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代的宗教

一、萨满教

所谓萨满教，是一种由萨满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形态，以萨满和神相通，代神说话，驱魔消灾，为民求福为特色。萨满教的起源与图腾崇拜有关，是我国古代北方各族中盛行的多神教，契丹族最早就信奉这种萨满教。作为多神教的萨满教，虽然对灵魂和祭天的观念都相去不远，但是每一个萨满的说法都与其他萨满不同。只要对统治者有利，不管怎样祈祷祝福，统治者都能接受。契丹人在氏族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对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不理解，认为这些自然现象像人一样有生命，能够给他们带来危害，因而对自然现象非常崇拜。

大同市下华严寺辽代雕像

既然有萨满教，就得有从事这项活动的萨满，萨满因具备沟通人神的力量而使一般百姓敬畏，据说契丹人的始祖就是萨满。叶隆礼的《辽志》记载，相传契丹族有三个君长，第一个叫乃呵，此人持一髑髅，住在穹庐之中，用毡覆在身上，人不得见。国家有了大事，杀白马灰牛祭祀，君长始变人形出来处理国事，办完事后，仍入穹庐之中，成为一具髑髅，后来因国人偷看他的行藏，这个君长便消失不见了。又有一个君长号曰??呵，头戴野猪头，身披野猪皮，居住在穹庐之中，国家有事时便出面办理，办毕后仍隐入穹庐中。后来因为他的妻子偷走了他披的猪皮，这个君长便销声匿迹，再也找不到了。最后有一个君长叫名昼里昏呵，他养羊20只，每天吃掉19只，只留下1只，但是到了第二天，他的羊群又成了20只，于是又吃掉19只，留下1只，如此循环反复，羊群总不见减少。事实上，这三个君长都是萨满，从这三个萨满的经历中，我们得以窥见契丹族由母系社会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一些情况。第一个君长头戴髑髅，是表示当时生产力低下，不少人因冻饿而死成为髑髅；第二个君长戴野猪头，披野猪皮，是表示当时人们已经能够猎得野猪之类的野兽了，但因食品不丰富，有人窃走了君长的猪皮，他便没法存在，不知所往了；第三个君长学会了饲养羊的技术，有了初步的畜牧业，这个君长便不再消失了。这三个君长行使着治理国家的权力，但又不是正常的人，视事时不是拿着髑髅，就是披着猪皮，可能是萨满在进入角色时，需要使用这些道具，才可以使人们相信，自己才更有力量。

不过，契丹人在正式建国前，还没有专职萨满，建国后才有这种专门从事神事活动的宗教职业者。这种人被称为巫或巫觋，觋是专指男巫。分为太巫、大巫、巫三个等级。

通常在皇帝身边为祭祀服务的是太巫，他们的地位最高。辽朝统治者按照故俗祭祀日月山川。这一类祭祀甚多，如太祖耶律阿保机天赞三年（924年）八月“至乌孤山，以鹅祭天”，同月，“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等。祭祀仪式最隆重的是木叶山（内蒙东部西拉木伦河［潢河］与老哈河［土河］合流处）的祭山仪式，这是因为那里乃契丹神话传说中神人与天女相会并结成为夫妇之处，因而是契丹祖先的发源地。《辽史·礼志》很详尽地描述了祭祀的经过：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向，当中立一棵君树，前面竖立一堆树，用来象征朝臣，又对应树立两棵树，作为神门。皇帝、皇后到来后，夷离毕（辽代掌刑狱的北面朝官）准备好祭祀用品：赭白马、玄牛、赤白羊，一律是雄性的。仆臣叫旗鼓拽剌，杀死牲畜，按礼仪肢解其体，悬挂在君树上，然后太巫用酒洒在祭品之上。礼官叫敌烈麻都，上奏说，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请皇帝皇后祭祀天地。祭山仪式结束后，命令中丞奉茶果、饼饵祭拜天地，执事郎中20人将福酒、胙肉奉献于皇帝、皇后前，太巫祭奠洒酒后，帝后等再拜，然后，在位的群臣也再拜。由太巫洒酒祭奠，禀告天地，说明这个仪式是由他主祭的。丧葬仪式也是由太巫主持的。上一任皇帝崩后，由新嗣位的皇帝率领群臣，到灵柩前三次祭奠。灵柩由宫殿的西北门抬出，放在辒辌车中，安卧在素茵（白色的褥子）上，“诘旦，发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1]。祈禳也就是祷告，即乞求上苍降福并除去灾殃。再生仪也是一种比较隆重的仪式，每隔12年，皇帝本命年前一年季冬之月，选择一个吉日举行再生之礼。当皇帝入再生室，进行完诞生过程后，太巫以物覆盖皇帝的头部，站起来后，群臣称贺，再拜。为皇帝出生时接过生的女医生从执酒妇手中接过酒献给皇帝，太巫拿着皇帝小时的襁褓、彩结等物给皇帝祝福，其他群臣皆进襁褓、彩结，皇帝拜先帝诸人御容画像，最后大宴群臣，再生礼才算完成。在这一仪式中，太巫始终是中心人物。

巫的活动很多，如在祭山仪式中的祭日过程中，巫穿白色衣服，三次致辞，也就是祈求上天赐福，每致词一次，皇帝、皇后下拜一次，凡在场的官员也跟着下拜。此外，在瑟瑟仪（皇帝、皇后祈雨仪式）、皇帝丧葬仪、正旦日、祭名山大川时，巫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由以上事例看来，到了契丹人建立国家后，巫已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成为统治阶级镇压愚弄百姓的帮凶，多数人以此为终身职业。当然，民间也有大量的巫从事各种麻醉百姓的活动。

二、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契丹地区？根据现有记载，可能是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早在阿保机当遥辇痕德可汗的夷离董时，在天复二年（902年）就“城龙化州（内蒙奈曼旗西北八仙筒附近）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3]。龙化州的开教寺可能是辽朝的第一座寺院，他称帝的第三年（909年）四月，又命左仆射韩知古在龙化州大广寺建碑以纪功德。阿保机即位的第六年（912年），“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4]。西楼即辽上京（内蒙巴林左旗驻地林东镇东南二里波罗城），由此可见，辽朝统治者已不止在一处建佛寺了。胡峤《陷北记》记载：“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5]这些汉人大部分是阿保机掠走的俘虏，俘虏中有许多佛教徒，契丹地区的佛教，就是他们传入的。

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为长期受汉文化的熏陶，比起乃父来，更为笃信佛教，祈祷佛祖保佑及为此而饭僧的记载，屡见史籍。如天显十年（935年）十一月，“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6]，会同五年（942年）六月，“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亲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7]。一次便施舍给5万名僧人吃饭，可见僧人人数不少，从事佛教职业者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永州（内蒙昭乌达盟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口西南）是太祖耶律阿保机所置的南楼之地，也是冬捺钵的所在。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太宗立石敬瑭为傀儡皇帝后，自潞州（山西长治）回国，经幽州（北京城西南）时来到大悲阁，见大悲菩萨像，指着像对他的母亲说，我梦见神人命我送石郎（即石敬瑭）为中国皇帝，就是这尊佛像，冠冕未改，只是服色不同而已。“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立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于诸部。”[8]这座祠名叫菩萨堂，这尊佛像就是白衣观音像。把佛像尊为家神，说明佛教在耶律德光心中的地位。他以后的辽朝皇帝都崇奉佛教，乐此不疲，显然是与太宗佞佛有关的。

继辽太宗之后，世宗、穆宗、景宗三朝也特别喜欢作佛事。如穆宗应历二年（952年），“以生日、饭僧，释系囚。”[9]景宗保宁六年（974年）十二月，“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10]。侍中系朝廷命官，属门下省。任命一个僧人兼任行政官员，这在辽朝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可见景宗对佛门的重视，也表明佛教势力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大。一般的佛教徒也很受优遇，不仅免除差役，而且可以享用寺院财产。由于皇帝信仰佛教，流风所及，也蔓延到了戚畹贵族、达官显宦之中，他们也都沉湎于佛教中了。

辽代进入中期以后，契丹族统治者精神空虚，无所事事，对佛教更感兴趣，不时举行佛事活动。一般平民百姓，因生活困苦，无法解脱，便从佛教中寻求寄托，也纷纷皈依佛门。这样一来，佛教在辽朝传播得就更为广泛了。到了元朝，还有人问儒士出身的官员张德辉：“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11]辽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并非只为佞佛，但到了元朝仍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说明佛教在辽朝已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了。

圣宗当政以后，辽代的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因为他全面地接受了汉文化，精通诗赋自不必说，“至于释、道二教，皆洞其旨”[12]。尽管他两教都通，但在信仰上仍偏重佛教。统和二年（984年）九月，他的父亲景宗忌辰时，下诏诸道施行行香、饭僧。所谓饭僧就是给僧徒们提供斋食。统和四年（986年）七月，在上京开龙寺举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佛事活动，为在同宋朝战争中辽方阵亡的将士祝福，“饭僧万人”[13]。为一万僧侣提供一个月的斋食，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圣宗慷慨解囊，没有丝毫的犹豫。圣宗行幸过许多寺院，每到一座寺院，都给僧侣们提供斋食。圣宗之前，不准私自剃度僧尼，违者治罪，圣宗时曾一度放宽，法禁一开，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圣宗发觉后，赶紧采取补救措施，统和九年（991年）正月，“诏禁私度僧尼”[14]，统和十五年（997年）十月，又重申“禁诸山寺毋滥度僧尼”[15]。两次下诏禁止私度僧尼，说明当时伪冒僧尼者为数不少，因而有加以整顿的必要。圣宗重视佛学，当时出现了不少有学问的僧人，如行均撰写的《龙龛手鉴》，就是那时问世的。这是一本为研究佛经而编撰的字书，收字26430余个，注为163170字，为广大僧俗研究佛经提供了方便。对沙门的不良行为，圣宗能加以约束和限制，不准他们为所欲为，他自己也有不为无名寺观题额的决定，以免这些寺院狐假虎威，倚势欺人。当晋国公主建佛寺于南京（北京城西南）时，请求圣宗赐额，圣宗答应了。大臣室昉进谏说：“诏书悉罪无名寺院，今以主请赐额，不唯违前诏，恐此风愈炽。”[16]圣宗认为室昉说得有理，就未为晋国公主所建的佛寺题额。而圣宗齐天皇后却很奢侈，不仅所乘车辇饰以黄金，“又造九龙辂、诸子车，以白金为浮屠，各有巧思”[17]。用白金制造佛塔，未免太过分了。

继圣宗即位的兴宗，继续执行崇佛政策，因而佛教更加兴隆，他还亲至佛寺，接受具足戒。太宗在木叶山行祭山仪时，在拜山仪过树之后，增加了先去菩萨堂这一过程，然后拜神，兴宗没有遵循这个规矩，而是先拜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冠服、节文多所变更，后因以为常”[18]。这表明兴宗比太宗事佛更为虔诚。他多次变服进入酒肆、佛寺。他在位期间，燕京佛寺相望，大者有36座，僧人官职称正、副判录，或称之为司空。兴之所至，他“朝皇太后，召僧论佛法”[19]。朝见皇太后，还不忘记召见僧侣讨论佛法，足见佛教在他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甚至召见大臣时也询问佛教之事，如耶律马哥一次朝见兴宗，兴宗问他：“卿奉佛乎？”马哥回答说：“臣每旦诵太祖、太宗及先臣遗训，未暇奉佛。”[20]兴宗以为大臣们都像他那样沉溺于佛教，马哥回答得很巧妙：自己因诵太祖、太宗和先臣的遗训，没有空暇奉佛，兴宗听了很高兴。宣献皇后是兴宗祖母，她忌辰时兴宗“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三寺”[21]，为祖母荐冥福。兴宗心血**时，甚至设置僧官，有个非浊禅师，兴宗征召他入阙，赐以紫衣，加检校太傅太尉。另有一个叫惠鉴的僧人，也被封为检校太尉，《辽史·百官志》中无此官，可能是专为僧人而设的官职。

道宗可能是辽朝诸帝王中信佛最为诚笃，对佛经造诣最深的一个。他曾亲自去寺院讲经，以示对佛教的支持。他颁行《御制华严经赞》，亲自书写《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命皇太子书写佛书，表示了对佛教的一片虔诚。他还多次召僧徒讲经，如大康五年（1079年）十一月，“召沙门守道开坛于内殿”[22]，寿隆六年（1100年）十一月，“召医巫闾山僧志达设坛于内殿”[23]。僧徒被封为官者甚多，如“僧守志加守司徒”，“僧志福加守司徒”，“加园释、法钧二僧并守司空”[24]。司徒、司空古称三公，非勋贵不授，道宗封僧人如此显贵的官职，无怪乎世俗百姓争先恐后地皈依佛门了。咸雍八年（1072年）三月，“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其足戒，许之”[25]。一次便剃度三千余人为僧尼，从此他们便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这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百姓来说，遁入空门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道宗曾“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祝发三千”[26]。在他看来，佛教事业越是兴旺，便越能显示出他的治国才能。与大量剃度僧尼的同时，道宗还大量建造堂塔伽蓝，奉福寺大殿气势恢宏，被誉为国内第一，清宁年间建造的锦州大广济寺的白塔，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成为弥足珍贵的文物。

辽朝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对佛教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即位伊始，便“召僧法颐放戒于内庭”[27]，天庆三年（1113年）正月，“禁僧、尼破戒”[28]。所谓放戒，当指让宫廷之人皈依佛门；所谓不准僧尼破戒，当指禁止愿意还俗的和尚、尼姑还俗。

辽朝诸位皇帝的这种佞佛活动，除了挥霍掉大量财富之外，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契丹贵族妇女耶律常哥在咸雍年间作文以述时政，其中说：“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29]指出沉**于佛门，大兴土木，用兵边陲，给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应该引起当权者的注意。道宗虽称赞其文，但并不采纳她的意见。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道宗笃信佛教，臣子也跟着胡编乱造佛门之事，以讨取他的欢心。有个叫孩里的大臣，系回鹘人，平常信仰佛教，清宁初年，有一次跟随道宗狩猎，从马上跌了下来，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自述他昏过去后，被两人引至一城，宫室宽敞，有一个身穿绛袍的人坐在殿上，手拿公文对他说，把你抓来是抓错了，你将来官至使相，能活到77岁，然后把他放还。“道宗闻之，命书其事。”[30]对这一派胡言乱语，竟然深信不疑。

辽代统治者的佞佛活动，导致辽代寺院经济很发达，戚畹贵族、权势之家，甚至地方的富豪缙绅，常常把金钱、庄田、民户施舍给寺院，毫不靳惜。这些寺院因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民户，致使许多僧侣成了封建地主。《辽文汇》有一篇沙门守约的《缙阳寺庄帐记》，这本账目写于兴宗时期，字句已残缺不全。根据账目记载统计，该寺已占田近九百亩。一座名声不大的寺院竟能田连阡陌，占有如此多的耕地，那些规模宏大的寺院，占有的田产就可想而知了。

辽代皇帝以取释名为时尚，如圣宗取名文殊奴，兴宗取名宗真，景宗二子分别叫普贤奴、药师奴，世宗之女名观音、长寿女、延寿女等。契丹与周围信仰佛教的国家也有交往，如圣宗时“回鹘进梵僧名医”[31]，“铁骊（也作铁利，金部族名，住地为今汤旺河与呼兰河东西，松花江南北岸区域）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扩国仁王佛像》一”[32]。道宗时西夏曾两次向辽朝进献佛经，一次是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另一次是进贝多叶佛经。道宗大康年间还曾“诏僧善知雠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33]。大安年间，“日本国遣郑元、郑心及僧应范等二十八人来贡”[34]。与邻国的佛教交流，促进了辽朝文化的繁荣。

在重视佛教传播的同时，辽朝统治者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校勘、编纂、刊印佛经。兴宗重熙年间兴中府（辽宁朝阳市）建灵岩寺时曾购得一部藏经，可知那时已有刊印的佛经了。估计文字体例、印刷质量上有不完善之处，不过藏经的出现，为佛教的传播带来了积极影响。道宗清宁年间，“诏求乾文阁所阙经籍，命儒臣校雠”[35]。由这一条诏书可见，乾文阁所藏佛经还不是完璧，因而命人四处搜求，然后加以校雠。“契丹藏经也叫《辽藏》《丹藏》，自兴宗重熙初刊印，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完成了579帙。《丹藏》印制精美，纸薄、字密，卷帙轻简，墨色饱满”[36]。觉苑、非浊、法均等高僧为校雠刊印佛经作出了巨大贡献。道宗以后，辽朝多次将《辽藏》赐予高丽。但收藏于山西大同华严寺经藏中的《辽藏》已经散失，这是很可惜的。

谈到《辽藏》，就不能不提北京市房山县白带山的云居寺。自从隋朝大业年间僧徒静琬在此开凿石室，收藏刻石板佛经以来，颇受世人重视，唐初建号云居寺，由静琬的弟子继续刻造，但传了5世便中断了。辽圣宗时韩绍芳知涿州，偶游云居寺，发现了许多石刻经卷，连忙上奏圣宗，圣宗派人勘讹刊谬，补缺续新。兴宗、道宗时又续刻石经，至清宁年间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共600块，加上原存石经《涅槃经》《华严经》，共为2730块，合称为四大部经。天祚帝时将这些石经埋葬云居寺西南角地下，地上刻有标志，以便他日出土。这些石经至今保存完好。

凡信佛教者都要修功德，功德圆满，才能成正果。修功德的方式主要是建佛塔、修寺院、立经幢等。这种工程费钱甚多，一般人无法承受，于是民间便出现了一种特殊组织，类似现在的基金会，当时叫作“邑社”。邑社是由地方信徒结成的宗教社团，人数多少不一，既有临时性组织，也有永久性组织。这些组织均由寺院管理，寺院中德高望重的长老主持其事。邑社赞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活动，将所得收入储备于寺院中，这些款项按不同的用途划分为安置舍利专用的舍利邑、刻经用的经寺邑以及供塔灯邑、兜率邑等，一年一度的佛诞纪念活动的太子诞圣邑也设有专门基金。各邑社均有自己的规约、章程，人人都要自觉遵守。加入邑社者不限官吏百姓，不分穷富贵贱，不问男女老幼。因为基金的使用牵涉到大家的利益，因此需要有严密的组织和高度完善的管理，从主持其事的长老到具体办事的都维那、维那及邑长、邑证、邑录、提点等，都要协调一致，才能作出决定，但他们之间有分工。至于一般社员则称为邑人。

辽代建造了许多寺塔，如圣宗时建造的独乐寺（在天津市蓟县）和奉国寺（在辽宁省义县），兴宗时建造的山西大同的大华严寺等。塔则有山西应县木塔、内蒙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辽宁锦州广济寺塔、河北涿县云居寺塔等。

辽代佛教宗派众多，主要有华严宗、密宗、法相宗（也称慈恩宗）、净土宗、律学、俱舍学等，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华严宗和密宗。

三、道教

辽代的道教虽然地位不如佛教显赫，但统治者仍然允许它存在，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三年（918年）就下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37]。说明阿保机无意抑彼扬此，而是对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在他看来，三教都是可以用来麻醉人民群众的工具，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比起佛教来，道教的影响较小，流行区域及人数也不能与佛教相比，尽管如此，它还是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欢迎，他们当中对道教感兴趣者不乏其人。阿保机不仅建立道观，而且“命皇后皇太子分诣佛寺道观”[38]，表示对佛、道两派不分轩轾。其子耶律倍也喜欢研究道教，“尝译《阴符经》”[39]。对道教顶礼膜拜，仰慕不已的要数景宗第三子齐国王隆裕了，他“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辽宁辽阳市）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接连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即东京）往往化之”[40]。耶律隆裕在他为官的东京斥巨资大兴土木，建造道观，搞得金碧辉煌。除此之外，又别建道院，道士络绎不绝，诵经之声可闻，整个东京城的百姓似乎都沉浸在道教的狂热中了，耶律隆裕真不愧为道教的虔诚信徒。辽圣宗耶律隆绪对释、道两教都有研究，赏赐物品时，两教都不偏废，态度是公允的。兴宗耶律宗真虽然“尤重浮屠法”，僧人有二十余人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但对于道教，也有浓厚兴趣，王纲、姚景熙、冯立等人皆是道流，在兴宗易服微行时相识，遂受到宠信，后来都成为显宦。最有意思的是，兴宗对戏剧有特殊嗜好，常常在夜宴时演戏，他以九五之尊与道士刘四端兄弟、王纲等人进入乐队，充当场面手，并命令后妃改穿戏服，充当女道士。皇后的父亲萧磨只进谏说：“番汉百官齐集于此，众目睽睽之下，让后妃进入演戏行列中，恐怕不合时宜。”兴宗大怒：“击磨只，败面，曰：我尚为之，若女何人耶？”[41]在兴宗看来，他自己身为帝王，还不惜纡贵降尊，充当戏剧中的场面手，后妃充当一个女道士，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后父萧磨只劝谏时，便把他打得满面流血了。这个例子说明，兴宗是喜欢道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