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女真人的婚姻形态有好几种。一是氏族外婚与部落外婚。氏族部落时期，一般情况下实行氏族外婚制与部落内婚制，也即通婚的双方是同一部落的不同氏族，女真人建国前大致上采用这一婚姻形态。随着统治地区的扩大，女真人中出现了部落外婚习俗。其实部落外婚不过是氏族外婚制范围的扩大而已，所禁的范围不仅是本氏族，也包括了原部落的其他所有氏族。这种新婚俗的出现，既增强了人们的体质，也打破了原有部落的封闭、保守观念。金代建国初年，还有部落内婚的旧俗，统治者不得不加以制止，天辅元年（1117年）五月，太祖阿骨打下诏：“自收宁江州（吉林扶余东石头城子）已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20]十年之后，太宗于天会五年（1127年）又重申：“合苏馆诸部及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21]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是女真人在婚姻关系上的一大进步。在灭亡辽和北宋以后，女真人以猛安谋克的形式迁入中原内地，形成了女真人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局面，于是女真人与汉人相互通婚的现象也愈来愈多了。这种通婚为金代皇帝所认可，无论是对女真民族的发展，抑或是对汉民族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

女真人还实行接续婚和隶役婚。所谓接续婚是指男子死后，其遗孀由族内另一男子收继，即《金史》所谓“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22]。一般情况下是，“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23]。如宗干、宗峻同父异母，均为太祖阿骨打之子，金熙宗完颜亶为宗峻之子。宗峻死后，宗干收继宗峻之妻，并抚熙宗如己子。又如宗弼、宗辅为同父异母兄弟，都是太祖之子，宗辅朝见太祖，卒于途中，“宗弼自戍所赴其丧，取宗辅之妻张氏以归”[24]。这种婚姻制度之所以盛行，虽与原始社会的群婚残余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对财产继承的考虑。因为丈夫死后，其财产由妻及子女继承，如妻子携家产改嫁，她丈夫所在的家族和氏族就会损失一部分财产，为了把财产保留在原家族和氏族之内，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族人将该女子收继。按照中原儒家的纲常伦理来看，兄娶弟妻，弟娶寡嫂已属不能容忍之事，若妻其后母，便是禽兽不如了。金朝建国以后，接续婚制度不再盛行了，个中原因大概是女真人的家庭形态起了变化，同时与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有关。如世宗之母李氏在丈夫死时，世宗只有13岁，当时的皇帝是太宗，为了避免收继婚这一尴尬场面，李氏于无可奈何中出家为尼；海陵王杀其叔曹国王宗敏，欲纳其妻阿懒，“大臣奏：宗敏属近尊行，不可。乃令（阿懒）出宫”[25]。但父死则妻其母的现象在女真人故地并未绝迹，直到后金时还有这类事例。如《建州闻见录》就有“婚嫁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的记载。至于隶役婚是指夫妇成婚后，男子留妇家为仆役3年，然后放归，妇家送他一部分财产。执仆役是为了补偿妇家女儿出嫁的损失。这种婚俗带有母权制的遗风，是私有制出现的情况下才有的。

抢婚与放偷是女真人婚俗的又一个特色。抢婚是战争时抢掠别族女子成婚，这种婚姻违反女子的意愿，显然是不道德的。放偷则限于正月十六日这一天。盗人财物、妻女，皆不治罪，有些互相钟情的男女私下约定，男方在正月十六这天将女子窃去，从此结成连理。男女之间亦可苟合，但不得烝**婶母。如洪皓的《松漠纪闻》记载，天眷三年（1140年）正月十六日，熙宗朝宰相完颜希尹（又名谷神、兀室、悟室、骨舍）之子挞挞率奴仆十余人，闯入寡婶家，将其叔母**，希尹大怒，将挞挞捆绑，杖其背百余，挞挞不久毙命。这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烝叔母已为世俗所不容。到了世宗时，女真人的婚姻关系又有了新的规定。大定十七年（1177年）“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26]。此禁令虽是对渤海国百姓而言，但女真也有男女私约而窃去的旧俗，大概在此令颁布之前已经禁止了。违犯此项法令者以犯奸论罪，可见即使是男女双方约定后再去抢亲，已不符合当时的伦理纲常了。大定十九年（1179年）又规定，“制知情服内成亲者，虽自首仍依律坐之”[27]。这里的“服”指旧时的丧服制度，按其与死者的关系亲疏分为5等，称为“五服”。五服之内，血缘亲近，不得成亲。这条规定不但排除了子妻后母的陋习，而且同宗兄妹之间也不得为婚了。章宗时又重申这一规定，承安五年（1200年）三月，“定妻亡服内婚娶听离制”[28]。几天之后，又“定本国婚聘礼制”[29]。这个婚聘礼制已在法律上规定“服内”婚姻为非法，这一规定符合儒家礼制。伦理道德上与中原汉人整齐划一，表明女真人在章宗时已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化进程。

在女真人的家庭中，家庭成员地位不同，父权处于支配地位。贵族大臣皆多妻，妻室有嫡庶之分，妻妾所生的子女地位也不相同，这一点与中原汉人的风俗相同。

金朝统治者非常注意提倡孝悌。世宗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定十三年（1173年），尚书省奏，邓州（今属河南）百姓范三殴人致死，按律当斩，他的双亲年迈，无人侍奉。世宗知道后说：“在丑不争谓之孝，孝然后能养。斯人以一朝之忿而忘其身，而有事亲之心乎？可论如法。其亲，官与养济。”[30]以身试法而不顾年老的双亲，其情可恨，世宗下令按法惩治，而用官帑养活范三的双亲，这种恻隐之心是很可称道的。次年，他对皇太子及亲王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弟（悌），孝弟（悌）无不蒙天日之祐。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自古兄弟之际，多因妻妾离间，以至相违。且妻者乃外属耳，可比兄弟之亲乎？若妻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非理也。”[31]世宗谆谆告诫他的子弟要孝顺父母，友于兄弟，不可因妻子之言伤了弟兄和气，说得是很恳切的。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永清县（今属河北）有个叫移剌余里也的契丹人，有一妻一妾，妻生子6人，妾生子4人。其妻死后，所生6子结庐墓旁，轮番守墓。妾生之子都说，死者是我们的嫡母，我们难道不应该守墓吗？也轮番守墓，三年如一日。世宗外出狩猎经过永清县，听说了这件事，“赐钱五百贯，仍令县官积钱于市，以示县民，然后给之，以为孝子之劝”[32]。

章宗完颜璟系世宗之孙，他即位后大有乃祖之风，也大力褒扬孝悌之人。明昌三年（1192年），棣州（山东惠民）出现了一个孝子刘瑜，锦州（今属辽宁）出了个孝子刘庆祐，章宗下诏赐给“绢、粟，旌其门闾，复其身”[33]。因为行孝，朝廷便赏赐布匹粮食，旌表其门，蠲免徭役，待遇是很优渥的。章宗希望以此激励笃行孝道之人，推广开来，成为风气。他问宰臣，孝义之人是否封赠官职？宰臣回答说，世宗朝曾任命过一个叫刘政的孝子当官，但他素质太差，不能胜任。章宗说，难道所有的孝子素质都很低吗？孝义之人素质已经具备，能够任用者要尽量录用。以后可能有人为了当官而伪装孝悌，即便如此，犹不失为善。可查验前后所申报的孝义之人，如有可用者，应当如实上报。有了孝悌之心，便可能效忠国家，即使才能稍差一点，也要任用。章宗这一片用心是值得嘉许的。对于年迈之人，甚为呵护。泰和三年（1203年）规定，凡“致仕官入宫，年高艰于步履者，并听策杖，仍令舍人护卫扶之”[34]。泰和六年（1206年）又对抛舍父母而远游者作出处罚规定：“祖父母、父母无人侍养，而子孙远游至经岁者，甚伤风化，虽旧有徒二年之罪，似涉太轻。其参考前律，再议以闻。”[35]显然，这是受了儒家“父母在，不远游”说教的影响。抛舍祖父母、父母远游，时间超过一年者，过去判罚两年劳役，章宗还嫌太轻，要加重处罚，这对激励人们赡养父母，孝敬老人，无疑是有劝世作用的。

金朝统治者还大力旌表节烈之妇，即使是别一朝代的妇女，也照样表彰。如辽将张觉降金，任平州（河北卢龙）留守，后又反金投宋，百姓李宝信之妻在平州被叛军捉去，欲以为妻室，王氏不从被杀，世宗时“赠贞烈县君”[36]；辽朝宜州（辽宁义县）节度使韩庆民守城时被金兵攻破，庆民尽节，金兵欲以其妻配给将士，其妻自杀，世宗读《太宗实录》时，见到这一条记载，便赞叹说：“如此节操，可谓难矣”[37]；一个姓师的女子嫁给雷姓为妻，丈夫早亡，师氏孝敬舅姑（公婆）。舅姑亡后，其兄与丈夫之侄合伙逼她改嫁，以便吞并她的财产，师氏自杀，世宗下诏“有司祭其墓，赐谥曰节”[38]；鄜州（陕西富县）女子康住住，其夫早亡，父亲逼她改嫁，康氏投崖而死，“诏有司致祭其墓”[39]；李文妻史氏，夫亡守节，父亲强迫她别抱琵琶，自缢而死，“诏有司致祭其墓”[40]；李英妻张氏，居潍州（山东潍坊），贞祐元年（1214年），元兵破潍州，欲掳张氏为妻，张氏不从，被杀，“追封陇西郡夫人，谥庄洁”[41]。《金史》为这些卓然不群的女子立传，显然是号召后人向她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