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人早在唐代便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禁止氏族内部通婚，《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在汉族人看来，以庶母、伯叔母、嫂、子弟之妇为妻，显然是**行为，为封建纲常礼教所不容。但这种群婚制残余，在很多民族都经历过，党项人有这种风俗，也是很自然的。“不婚同姓”四字值得玩味。所谓同姓，实际上是指党项人的氏族，《文海》中称为“宗姓”：“此者宗族也，宗号也，分别姓类用之谓也。”党项人不婚同姓，也就是不与同一宗族的女子相婚配，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同一氏族的男女血缘相近，如若婚配，不利于后代繁衍，至于庶母、伯叔母、嫂及子弟之妇均是外姓女子，与本人没有血缘关系，故可在她们寡居时娶以为妻。“同姓不婚”是婚姻观念上的一个进步。

木衣架（西夏）

西夏时期的党项人也实行买卖婚姻。《文海》中的“婚价”一词，就标志着买卖婚姻的存在：“结婚取女价，向亲戚、叔舅等馈物之谓”。这是说男子娶妻要向女家支付“婚价”，不过支付的方式不是直接付给钱币，而是以馈赠的形式出现的。买卖婚姻是一种丑恶现象，中原汉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买卖婚姻一直没有绝迹，西夏地区也未能免除这种违背妇女意愿的丑恶现象。

嫡、庶之分的观念在党项人中普遍存在，马可·波罗曾记述他在游历甘州时的见闻说：“娶妻之数惟意所欲，然第一妻之地位最尊。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马可·波罗经过甘州时，正值西夏灭亡不久，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这段记述是可靠的。只要赡养得起，愿意娶多少妻妾都可以，但是正妻的地位最高，其他妾均不能与正妻抗礼。自然，能够娶许多女子为妻的人，肯定是富甲一方的缙绅，一般平民只能是一夫一妻的家庭，贫穷太甚的人恐怕连妻子也娶不起。

与中原汉族人的婚姻相比，西夏人的婚姻是比较自由的。汉人青年男女不可自由择偶，须得媒妁之言才能结合，否则就是**奔，为人所不齿，而清人张鉴在其《西夏纪事本末》中记述党项人的情况则是：“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党项人的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态度还是比较开明的。但是如果男女婚事受阻，便往往殉情而死：

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用彩缯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毡，椎牛设祭。乃以其草密加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为高丈，呼为“女栅”，迁尸于上，云于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

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殉情，在汉族男女中也不少见，但党项男女死的方式却颇为奇特，两人并首而卧，头上缠裹布条，双方同时用力，俄顷之间便双双毙命了。更为奇怪的是，男女双方的亲属不失声恸哭，反而说这是男女之乐，用不着悲伤，然后将尸体迁于木架之上，双方亲属在下面击鼓饮酒，尽欢而散。这种风俗与汉人在子女死亡时悲痛欲绝的情景截然不同，看来党项人对殉情者是持赞扬态度的。

党项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汉族，反映在婚姻关系中，妇女所受的歧视也不像汉族那样严重。西夏文书《圣立义海·男女相觅》条记载：“人为婚姻则女平男等相觅，问讯男女之龄相觅。”所谓“女平男等”，可能是指缔婚的男女双方必须门当户对，这是社会不平等在婚姻关系方面的反映。由于双方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不同，致使有情人不得成为眷属，这种风俗与中原汉人是一样的。但也有不同之处，在汉人地区中，一般是男方看中了女方后，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而党项人则是由女方请媒人提亲，说明党项族妇女地位高于汉族妇女。

党项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无相通，互相帮助，成为风气，是很值得称道的。元末唐兀（西夏）人余阙，世居河西武威，因父官于庐州（安徽合肥），遂家于是。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有身长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平居相与，虽异性如姻亲。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即以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百斛之粟，数千百缗之钱，可一语而致具也。岁时往来，以相劳问。少长相坐，以齿不以爵，上下之情怡然相欢。醉即相与道其乡邻亲戚，各相持涕泣以为常。予初以为此异乡相亲乃尔，及以问夏人，凡国中之俗，莫不皆然。[42]

这一则记载反映出西夏人质朴、忠厚、诚恳、坦率、慷慨的性格。他们虽异姓相处，也如姻亲之好，有了食物，必招好友共食。一人有难，即使是百斛之粟、数千百缗之钱，不需立字据，一句话使可将粮、钱送来。少年人与老年人相聚，只叙年龄，不问官职，人情味很浓。在西夏人聚居之处，人人相待以诚，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劫掠烧杀，真是理想的太平盛世。这段文字也许有夸大之处，但西夏人团结互助的风气肯定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