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代的三教合流
金代末年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这是当时文人学者与金朝统治者逐步走向合作的反映，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更是儒、释、道三教发展的必然趋势。原来三教门户森严，各有畛域，到了金末，儒士与佛、道教徒的交往日益密切，他们精通儒家经典自不必说，同时还精通佛、道教义，而佛教徒与道教徒也有许多人精通儒家经典，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儒、释、道兼通的人，不少人开始自觉地寻求三教合一的途径。金朝后期的文坛领袖赵秉文既对北宋二程理学有研究，又兼通佛、道，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另一金末学者李纯甫普读佛、道书籍，以佛兼容儒、道著述合三家为一。全真道更明确主张儒、释、道合一，把儒家的忠孝、佛家的戒与道教的丹鼎合而为一。这一文化现象对我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二、元代的三教合流
早在蒙古国时期，最有名的大臣耶律楚材就主张释、道、儒三教合一。他的老师万松老人兼通释、儒，造诣精深，对他影响很大。“他一方面让楚材领悟禅机，认识到佛法最为博大，最终一切都归结为佛的旨意；另一方面却使楚材保存了入世的念头，而为了入世，则必须践行儒家的学说。”[88]在万松老人看来，信佛信儒可以并行不悖，他要求耶律楚材以佛治心，以儒治国。耶律楚材遵循万松老人的教诲，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元代最有名的政治家。耶律楚材是三教同源论者，他多次说“三教根源本自同”，“须知三教皆同道”，“三圣元来共一庵”，还认为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是三位圣人，其教皆有益于世。就耶律楚材本人的信仰而言，他是同佛、儒两教联系在一起的。他本信奉儒教，即使在把佛法认作真理之源以后，仍然十分重视儒教的价值与意义。
耶律楚材像
进入元朝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思想继续有所发展。元朝各代皇帝都以西番僧为师，“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89]。佛教徒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与此同时，又大力推崇儒学，成宗时建宣圣庙于京师，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加孔子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后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司马光、张栻等从祀。仁宗就认为，若论明心见性，自然是佛教为深。但若要修身治国，自非儒教不可。他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至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90]他已认识到，若要治国安邦，释、儒皆不可偏废的道理。
元代尊崇国师，西番僧人有很高的地位。世祖命大臣廉希宪受戒，希宪是儒士，并不信佛，很巧妙地回答说：“臣受孔子戒矣。”世祖从未听说过孔子有什么戒律，很怀疑地问：“孔子亦有戒耶？”希宪回答说：“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91]把孔子所提倡的忠孝与佛教戒律相提并论，的确是令世祖满意的回答。大臣孛术鲁翀在翰林院为皇帝讲解经史，有一次皇帝问他儒、释、道三教何者为贵，鲁翀回答说：“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表面看来，鲁翀把佛、道比作黄金与白璧，的确珍贵无比，儒教只是五谷，其价值与黄金、白璧相去甚远，皇帝大惑不解地问：“若然，则儒贱耶？”鲁翀不慌不忙地说：“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岂可一日阙哉！”[92]黄金、白璧虽贵，但没有它也不影响生活；五谷虽贱，但没有它就要饿肚子，就实用价值来说，五谷在黄金、白璧之上。还有一次，帝师至京师，朝臣一品之下，皆乘白马郊迎。大臣匍匐于地进酒，帝师傲不为礼。只有孛术鲁翀举杯说：“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93]这种不卑不亢、非常得体的话，使帝师无话可说，只得笑而举杯饮酒。这段故事说明，佛教虽贵，但并不自居于儒教之上，而是各守其分。
全真道人李道纯在一篇问答语录中说：“涅槃与脱胎，只是一个道理。脱胎者，脱去凡胎也，岂非涅槃乎？如道家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即抱本归虚，与释氏归空一理，无差别也。”[94]说佛、道两家没有差别，确实是见解独到。别人又问他：“脱胎后还有造化吗？”道纯回答：“有造化。在圣人云：身外有身，未为奇特，虚空粉碎，方露全真。所以脱胎之后，正要脚踏实地，直待与虚空同体，方为了当。且如佛云真空，儒曰无为，道曰自然，皆抱本还原，与大虚同体也。执着之徒，畴克知此一贯之道哉！”这里把佛、儒、道联系在一起，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脱胎都是“抱本还原，与大虚同体”，更证明儒、释、道三教合流，同出一源了。
《南村辍耕录》的作者陶宗仪，在书中有《三教一源图》，把儒分成理、性、命三部分；释分成戒、定、慧三部分；道分成精、气、神三部分，然后加以比附。这种做法虽然滑稽，但在表述三教合一这个命题上，还是很有见地的。
注释
[1] 《辽史·礼志二》。
[2] 《辽史·太祖本纪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契丹国志·胡峤陷北记》。
[6] 《辽史·太宗本纪上》。
[7] 《辽史·太宗本纪下》。
[8] 《辽史·地理志一》。
[9] 《辽史·穆宗本纪上》。
[10] 《辽史·景宗本纪上》。
[11] 《元史·张德辉传》。
[12] 《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
[13] 《辽史·圣宗本纪二》。
[14] 《辽史·圣宗本纪四》。
[15] 同上。
[16] 《辽史·室昉传》。
[17] 《辽史·后妃传》。
[18] 《辽史·礼志一》。
[19] 《辽史·兴宗本纪一》。
[20] 《辽史·耶律马哥传》。
[21] 《辽史·兴宗本纪二》。
[22] 《辽史·道宗本纪四》。
[23] 《辽史·道宗本纪六》。
[24] 《辽史·道宗本纪二》。
[25] 《辽史·道宗本纪三》。
[26] 《辽史·道宗本纪六》。
[27] 《辽史·天祚帝本纪一》。
[28] 同上。
[29] 《辽史·耶律常哥传》。
[30] 《辽史·孩里传》。
[31] 《辽史·圣宗本纪六》。
[32] 同上。
[33] 《辽史·道宗本纪四》。
[34] 《辽史·道宗本纪五》。
[35] 《辽史·道宗本纪二》。
[36] 冯继钦、孟古托力、黄凤岐：《契丹族文化史》，34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37] 《辽史·太祖本纪上》。
[38] 《辽史·太祖本纪下》。
[39] 《辽史·义宗倍传》。
[40] 《契丹国志·齐国王隆裕传》。
[41] 《契丹国志·兴宗文成皇帝》。
[42]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43] 《金史·礼志八》。
[44] 《金史·礼志七》。
[45]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46] 《金史·乌古乃传》。
[47] 《大金国志·初兴风土》。
[48] 《金史·世纪》。
[49]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50] 《大金国志·浮图》。
[51] 《金史·太宗本纪》。
[52] 《金史·济安传》。
[53] 《金史·世宗本纪下》。
[54] 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史迹资料》，转引自张博泉：《金史简编》，415页。
[55] 《大金国志·道教》。
[56] 同上。
[57] 任继愈等：《中国道教史》，5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8] 《金史·章宗本纪一》。
[59]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
[60] 同上。
[61] 史金波：《西夏文化》，62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62] 《宋史·夏国传下》。
[63]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九。
[64] 《宋史·夏国传上》。
[65]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31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66] 马祖常：《石田文集·河西歌》。
[67] 赵翼：《陔余丛考·妻肉僧》。
[68]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3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69]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84页，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70] 《元史·祭祀志》。
[71]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3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72]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3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73] 谢再善译：《蒙史秘史》，241页，中华书局，1957。
[74]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263页。
[75] 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绪言》，18页，该绪言由道森写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76]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29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77]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87页。
[78] 张养浩：《归田类稿·时政书》，乾隆五十五年周氏刻本。
[79] 《元史·释老传》。
[80] 同上。
[81] 《元史·哈麻传》。
[82] 《元史·释老传》。
[83] 同上。
[84] 杨志玖：《元史三论·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5] 《元史·百官志五》。
[86]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43、44、49、54页，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87]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88] 黄时鉴：《耶律楚材》，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89] 《元史·释老传》。
[90] 《元史·仁宗本纪一》。
[91] 《元史·廉希宪传》。
[92] 《南村辍耕录·三教》。
[93] 《元史·孛术鲁翀传》。
[94] 《清庵先生中和集》，转引自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7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