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语的产生与流传

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蒙古语大约出现在6—9世纪。这一时期操蒙古语的部落很多，但未形成统一的语言，各部所操只是不同地区的方言。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蒙古部落先后处于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的控制之下，10—12世纪又处于辽王朝和金王朝的统治之下，势必要受到各国统治民族语言的影响，因此，“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国建立之前，历史上还不存在蒙古这样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的民族共同体”[37]。蒙古语言逐渐趋于一致并统一起来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之后的事。

回鹘文木活字（元）

蒙古语是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斗争过程中产生的。蒙古人长期在漠北草原上从事畜牧业，这方面的词汇就特别丰富，比如马，一岁马称什么，二岁马称什么，公马、母马、成年马、阉马称什么，甚至马走路的快慢，嘶鸣声音的大小，都有专门的词汇，可说是丰富多彩，以农业为主的民族显然是没有这么多关于马的词汇的。蒙古人在与其他民族接触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外来的语言词汇，以使自己的语言更富于表现力。如蒙古语中就吸收有突厥词汇。由于他们长期而又频繁地同汉族打交道，蒙语中借用或渗入的汉语词汇很多，特别是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以后，与汉族的交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因而吸收汉语词汇是极方便的事，于是一些汉语词汇便很自然地渗入蒙古语中，大大丰富了蒙古语词汇。如汉语的太子，被蒙古语吸收后，变成了“台吉”，汉语的皇太子，则变成了“洪台基”，如此等等。蒙藏两族关系密切，藏传佛教对蒙古的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于是蒙古语中出现了一些藏语词汇，如喇嘛、经堂、样式、目录、传记等，有些是直接借用，有些则是经过了稍微加工改造而成的。除了汉语、藏语外，蒙古语还吸收借用了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自从成吉思汗命乃蛮降臣塔塔统阿用畏兀儿字母创造蒙古文字后，蒙古人便有了书面语言，于是，便产生了《蒙古秘史》《黄金史》《蒙古源流》等名著。

元朝是疆土广袤的大帝国，除去其他民族不算，单是以蒙古族而论，由于居住分散，相距辽远，语言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别，都带有地方色彩。“西部地区的蒙古族形成西部蒙古语，主要是卫拉特蒙古语，后来又分成新疆蒙古土语和青海蒙古土语。东部地区的蒙古族形成东部蒙古语，又分成北部的布利亚特语，中部的喀尔喀蒙古语。南部地区的蒙古语也分成察哈尔、乌拉特、喀喇沁、科尔沁、巴尔虎、鄂尔多斯语。”[38]这些带有地域性的蒙古语虽有差别，但共性是主要的。

蒙古语言有古代蒙古语和近代蒙古语之分。蒙古语可分为实词和虚词。实词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判断词。这些词运用起来比较随便，可单独用，也可互相结合使用。虚词是指不能自由运用的副词、状词、情态词、后置词、强调词、语气词等。副词、状词、情态词只能依附在实词前面，后置词、强调词、语气词则只能依附在实词后面。实词作为基础形式是词干，后接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也就是名词后面接表示数、格、反身、人称领属等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形容词有绝对性质形容词与相对性质形容词之分；动词有及物和不及物之分；代词有指示、人称、复指、疑问代词之分。蒙古语法也有数和格的变化。副词的用途有3种：修饰动词、既修饰动词又修饰形容词、只修饰形容词。状词有带引语动词与不带引语动词之分。

蒙古语的句子，有的结构简单，只用一个词或一个短语；有的则结构复杂，不易掌握。蒙古语的语调分为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感叹句4种，与汉语大致相同。

二、畏兀文与八思巴字

蒙古人崛起于漠北草原时，不知文字为何物，当然更不会有书契之制。《黑鞑事略》一书就说蒙古人“言语有音无字”。南宋人赵珙的《蒙鞑备录》说：“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没有文字，使马上皇帝成吉思汗深感不便，但是与蒙古人毗邻的乃蛮人已有了文字，传达命令，递送公文，只消写在纸上，便可一目了然，非常方便。乃蛮人是借用的畏兀儿字母记述本族语言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打败了乃蛮部，其首领太阳罕被杀，大臣塔塔统阿被俘。塔塔统阿是畏兀儿人，精通本国文字，太阳罕尊之为傅，命他掌印及钱谷出纳。乃蛮国灭亡，塔塔统阿怀印逃逸，被蒙古兵擒获。成吉思汗诘问他说，太阳罕的疆土百姓，已悉数归我所有，你怀揣印信到哪里去？塔塔统阿说，掌印是我的职责，应该以死守护印信，寻求故主交给他，不敢有二心。成吉思汗说，看来你还是一个忠孝双全的人，你怀里那颗印有什么用处呢？塔塔统阿回答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事都用印鉴作为凭证。成吉思汗点头称善，命塔塔统阿跟随左右。以后凡有命令，使用印章，仍让他掌管。成吉思汗问他是否熟悉本国文字。塔塔统阿作了肯定的回答，成吉思汗很为满意，“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39]。所谓用畏兀字书写国言，也就是说用畏兀字书写蒙古语。这一则记载说明，塔塔统阿奉成吉思汗之命，教太子诸王用畏兀字书写蒙古语，蒙古人从此有了自己的文字。《蒙古秘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关于蒙古文字出现的最早记载。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源头称汗时，曾吩咐全国最高断事官失吉忽秃忽：“全国的分产、办案都把它记载在青册上！和我商量过，失吉忽秃忽所办的案件记载在白纸青册上的，子子孙孙，永远不得更改，有更改的，就严办！”[40]写在白纸青册上的文字，当是畏兀儿文，这是用畏兀儿体蒙文书写公文的开始。以后蒙古国的往来公文、信件、玺书、碑刻和牌札，大体上都是使用这种文字，如今收藏在俄国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的“成吉思汗石”（又称“也松格碑”），是迄今为止留传下来的用这种文字拼写的最古老的蒙古文献之一。1246年的《贵由汗玉玺》、1257年的《释迦寺碑记》、蒙哥汗给法兰西国王鲁意九世的书信、现在云南昆明市玉案山筇竹寺收藏的《云南王藏经碑》，碑阴刻有云南王阿鲁在后至元六年（1340年）给筇竹寺的令旨，用的就是这种文字。藏于法国巴黎国档库的两封信件，分别由伊儿汗国阿鲁浑汗、完者都汗写给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也用的是这种文字。

在畏兀儿体蒙文通行的同时，也使用其他民族文字，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统治时期，对不同民族地区的行文，使用了不同的文字，出现了畏兀儿字、汉字、契丹字，也许还有其他民族的文字并存的局面。据有的学者考证，漠南汪古部赵王辖下的天德军丰州（内蒙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通行6种语言，今内蒙四子王旗卫墓梁和达茂旗阿伦苏木发现的墓碑上刻有畏兀儿体蒙古文和古叙利亚文。[41]几种文字同时使用的局面，不利于元朝中央政府命令的推行，创制一种涵盖各个地区的新文字，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忽必烈即位后，虽然南宋尚未降服，版图尚未统一，但是一统天下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忽必烈强烈感受到“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决定创制一种在各个地区统一使用的新文字，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吐蕃萨斯迦地方的喇嘛八思巴身上。八思巴是西藏萨迦派佛教第五代祖师，宪宗三年（1253年）谒忽必烈于潜邸，他学识渊博，谈吐得体，甚受忽必烈宠信。中统元年（1206年）忽必烈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并命他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年）蒙古新字制成，忽必烈下令颁行。“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42]这种新字俗称八思巴字，由梵藏字母演化而成，有母音10个，子音32个，共42个字母。忽必烈为此诏告天下，大意说，文字是书写语言的，语言是记述事情的，这是古今的通制。我国兴起于朔方，风俗简朴，没有制作文字，一般情况下都用汉文楷书及畏兀儿字表达本朝的语言。辽、金及远方诸国均有自己的文字，我朝没有，“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43]。新制成的蒙古字主要用在官方文书或印篆、碑刻、牌符、钱钞等方面，从诏书的内容看，八思巴字的通行并不意味着取消其他文字，只是不得占主导地位而已，“以其国字副之”就表示其他文字并未被取缔。

一种新文字从诞生到流传，需要一个过程。元朝统治者为推广蒙古新字，作出了极大努力，先在京师建立国子学，让蒙古贵族子弟学习新蒙文，而后在州、郡设立学校，让民间的俊秀人才学习新字，在各路设提举学校的官员，职责是推广新文字。以新蒙文翻译成的汉文典籍《通鉴》、佛教经典《帕拉缔穆卡西》，意在证明蒙古新字可以作为沟通蒙、汉文的工具，事实说明，这种新文字能够担当这个任务。如今现存的用八思巴文写成的文物甚多，如甘肃泾川水泉寺碑（也称镇海之碑）、山西芮城县城南磨涧村《河东延祚寺碑》、居庸关佛教经文、陕西韩成县《龙门禹王庙圣旨碑》等。1906年在土耳其斯坦发现贡嘎扎拉僧的《索布希迪》一书，是用八思巴字翻译的。

八思巴文有自己的特点。这种文字书写时自上而下，自左至右竖写，有音节。除了几个元音，所有辅音字母都是方形的，在词里没有变化，因此被称为“方体字”。元音共有8个，字形在词中没有多大变化。八思巴文在词中拼写时以音节为单位，这些音节互不连接，且无标点，读起来较难。八思巴文系音节字，每一辅音字母除表示辅音外，还表示元音a，这就构成了以a元音为单位的一个音节，如要单写一个辅音字母就是ba。八思巴文在很多情况下不分词性，阴性元音与阳性元音混在一起使用。用这种文字拼写时，第一音节后的元音，因受词首圆唇元音o、?的强烈影响，往往会出现o与o、?与?元音的唇形和谐现象。在同一音位中用两个元音符号e、ё，不易寻找这两个字母的用法规律，即使在同一词中，有时用e，有时用ё，这两者没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在辅音中，g与k、t与d混用现象严重，特别是在词中、词首混用。[44]

八思巴文的优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一字一音，字形不变，是最大的优点，但缺点就多了。首先是文字符号结构复杂，不易为初学者掌握，同时以音节为单位拼写，也容易导致词与词之间的界限不清，再加上这种文字没有标点符号，书写起来很不方便，无论是学习、书写、记忆，都不能使人很快熟练地应用这种文字，这样，便不能被百姓很快接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缺陷，是因为创制时比较匆忙，没有集思广益，反复琢磨，也没有很好地研究蒙古语的特点，过多地搬用了藏文字母，造成字母过多，很多辅音字母在蒙语中无用的现象。其次，八思巴文是以当时元朝的中部方言（包括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阿拉善、额济纳、科尔沁、喀喇沁、昭乌达等地区的口语）为基础的，事实上，这仍是方言文字。在中部地区，这种文字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在方言差别较大的其他地区，便不易被接受了，因此很难推广开来。相比之下，畏兀儿蒙文虽然也有缺陷，但文字符号简单，有标点，以词为单位拼写的蒙古词语符合蒙语特点，学起来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字是超方言的文字，元朝疆域内哪个地区的蒙古人均可接受，因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文字。有材料表明，在八思巴文颁行几十年之后，其使用地区主要是汉族地区，且多是在官方文书中使用，范围是很小的。至于蒙古人集中的地区以及波斯、俄罗斯等地，八思巴文基本上没有推行，使用的仍是畏兀儿体蒙古文，因而那些地区很少有八思巴文的遗物出现。1305年伊儿汗国乌力吉图汗给法国国王的书信、1307年右丞包鲁特木尔蒙译的《孝经》，都是畏兀儿蒙文。由此可见，八思巴文的改革是不成功的。元朝被明朝取代后，八思巴文很快便消失了，在历史上仅流行了百年之久。

注释

[1] 《契丹国志·余尚书北语诗》。

[2] 《契丹国志·刁奉使北语诗》。

[3] 王溥：《五代会要·契丹条》。

[4] 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二》。

[5] 《辽史·太祖本纪下》。

[6] 《契丹国志·太祖大圣皇帝》。

[7] 《辽史·皇子表》。

[8]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9] 关于契丹大、小字现存资料系根据《契丹小字研究》，冯继钦、孟古托力、黄凤岐《契丹族文化史》有关章节写成。

[10] 清格尔泰、刘凤翥、于宝林、陈乃雄、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1] 《金史·完颜希尹传》。

[12] 《金史·完颜勖传》。

[13] 陆游：《剑南诗稿》卷四。

[14] 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15] 《金史·完颜希尹传》。

[16] 《金史·太宗本纪》。

[17] 《金史·纥石烈良弼传》。

[18] 《金史·纥石烈良弼传》。

[19] 《金史·纳合椿年传》。

[20] 《金史·完颜希尹传》。

[21] 《金史·熙宗本纪》。

[22] 同上。

[23] 《金史·章宗本纪一》。

[24] 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本期为女真文字、语言研究专号。

[25] 《金史·选举志三·国史院书写》。

[26] 《金史·选举志一》。

[27] 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28] 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29] 朝鲜《李朝实录》太宗三年六月辛未。

[30] 《明英宗实录》正统九年二月甲午。

[31] 本节系参考金光平、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写成。

[32] 史金波：《西夏文化》，13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33] 吴天墀：《西夏史稿》，26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34] 庄电一：《被炸古塔中的秘密》，《光明日报》，1997-05-31。

[35] 史金波：《西夏文化》，30～33页。

[36] 史金波：《西夏文化》，34页。

[37] 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参见《蒙古史论文选集》。

[38] 蔡志纯、洪用斌、王龙耿：《蒙古族文化》，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9] 《元史·塔塔统阿传》。

[40] 谢再善译：《蒙古秘史》，2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41] 参见洪用斌：《汪古部社会制度初探》，《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

[42] 《元史·八思巴传》。

[43] 同上。

[44] 这一段文字参考蔡志纯等《蒙古族文化》一书第20页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