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同辽代一样，也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百姓的基本思想。金代研究哲学最早的当推隐士杜时升。杜时升是霸州信安（今河北霸县东信安）人，幼时博学而知天文，但不屑于仕进。章宗承安、泰和年间，宰相几次举荐时升可以大用，时升见纪纲败坏，风俗侈靡，遂渡河南下，隐居嵩、洛山中，从学者甚众。“大抵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时升始。”[8]在这之后不久，蒙古军便大举南下，宣宗播迁汴京，局势急转直下，金境几无净土。时升预料蒙古兵会假道于宋，渡汉水进入宛（河南南阳）、叶（河南叶县），然后长驱入汴（河南开封）。后果如所言。时升死于哀宗正大末年，没有书籍传世。金代自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学校日盛，“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册、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9]。既然当时还没有专门名家之学，杜时升关于伊洛之学的内容未能流传下来，也就很自然了。

双鱼纹铜镜（金）

金代末年的王若虚曾任县令、国史院编修官、左司谏、刺史、直学士等职，金亡不仕，与刘郁东游泰山。他著有《滹南遗老集》45卷，里边透露出一些哲学思想。宋代思想家程颐（伊川）提出，妇女丈夫死亡，虽贫穷到无以自存的地步，也不可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王若虚指出：“此迂儒执方之论也。先王制礼，虽曲为之防，亦须约以中道而合乎通情，故可以万世常行，而人不为病。若程氏者，刻覈已甚矣。”[10]在金代便有这种不同于流俗的见解，是很可贵的。另外，他对《五经》《论语》《孟子》《史记》《新唐书》等书的议论，也有独到见解。

在金代称得上有哲学思想的，当推赵秉文。最能体现他的哲学思想的是《滏水文集》。

赵秉文历仕5朝，官至六卿，是金朝中后期最有影响的人物。他擅长诗词，精通书法，曾与杨云翼共掌文柄，时人号称杨赵。任职期间，提倡孔学，推崇韩愈。杨云翼说他：“盖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谓儒之正理之主尽在是矣。天下学者景附风靡，知所适从，虽有狂澜横流障而东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11]看来杨云翼的这些话，不尽是溢美之词。

赵秉文喜欢讲“道”。他所说的道是指天道，也即天理，道是超自然的。他说：“圣人有以明夫道之体，穷理尽性语夫形而上者也；圣人有以明夫道之用，开物成务语夫形而下者也。”[12]这里明确提出了道的体、道的用两个方面。道的体穷理尽性，是形而上的“道”；道的用开物成务，是形而下的“器”。换句话说，道的体是理性的，是第一性的，而道之用则是物务的，是第二性的。道是天下万物之源。

赵秉文认为道就是太极，太极就是气，气产生于人们心中。他说：“天地间有大顺至和之气，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13]道不是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的虚无缥缈之物，它就存在于自身之中，只要能做到慎独，就可得到：“吾恐贪高慕远空谈无得也，虽圣学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则何自而入哉？曰慎独。”[14]所谓慎独，就是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赵秉文强调慎独，认为只要做到慎独，就能领悟到道的奥妙。

对于人性论这一问题，赵秉文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基本上是韩愈性三品说的发挥。他说，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杨子说人性是善恶相混的，韩愈说性有上、中、下三等。荀、杨两人所说是指情，韩子三等之说是指才。实际上，“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体也。方其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无一毫人欲之私，纯是天理而已”[15]。这里的“中”，是“天下大本”，是“性之本体”，这才是纯天理，它是喜怒哀乐都未萌发时毫无私欲的境界。如果赵秉文的议论到此为止，虽然只是在概念上兜圈子，作为理论阐述，还有可取之处。但是他又说，由“中”产生出“情”的善恶，只有“大人”才能做得到。也就是说，只有“大人”才能承性的善而为上等。“大人”是指谁呢？当然是指统治阶级，普通人与性的上等无缘，只能居于中、下等。这完全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张目的言论，应当受到批判。

对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赵秉文也把这些纳入“道”之中，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固有的关系就是道，离开了这些就不是道，处理好此道的关键是一个“诚”字。能做到诚，便不会欺人，能够谨慎。诚由喜欢学习开始，逐渐臻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境界。为了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使人们安于现状，赵秉文又提出了中庸说。所谓中庸，不偏叫中，不变叫庸，儒家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论语·雍也》篇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总起来看，赵秉文的说教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