术水平还是很高的。如在榆林第三窟西壁南侧的《普贤图》，以骑着白象的普贤为中心。上部重峦叠嶂、亭台楼阁、山水相映，下部画菩萨、金刚等十余身。一侧唐僧隔水向普贤合十礼拜，孙行者牵白马在后站立。菩萨及天宫诸像，面容安详慈善，人神兼备，衣饰华丽，色彩柔和淡雅。画笔线条细匀流畅，衣带有随风飘动之感，与唐、宋同类画比较，无论从哪一方面皆不逊色，是山水、人物、建筑合为一体的图画。莫高窟第237窟前室西壁上的《水月观音图》，画观音头戴素纱冠，胸佩璎珞、帔帛，伸左臂，右手扶膝，侧身屈腿坐在莲花上。身旁置净水瓶，有山石青竹，碧波一片，瑞光环绕。观音风姿俊逸，表情庄重，情景交映，使人肃然起敬。莫高窟第328窟绘成列队式的供养菩萨，东壁下四尊体型高大。主尊皆佩璎珞戴花，披彩帛，长裙束护腰，赤足踩莲花而立。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捧鲜花，有的执香炉等前来供佛。色彩以大量施石绿为特色。

榆林窟中共绘有三处《唐僧取经图》的图画。一在第2窟西壁北侧《水月观音图》下边，画唐僧隔水向观音合十礼拜，后孙悟空牵马在后。一在第29窟观音像下，唐僧恭敬地向一位手执鲜花人询问和回答，悟空牵马在后。第三幅在第3窟内。唐僧取经故事，是中国数百年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之事，系以唐贞观年间，玄奘西去印度的真人事迹演义而来。据王静如先生考证[27]，见之于壁画形式的《唐僧取经图》，有文献可考的要以五代时期绘于扬州寿宁寺的为最早，但寿宁寺所画早已失存，今所见者，还是以西夏壁画中的为早。与众人所知的内容不同，画中人物没有沙僧在场。《唐僧取经图》中的唐僧，身披袈裟、虔诚可掬，而悟空布衣麻鞋，似猴又人，顽态十足。跟随他们寸步不离的就是一匹马。画家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成功地塑造出一幅师徒相伴、为宗教信仰而献身的艺术形象。

作为壁画的另一部分内容，是绘出各种身份的供养人即信徒大众。西夏壁画中的供养人，写实手法明显，特别是晚期的比较突出。晚期壁画中的供养人，均身材修长高大。男子面形圆胖，上窄下宽，高鼻梁，女子面形丰圆，细眉修目，高鼻小口，皆以民族服饰出现，榜题多有西夏文题名。这些人中有国王、后妃、文武官员、国师、僧众、妇女和小孩等。莫高窟第409窟东壁《西夏王·妃礼佛图》，国王圆胖脸形，头戴高筒尖圆顶白帽，有帽带系于颏下，穿圆领窄袖黑紫色底大盘龙纹大开岔长袍，腰束蹀躞带，佩刀，囊挎在左侧，下穿白裤、白靴，手捧长柄香炉冒着青烟。身后仪卫持伞、扇等器，头戴宽檐毡帽，系帽带于颏下。穿圆领窄袖袍，系腰带，穿白（毡）靴，袍色有浅紫、灰及绿底小花之分。身高皆低国王一等，王妃圆脸形，头戴桃形嵌绿宝石“金”冠，下缘有帽箍佩饰，戴耳环。穿大翻领窄袖曳地长袍，双手捧供养花枝。形象高大，表情端庄大方。《宋史·夏国传》里说，元昊圆面高准，少时好衣长袖绯衣、黑冠、佩弓矢，从卫步卒张青盖的情况，与此画比较有一些类似之处，当然这幅画中并非元昊。

壁画《供养菩萨》

甘肃敦煌莫高窟328窟（西夏）

安西榆林窟第3窟，画有锻铁、耕地、杵米和酿酒。《犁耕图》是二牛抬杠直辕木犁，耕农左手把辕，右手扬鞭，二牛奋蹄。《踏碓图》为一人双手扶碓架，右足踩杵杠一端，前端抬起石杵，对着下面的石臼，一旁是谷堆和树条簸箕。画中还有犁、耙、锹、锄、斗等农具及量器，斧、锛、锯、剪刀、规、尺、墨斗等木工工具。这些农工生产劳动工具、生产活动，对于了解西夏的农业、手工业和劳动生产活动，都是可贵的资料。

壁画中还有丰富多彩的花边装饰图案，也是绘画艺术作品的一部分。石窟藻井图案多用盘龙、盘凤、团花和翻心莲，其中以盘龙较多，有的盘龙甚至用金粉堆饰，成为西夏洞窟的一个特色。其他花边纹饰繁多，有多瓣花、团花、缠枝花、忍冬、柿蒂、卷莲、海石榴、云头、菱花、龟背纹等，其中一些纹样，现在用于装饰也是十分美丽的，在工艺美术方面，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褐釉剔刻花瓷扁壶（西夏）

西夏壁画喜欢用土红勾线和大面积的石绿打底，画色以红、黑、绿三种为主，还常用堆金粉。画人物人体用铁线描，衣纹用蓝叶和折葫芦描法，使之产生丰富多变的效果。在构图方面饱满、严谨、对称、均衡。中期走向简疏，画面虽大，但人物空**，但到晚期又出现人物众多、建筑复杂、精确写实的风格。人物造型开始模仿唐宋传统风格，致使人物形态显得呆板。后来逐渐变化，尤其在绘供养人方面，以自己所熟悉的西夏人的形象和服饰，以生活写实的手法描绘，出现了自然生动的画面，在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方面很快提高，与同期宋画相比也不在其下。[28]

在甘肃武威西夏墓中，出土了一批彩绘木板画，以人物画的形式，反映墓主人生活活动，其中一部分是当时“葬经”规定殉葬的明器内容。画技以铁线描勾勒出刚劲有力的轮廓，再用青、绿、红、黄、绛、粉平涂，间有浑染。与石窟画以石绿打底色有所不同，具有绢画的味道[29]。木板画多数长15～17厘米，宽6～9厘米，小块长9.5厘米，宽4.5厘米，大块长28厘米，宽10.5厘米。分别绘男主人与女主人、男侍与女侍、男仆与女婢、马夫与马、守门武士。有八块人马板画后面分别墨书“天关”“蒿里老人”“南陌人呼北陌人”“太阳”“金鸡”“童子”及“犬”等。从所画人物服饰区分有汉及西夏人装束，人物面相也有西夏人，都是以写实手法绘出的。画中墓主人表情庄重，男女侍善良大方，武士雄健有力。其中马夫左手牵马，右手执鞭，在马头前拦住四蹄飞奔的鞍马，很准确地抓住马夫与马二者行动的一刹那，把最有动感的关键时刻落笔于画中。男女侍手中拿有衣服、奁盒、拂尘、水壶、盆、唾壶和浴巾，是一般中等人家生活中常用之物。通过这批木板画，可以了解到西夏人社会生活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西夏民间艺人的艺术水平还是不低的。

二、雕塑

动物雕刻。陵区已发现的动物形象有马和犬，皆系白砂岩石料。石马出自101号墓道，身长1.3米，宽0.38米，高0.70米，通体圆雕，为跪卧姿势。重355公斤，体形匀称、肥壮，打磨光滑细腻。出土时唇部仍有粉红色彩，从造型到刀工，都称得上是一件上好的艺术品。石犬伏卧姿势，身长52厘米，宽15.3厘米，高24厘米。膘肥体壮，头向前伸，双耳尖卷起，长尾向一侧卷在臀上，神情活泼机灵，可能是猎犬之属。与常见的犬相比，更具有讨人喜爱之处。西夏人喜欢养犬，且犬种名贵，在当时赠送给辽朝的礼物中，有时还以犬相送。建筑雕刻有一件灰色砂岩残柱，柱身断面方形，三面高浮雕缠龙戏珠，以云、水图案相烘托，顶端有仰覆莲束腰，背面凿有榫槽。刻工细致精美。8号陵区出土一件竹雕，长方形，上端有一穿孔。残长7厘米，高2.7厘米，厚0.3厘米。竹面浅浮雕髻发袍服人物，缠枝花朵和斜方格子纹。人物形象如宋人山水画中的隐士，刀法简练精细、富有立体感。从作品的材料和人物风格分析，这件实物，恐非当地成品。西夏雕塑艺术中，木雕也有精彩之作。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达兰库镇，一个古寺遗址中出土一批塑像，有一件木雕菩萨。菩萨头戴花冠，方圆脸形，坐姿屈腿，足掌相对，左手撑于身后，右手搭在膝盖上，帔帛长裙。雕花龛右上放净水瓶，左上立一个童子。菩萨表情慈善、安详。以圆刀雕衣纹，裙褶用三角刀，效果柔和流畅，是一件很美的木雕艺术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雕龙石栏柱（西夏）

以宗教为内容的塑像，有佛、菩萨、力士、供养人。以木为骨，麻刀泥身，细沙泥表皮，最后上彩甚至贴金、涂金。完成一件作品，仅工序就有五六道之多。佛像作品，今甘肃武威县城西南隅卧佛寺内有一尊佛圆寂像，木骨泥身，金装彩绘，螺髻，披袈裟，头向西，侧身枕右肋卧于佛台（床）上。身长34.5米，肩宽7.5米，仅耳长就在2米以上。该佛像造型自然，神态安详，这么大的塑像，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全国所见也是最大的。元代来过中国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就有记载。《游记》里说：在甘州（武威）城一个长宽有500米大殿中的释迦牟尼像，身长50米，足长3米，足上周围有2.5米，一手置于头下，一手扶腿，身上傅金。像后有其他偶像，高一米上下。居民常结群赴寺来礼拜。这是一个距今七百年前外国人留下的印象。现在卧佛所处的大殿自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年）创建，到清代几经重修，已非原貌。卧佛之后是十大弟子悲痛悼念的塑像，两侧的优婆泥和优婆塞，以及北侧的十八罗汉，亦非旧物。只有大佛是西夏的原塑，是西夏遗物中一件十分珍贵的作品。

保存西夏泥塑最多的地方在石窟寺，尤以敦煌石窟比较集中。在敦煌莫高窟第265窟内，彩塑一佛、二菩萨和二比丘。菩萨梳方头高髻，圆脸细眉，高鼻小口，双耳长大。赤上身，臂钏、帔帛，胸间斜束一条彩带由左肩至右肋下。下身穿彩裙，前后裙带飘垂，身向右侧微弯曲，右臂下伸以手扶腿上，左前臂抬起掐指作思算形状，赤足立在莲座上。比丘剃发，圆面重眉大眼、高鼻、上下嘴唇略厚、身穿右衽窄袖长袍，外披袈裟，右手握左腕，屈臂放在腹前，伫立莲座之上。这两尊塑像，菩萨面部丰圆，仍有唐塑风格的因素，但面形及身躯已较清瘦，具有承前启后的特色。比丘的形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艺术家塑造的是一个和善厚道、又虔诚十足的信徒形象。最具有现实主义手法的代表作品，要算莫高窟第491窟的一个女供养人。这女子头梳双环髻下垂耳后，圆胖脸，细长眉目，小高鼻梁，小口似笑微露银齿，上身内穿荷叶领宽袖袄，外套交领右衽半袖前后半圆襟缝褶边的短衫，胸系彩带结，双环带下垂，下身长裙海棠曲线边。足穿圆头靴。双目正视微闭，左手握拳靠近左胸，右臂弯曲（手已残失），身向前稍倾站立。观其表情，是一种恭敬求福、诚心如愿的心态，从身姿、衣装、面相、动作看，都像一个普通善良的女子。造型简朴，衣着颇具民族和地区特色，实不愧是一件艺术性很高的成功之作。除石窟寺塑像外，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子遗址，达兰布镇之东的寺庙遗址，都发现成批的西夏彩塑佛、菩萨和供养人像，造像也很精美。

三、音乐和舞蹈

中国古代西北是一个多民族活动的地区，他们有能歌善舞的长处和优雅的音乐传统。西夏党项族也是这些民族之一，同样有自己的乐舞传统。据《金史·西夏传》记载，远在西夏建国以前，唐僖宗中和年间，因拓跋思恭助唐镇压黄巢有功，赐姓李，官节度使，居夏州。唐时节度使有雅乐，所以后来“西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所以说有遗音，是因为五代之乱，礼乐也受到了破坏，乃至失传。流传下来的音乐乐器主要是琵琶、箫、笛，以击缶为节。西夏立国之初，元昊提倡兴本族文化风习，他本人善画、喜歌、晓音律，同时主张吸收汉唐文化。至谅祚更慕“中国衣冠”，下令：“贺朝之仪，杂用汉、唐，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30]他遣使向宋朝要伶官，到东京开封购买戏装，西夏还曾在宋、夏交界地诱招宋乐伎前往西夏。西夏末年，仁孝人庆五年（1148年），诏令乐官李元儒，采汉乐书，参夏制，修《新律》，改礼乐。在中央设蕃汉乐人院，负责宫廷乐舞之事。

关于西夏乐舞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从文献记载到绘画内容都十分欠缺。通晓音律的元昊帝，有“常携《野战歌》”之事，崇宗乾顺也曾自作《灵芝歌》。元昊时，在民间广泛流传《十不如》歌谣。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时鄜延路经略使沈括率军御夏，曾为军作歌，词中有“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31]句。当时西夏人爱唱的汉歌，其中柳永词就是其中之一。在西夏人所编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把“乐人”释作“戏”，“娱乐”释为“舞蹈”“歌唱”。还有笛、鼓、琴、铙等乐器名字。骨勒茂才于乾祐二十一年（1191年）编成的西夏文、汉文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中，有关乐舞方面的词、字，有教坊乐、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觱篥、击鼓、大鼓、丈鼓、拍板和乐人打诨等。在安西榆林窟第10窟窟顶绘画伎乐天，一个吹横笛，笛身较长，一个持拍板。1909年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子遗址中，还出土有西夏人跳舞和乐舞伴奏的画面。以上材料，虽然零散又不系统，通过这些点滴内容，也能看到西夏曾有过比较丰富多彩的乐舞活动。唐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人们常诵之句，这羌笛之羌就与西夏先人关系密切，就有他们的祖先在内。而宋人范仲淹《渔家傲》中的“羌管悠悠霜满地”的时代背景，则正是西夏。至今人们仍然喜闻婉转悠扬的羌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