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夏文的创制

西夏被蒙古人灭亡后，曾经在西夏使用流传过的西夏文已逐渐被人遗忘，一个偶然的机会，西夏文被人发现，遂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注意，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了对西夏文的研究，并有丰硕的成果问世。

发现西夏文字的是清代史地学家张澍。张澍是甘肃武威人，字伯瀹，又字时霖、寿谷，号介侯、介白，进士出身，当过贵州玉屏、遵义，四川屏山、南溪，江西永新、泸溪等县知县及临江通判等职，擅辞章，治金石，尤长于舆地方志、姓氏谱牒之学，著述甚富。嘉庆甲子年（1804年）他在家乡养疴期间，偕友人游清应寺，寺内有一砖砌严实的碑亭，张澍为好奇心驱使，要求和尚拆封。因当地传闻，拆封碑亭将有风雹之灾，和尚坚执不允。张澍表示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碑亭才被拆开，露出一高碑，上有文字，为方块形，不可释读，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张澍反复摩挲把玩，从“天祐民安”这一西夏年号上断定为西夏国字，此碑遂得重见天日，这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稍后不久，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古钱中，见有“梵字钱”，他把梵字钱上的文字与《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上的文字比较对照，两者形状结构相同，始知所谓“梵字钱”即是西夏文钱。

张澍与刘青园的发现，真是石破天惊，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西方学者的注意。修建于元末的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刻有6种文字，有5种能够释读，尚余一种无法识别，遂成悬案。1870年，英国学者伟烈判定为女真文，十余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认为，此碑与庋藏于河南开封的女真文碑不同，可能是西夏文，但不敢决断。后来又经过反复研究，才确定是西夏文。法国人毛里斯用力颇勤，识别出了一些西夏字，注意到西夏文的语法是宾语在前，动词在后。他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初属于拓荒性质，很受人瞩目。据已故的中央民族大学贾敬颜教授考证，毛里斯是在清末涉猎过西夏文的一个叫鹤龄的人的研究基础上作出成绩的。

西夏文敕碑

那么，西夏文是谁创制的呢？根据现有的记载，至少有3种说法：

（1）李德明创制。《辽史·西夏传》说：

［李继迁］子德明，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一金鉴诀》、《野战歌》，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

这里明确指出西夏文的创制者是李德明，他是在阅读《太一金鉴诀》《野战歌》时受到启发，制成“番书”的，番书就是西夏文。

（2）李元昊创制。《宋史·夏国传》云：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李元昊系李德明之子，他年轻时便“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一金鉴诀》”。这一段文字同样也出自《宋史·夏国传》，李元昊既已通蕃汉文字，表明他那时已有蕃文——即西夏文了，为何再制“蕃书”呢？蕃文是否就是“蕃书”呢？如果说元昊“自制蕃书”的话，那么，他早先认识的蕃文就不是西夏文了。

（3）遇乞创制。《梦溪笔谈》云：

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

这里的遇乞与野利仁荣同是元昊手下的大臣，但不是一人。对西夏文颇有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认为，记载李德明创制西夏文的文献只有《辽史》一种，与《隆平集》等书记载重复，把元昊误写成了德明，因而《辽史》的记载不足凭信。他认为西夏文是元昊创制的，又找了两条证据，一是西夏人撰写的《妙法莲华经序》：“此后，凤角城皇帝，以自国语言，兴起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武功出众，德行殊妙”。二是《宋史·夏国传》中元昊给宋朝上的表章：“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他的结论是：“西夏文字创制时，正是元昊全面准备立国称帝之际。经常忙于建国大计和军事征讨的元昊不大可能亲自创制这种字形繁复、数量众多的文字，他只是提倡并下令创造文字，也可能他有一个大致的设想，但具体造字工作则是由大臣野利仁荣等主持完成的。”[32]这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天墀在谈到西夏文的形成过程时说：“综观《梦溪笔谈》与《宋史·夏国传》的记载，可能遇乞‘创造蕃书’在‘先’，元昊以统治者的身份初步采纳，并‘自制’若干原则交由野利仁荣演绎乃得最后完成。因此，我们说西夏文字的产生是多人集体创造的成品，或者更合乎实际的情况。”[33]这个看法与史金波同志的看法契合，当可凭信。

西夏文的产生，当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不仅因为常和西夏打交道的宋朝、契丹、金、回鹘都有本民族的文字。尤其汉文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西夏人自然也想拥有自己的文字。更为重要的是，西夏自认为是可以与宋、辽相颉颃的国家，倘若在来往国书中使用他国的文字，无异是一个耻辱，为了显示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的特点，也必须创制文字。于是，西夏文就应运而生了。

西夏文的应用，为西夏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元昊对新制出的西夏字给予了高度重视，比如送给宋朝的公文，中间为汉字，旁边是西夏文；与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的往来文书，则用夏字书写，以各该国的文字为副。国内的诰牒诏令及往来公文，一律用新制的西夏文书写，并为此设立了夏字院和汉字院，夏字院的地位高于汉字院。不但官方文书用西夏文，就是民间日常交往，也都是用的西夏文，西夏文成了举国上下广泛使用的交际工具。西夏为推广新创制的文字，还建立了“蕃学”，由创制西夏文的野利仁荣主持，教西夏文，培训官吏。

西夏文还用来书写佛经。西夏是非常重视佛教的国家，因此用西夏文抄写了许多佛教经典。俄国、英国、法国、瑞典、日本、德国、印度等国都庋藏有不同数量的西夏文佛经。这些佛经有的出土于解放前，有的发现于新中国成立后。传世的西夏文佛经，只是西夏文佛经中的一部分。1990年11月，位于贺兰山腹地的西夏古塔被不法分子炸毁，1991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古塔废墟时意外地发现许多珍贵的西夏文物，其中保存较为完整、总计约有十万字的西夏文藏传佛教经典《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国内外首次发现，被确认为孤本，引起世人瞩目。199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有各方面权威参加的鉴定会上，确认这批西夏文经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木活字是元代科学家王祯发明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发现，可以将中国木活字技术的使用时间提早一百多年。“方塔废墟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共有9册，220多页。其中《本续》三册，《要文》一册，《解补》四册。每本有二十多个页码，比现在的16开本稍大，经文竖排，正文每半版有10行，每行20字，无标点，每页都用西夏文和汉文标明页码。每册均有衬页，外皮稍厚，书页为麻纸，文字清晰、整齐、美观、方正。因为不是足本，所以没有首卷和末卷，也无题跋文字，这就难以确定它的印刷年代。但从与它同时出土的西夏文木牌、西夏时汉文发愿文等文献判断，此经最晚也是西夏后期的文物。专家通过对经名和题款的翻译得知此经译自藏文，是藏传佛教经典。”[34]

除了用西夏文书写佛教经典外，也把大量的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与此同时，西夏统治者还把汉文的典籍《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译成西夏文。西夏王朝后期有一位风流儒雅的宰相斡道冲，不但亲手翻译了《论语注》，而且还撰写了长达20卷的论语解义，定名为《论语小义》，他还写有《周易卜筮断》，这些用西夏文写成的书在国内流传得很广泛。一些有关医药、历法、卜筮、法律、语言、字学、文学等类作品，因为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书籍，也很受百姓欢迎。史金波研究员对西夏文在西夏的使用和传播，归纳出7个特点：（1）应用范围广；（2）使用地区大；（3）延续时间长；（4）在西夏境内，西夏文与汉文、藏文同时流行；（5）西夏时期对西夏文和西夏语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6）西夏的印刷事业发达；（7）保存下来的西夏文文献相当丰富。[35]

但是西夏文也有不足之处，影响了它的使用和流传。西夏文是在仿照汉字的基础上用很短的时间创制成的，汉字的笔画就很复杂繁琐，不易使人掌握，西夏字不是减少汉字的笔画，而是比汉字还要复杂，这样一来，学习西夏字无形中便增加了难度，用这种文字交往，不但耗时费力，而且也降低了办事效率。同时元昊创制西夏文的目的是为了体现西夏是一个独立国家，不是别国的附庸，而对如何便于百姓学习掌握则考虑得很少，因而西夏文化教育在一个时期内陷于停滞落后状态。到了夏崇宗乾顺时期，不得不花大力气扭转重夏字、夏学而轻视汉族文化的偏向。于是在铸造钱币、修建寺院时便有夏、汉两种文字并行于世的情况出现。乾顺的明智之举，促进了西夏社会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

西夏被蒙古人灭亡后，西夏文并未跟着消失，仍在原西夏地区流行。蒙古人称西夏为河西，因此西夏文便被称为“河西字”。元成宗大德年间，在宣化（今属河北）用西夏文印刷过《法华经》及西夏文诗，这些印刷品曾传入日本。不久，有3620余卷的河西字《大藏经》在杭州雕印完毕，分送给西北各地寺院收藏。据王国维考证，现在的西夏文佛经《大方广华严经》残卷，就是大德年间在杭州雕刻的。明代也陆续建过西夏文的经幢，如明代中叶孝宗弘治年间，还有西夏遗民在保定建立西夏文经幢。1962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北保定城北两公里处的韩庄，挖掘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建立的西夏文经幢两座，上刻有楷书西夏文《尊胜陀罗尼经》，但刻工姓名及年号均用汉文书写，这说明住在保定的西夏遗民仍然在使用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据专家们考证，这次发掘出的遗物，在迄今为止有确切年代可考的西夏文字中，是最晚的。已故的史学家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见过明神宗万历年间写本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明末尚有懂得西夏文者。明代以后，西夏文便湮没无闻了。从元昊时创制成西夏文开始，到明末为止，西夏文流行使用了五个世纪之久。

二、现存的西夏文文献

西夏王朝的存在与西夏文的使用，引起了西方及沙俄等国探险家的兴趣，当清朝末年统治者内外交困、不遑他顾时，西方与沙俄的探险家便蠢蠢欲动了。沙皇俄国离我国最近，因而捷足先登。1908年沙俄皇家地理学会派出了以科兹洛夫为队长的蒙古四川探险队，来我国“探险”，其实是来劫掠文物，清政府自顾不暇，无力干预，只好听之任之。当年3月，科兹洛夫一行来到了黑水城（内蒙哈拉浩特）。想必他们在出发之前，已经搜集到了有关黑水城的传说。据说黑水城曾是西夏的都城，一位绰号黑将军的君主在与中原争霸时，在这里进行过一次异常壮烈的战斗，后来败北身亡，这里遗留有价值连城的宝藏。科兹洛夫在黑水城进行了发掘。次年5月，当他们从西藏东部返回时又到了哈拉浩特，再一次进行了疯狂发掘。虽然没有找到珍宝，“但却在城外的一座塔内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文献，其中既有刻本，又有写本，既有大量的佛经，又有多种多样的世俗文献”[36]。甚至还有汉文、回鹘文、蒙文、叙利亚文、突厥文文献。这批文献运回彼得堡后，编了8000多个编号，书籍多达2000册，为研究西夏文和西夏的历史、宗教提供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资料。

科兹洛夫的冒险成功，使西方的“探险家”垂涎三尺，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也先后来过黑水城，获得了不少西夏文物，但数量不及科兹洛夫，且显得零散。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瞩目，在这之后，另一批西夏文文献陆续被发现。如1917年宁夏灵武知县余鼎铭修城时发现的西夏文佛经、新中国成立初甘肃省天梯山石窟发现的西夏文佛经残页、1972年甘肃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西夏文文献、20世纪70年代初宁夏银川贺兰山麓西夏陵园中出土的西夏文残碑块、西安文物管理处收集到的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这些西夏文文献数量不多，且多系断简残编，但门类较多。最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考古工作者从位于贺兰山腹地被不法分子炸毁的西夏古塔中找到的、多达十万字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次，该经卷用木活字印刷。

保存至今的西夏文文献，可用品种多、内容全、价值高9个字来概括。史金波先生把这些西夏文文献归结为7类：

（1）官私应用文书。如《瓜州审案记录》记载了西夏时期在瓜州（甘肃安西）审理侵夺牲畜财产的案件，日期为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69年）、二年（1070年），是已发现的最早西夏文书之一。西夏文《钱会单》是10个西夏党项人与汉人共同出钱组织互助会的凭证。属于同一类型的还有谷物借贷文书、党项族妇女出卖土地的契约。《黑水城守将造近禀帖》是黑水城守将要求调往内地的申请书，从中可看出西夏末年的政治、军事情况。

（2）法律、历史、文学、医学方面的著作。如《天盛旧改新定律令》，是研究西夏国家和地方官署机构的重要资料。《太祖继迁文》则是记录元昊祖父李继迁生涯的著作。甘肃武威等地发现的西夏文药方，多与中原相同。可看出中原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

（3）字典、辞书。其中以《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最有名。《文海》系韵书，每一字下有三部分注释，分别解释文字构成、字义、反切注音。该书学术价值很高。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但传世的是一残本。《音同》是以声母分类的西夏文字典，全书共收六千多字。该字典版本甚多，最重要的是西夏正德壬子六年（1132年）本，被称为小字本，1976年在黑水城遗址附近发现的《音同》残本，被称为大字本。《番汉合时掌中珠》系党项人骨勒茂才所编的字典，每一条词语下面都列有4项内容：西夏文、汉译文、西夏文的汉字注音、汉译文的西夏字注音。这本字典为西夏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提供了极大方便，是初学西夏语言文字的入门书。另有《要集》《五音切韵》《圣义立海》《义同一类》等辞书。

（4）由汉文翻译而成的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三家注》《贞观政要》《类林》等。

（5）由汉文、藏文翻译的佛经。国内以北京图书馆收藏最多，计有一百二十余卷。故宫博物院以及宁夏、甘肃、陕西等地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也有一些。国外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格勒分所收藏最多，总数在三百种以上。英国、日本、瑞典等国也藏有西夏文佛经。

（6）用西夏文书写、镌刻的碑文、题记。

（7）西夏文印章、牌符、钱币。

我国最早传播西夏文的学者当推罗振玉。他翻印了《掌中珠》并抄录、刊印了西夏文字典《音同》，直至今日各国西夏学者还在使用罗氏的刊本。1919年罗福成发表了《西夏译莲华经考释》，其弟罗福苌发表《西夏国书略说》，这是我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字的开始。尤其《西夏国书略说》一书，分析了西夏文的字形、字音和字义，通过他的潜心研究，找出了西夏字的结构规律，对后世影响很大。

继罗氏兄弟之后，用力最勤、成果较多的中国学者是王静如。他发表过几篇有关西夏语言、历史的论文，尤其《西夏研究》三辑，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白滨等于1983年出版了《文海研究》一书，影响较大。宁夏社会科学院的李范文研究员对1990年贺兰山腹地被炸古塔发现的西夏文佛经进行了翻译、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国外学者对西夏文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如美国学者劳费尔根据《掌中珠》确定西夏语与彝语、纳西语同属西（夏）—罗（彝）—摩（纳西）语支，见解独到而又言之有据。苏联学者龙果夫、聂历山成绩颇丰，特别是聂历山利用西夏文残经上的藏文注音研究西夏语音，写成《西夏文字抄览》一书，是很有见地的著作。苏联在1960年出版的《西夏语文学》一书中，以大量篇幅刊载了聂历山的西夏文字典手稿，至今仍是最丰富的西夏文字典之一。日本的石滨纯太郎曾与聂历山合作，研究出西夏文佛经中有译自藏文者，对后人很有启发。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克劳逊等也有关于西夏语言的研究。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外国学者已跳出了西夏文研究刊布原文、汇集资料的窠臼，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日本的西田龙雄从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出版有《西夏语的研究》《西夏文书》《西夏文华严经》《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等著作，还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西田氏对西夏语的语音、语法、文字结构都作了细致的研究，通俗地介绍了西夏的语言文字。桥本万太郎在6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掌中珠的西夏文、汉文对音的研究方法》《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的韵》《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关于西夏语的韵的组织》等书，尤其对《音同》一书中同居韵的分析，解开了不少疑难，实属难能可贵。苏联学者克卡诺夫、戈尔芭切娃合作介绍了苏联所藏西夏文书目，并出版有《西夏文写本和刻本目录》一书，把彼得堡（彼得格勒）所藏主要西夏文献四百多种介绍给读者。克卡诺夫不但发表过有关西夏文字结构的论文，还与索弗罗诺夫合作写成出版了《西夏语语音的研究》一书，还与别的学者合作刊布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等书。索弗罗诺夫对西夏的语言、文字很有研究，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论文。苏联学者科平也是研究西夏文的专家，先后发表了《西夏语体的范畴》《西夏语的趋向范畴》等文章，饶有新意。他还翻译有西夏文《类林》等书。新西兰人格林斯塔德对西夏文字的研究也很努力，他的《西夏文字之分析》，分析了西夏文字，并把西夏文草书《孝经》转写为楷书，他是第一个探讨西夏文草书规律的学者。

对西夏文的研究并未停止，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硕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