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真大、小字的产生及废止

女真人长期受契丹人的管辖，因此受契丹文化的影响较深，这种影响浸润到各个方面，当女真文还没有问世的时候，便使用契丹字：“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11]“女真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12]女真人学习契丹文、汉字，说明契丹、宋朝的文字在女真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实，女真语在契丹、汉人中也同样有影响。特别是金国把首都由上京搬到燕京，再搬到汴京，使得许多中原地区的汉人学会了女真语。南宋诗人陆游有诗云：

大梁二月杏花开，锦衣公子乘传来。

桐阴满地归不得，金辔玲珑上源驿。

上源驿中槌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

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13]

这首诗是记述南宋人韩元吉在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使金的情况的，当时汴京的汉人也能讲女真语。

阿骨打建立金国后，女真人有了自己的国家，不再是辽国的附庸，应该有自己的文字，而“契丹语是蒙古系统的语言，女真语是通古斯系统的语言，所以女真人借用书写契丹语的契丹文字一定要通过翻译，自然是很不方便的”[14]。一是作为独立国家需要有自己的文字；二是契丹文用起来不甚方便，于是女真文便应运而生：“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按：契丹人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真’字，故称女真为女直）。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15]

“韩州刺史”铜印（金）

到了金熙宗时，又制成了女真小字：“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20]揆诸情理，熙宗作为天子，日理万机，政务丛脞，不可能废弃政事去亲自创制文字，但未见有他命人造女真小字的记载。况且，已经有了女真大字，并在各地推行，缘何又去创制女真小字，《金史》中没有记载，但合乎情理的推测是，女真大字在推行过程中，必然有不完善之处，因而熙宗才作出了创制女真小字的决定。

女真小字颁行于天眷元年（1138年）正月。九月，熙宗下诏：“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21]其实，这年正月虽然将女真小字颁行于天下，九月份下诏中所说女直用的女真字仍是大字，因为直到皇统五年（1145年）才有“初用御制小字”[22]的记载，不知为什么女真小字在颁行8年之后才开始使用。从此以后，女真大字与女真小字并行使用，一直到终金之世都是如此。不过在什么样情况下用女真大字，什么情况下用女真小字，还是大、小字同时并用，因记载阙如，我们已无从得知了。就在女真大、小字都在应用的时候，契丹文并没有废止，因为直到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十二月，才“诏罢契丹字”[23]，可见在此之前，一直是使用着的。契丹字之所以又流行了这么久才废除，最主要的原因是女真文与汉文之间不能直接对译，需要用契丹文字为媒介。这样，金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女真大、小字与契丹字并存的局面。

女真小字是怎样推行的，史无明文。《金史·完颜兀不喝传》载：“年十三，选充女直字学生。补上京女直吏，再习小字兼通契丹文字。”种种迹象表明，“再习小字”四字可能是指完颜兀不喝自己摸索学习的，并非得自学校的传授。对女真文颇有研究的金光平、金启孮先生说：“似乎当时女真学生在学校里并不传习女真小字。”[24]

杀害熙宗自立为帝的完颜亮在正隆元年（1156年）制定考试女真书写和契丹书写时下令说：

定制，女直书写，试以契丹字书译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书写，以熟于契丹大小字，以汉字书史译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诗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韵，以契丹字出题。[25]

这里明明说的是女真大字、女真小字还未被批准在考试时使用。

世宗完颜雍时期，为推广女真字，又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命颁行用女真大、小字所译的经书，每一谋克挑选两人学习。不久，又因创办女真字学校，命各猛安谋克挑选良家子（戚畹贵族的子弟）为学生。一时之间，诸路学生多达3000人。大定九年（1169年），从3000人中挑选成绩优异者100人，荐之于京师，由国家发给膳食，命精通女真大字的温迪罕缔达给这些人讲解古书，让他们学习做诗、策。后来经过复试，选拔出徒单镒等三十余人，后来都成了名臣。不久，世宗下诏在京师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打算以新进士充任教授，教那些愿学女真文的士民子弟。后来科举考试中也用女真文了。

女真进士科考试以策，论及诗，因此称策论进士。大定二十年（1180年）定制“以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直大字，诗用小字。程试之期皆依汉进士例”[26]。为什么三场考试中策用大字（论也可能是用大字），而诗却用女真小字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发现女真文的诗，不好遽下结论，金光平先生推断说：“我们可以想象出来，散文用大字，诗用小字的原因，一定是小字有适合于写诗的特点。现存的女真文字是不适合于写诗的。这种女真字有一字一音节的，有一字两三个音节的，也有两三个字才能凑成一个音节的，写出诗来一定是长短参差不齐，殊不美观，如欲其七个字一句或五个字一句是不可能的。”[27]这个推论是很有道理的。

宣宗完颜珣即位后，迫于蒙古人的进攻，将都城迁往汴京。即使在戎马倥偬之中。他也未忘记用女真字策论进士。兴定五年（1221年），宣宗亲擢进士28人，阅览程文时，发现数目太少，便问宰臣为何参加考试的人数这么少，宰臣回答说，世宗大定年间当生员的，政府赡以钱米，到章宗泰和年间，每人授地60亩，因为待遇优厚，因此学生就多。如今京师虽然府学尚存，但每月只给通宝50贯，生活太差，学生就不肯来读书了。宣宗特意批准每个学生给地40亩，以此吸引愿意学习女真文的士子。

金朝灭亡以后，随女真贵族迁入中原的女真人，因为长期与汉族杂居，一举一动都必须使用汉语、汉字，在这样的环境中，女真人逐渐习惯了操汉语，用汉字，女真文、女真语反而摒弃不用了。徐霆在疏证《黑鞑事略》时说，“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不是他们不想用，而是因为长期与汉人交往，女真字已经派不上用场了。留居东北的女真人，因为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仍然在使用本民族固有的语言、文字，在元、明两代都是如此。如明成祖永乐年间，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设四夷馆，女真馆就是当时所设八馆中的一个，“可见当时东北女真人进贡表文仍用女真文字，因而有单设一馆的必要”[28]。明朝中央政府与东北女真各部往来的公文，也使用女真字，如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派人招抚女真等部时，“其勅谕用女真书字”[29]。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朝决定修葺与朝鲜毗邻的白头山寺院，恐怕当地的女真人、朝鲜人受到惊扰，曾发木牌晓谕，木牌同时用女真文和汉文书写。永乐年间，亦失哈在奴儿干都司建永宁寺（今俄国境内黑龙江下游特林地方），寺前立有两通石碑，记载奴儿干都司设置经过及亦失哈等屡次宣谕镇抚其地情形，碑文是用女真、蒙古两种文字写成的。也说明明朝初年东北边境地区还有人认识女真文。但到了明英宗时，情况就不同了。正统十年（1445年），玄城卫（黑龙江富锦县）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文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蒙古文）。”[30]这说明到明朝中叶，女真文已湮灭无闻，不再有人认识这种文字了。女真文从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到明朝正统十年（1445年）左右废弃不用，在我国流行了327年之久。

二、现存的女真文资料

现存的女真文资料可分为文献资料与金石资料两种。

根据《金史》等书的记载，金代女真字书有《字书》（完颜希尹撰女真大字）、《女真小字》（金熙宗撰），用女真文翻译的汉文典籍有《易经》《尚书》《孝经》《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汉书》《唐书》《百家姓》《贞观政要》等，但大都亡佚不存了。现在传世的有《华夷译语》中的女直馆来文、杂字；明人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方氏墨谱》、日本《吾妻镜》等书。其中以《华夷译语》最重要。

《华夷译语》有洪武本（又称甲种《华夷译语》）、永乐本（又称乙种《华夷译语》）、会同馆本（又称两种《华夷译语》）3种。其中洪武本与女真文无关系。永乐本《华夷译语》价值甚高。四夷馆中设有8馆（后增设为15馆），女真馆为其中之一馆。各馆所编译语“大体上都分为杂字、来文两部分，杂字专辑语汇，来文则移录当时进贡表文。来文为‘夷’汉对照，杂字除夷字、汉字对照外，并以汉字注写‘夷’字读音”。但是译语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来文中有不少是伪造的，且皆用杂字堆砌而成，不合该种文字语法，杂字中错误也不少。据对女真字颇有研究的金光平、金启孮先生所见，《华夷译语》有3种抄本：柏林本、东洋文库本、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柏林本的优点是内容完备，缺点是错误较多；东洋文库本内容不完全，杂字部分仅有柏林本的续添、新增两部分的字，比柏林本多四十余个语词，来文也没柏林本多；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只有柏林本杂字、新增两部分的字，注音和柏林本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另外，还有罗福成先生手写本、翁覃溪藏本的手抄本等。

《弇州山人四部稿》只有“明王慎德，四夷咸宾”8个女真字的译文，这8个字见于明刊本，清人收入《四库全书》时已删去。

《方氏墨谱》中也只有“明王慎德，四夷咸宾”8个字的女真文遗文，可能是从《弇州山人四部稿》中移录而来。

日本记镰仓幕府事迹的史籍《吾妻镜》录有4个女真字。

现存的女真文金石资料主要是石刻，现存于世者共有8块碑。最著名的是《大金得胜陀颂碑》。碑存吉林省扶余县石碑崴子，碑的阳面为汉文，阴面为女真文，两种文字对译。全碑约1500字。此碑刻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系为纪念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宁江州（吉林扶余东石头城子）大破辽兵而建立的。此碑为现存女真文字石刻中字数最多的碑。

《女真进士题名碑》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块，全称为《大金正大元年登科名题刻石》，现存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此碑立于正大元年（1224年）六月十五日，碑高190厘米，宽60厘米，厚22厘米，额题“进士名题刻石”。碑文23行，因文字损坏甚多，满行字数不详。碑趺已失。因久经风雨剥蚀，碑身破损严重，尤其下部更甚，文字大半已毁。碑阳均用女真文字写刻。

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原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日本侵略者侵入朝鲜后，移入今首尔博物馆。此碑为方柱形，四面都刻有女真文，没有汉文，系修建佛寺功德题名石刻。全碑五百余字，因全碑仅存下段，上半截已失，字迹漫漶不清，约略为皇统以前所刻。

朝鲜《北青女真国书摩崖》，碑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南道，上刻有四十多个女真文。约刻于金宣宗兴定年间，字迹拙劣。亦称北青碑。

《奥屯良弼饯饮碑》，原系罗振玉收藏，也称《泰和题名残石》，碑心为汉文，右侧有女真字三行六十余字。汉文书于泰和六年（1206年），女真文书于大安二年（1210年）。

《半截山女真国书摩崖》，在吉林省海龙县柳河半截山，纪金太祖破辽事。有汉文十五字，女真文二十余字，对照翻译，字已模糊不清。

《杨树林山女真国书摩崖》，在吉林省海龙县杨树林山麓，有女真文八十余字，无汉文，记金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设谋克事，字迹不清。

《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今存海参崴（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博物馆。此碑刻于明初永乐年间，碑面为汉文，碑阴刻女真文与蒙文，两侧刻汉、女真、蒙古、西藏4种字，女真字约有七百个，女真字与蒙古字皆系节译汉文。内容系明成祖经营奴儿干地方设立卫所的经过。[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