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代的绘画、雕塑、乐舞与体育运动

契丹建国之初，因五代之乱而投奔去不少文人，参与了契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从而加速了契丹族吸收汉族文化的过程，这在文化方面得到了反映。有辽一代绘画与雕塑，不仅出现了有不少成就的艺术家，而且也流传下来不少艺术作品，为研究契丹文化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实物。

一、卷轴画与壁画

辽王朝在中央翰林院中设立了画院，有翰林画待诏，专门为宫廷作画，同时在辽朝皇帝、大臣中也有不少善画之人。辽太祖长子人皇王耶律倍是辽有名的画家，辽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也善于绘画。有辽一代，还有几位有名的画家，他们是耶律题之、陈升、耶律褭履、耶律仁先、萧严寿、胡瓌父子和陈先等人。据《辽史》记载，这些人多以画鞍马蕃部人物见长，惜少有作品传世。

契丹人饮马图

《辽史》本纪记载：辽圣宗知音律，好绘画。他曾于开泰七年（1018年）七月，诏翰林画待诏陈升画《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五鸾殿。辽兴宗工丹青，重熙十五年（1046年），“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宋）仁宗作飞白书以答之”。重熙二十三年，又遣使携他的自画像使宋，求换仁宗画像，以通“兄弟之情”。他画的《千鹿图》被宋仁宗挂在太清楼上，并召皇后、群臣及亲眷观赏，后来交天章阁收藏。耶律题之善画，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战败宋将贺令图后，他画了一幅战场争战情景图，看到此画的人，无不惊奇他的画笔神妙。耶律褭履，此人风神爽秀，工画，因杀人将治死罪，由于献上他画的辽圣宗像改死罪为流徙。后来又因画圣宗像，被召拜同知院宣徽事。辽道宗清宁十年（1064年），被遣使宋，在宋英宗接见时，他距离较远，还隔着花瓶，未看真切，仅凭拜辞得见一面，就是这瞬间印象，他便画画一幅。当他返途离开宋境之前，在宋人饯别宴上，把所画之像拿出来让宋接送使看，其像之真，使四座一片惊骇。

耶律倍（899—936年），辽太祖长子。通辽、汉文章，善画本国人物，曾在医巫闾山建望海楼藏万卷书。他因宫廷内部矛盾，于930年泛海携家室、书画投后唐，936年后唐亡时被害于洛阳。辽太祖神册六年（921年），曾奉召画前代直臣像《招谏图》。他的《骑射图》《猎雪图》等被宋宫收藏。《宣和画谱》一书记载宋内府所藏李赞华（即倍投唐后改名）的画，有《双骑图》《猎骑图》《雪骑图》《番骑图》《人骑图》《吉首并骑图》《射猎图》《女真猎骑图》等，共有15幅之多。耶律倍惯于画贵人、酋长及契丹装束而不作汉人衣冠。《黄金华文集》卷二十一说他画“马尚丰肥，笔泛壮气”。周密《志雅堂杂抄》一书里，王介石藏他的《番部行程图》，前有（宋）徽宗御题，后复有题云：“世所谓东丹王（在辽封号）者也，所画绝妙，与王子庆《西域图》相伯仲。”今所传视为倍之画《射骑图》，画一契丹人装束的骑士，左臂跨弓，腰跨箭壶，双手托一支箭，似作校正之意。身后站一马，颈搭缰绳，鞍辔齐全，鞍桥后拴一卷毡毯，作出猎欲行之状。画面内容突出，线条简练有力，比例协调，位置适当，人、马神态静中有动，写实手法很强，是他的代表性作品。

胡瓌、胡虔父子俱为辽代画家。瓌是五代辽初范阳（亦有沙陀等籍说）人。善画番马人物、射猎、穹庐，笔法细腻、构思巧妙，即所谓“凡握笔落墨，细入毫芒，而气度精神，富有筋骨，然纤细精致少有人能比”。其子虽得笔于其父，但成就则在其下。《宣和画谱》载瓌作品65件、子虔44件（皆失传）。被认为是瓌的画除《卓歇图》外，还有《出猎图》《番马图》等。旧题《胡瓌卓歇图》长卷，主题是画一对男女盘膝左右并坐地毯上。男主人巾帻，穿窄袖长袍，着长筒靴，双手捧杯正饮。女主人袖手盘坐于右，侧目注视男主人饮酒。二主人前各有一张低矮足木几，上放果食。男主人前及左侧二个髡发男仆，跪在地上供奉食品。女主人前一侍女，双手捧一酒壶，倾身向前正待为主人斟酒。席前二人作舞，二人以竖箜篌伴奏。男主人左后立四男侍从，皆巾帻，穿窄袖圆领长袍，腰束革带，皂靴，跨弓及箭筒。女主人身后立女仆，绾髻于顶，穿斜领左衽窄袖长衫，束皂带下垂过膝。有的袖手伫立，有的侧身作接物之姿。所有画中人物活动，皆围绕中心男女主人进行。

从以上所举传世辽代绘画中，多以鞍马狩猎为内容，说明他们是民族画家，他们的画多以当时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为背景。

1974年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辽代墓葬出土的殉葬品中，出土了两幅卷轴画，一幅《深山会棋图》和一幅《竹雀双兔图》。《深山会棋图》绢轴，长154.2厘米，宽54.5厘米，有竹天竿、木轴。出土时仅天头空地及部分画面坡脚少残。画中的石青、石绿、朱砂色仍很鲜艳，头、二、三绿层次清晰，是一幅山水人物画。画面岩壁峭立，高耸入云，山谷回环幽深，沿山有青绿松林。山谷深处有山庄一处，中心建筑是一座二重楼阁，有山门、过庭及回廊。房屋檐柱朱红，有柱头斗拱和人字形补间斗拱，直棂窗及格扇皆朱漆。山庄前平台上，有二人正在对弈，旁有棋童侍候。棋盘方格，棋路清晰，但看不清是围棋还是双陆。进谷口处，有一长者戴高冠，穿阔袖肥长袍，一手拄杖，款款而行，旁有琴童书童负琴背囊，嬉笑跟随，看似深山访友而来。此画技术主要用皴笔，有荆、关、董、巨之风。建筑用人字拱，则是唐代流行式样，内容写的是士大夫隐逸生活，从风格和内容看，有可能是汉人之作。此画虽无年款题跋，但出自辽代前期墓葬中，绘画的时间当在后晋天福即辽会同到应历年间。《竹雀双兔图》，绢底设色，长155.5厘米，宽60.2厘米，有竹天竿及木轴。画面内容，在平地上以双钩笔法画三棵竹子，下有幼竹陪衬。三只麻雀分别站立在竹竿中段，各作理毛、觅食和静立之状，立而不稳，竹竿有轻摇晃动之感。竹前画三株野花，左是蒲公英，右为白头翁，中间是地黄，皆以石绿点叶，以黄、白、紫绘花朵。满地绘稀疏小草及车前子。草地上绘两只酱色背白肚野兔，一只正在吃咬脚下的车前子叶，另一只在不远处蹲卧作观望品味姿势。画家从安静的自然环境中，捕捉住瞬间的静与动，挥毫作画，让观者去细细思索其中的情趣。画中以野花草点缀的手法，见之于辽庆陵壁画中，而竹子的画法和姿态，也能在一般辽墓中见到，给人以北方人写竹的印象。不过雀、兔的画功不凡，仍不失为一幅上好的艺术作品。

壁画是辽代绘画艺术的另一种形式，主要是墓室壁画，其篇幅之宏大，内容之丰富，目前发现的数量之多，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难与相比的。辽代的皇帝、贵戚、大臣及一般富有的人，不论是契丹人或汉人墓，不少都有壁画。内容主要是人间的社会活动，有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狩猎、放牧、出行、归来、四季景色、天文图像等。兹举其代表性内容和形式予以叙述。

1．《放牧图》[1]　绘于石棺内侧，彩色横幅，长215厘米，高65厘米。画中以两匹红鬃雉尾、彩色鞍辔的（无骑手）马为前导，一匹黑马和三匹白马奔逐其后。接着是七头大牛和二头小牛，色有黑、黄和花牛，散群而跟。牛群后面是两只长角黑色带头羊，领着十五只山、绵羊群。最后是一个牧人，上身穿开襟外套，内穿短袍系着腰带，足穿长筒靴，右手扬鞭催赶着牧群。背景是起伏的丘陵，近有小道，后有二棵柳树。线条简练而粗放，是以写生的手法表现草原放牧生活的情景。虽用笔欠细，却别有情趣，意义在于反映了大草原上古代牧民的生活，价值可贵。

2．《骑猎图》[2]　以墨绘于木构墓室窗棂板壁上，画二人追杀一兽。二人骑马并行，紧追一头颈、臀部各中一箭的野兽，还有一匹马稍后奔随而来。右侧猎人右臂托鹰，左手执一“小旗”，左侧猎手，正引弓欲发。地面画几丛小草。画面简洁，动感颇强，但画得潦草，实乃一幅速写。

以上两幅画，当出自辽代前期民间画工之手，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3．《出猎图》[3]　画以墨线勾勒，彩色平涂，绘于墓道两壁，每侧画面长约12米，人物车马略与实物相等。人物皆髡发，圆领窄袖长袍，足穿靴。北壁内容，开头有二人左右站立，一人左手指着右手托着的鹰，转脸向着对方，作评点交谈之状。在他们之前有一只猎犬正回头张望。迎面而来的是一驮夫牵一匹骆驼，驮着行囊、旗伞。驼垛上伏一只小猴，前腿趴着驼峰正在玩弄做戏。驼后一老人，髡发，穿圆领黄袍，红革带，跨匕首，足穿黑色靴，以右手托左手食指，若有所思，看似主人在筹划和吩咐什么事情一样。站在老人身旁的是一马夫牵着一匹枣红鞍马，再后是山峦重重。从画面看，当是人物出行活动。南壁自墓门口起画山石，山前两个武士，黑胄，穿直领窄袖短袍，系腰带，裹腿，着麻鞋，持短棒及伞。武士前边，一人戴交脚幞头，穿圆领绿袍，束黄色腰带掖着袍角，着麻鞋，拱手而立面向墓室。另一人戴黑巾，长袍束带，拄杖欲行。接着是二匹并卧的骆驼。驼后停一辆帐车，前后辕镶螭首，上架车帐用四柱围蓝色布幔，二面坡形顶，前后连着遮阳棚，棚顶前拱后平。全画富于节奏感，构图紧凑，生动地反映出行猎生活的内容。

4．《出行图》和《归来图》[4]　绘于墓道两壁，画幅宽广，各长约22米，人物与真人等高，墨线勾勒，彩色平涂。北壁《出行图》，画面可分三组，第一组是主人及车骑侍从，第二组是仪仗人物，第三组为前导。第一组殿后第一人髡发，戴黄色耳环，穿窄袖绿色长袍，腰束黄带，右手提一骨朵，弓身向前。主人髡发，戴黄耳环，红色圆领窄袖袍，黄腰带，黑靴。左手握腰带，右臂向下伸指，似向前者吩咐之状。第三人侧身在后，髡发，红袍，黄靴，双手捧一黑色皮帽。第四人髡发，黄袍，黑靴。右手提刀，左手按鞘，回身注视着主人，当是贴身卫士。第五人髡发，红袍，左手捧砚，右手握笔，侧视主人，是一录士。五人之前立一匹白马，肚带为红色，黄色马蹬，浅红蹬带，其他鞍辔鞦带皆绿色。马头左侧立一侍从，髡发，黄袍，黑腰带，黄靴，左手握腰带，转身向右。右侧马夫髡发，戴耳环，穿红色窄袖短袍及绿中单，衣角提起掖在黑腰带内、左手牵住马笼头，右手执鞭在肩，作敬候主人出发之状。人、马前停一高轮轿厢车，轿厢四角红柱，蓝幔，宝珠顶，四角挂流苏，黄色檐帷，格子纹布轿门帘。车左轮前一车夫，髡发，穿绿色窄袖袍，红腰带，黑靴，牵一匹灰褐色马鹿。另一红袍车夫，手抬车辕，准备引鹿套车。靠左侧车旁，还站一髡发黄袍老人，右手拄骨朵，指使车夫行动。车后侧站二女子，一为主人，头戴黑色小帽，帽檐扎绿色带，发鬓下垂，戴黄色耳环，浅绿色长衫，红腰带，右佩黄色葫芦形荷包及黑色小皮包装四块磨角“长板”。另一女子戴绿黑皮小帽，后系花结，绿色长衫，浅红腰带，左侧佩饰与主人相同。她手捧铜镜，供主人整容，镜中反映出了主人的影像。第二组是面向男女主人的仪仗，由五个鼓手和五个大鼓组成。五鼓是用五根长（竹）竿捆扎上头，下头分开，每竿下缚一鼓，平面呈五瓣花朵形。五鼓手前二后三，其中一人稍后，大致与鼓的排列相当。五人皆戴黑色交脚幞头，圆领阔袖袍，窄袖中单，长裤，麻鞋。前排第一人与后排中人为浅绿色袍，其他三人袍为浅红色，有两人露出黑色革带。五人皆留髭须，左手握右手拇指，叉腿侍立，全是汉人面相和装束。鼓手后立一契丹人，髡发，浅绿袍，黄靴，双手握一骨朵拄地，好像一个监督者。再前六人，面向墓门，与鼓手相背，仅残留个别黑色交脚幞头及红、绿、蓝色袍，手持肩扛之物皆难分其名。这六人前置双杠抬桌，桌上放一个大口小底方斗。再前为前导人物，很难看出他们的活动内容。

南壁《归来图》所绘内容也由三组构成。第一组靠近墓门，画两驼、一车、十四人。十男子皆契丹人髡发及衣饰，首起二人，第一人红袍，屈双臂，两手伸（食）指，另一人绿袍红中单，白下衣，红革带，黄色靴，佩黑色花鞘匕首，左手按刀，屈右臂，相互作交谈姿势。二人前并卧双驼，红皮笼头，黄色缰绳，颈挎轭垫，臀系绿色遮布。驼前坐一短发老人，穿黄袍，红腰带，黄靴。老者之后一人双手拄骨朵弯腰靠驼车轮而立。驼车高轮长辕，上有以六根黄色柱子支起的庑殿式车帐，前后有遮阳棚接连。靠左轮旁立二女子，一绾双高髻，面目清秀，穿直领左衽长衫，束红带飘垂，怀抱一大红包裹，背靠车轮。另一女子戴黑色小帽，绿长衫，红腰带，侧身向前者挺胸而立，系女主人。靠右轮前也有二个女子站立一旁，其中一女手捧一黄色圆钵。驼车前辕两侧，扶辕站二人，辕头有三脚支架撑起。车前四个契丹人，袍角掖起，手持骨朵，双双对立，显系护卫身份。第二组为仪仗，人物装束如北壁仪仗，人物间有一轿和抬头亦如北壁轿斗形式。这组人物多已剥落不全。第三组前导画四契丹人，一人双手平举一竿，竿头一圆口小网篮，另一人执棒，二人站立马头一侧，互相作对话状。再前画二人对坐，中间放一圆形盆钵状物，皆漫漶不清。

《出行图》与《归来图》，共画53人，人高1.5米至1.6米，车马驼类亦同实物大小，队伍浩**，番汉皆有，表现的是契丹显贵的威严和富有。画笔用散点透视，视平线逐渐提高，墨线勾勒而后施彩。笔画流畅，色以朱砂、石绿、石黄、石青、赭石、白粉为主，有深浅层次，较辽代早期平涂有明显的进步。[5]画中契丹人身份不同的衣饰和发型，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当时的衣饰风俗，而绘画中的真实含义，即画中描写的一送往、一迎来是当时的何种仪式？颇值得深入研究。

5．《四季山水图》[6]　画的是辽辖境内的四季风光景色，绘之于辽圣宗耶律隆绪庆陵中室四壁。辽圣宗在位近五十年（983—1031年），是辽代中后期的鼎盛期。他的陵墓庆陵（后兴宗、道宗亦附葬此，统称庆陵），依山而建，自墓道至墓室绘满壁画，在契丹臣僚旁有墨书契丹小字人名或官号。庆陵壁画应出自当时宫廷内外辽汉名家之手，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绘画水平。画主要用墨线勾勒，彩色平涂，画树木用皴法，人物、动物、山水亦多润染出层次。

陵寝地宫中室圆形，四正面开门，壁画绘于穹庐顶上和四角壁上。自东南角起绘春季，西南角绘夏季，西北角绘秋季，东北角绘冬季。春季图，山丘重叠，杏花盛开，蒲公英、车前子遍地可见，山间溪水由高而低流动，沿岸嫩柳丛生，野鸭、鹅等在水中觅食。远天白云下，雁群成人字形北飞。夏季图，山中浓绿的牡丹花怒放，还有丛柳和野花。山间鹿群出没，有的吃草，有的小鹿正在吃奶，有的三五成群，有的飞跑。杂树丛生之中，还有野猪在觅食。秋季图，山中除松柏外，榆柳开始落叶。鹿群行在山间，或站立山巅鸣叫，似在寻偶或寻找自己的儿女。肥壮的野猪在河边饮水。天空白云朵朵，大雁成群南飞。冬季图，山中除可以看到青色松叶外，各种杂树皆已凋谢，只有点点红叶点缀着大地。河水开始冰封，野猪、鹿在成群地寻找居处。天空不见鸟飞，好像一切已告结束。每幅画高约2米，宽1.80米。图画中，只见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独不见人影，纯粹的一片自然风光。野趣横生的环境，表现出画家的构思巧妙，也反映出辽代皇帝的“四时捺钵”生活。辽代皇帝，除大礼在京城的宫殿举行一些活动外，一年四季随季节变化到一定的地方去，帐幕而居。渔猎、避寒暑、问政，一切都在那里进行。“捺钵”，契丹语“行在”之意。

辽初期的壁画以放牧、鞍马、仆役、侍卫为主，人物呆板，内容简单。后来从辽圣宗前后，内容变得复杂，出现了大型出行图场面，笔法熟练，立体层次和写实感加强，特别是画人物及鞍马技术很高，从而填补了传世卷轴画稀少的缺憾。

二、雕塑

雕塑艺术，在辽代也有不少实物保存至今，均是以各种质料，经过艺术家精心制作的立体艺术品，大多保存在石窟、寺庙和古代建筑中。在辽代石雕艺术中，时代较早又有纪年的是一尊佛像，于1956年在辽中京城内出土。佛像为砂岩圆雕，高40厘米，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佛像目光微下视，表情严肃而慈祥。在背光两侧刻汉字（辽穆宗）应历七年（957年，后周显德四年）正月，功德主王进卿妻张氏全家供养。

在辽上京皇城西南角内，有一尊砂岩圆雕观音菩萨立像，像的颈部以下残高约3.7米（全高4.5米左右，抗日战争后期头部失落）。像系头戴宝冠，袒胸戴璎珞，左臂屈起，右臂稍伸（手皆残失），披帛，赤足，足趾刻莲瓣形，下连衬石。石像打磨精细，衣纹流畅，体态端庄，神情慈善安详。《辽史·地理志》记载，上京皇城西南角有天雄寺，依石像位置应与天雄寺有关，其时代也不会太晚，因为天雄寺建于辽代初期。

辽上京故城南约二十公里，在群山环抱风景奇秀的幽谷中，有一座辽代石窟，今名“后召”[7]。1974年在石窟门楣上方，发现“真寂之寺”四个大字，当系原名[8]。石窟开凿在花岗岩体中，现存三窟，在山谷东南侧。入谷口窟前岩壁上，就平面浅雕二力士，身高约3米。入谷三窟以中窟较大，窟口宽约6.5米，深5米，高约3米，方形，正中偏后雕一卧佛，头西南足向东北，全长约3.7米。佛螺髻，闭目，披袈裟，赤足，枕右肋而侧卧，即佛圆寂姿态。佛前两侧立二菩萨及弟子15人，对圣人之死，均作悲痛欲绝之状。绕窟壁三面高约2米，浮雕高约50厘米“千佛像”共100尊。其南一窟有门，内方形，长宽约3.5米。门内两侧刻高约1.8米的天王像，正中刻释迦牟尼坐像，像高约1.5米。佛左前刻文殊菩萨，狮座；右前为普贤菩萨，象座。北边一窟位置较高，开石阶而上，分内外窟。外窟石刻内容同南窟，后室皆壁刻浮雕，正中雕高1.1米的佛像，两旁为菩萨、诸弟子、供养人和天王像。菩萨宽衣伫立，表情庄严。弟子双手合十，面貌虔诚，供养人跪前，手捧供物，祈求福寿。雕刻艺术形象，富有地方特色，从天王力士及供养人中，可以看出契丹人的风貌。石窟保存较好，虽经清代加上泥彩，但原貌仍存，为辽代不可多见的艺术宝库。从“后召”越山南有“前召”，也是辽代遗迹，尚存乾统九年（1109年）石幢一座。

保存至今的辽代泥塑作品，有不少佳作。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河北蓟县的独乐寺，现存山门和观音阁塑像都是辽代原物。山门内有金刚力士二尊，肌肉丰满，强健有力。观音阁内塑本尊十一面观音，站姿高约16米，头部在阁之上层，腰在中层。观音本像面部丰圆，细长弯眉，高鼻梁，大耳垂肩，面相慈善。通体长衫，臂挂彩帛缓缓下飘及地，造型十分精美。头上诸小像，表情温雅端庄。这是一尊中国古代最高大的彩塑佛像，观音两胁侍高约3.6米，头戴化佛冠，衣似武士装，赤足踏在莲花上，衣纹流畅，姿态稳雅，尤有唐塑风格。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建于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殿内并塑七佛像，每佛前立两胁侍菩萨，诸佛两端立二天王。七佛除手势外，衣饰表情类同。像高约7米，皆螺髻，弯长眉，眉间有痣，高鼻梁，大耳垂环，面貌丰腴、安详。袒胸，内裙外披袈裟，衣纹浅而流畅。均结跏趺坐，自东而西，一、三、五、七为八角束腰莲座，二、四、六为圆形束腰莲座。佛前菩萨高约2.5米，皆头戴宝冠，胸佩璎珞、臂钏，身披袈裟，赤足踏莲，各作仰首、平视、侧目不同角度，均面貌丰圆，表情喜悦而慈祥[9]。

大同华严寺是辽代西京城内的一大佛寺，也是当时宋辽的著名寺院。现存薄伽教藏殿，建于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殿内的塑像，除主佛前小坐佛为后代补塑外，其余大部分仍保持辽代原貌。塑像分三组，用以表现“三世诸佛，十方声闻、罗汉，一切圣贤”。北部一组以过去燃灯佛（定光佛）为本尊，胁侍二弟子、四菩萨。中部一组以现佛释迦为本尊，胁侍二弟子、四菩萨。南部一组以未来佛弥勒为本尊，无弟子，胁侍六菩萨。在过去与未来佛前各有两个供养童子。佛坛四角各有一护法天王。三佛后有火焰纹背光，佛螺髻，面部丰满圆润，表情肃穆安详，袒胸衣裙披通肩袈裟，结迦趺坐于三重（释迦四重）束腰莲座上。莲瓣上印小佛像。弟子迦叶、阿难，一老一少，面目和善。诸菩萨戴宝冠，佩璎珞，披帛束裙，站立莲花座上，个个同具慈祥目光。供养人表情虔诚之至，有很强的现实感。护法天王体格健壮有力，戎装持剑，显得十分威严。全部造像给人以完美和蔼的感觉，充分体现出辽代晚期高度发展的雕塑水平。

辽代寺院多在寺中建佛塔，佛塔一层塔身八面，均以佛、菩萨、力士、飞天雕塑为装饰，独有辽上京故城“南塔”上是以石雕镶贴上的。在辽中京故城内，有辽代后期建筑的“大塔”（现城址有三塔以其大而名）一层塔八面造像，以其造型优美可与大同华严寺辽塑艺术水平相比。许多辽塔上的雕塑品，也是辽代艺术成就的一部分。

三、乐舞与体育运动

辽代乐舞的具体情形，在不少辽代石刻、绘画中得到了解答。实物发现有辽代的鹿哨，乃效鹿鸣乐器。还发现有陶长鼓，细腰，两头口向外如半个圆球体，中空，全长约50厘米。形似今日朝鲜族流行的腰鼓。外口缘有凹弦纹，供缚皮之用。辽时民间流行臻蓬蓬歌，江万里《宣政杂录》里解释说，每歌以扣鼓为节而舞，人无不喜闻而效之，这里提到“外头花花里头空”，也许与这种鼓相联系，因为这种鼓可以束在腰间，亦歌亦舞。绘画中的舞蹈，在内蒙古库伦旗六号辽墓门额上，绘五女为一组，中一舞女头绾双髻，簪花彩带，穿粉色直领中单，外穿黄色右衽长衫，肩部结彩花，红裙，丰润的面容，双目微垂，披帛起舞，挥两臂如雁飞状，帛衫飘起，舞姿十分优美。舞女左右各二伴奏女子，亦装饰华丽，左第一人已残落，第二人吹笛。右第一人弹琵琶，第二人奏觱篥[10]。河北宣化辽韩思训墓乐舞壁画，由九男组成，[11]画幅宽2.7米，高1.1米。自左起第一人戴黑色展脚幞头，穿圆领宽袖长袍，束黑革带，黑鞋。舞姿右侧身，平举双手，身前屈弯。其前第二人，戴黑色花翅幞头，穿圆领窄袖袍，白裤，黑靴。舞姿弓身屈臂，右腿前伸，左腿微收，作舞步方起之势。这是两个中心人物。舞蹈者后右侧，有六人分两行而立。前排两人弯腰双手拍腰鼓，中二人吹笙，后二人吹箫、笛。最后一人擂大鼓。七乐伎皆戴黑色曲翅幞头，黑靴。吹笛及鼓手穿白色圆领窄袖长袍，白玉带，其余皆浅灰蓝色袍，束帛带。在宣化另一座辽墓中散乐壁画由12人组成[12]。一舞者穿窄袖圆领红袍，腰束革带，头戴黑色展脚幞头，侧身向右弯曲，双手相接，左肘斜向上抬起，右腿伸直用足跟触地，左腿稍收使足掌着地，臀部后压，双目斜视，侧身面向观众。乐伎前五后六前后两排，皆戴黑色软翅幞头，圆领窄袖红、黄、蓝色袍，黑靴。个个面部丰圆，留髭须，全系汉人模样。两排十人奏乐，一人擂大鼓。前排左起有觱篥二、笙一、腰鼓一、大鼓一，后排左起拍板、琵琶、横笛、腰鼓各一人，十二管排箫一人。该壁画墓的年代是辽天庆六年（1116年）。

以上两幅散乐图，皆系辽代晚期作品，已形成当时演奏的固定形式，这种形式与中原地区的散乐雷同，同受唐文化的影响。

契丹男女陶俑图

体育运动以角觝、马戏、马球和击鞠最为活跃。角觝又称角抵、相扑、摔跤，辽朝角觝，始于民间二人较力活动，不分阶层。《辽史·太祖纪》记载，在太祖酒宴上曾行角觝之戏。在后来的宫廷宴中，也常有这一节目助兴，而且多以压轴节目出场。当时的角觝规则是，以一次倒地为败，至有两人相持终日而难得一胜者。角觝之士，有契丹、汉人和其他民族。1991年，在内蒙古敖汉旗出土辽墓壁画中，有一幅角觝图，画二赤身男子，他们肌肉发达，体魄健壮，正手舞足蹈，作即将相斗之姿，这是至今所见契丹人角觝的最生动的场面。这与张舜民《画墁录》记载在辽见角力士**身相斗的情形是一致的。

契丹人习于马上生活，虽小儿亦能鞍马，所以赛马、马戏和马球活动在辽代时有所见，在辽墓壁画中，也有马球图的内容，绘画中有五位骑手，四人跃马执曲棍，其中二人在中场奋击一腾空的红色球，另二骑士殿后，还有一人立在侧，腰佩一个红色球囊，以裁判式进场。五人皆契丹人装束，头戴斗笠形帽，穿圆领窄袖长袍、革带，有一人束鞢躞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