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萨满教

蒙古族最信奉的是萨满教，这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一种原始宗教。因为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一切都受大自然的支配，因而把日月星辰、山川土地、风霜雨雪等自然现象当作崇拜的对象。《黑鞑事略》一书中记载，鞑靼人认为月亮是善神，能给人带来幸福，因此每当新月升起时，便望月而拜。《多桑蒙古史》说，鞑靼民族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合名之，曰腾格里。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出帐南向，对日跪拜，奠酒于地，以酹天体五行”[68]。忽必烈行军打仗时，乘坐在一个木制的宝盆里，“宝盆顶上飘扬着绘有日月图案的皇旗”[69]。对星辰也很崇拜，对北斗星尤甚，尊之为“七老星”，往往用酸马奶和其他动物祭祀。此外，还崇拜土地，在萨满教的颂词中，称天为“慈悲仁爱的父亲”，称地为“乐善好施的母亲”。推而广之，与土地有关的山川、河流，也成了蒙古人崇拜的对象。在蒙古人的文告中，最常见的是“长生天”一词，表明他们对“天”怀着深深的敬意，如现存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的圣旨碑，第一句话便是“长生天气里”，另一块《海都太子令旨碑》开头也是“长生天底气力里”。元代祭天仪式是很隆重的，“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70]。

蒙古人还盛行图腾崇拜。同其他民族一样，选择了本民族特别尊敬的动物苍狼、白鹿作为标志的图腾，有的部落以白鸿和鹰为图腾。这些图腾就是当时的“部落神”。

蒙古人相信灵魂不死，人死后灵魂仍能脱离躯体而单独存在，“以为死亡即由此世度彼世，其生活与此世同”[71]。有人患病，在其居住的帐篷前面树立一支矛，别人不能进入帐内。若不幸死亡，其亲友即号哭不已，然后马上下葬，因为人死以后已受恶鬼的钳制，不能再与尸体多接触了。人死亡后，在尸体前要摆上肉和马乳，平常亲近之人要来献食。埋葬时，将其平常所乘之马备齐鞍辔，加上弓箭及其他器具一起殉葬，以供死者在另一世界使用。参加过这一葬礼的人，应两次经过火堆，以祛除不祥之物，死者生前所居之帐幕与其他所用之物都用水洗净，并设丧食作为纪念。若是宗王病死，便在一帐幕中置死者于座上，前面摆放一张桌子，上面器皿里陈放肉一块、马乳一杯。安葬时将帐幕与雌马一匹、马驹一个，另有一匹备了鞍辔的雄马，连同其他贵重物品，一律埋葬墓中。其葬地保密，派人守护，不许别人走近。这些繁文缛节主要是想为死者在另一世界安排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

成吉思汗认为，无数毫不相干的事可以致灾，或遭雷击，因此严禁向水中或灰烬之上撒尿，严禁跨火、跨桌、跨食盘，禁止洗涤衣服，直至破弊为止。他们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监视阳世上人的举动，所以才订下了这些戒律。这种鬼神崇拜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都是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主要信仰。

蒙古人认为，人之所以有灾难祸殃发生，是因为恶鬼作祟，祛除之法是摆上供品，请珊蛮（巫师）祈禳。“珊蛮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师于一身。此辈自以各有其亲狎之神灵，告彼以过去、现在、未来之秘密。击鼓诵咒，逐渐激昂，以至迷惘，及神灵之附身也，则舞跃瞑眩，妄言吉凶，人生大事皆询此辈巫师，信之甚切。设其预言不实，则谓有使其术无效之原因，人亦信之。”[72]这些珊蛮大多素质不高，假借天意，信口开河，人们竟信之不疑。《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笃信珊蛮，晃豁坛族人蒙力克有7个儿子，其中一个叫阔阔出的，又名帖卜腾格理（巫神），成吉思汗对他十分信任，一向言听计从。他挑拨成吉思汗与弟弟合撒儿的关系，说长生天指示，合撒儿将对成吉思汗构成威胁，成吉思汗不问青红皂白便把合撒儿逮捕，然后加以拷打审问，多亏诃额仑母亲救出。阔阔出又夺取了成吉思汗另一个弟弟斡惕赤斤所属的百姓，斡惕赤斤前往索要时，阔阔出又罚他下跪。成吉思汗忍无可忍，才命斡惕赤斤把阔阔出打死。“帖卜腾格里死去以后，晃豁坛族的儿子们都老实了。”[73]以后又产生了新的珊蛮，不过他再也不敢凌驾于成吉思汗之上了。珊蛮制度存在了很久，定宗贵由死后，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监国，她“嗜巫术，终日与珊蛮共处，政纲紊弛极矣”[74]。可见那时珊蛮仍有很高地位。

随着对外军事扩张，亚洲、欧洲的广袤土地都相继成了蒙古人囊中之物。这些地区有多种宗教，成吉思汗的政策是，不将自己信仰的萨满教强加于被征服的任何民族，不管他们信仰何种宗教，成吉思汗都不加干预，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军事扩张，各种宗教都允许存在。这种兼容并蓄的政策，减少了许多军事冲突，的确不失为一项明智之举。“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这项原则，所有他在东方和西方的后裔历代都忠实地予以遵守。”[75]成吉思汗的子孙中，按照各自的意愿和爱好，可各选择一种宗教，如蒙哥汗和贵由汗（即宪宗和定宗）信奉基督教，蒙哥之母唆鲁禾帖尼信奉景教，忽必烈之孙阿难答则信奉伊斯兰教等，也有不信任何宗教的。“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76]元世祖忽必烈说：“人类各阶级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为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个尊者给我帮助。”[77]

二、佛教

蒙古人最早接触的佛教是禅宗，这是汉化了的佛教，口心相传，没有文字，与其他以经典相传的宗教不同。元太祖九年（1214年）蒙古人攻陷了金人辖下的宁远（山西五寨北），成吉思汗召见当时只有13岁的僧侣海云及其师父中观，这是接触佛教之始。成吉思汗远征西域时，在戎马倥偬之际，还未忘记中观、海云师徒，允许他们统辖汉地僧人，并蠲免其差役。成吉思汗开了优待佛教徒的先例，他的继承者也亦步亦趋，对佛教徒优礼有加。忽必烈在潜邸时，海云曾北上朝觐，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印象。禅宗中的一支曹洞宗有个僧人叫万松，万松的弟子耶律楚材是蒙古国时期的治世能臣，颇受元太宗窝阔台的信任。13世纪中叶，吐蕃佛教（喇嘛教）在宫廷中地位超过了禅宗，但就全国而言，禅宗仍然最为流行，白云宗、白莲教是从佛教派生出来的，在南方拥有众多的信徒。

蒙古人何时与吐蕃佛教结下不解之缘，迄今还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元太宗窝阔台的儿子阔端是蒙古人接触吐蕃佛教的关键人物，则一向没有异议。阔端受封领有青藏地区、驻戍凉州（甘肃武威），派将军多达率军入藏，回来后向阔端报告了乌斯藏各教派的情况，建议任命其宗教首领管理其地。阔端决定邀请乌斯藏宗教领袖萨斯迦班智达一晤，萨斯迦班智达携带两个侄子八思巴、恰那奔赴凉州，商谈了乌斯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并发回了致乌斯藏纳里的僧俗首领的信，从此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八思巴曾谒见忽必烈于征滇途中，为他的妻、子行灌顶礼，并留侍在他身旁。与八思巴一同前往的还有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他在谒见忽必烈后，又北上朝觐宪宗蒙哥。后来噶玛拔希涉嫌支持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帝，忽必烈即位后疏远了他。萨斯迦派的地位空前提高，八思巴被封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领释教。

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因创制蒙古新文字有功，被封为帝师大宝法王，在中央设总制院（后来更名为宣政院），如遇吐蕃有事，即分院往镇，用人自选。总制院长官品秩为从一品，帝师是当然人选，下面的院使10人，第一名由中央政府任命，第二名由帝师荐举僧人充任，这就是元朝特有的帝师制度。帝师位尊势隆，他可主持宫廷的某些重大佛事活动，其职责中有一项是给元朝天子与皇室传授佛戒，举行灌顶等宗教仪式。皇帝即位之前，须从帝师受佛戒9次，八思巴就给忽必烈、皇后察必、皇太子真金讲解过佛教教义。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思巴圆寂，忽必烈给他加了一大串封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自八思巴后，帝师成为制度，直到元朝灭亡，历代皇帝都有帝师。帝师带领僧徒作佛事，为皇帝及皇室成员延寿，祈祷国泰民安。同时也给皇室成员受戒。如泰定三年（1326年）皇后亦怜真八剌受佛戒于帝师，次年皇子又受佛戒于智泉寺。帝师掌领的宣政院，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成为朝廷的4个独立系统，有权自辟官属。各路府州县都有管理佛寺僧徒的机构，直属于宣政院，不受同级政府管辖。江南地区曾设行宣政院，管领江南各省佛教，僧官由宣政院任免。

“全宁路三皇庙”铜祭器（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元朝皇帝信仰吐蕃佛教，对佛教徒优礼有加，蒙古王公贵族也纷纷起而效尤，使得佛教在蒙古人中迅速发展。长期生活在干戈俶扰中的百姓，不想再受刀兵之苦，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便也纷纷皈依佛门，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股修建佛寺之风。如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有佛寺12座，即使在比较偏僻的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库苏吉尔省阿尔布拉县境内，也兴建有为宪宗蒙哥祝福的释迦院。上都（内蒙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寺庙林立，仅《元史》所记，就达167座，其中的乾元寺、开元寺、天元寺、万安寺、帝师寺等，都是有名的寺院。其他如今内蒙呼和浩特东郊的白塔村，元代叫丰州，属汪古部管辖范围，境内佛寺甚多，有宣教寺、定林禅寺、荐福寺等。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系元代弘吉剌部按陈那颜牧地，为应昌府所在地，城中有报恩寺。这一类的寺庙几乎到处都有。

元代举行佛事活动耗资之巨，远远超过了其他朝代。如延祐四年（1317年）宫廷佞佛用面439500斤、油7900斤、酥21870斤、蜜27300斤，这些支出完全是民脂民膏，统治者却挥金如土，毫不靳惜。佞佛活动频繁，造成国库空虚，百姓负担沉重，无怪乎有人惊呼：“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78]佛教徒又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怙恶不悛。“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79]如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挖掘杭州南宋诸帝及大臣坟墓101所，杀无辜平民4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攘夺别人财物，计黄金1700两，银6800两，其他宝玩甚多。至于公然夺民田产，抢掠良家子女为奴婢，强占属于国家的山场、河泊、关津、桥梁等，更是屡见不鲜。至大元年（1308年）上都开元寺僧人强买民薪，百姓上告到留守李璧处，李璧刚询问根由，僧人已持棍闯入公堂，将他按倒在地，大施威虐，并将他囚入空室，僧人却遇赦得免。次年又有僧人与诸王妃子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80]。顺帝年间，吐蕃僧人以运气术讨好天子，号“演揲儿法”，还有“双修法”、“秘密法”，“皆**也”[81]。元朝之所以不足百年而亡，与喇嘛教的泛滥是有很大关系的。

除了喇嘛教外，还有禅（即禅宗）、教（分天台、华严、法相三宗）、律（即律宗）三大流派。这三个流派的特点是“禅尚虚寂，律戒严行，而教则通经释典”。元代最流行的是禅宗中的临济、曹洞两家，大体上说来，临济宗流行于南方，曹洞宗流行于北方。曹洞宗的代表人物是金元之交的万松行秀，他是耶律楚材之师。行秀的另一弟子福裕曾主持西京（山西大同）少林寺，福裕一系是元代曹洞宗的主要继承者。临济宗的大师当首推北方的海云印简，他与成吉思汗、忽必烈祖孙两人都有交往，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刘秉忠是他的弟子。由于这层关系，海云被推崇为中兴禅宗的临济第16代祖师。南方的临济宗代表人物有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等师徒。

白云宗和白莲教是由佛教派生出来的两个道门。白云宗是北宋末年洛阳宝应寺僧孔清觉在杭州白云庵发起的，提倡素食念佛，故称白云宗。宋代白云宗一直未获得合法地位，入元受到承认，仁宗延祐年间被取缔。白莲教产生于南宋初，入元后有时承认，有时禁绝，元末农民大起义时，就是以白莲教作号召的。

三、道教

与佛教徒一样，元朝也设有道官管理僧徒。在中央，道教属于集贤院管辖，地方上郡置道官一人，官阶为五品，宫观设置主掌。全真教宗师的继承由道徒推荐，报朝廷批准。

全真教在其全盛时还刊刻道藏《玄都宝藏》，为了提高全真教的知名度和争取道流的正宗地位，掌教尹志平决定命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藏，先后设立了经局27处，以管州（山西静乐）所存《大金玄都宝藏》为基础，并旁搜博采遗佚，再加上全真道人的其他著述，一并刻入道藏中，共印了一百多部。可惜蒙哥时期释道大辩论时道教败北，道藏中很大一部分被焚毁，这是很可惜的。

元代正一教还有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个是张留孙，另一个是吴全节。张留孙是信州（江西上饶）贵溪人。张宗演奉命北觐忽必烈时，留孙从行。因正一道持符箓念咒作法，更易取得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忽必烈想留下正一道士常住大都，其他道士均以北方地高风寒为由，婉辞而去，只有张留孙因奏对称旨留了下来。留孙善于驱邪禳灾，渐受元廷眷隆。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廷让他参与掌管道教的集贤院事，张留孙马上成了南北道教诸派的钦定盟长。此后，他主盟道坛三十多年，受玄教大宗师印，领集贤院士，秩二品，位在大学士之上，是元代品秩最高的道官。张留孙死后，深通儒学的吴全节继任玄教大宗师。他除主盟道教外，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参议朝政，与其他大臣的关系也很融洽。这个时期正一道对元廷的政治影响，似乎超过了势力煊赫的全真教。

真大道教为金初刘德仁创建，五传至郦希成，住在燕京天宝宫，宪宗蒙哥始赐名为真大道教，授希成为太玄真人，领教事，赐以冠服，又给紫衣30袭，分发给其门徒。至元五年（1268年）世祖忽必烈命希成的门徒孙德福统辖诸路真大道教。传至张志清掌教时，他“舍传徒步至京师，深居简出，人或不识其面。贵人达官来见，率告病，伏卧内不起。至于道德缙绅先生，则纳屣杖屦求见，不以为难”[83]。比起那些趋炎附势，横行无忌的道教徒来，他的节操还是比较高尚的。

太一教是金朝天眷年间卫郡道士萧抱珍所创。四世祖萧辅道被忽必烈之母唆鲁禾帖尼赐号为中和仁靖真人，忽必烈在潜藩时对他也很尊重。五世祖李居寿在刘秉忠死后曾掌管两京（大都、上都）太一宫祠事。

四、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7世纪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立的宗教，唐代传入中国。成吉思汗建国前，伊斯兰教商人到过蒙古经商。成吉思汗建国后，大批伊斯兰教商人来到中国，与蒙古权贵合伙经商。“蒙古几次西征后，中西交通非常发达。中亚和西亚的回回人通过各种途径（被俘、投降、经商、求官、应召）大批来华，其中不仅有商人，还有工匠、技师、军官、兵士、教士、贵族、平民、妇女等各色人。其中不少人在政治上取得了较高的地位。”[84]如为太宗理财的奥都剌合蛮，丞相祃祃、阿合马，治世能臣赛典赤·赡思丁等人都是回回人。

元代回回人足迹遍天下，凡回回人大多数都信仰伊斯兰教，很少有例外。这一方面是因为回回人善于经商，要奔走四方；另一方面是因为元朝政府采取了宗教兼容政策，使得伊斯兰教得以在全国传播。他们居住大体上是大分散、小集中，始终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特色。元朝建国之初的中统三年（1162年），中都（北京）即有回回人三千余户，多系富商大贾。

依据诸色人户各依本俗管理的规矩，元朝政府在中央设有回回哈的司，掌管宗教活动及有关回回人的户婚、钱粮以及部分刑名事务。

元代伊斯兰教仅流行于回回人中，蒙古人权贵中只有忽必烈之孙阿难答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是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忙哥剌领有的关陇河西地区，正是西域进入中原的孔道，这里回回人甚多，阿难答自小受到伊斯兰教的熏陶，便皈依了该教。他的部下15万人中有一半以上信仰伊斯兰教。成宗崩后，他争夺帝位失败被诛，但是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却无法消除了。明末在元代的亦集乃路（内蒙额济纳旗东黑城）还发现过伊斯兰教的礼拜寺遗址。

五、基督教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称聂斯脱利派，元代文献也写作也里可温。景教在唐代传入中国，当时称波斯经教，教堂称波斯寺，后来改称大秦寺。辽、金时期，中国西北和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克烈部、乃蛮部、汪古部等信仰景教。元代设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85]。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的音译，是对聂斯脱利主教的称呼；列班意为法师、律师，是对聂斯脱利僧侣的称呼。他们也享有蠲免差发的优待。元代景教徒较多的地区是唐古特（泛指青海、西藏地区）、汪古、大都及江南部分地区。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叶尔羌城（新疆莎车）的“居民一部分信仰基督教”；莎车（今属新疆）王国“一小部分是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向大汗称臣纳贡”；沙州（甘肃敦煌）“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是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和回教徒”；甘州（甘肃张掖）“也有一部分基督教徒和回教徒”。[86]蒙古国建立后，大汗的亲属中便不乏基督教徒，拖雷之妻、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就是其中的一个。定宗贵由对基督教有着浓厚的兴趣，《蒙古史》一书的作者加宾尼叙述他的见闻说：“据经常同他在一起的基督教徒告诉我们……他们坚信，他即将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关于这一点，他们有明显的证据，因为他供养着基督教的教士们，并且以基督教方面的供应品供给他们。再者，在他的大帐幕前面经常附设一座礼拜堂。”[87]应唆鲁禾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出身于聂斯脱利世家，曾掌领过崇福司事。元朝的劲旅阿速军，是从高加索地区征集来的，他们都是基督教徒。

游牧于鄂尔浑河和土拉河之间的克烈部，其贵族信仰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后为蒙古所灭。游牧于阿尔泰山周围的乃蛮部也是聂斯脱利派教徒，也被蒙古人灭亡。从此之后，汪古部成为东方信仰聂斯脱利教的最著名部族。汪古部原居西域，后迁内蒙，信仰景教。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曾与成吉思汗合势进攻乃蛮，皈依蒙古人较早，其驻地之一是黑水（内蒙达茂旗艾不盖河）附近的按打堡子，该地曾发现有刻着“十”字的残砖，可能是景教徒的礼拜堂。元代净州路（内蒙四子王旗西北城卜子村）居住着汪古部马氏一家，信景教，元代著名文学家马祖常即其后裔。马氏为景教世家，其先祖由西域辗转迁至净州。另外，在砂井（内蒙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也发现有景教遗迹。

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基督教各派争相活动之地，聂斯脱利教在这里有一定势力，北京郊区房山县至今还保留有十字寺的遗址。江南的基督教是在南宋覆亡后传入的，杭州、扬州、泉州等地都有传教士活动，且有教堂存在。元以后景教逐渐衰落，西北方少数民族改信伊斯兰教，汪古部则改信佛教了。不过景教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应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