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宗教

金代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这是一种多神教。在佛教、道教广泛进入女真人地区前，萨满教在女真人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

萨满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低下时的产物，当时人们无法控制自然界，因此对自然力和自然物崇敬膜拜，天在女真人心目中是地位最高的神，因此也就有了祭天、拜日的风俗。人和神之间需要代言人沟通，这个沟通的人，“国人号为珊蛮（即萨满）。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即完颜宗翰）之下，皆莫能及”[42]。

女真人长期接受契丹人的统治，在许多方面都接受了契丹人的影响，拜天礼就是其中一例。“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五月五日）、中元（七月十五日）、重九（九月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43]其过程是：先用木头刻成一个大盘，形状如船，底子是红色，上画云鹤文。再用木头搭成五六尺的高台，把木盘放在它的顶端，盘中盛满食物，然后把宗族召集在一起，对着木盘下拜。皇帝则在常武殿筑台拜天。重五这天黎明，拜天所需之物陈设完毕，百官齐集球场乐亭南等候。皇帝穿戴整齐，乘辇前往，由宣徽使前导，自球场南门进入拜天台，下辇后来到铺着垫具的座位，皇太子以下百官也各就各位。宣徽使主持拜天仪式，皇帝再拜之后，上香，又再拜。排食抛盏毕，再拜，跪饮福酒毕，最后一次再拜。百官也陪着再拜。当这一切仪式都进行完后，皇太子以下百官先退场，皇帝最后乘辇离去。

拜天之后，还要举行射柳、击球的游戏。所谓射柳，是在球场上插两行柳枝，以尊卑为序用箭射之，以射断者为胜，中而不断或根本就射不中的为负。击球是每人乘平常熟悉的马，持数尺长的鞠杖，众人分为两队，共击一球，将球击入网囊者为胜。射柳、击球是拜天活动的继续。

对风、雨、雷、电的崇拜，是萨满教的又一项重要内容。章宗明昌年间，礼官上奏说，国家大事，莫重于祭祀。当国者供奉神灵，祈求上天降福，都是为了百姓。我朝自祖庙禘祫古代帝王把远近祖先的牌位集合在太祖庙举行大合祭的一种迷信活动）五享外，只有社稷、岳镇海渎定为经常祭祀之处，而天地日月风雨雷师祭祀的礼节还阙略不备，应让有关部门制定祭祀之礼。尚书省也跟着上奏：天地日月之祭应由皇帝亲祭或令有关部门主持其事。至于风雨雷师之祭乃中等祭祀，可令有关部门主持，各州县应当通祀。章宗除了亲自参加祭天活动外，又迅速制定了祭祀风师、雨师、雷师的礼仪。祭风师的时间定在每年立春后的第一个丑日，地点在中都（北京）景丰门外东南阙的巽位，因巽为八卦之一，代表风，届时立坛祭祀。祭雨师的时间定在每年立夏后的申日，地点在中都端礼门外西南阙的坤地。同日也祭祀雷师。其他如祭封长白山、混同江神。世宗大定年间敕封上京护国林神为护国嘉阴侯，同时又制定了祭祀岳、镇、海、渎的礼仪。章宗明昌年间，应道士杨道全之请，“封沂山为东安王，吴山为成德王，霍山为应灵王，会稽山为永兴王，医巫闾山为广宁王，淮为长源王，江为会源王，河为显圣灵源王，济为清源王”[44]。这些都是金代原始宗教对树木、山、川、风、雨、雷等自然界崇拜的遗意。

女真人有烧饭之俗，这与萨满教灵魂不死之说有关。“死者埋之而无棺槨。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47]大概他们相信，人死之后只是到了另一世界，仍需奴婢侍候，也要骑马、吃饭，于是便烧死奴婢殉葬，将生前所骑之马埋入地下，又把祭祀物品烧掉。由此可见萨满教在女真人的精神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

二、佛教

女真人信仰佛教甚早，可以追溯到其始祖函普时期：“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乃好佛，留高丽不肯从。”[48]函普兄弟三人，阿古乃为长，函普还有个弟弟叫保活里。他们本是女真人，后其地为高丽所居，因此史书说他从高丽来。函普之兄已经信奉佛教，函普是否信佛，史无明文，但从《三朝北盟会编》上女真人“奉佛尤谨”[49]的记载来看，不排除函普信仰佛教的可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金代的佛教文化受到邻近的高丽、渤海和南宋的影响，而在佛教国家化、佛教艺术与禅宗等方面，则全盘继承了辽朝的做法。

佛教在金国有严密的组织，僧人中德高望重者，由皇帝赐号，或称“大师”，或称“大德”。在京城的僧人称国师，帅府的僧人叫僧录、僧正，各郡的僧人叫都纲，各县的僧人称维那。国师称号赐予京城中年老而又位尊的僧人。国师甚有威仪，地位相当于王者的老师，皇帝有时也要向他下拜。国师都披红袈裟，升堂问话。帅府的僧职叫僧录、僧正，一般选择道行高者担任，任期为3年，3年任满，另择他人。也设立官府，配备人役，受理僧尼之间的诉讼，穿紫袈裟。各郡的僧职都纲，任期也是3年，有师的称号者赐紫袈裟，无称号者穿戴与一般僧人相同。各县僧职维那，受理本县僧尼诉讼，杖责以下可以自行做主，杖责以上的刑罚要申报到僧录、都纲司那里解决。

女真人甚重视佛教，“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50]。金太宗完颜晟不但自身皈依佛门，而且每年设立斋会，举行饭僧活动，参加的僧尼多达万人。皈依佛门既可解决衣食之厄，死后又可进入极乐世界，因此蚩蚩小民从者如流，太宗不得不在天会八年（1130年）下诏“禁私度僧尼”[51]。熙宗崇信佛教，对僧侣颇为优渥，太子济安有疾时，“上与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曲赦五百里内罪囚”。济安死后，熙宗又“命工塑其像于储庆寺，上与皇后幸寺安置之”[52]。上京之地有庆元、储庆等6座寺院，香火之盛，可见一斑。储庆寺是名僧海慧奉熙宗之命修建的。还有一个叫悟铢的汉人和尚，在皇统年间被熙宗任命为都右街僧录，后来成为燕京佛教界的大师。

世宗对于佛教并不放任自流，而是实行了严格管理，剃度僧人和创建寺院是两件至关重要的事，倘管理不善，必然会造成混乱，金朝规定，度人出家与创建寺院均由官方经营筹划，私人不得染指，违者严惩不贷。为保证僧人质量，防止滥竽充数，政府派人按照规定的时间和人数举行度僧考试。考试甚为严格，即使是应考童僧，也要熟悉《法华经》《华严经》《报恩经》等5部经典。对童尼的要求稍为放宽，可以减少一半。寺院还有近似佛教学位的考试，按规定3年举行一次，每次80人，考试内容在经律论内。金代僧官制度是承袭而来，但只能在规定的权限内活动，不许干预政治。辽代寺院享受“二税户”的特权，即国家与寺院共同享用民间缴纳的税金，金代则全部将税收收归国有，寺院无权过问。辽代的“邑社”制度虽然在金代仍然存在，但权力已不如那时显赫，所筹资金主要用来帮助寺院刊印、收藏藏经，有时也用来解决寺院僧人生活上的困难。比起辽代来，金朝对佛教的控制是比较严的。

对佛教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金代统治者不再重视佛教，从皇帝到戚畹贵族不但优待名僧，而且大量施舍田地、财钱给佛寺，仅世宗时为其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而大兴禅寺、尼院，就由内府出资30万，舍施田地200顷，另赐钱百万。民国初年辽阳城西北角出土的金世宗大定年间建造的《东京大清安禅寺英公禅师塔铭》说，“贞懿太后以内府金钱三十余万，即东都建清安寺”，寺内人数甚多，“中有僮仆四百人”。又云：“初，垂庆寺，即太后所居者，其尼尽戚里贵人，旧例皆以清安入室。”[54]一座寺院僮仆便用400人，僧尼人数之多可以想见！而这些尼姑又是贞懿太后的亲戚故旧，她们到这里来，大概用不着晨钟暮鼓，黄卷青灯，而是安享清逸。由此可见，金朝统治者虽然不许寺院收税，但又慷国家之慨，把大笔金钱投入寺院，这同让寺院收税并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是拐了个弯儿而已。

金代佛教中宗派甚多，但主要流派是禅宗，百余年间兴盛不衰，名僧辈出，最著名的禅师是万松行秀，章宗时请他到内廷讲经，赐予袈裟，让他住在中都西山的仰山。万松行秀著有《从容录》，阐发以佛教为主的三教融合思想，他的弟子李纯甫（屏山）、耶律楚材是金朝末年佛教界中的翘楚，特别是李纯甫著《鸣道集说》，继续发挥万松行秀以佛教为中心的三教融合思想，彻底批判了宋代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人的排佛论，而宣扬佛法起了很大作用。

1934年在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了金刻本《大藏经》，是金代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大藏经》系山西省南部有志于佛教的人出资刻印的，发起人是比丘尼崔法珍，从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至世宗大定年间，历时30年方才刻印完成。接着又把金刻本《大藏经》所收录的章疏、史传、经录等46种未传世的珍籍作为《宋藏遗珍》影印梓行，这些珍籍包括已经散佚而在宋代重译的经律论目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新修法宝录》、《天圣释教总录》等。另外，金代也在如今的北京市房山县刻造石经，据说直到章宗明昌年间，刻经还在进行。

三、道教

金朝统治者在崇佛的同时，也不菲薄道教，“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后，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设道职，于帅府置司，正曰道录、副曰道正，择其法篆精专者授之，以三年为任，任满则别择人”[55]。到了熙宗时，又设置道阶，共分6等，有侍宸、授经等，“诸大贵人奉一斋施，动获千缗”[56]。

金代以前的道教无非是丹鼎派、符箓派，金代则在这两派之外，新增了全真教一派。女真人在入主中原后，中原地区的汉人上层分子虽有一部分与女真政权合作，但大部分汉人因社稷倾覆，山河破碎，深受民族压迫而心情抑郁，他们需要道教作精神慰藉，金朝统治者也想利用道教麻醉百姓，缓和社会矛盾，于是新道教便应运而生。金熙宗时沧州（今属河北）人刘德仁采用老子《道德经》的主旨创“大道教”，劝人安守贫困，知足常乐，不妄求于人。大道教在河北一带流传很广。在刘德仁之前已有卫州（河南延津北）人萧抱珍创的“太一教”，流传于河南一带，主要特点是用“太一三元法箓”为人祈祷治病。这两个民间新道教流派虽然都得到了金代统治者的承认，但因教主文化素养较低，教义又过于简单，不能涵盖道教的传统文化，也不能满足社会上对道教的需求，另创一个层次较高的道教流派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叫王喆的人，顺应时代思潮，在北方创立了新的道教学派——全真道。

王喆（1113—1169年）字知明，道号重阳子，陕西咸阳大魏村人，他家业丰厚，有巨万之富，是个大地主。工喆幼习儒业，长入府学，年轻时目睹了宋金交兵于陕西、宋兵很快溃败的场面，心中无限悲愤。他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但又传来了北宋灭亡，衣冠南渡的消息，中原恢复无望，他不禁忧心如焚。金朝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后，便开科取士拉拢士人，王喆和许多青年转而投靠金廷，应武举考试，以期得到功名富贵。可惜他困顿场屋，功名蹭蹬，直到40岁，仍然与功名无缘，一怒之下，便转向了宗教。王喆虽对女真统治者不满，但他的阶级利益又与女真统治者一致，可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他所创的全真道，自然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也正好适应了金朝统治者用宗教配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聪明的金世宗马上予以承认、扶植，同时又加以严格的管理。

按照任继愈教授的说法，金元时期的全真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57]。第四阶段的时间是元中期至元末，第一、二、三阶段都在金代。

第一阶段为创始期，约从海陵王完颜亮正隆四年（1159年）至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特点是少数教首在山野修炼，以行动诡异而受人注意。王喆自称正隆四年时在甘河镇酒肆中遇到异人并传授真诀，遂弃家到终南（陕西周至县东终南镇）南时村穴居独处，称其所居之处为“活死人墓”，自号“王害风”，见人时佯狂疯癫，无人时潜修金丹。和王喆同时进入终南修炼的还有李凝阳、和玉蟾两人。王喆修炼数年，投入他门下者寥寥，他只得东出潼关，来到山东半岛，打起全真道的旗号，靠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收录了出身于缙绅地主的7人为弟子，他们是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王喆善于宣传，随机施教，巧舌如簧，很快便在文登、宁海、福山、莱州建立了5个群众性的教团“会”或“社”。不久，王喆死于返关中的途中。他传教时间虽短，但在理论和组织上都为全真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王喆殁后，7个弟子分散在秦冀鲁豫等地传教，以掌教者马钰活动的关陕一带为中心。由于他们那时还未与金朝统治者结上关系，金廷恐怕百姓利用宗教“作乱”，一度禁止宗教活动，并将道士遣送还乡，马钰也被从关中赶回山东老家。

第二阶段为发展期，约从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至宣宗兴定二年（1219年）。这一时期刘处玄、丘处机先后掌教，以山东半岛为活动中心，力争得到金朝统治者的承认与扶植，进而建立稳固的宗教活动基地。适逢世宗皇帝因**欲过度而身体羸弱，需要讲求保养之术，于是王喆的弟子王处一得以被召至京，世宗亲自询问养生之道。接着又召丘处机进京，命他在万宁宫之西搭庵居住，以便时时垂询，又让他主持万春节醮事。隔了不久，世宗再召王处一，但当王处一抵京时，世宗已魂归道山。继任者章宗命王处一为世宗设醮祈冥福。皇帝一再召见全真道士，使全真道声誉大噪，吸收了许多信徒。章宗登位伊始，见全真道迅速发展，恐怕聚众生事，不利于朝廷，为防患于未然，于明昌元年（1190年）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明昌二年（1191年）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58]。其实，章宗此举完全是多虑，全真道维护金朝统治是其宗旨，不可能利用宗教活动反对金朝，相反，在缓和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方面，全真道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金朝有识之士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因此纷纷向章宗上奏，请求解除禁令，章宗马上准奏，收回了成命。此后，全真道再未遭到过禁止。承安年间，金朝与蒙古战事正殷，因财政拮据，曾出售观额、度牒、大师号、紫衣以渡难关，全真道乘机购买了不少度牒。章宗还两次召见王处一，让他参加在亳州（河南鹿邑）太清官为祈嗣而举行的“普天大醮”；丘处机也曾应山东地方官之邀，招降杨安儿、耿京领导的起义军，但未奏效。

第三阶段是鼎盛期，时间从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至金末。自从宣宗把都城从中都迁至汴京后，蒙古兵又跟踪而至，金朝同时与宋蒙交恶，而后宋蒙又联袂攻金，中原百姓饱受兵燹之苦，辗转沟壑，颠沛流离，幻想有朝一日能脱离苦海，于是纷纷加入全真道。丘处机等没有料到，动**不安的社会反而为全真道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全真道拥有众多的信徒，蒙古、金、南宋都先后争取该道为其服务。兴定二年（1218年）丘处机居住蓬莱（今属山东），金宣宗多次遣使敦请他出山，因为蒙古攻金，未能成行。次年处机移居掖县（今属山东）昊天观，宣宗又派提控边鄙使召他去开封，为处机婉拒，使者只带回了处机所写颂扬宣宗功德的诗歌回奏。宣宗并不灰心，又派出专使相召，但使臣在路途听说金军将领叛变降宋，无法通过，只得怏怏而归。不久，南宋京东安抚兼总管李全、大名总管、统制彭义斌都曾遣使相召，处机均不应命。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远在西域大雪山（兴都库什山）的成吉思汗也遣使相召，善于审时度势的丘处机，断定蒙古人将取得天下，不能错过这一失之交臂的交结机会，立即欣然应命，以七十余岁的高龄，率领18名弟子首途西域。成吉思汗之所以召见丘处机，主要是想求得长生不老之药，延年益寿。丘处机劝他节欲止杀，敬天爱民，成吉思汗对他的言论表示满意，称他为“丘神仙”，让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赦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丘处机东归后居住在燕京长春宫，那里很快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

大道教也称真大道教，是金初沧州人刘德仁所创，是道教中较小的流派。该教主张去嗜欲，摒酒肉，勤耕种，耐艰苦，自给衣食，戒目共分9条，都是劝人安分守己，忠君孝悌的。

太一教是金朝天眷年间卫郡道士萧抱珍所创，是华北三大新道教（即全真道、真大道教、太一教）中唯一的符箓派，太一“盖取元气混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也”。以符箓祈禳、驱神弄鬼来愚弄百姓，鼓吹该教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根本。熙宗曾召他赴阙，敕赐观额“太一万寿”。三代师萧志冲本姓王，“乃以法嗣而改萧姓，凡法嗣皆从萧氏，盖祖师之训也”[59]。他初住中都天长观，因河水犯郡城而移居苏门（河南辉县市），求教者接踵而至，“岁所传无虑数千人”。后来他又移住汲县（河南卫辉市）朝元观，讲道授徒。章宗明昌年间，尚书右丞刘玮自大名（河北大名东）移镇河中（山西永济西蒲州镇），路过朝元观时，专门前往拜谒，执弟子礼甚恭。州的副长官移剌前往谒见，见志冲静坐无为，问他有何受用，他回答说：“静中自有所得，非语言可以形容。若无得者，虽片时不能安，况终身乎？”[60]章宗时因皇嗣未立，在亳州太清宫设普天大醮，萧志冲也参与其事。后来又到中都太极宫诵经百日，可见金朝统治者是很重视太一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