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宗教

古代党项人生产力低下，对许多自然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无法理解，认为这些现象通通是“天”支配的结果，“天”有神奇伟大的力量，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它既能降福于人间，也能给人们带来灾难，因此虔诚地崇拜“天”，于是史籍中便出现了“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的记载。三年才聚会一次以祭天，可见这一宗教活动是很隆重的，用牛羊为牺牲，表明党项人从事的是畜牧业，他们的财富是牛羊，希望上苍保佑他们牛羊蕃息，牧业兴旺。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党项人也由对“天”的崇拜发展到鬼神崇拜。在他们心目中，鬼主恶、神主善，鬼有饿鬼、虚鬼、孤鬼、厉害鬼、杀死鬼之分，神有天神、地神、富神、战神、守护神、大神、护羊神之别。此外，还有山神、水神、龙神、树神等。从形形色色的神来看，党项人是信仰多神的。即使在佛教传入西夏以后，对自然及鬼神的崇拜仍未绝迹。元昊称帝后，专门从都城兴庆府（宁夏银川）至西凉府（甘肃武威）祀神。传至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曾在甘州（甘肃张掖）黑水河边建桥立碑，名为《黑水建桥敕碑》。敕者，皇帝的命令或诏书也，仁宗以不容商议的口吻命令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让这些神灵弘扬神力，消弭水患，使桥道久长。冥冥之中的神灵须听命于人世上的皇帝，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西夏地神石台座

党项人不但崇拜鬼神，而且还盛行诅咒和巫术。“咒的对象是鬼。方法是挖一个坑把所谓‘鬼’送入坑中，在坑边詈骂，以达到消灾祛祸的目的。驱鬼的专职人员是巫师。”[61]占卜则是问吉凶、解疑难的手段。用兵打仗之前必先占卜观察征兆。用艾草烧羊胛骨查其征兆者称“炙勃焦”；剖竹占卜叫“擗算”，方法是擗竹于地，如汉人折蓍草占卜求数一样；第三种是咒羊，“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无兵阻，心有血则不利”；第四种是矢击弓弦，“以矢击弓弦，审其声，知敌至之期与交兵之胜负，及六畜之灾祥、五谷之凶稔”[62]。占卜活动通常是由巫师进行的，西夏人称巫为“厮”，称巫师为“厮乩”，巫师以凡人的身份与鬼神对话，他们是沟通人和鬼神之间的桥梁。在一般百姓看来，他们法术无边，手眼通天，因而格外受到尊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夏文产生后，人们的知识逐渐增多，视野逐渐开阔，不信鬼神而改信佛教的人增多，巫师们也就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地位。

二、佛教

党项人信仰佛教很早，这是因为他们居住的河西走廊是西域进入中原的通道，在他们移居之前，从凉、魏至隋、唐，佛教已在这里流行了六七百年之久，党项人移居这里后，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更何况西夏周边的国家如北宋、契丹、回鹘、吐蕃等民族均信仰佛教，受这些民族的熏染，党项人信仰佛教也是很自然的事。

当然，党项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佛教，而是主动皈依的。芸芸众生经过长期的战乱与迁徙，生活十分痛苦，他们想摆脱苦难，但又找不到途径，佛教教义中关于人生无常，活着信佛行善，死后可进入极乐世界的说教，给灾难深重的百姓在精神上带来了安慰，佛教在党项下层人民群众中得以很快流行开来。西夏统治者看到佛教可以作为麻醉百姓的精神武器，维护自己的统治，便大力提倡佛教，他们本人也摒弃其他信仰，率先接受佛教，这样一来，佛教在西夏全境更加迅速地得到了传播与发展。

西夏统治者崇奉佛教，始于德明时期。德明与其子元昊都曾派人至北宋境内的五台山（山西五台县）供佛宝，父子两人都通晓佛学，从宋朝购进过卷帙浩繁的大藏经，在西夏建国前后，这种活动至少有五次之多。如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德明派人赴宋，献马70匹作为交换条件，请求赐给佛经，宋朝当即应允。有时宋朝为表示友好，不收马匹，照样赠送佛经。西夏统治者还拿佛经作为结好邻国的手段，如谅祚曾向契丹进贡回鹘僧、金佛与《梵觉经》，乾顺又向契丹进贡过贝多叶佛经。大量佛经流入西夏，使得西夏佛教迅速发展。为了翻译佛经，创制西夏文便被提到了日程上来。

元昊在建国伊始，就命人用西夏文翻译佛经，兴建佛教建筑舍利塔，佛教徒在各地颇受礼遇，因而寺庙、僧人便不断增多。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又兴建了规模更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贮存宋朝赐给的经卷，并延请回鹘僧人译经。西夏与宋交恶时，元昊中宋人反间计，杀妻兄野利旺荣，皇后野利氏接旺荣之妻没藏氏入宫居住，元昊与她私通，被皇后发觉，令没藏氏出家为尼，在兴庆府戒坛寺受戒，后来又修建了承天寺：“没藏氏好佛，因‘中国’（指宋朝）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选择）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没藏氏是谅祚母亲）时临听焉。”[63]由是可知西夏初已有女尼。元昊为表示对佛的虔诚，“又以四孟朔为节”[64]。孟为春夏秋冬四季的第一个月，即正月、四月、七月、十月，朔为初一日，元昊规定在这几个月的初一日礼佛。“这实际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手法使全民皈依佛教，通过这样的全民性的佛事活动，把佛教抬上了更高的地位。”[65]

毅宗谅祚即位时还在襁褓之中，由其母没藏氏垂帘听政。没藏氏本人就曾出家为尼，对佛教的虔诚是不言而喻的。谅祚受母亲的影响，幼小时曾与母亲一起听僧侣讲经，从16岁亲政后，向宋朝求赐大藏经，还向辽朝进贡回鹘僧、金佛及《梵觉经》，加强了同周边国家的佛事交流。谅祚在位时还创建了鸣沙州（宁夏中宁县）的安庆寺。

惠宗秉常系毅宗之子，即位时年方7岁，由其母梁太后摄政。母子两人都对翻译佛经有浓厚的兴趣。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一幅西夏译经图，图中有秉常与其母梁氏分坐于译场两侧的场面，西夏统治者对译经的重视于此可见。秉常时还刻印了很多汉文佛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汉文佛经中有一部分就刻印于这一时期。其中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刻印的《般若多心经》是迄今所知西夏汉文佛经的最早刻本。河西走廊的佛教圣地莫高窟、榆林窟，都有秉常当政时期的汉文题记。

崇宗乾顺是惠宗的长子，即位时3岁，由母后梁氏摄政。梁氏既是佛门弟子，又是胸怀文韬武略的女中豪杰，曾多次领兵与宋鏖战。尽管如此，崇宗一朝还是翻译了不少佛经，从他即位至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短短5年时间里，已用西夏文译完佛经3570余卷，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蕃文大藏经。乾顺还和母后梁氏斥巨资重修凉州（甘肃武威）感通塔及寺庙，他亲政后在佛教方面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甘州（甘肃张掖）建筑规模巨大的卧佛寺，还曾亲至莫高窟、榆林窟烧香礼佛。乾顺为佛教在西夏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佛教在西夏后期依然受到重视，仁宗皇帝执政长达半个世纪还多，把西夏佛教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使佛事重新，令德法复盛”。他派人到金国购买佛书，设立刻字司专门从事刻印事业，流传至今的许多西夏佛经都是在这时刻印的，分汉文和西夏文两种。与此同时，仁宗还请高僧讲佛经，作法会，救生灵，济贫苦，举行一系列佛事活动。仁宗朝宰相任得敬晚年皈依佛门，一次因病辗转床褥，为早日康复而发愿刻经。他在刻经发愿文中说，自己“疾病缠绵，日月虽多，药石无效。故陈誓愿，镂板印施，仗此胜因，冀资冥佑。倘或天年未尽，速愈沉疴；必若运数难逃，早生净土”。耐人寻味的是，任得敬染疾未夺去生命，却因谋篡伏诛。仁宗花甲之年恰逢本命年，也大作佛事活动，印刷佛经彩画以资庆祝。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宗65岁时，一次便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0万卷，汉文《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5万卷，饭僧、放生、济贫、释囚等法事，进行了10昼夜，真是盛况空前！

仁宗以后，西夏又传五代帝王而亡，共计34年。仁宗皇后罗氏也笃信佛教，为祝福仁宗早升西天净土，发愿刊印汉文《佛说转女身经》。她还不惜代价，耗用大量人力、物力派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多达三千五百余卷。这一时期，还有私人刻印经卷，如僧人智广、慧真编辑的《密咒圆因往生集》1卷，篇幅虽然只有万言，却请了西域和东土的高僧反复校译，并用汉、梵两种文字印行。

西夏末年战乱频仍，山河残破，统治者妄想通过佞佛挽救败亡局面。神宗遵顼以皇帝名义缮写泥金字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如今庋藏在西安市的一部分残页，虽已历时7个世纪之久，字迹仍鲜艳如初。神宗之子德任因政见与父亲不合，一怒之下，舍弃太子之位，出家为僧，被囚系于灵州（宁夏灵武西南）。西夏灭亡之际，仍有大批佛教信徒，这就为元代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西夏既重视佛教，便在政府机构中设有相应的官署，共有3个，即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西夏官署分为5品，也即5个等级，中书与枢密为“上品”，即第一级，僧众功德司等3个宗教管理机构属“次品”，也即第二级，仅次于上品，其他的文武百官都在这两品之下，说明西夏统治者何等重视佛教！西夏统治者不惜耗费巨资供养人数众多的僧侣，就是要他们编造神话，去愚弄芸芸众生，俯首帖耳地接受自己的统治。

谈论西夏的佛教，就不能不谈到藏传佛教。来自吐蕃（西藏）的喇嘛教，至少在元昊时期便在西夏政治上崭露头角。西夏与吐蕃地域相接，早就有经济、文化交流，吐蕃的喇嘛教被西夏所接受，也是很自然的事。元昊与宋朝媾和后，遣使谢宋朝的册封，“又遣蕃僧吉外吉法正等报谢景祐中所赐佛经”，开了喇嘛教僧侣在西夏政治舞台上任职的先河。西藏噶玛葛举派的都松钦巴是该派初祖法王，在吐蕃影响很大，仁孝派人入藏奉迎，都松钦巴因事不能亲至，派弟子格西藏琐布前来，仁孝尊他为上师，并组织力量翻译佛经。现在保存完好的《佛说宝雨经》的西夏文版是根据藏文译者校订的。其后都松钦巴所创粗布寺建白登哲蚌宝塔时，仁宗皇帝曾赠送赤金缨珞与幢盖等饰物。西藏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札巴坚赞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被西夏主奉为上师。神宗遵顼光定四年（1214年），西夏将领万庆义勇建议夏主联宋攻金，派蕃僧携带蜡丸书前往西和州（甘肃西和县西南）宕昌寨与宋军联系，宋朝的蕃兵总管马上上报，但后来没有结果。西夏派吐蕃僧人为使者，说明对他们是很信任的。蒙古人崛起于漠北草原后，成吉思汗多次出兵进攻西夏，曾向西夏国主的上师、吐蕃人通古娃·旺秋札西请教佛法。仁孝任国主时曾规定，凡担任僧官者，须会读诵十几种经咒，其中吐蕃文经咒占了一半，最后还要请精通吐蕃语的人进行考试。南宋人彭大雅撰、徐霆疏证的《黑鞑事略》一书说：“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西夏国师多是吐蕃僧人，西夏女子必先和国师同宿，然后才能嫁人，这一记载未必可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夏僧人中吐蕃（西藏）僧人地位最高，因而权势炙手可热。有资料表明，吐蕃僧人是西夏剃度僧人的关键人物。元人马祖常的《河西歌》叙述西夏的风俗说：“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坛做夫婿。”[66]瞿坛是指乔达摩，原是释迦牟尼种姓，在诗中泛指僧人。河西则指今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在诗里是指西夏。西夏的女子年仅18岁，绮年玉貌，身穿茜草根染的衣服，灿如云霞，却找了个僧人做夫婿，这反映出僧人在西夏受人尊敬，生活优裕，因此年轻女子不惜以身相许。流风所及，直到清初，陕西边郡山中“僧人皆有家小”，按史学家赵翼的说法，此乃“甘、凉一带旧俗也”[67]。事实上，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河西走廊的瓜（甘肃安西县东南锁阳城）、沙（甘肃敦煌）、甘、凉等州的影响远比其他地区要大，喇嘛教僧侣在西夏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西夏的佛经有西夏文、藏文、汉文3种。西夏文佛经中有一部分译自藏文，还有一部分佛经虽用西夏文写成，但在每一西夏字旁，又用藏文注其读音，这说明藏传佛教在西夏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汉文佛经有八九十种，西夏文佛经大约有400种。多达820部，3579卷的西夏文大藏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瑰宝。西夏文佛经分经、律、论三藏。西夏佛教有许多宗派，影响最大的是密宗和禅宗。密宗又称真言宗，传说系印度大乘佛教祖师龙树所创。该宗主张即身成佛，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仪式均有严格规定，需由导师秘密传授。西夏人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因生产力相对低下，还保留有较为原始的信仰与风俗，因此容易接受密宗那种类似巫术的仪式与条规。禅宗是西夏佛教中影响较大的宗派。该宗主张师徒之间要“以心印心”，在行动与语言上互相默契，而不重视对佛教典籍的钻研。当时的西夏佛教经卷不论是西夏文还是汉文，都不易掌握，使一般皈依佛门者望而生畏，禅宗因不强调熟悉佛经，因此易于被人们接受。禅宗势力不断扩大，一些精通禅学的高僧也就应运而生。除了密宗和禅宗外，佛教流派还有华严宗、净土宗、天台宗等。他们势力较小，不能与密宗、禅宗相颉颃，但在西夏百姓中也有一定影响。

除了佛教外，西夏还有道教，不过势力不大，因而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如元昊之子宁明曾跟随道士学习辟谷法，打算不食谷物便升天成仙，结果枉自送掉了性命。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宋军大举进攻西夏，百姓四散逃避，“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以上两则记载均见于南宋人李焘撰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说明西夏人中还有一部分信仰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