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契丹文的创制与使用

一、契丹语与契丹文的创制

契丹文是如何创制的呢？王溥的《五代会要》云：“契丹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汉人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3]在此稍后，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也说：“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4]这两段记载都很简略，只说耶律阿保机在汉人的帮助下，以隶书增减，制成契丹文，至于具体情况，则语焉不详。

契丹文字石碑残片（辽）

元人脱脱修的《辽史》，为我们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情况，使人们知道新的契丹字有大字、小字之分。神册“五年（920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5]从开始制字，到在全国颁行，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速度还是很快的。《契丹国志》说：“天赞六年（927年）……七月……渤海既平，乃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6]这字当然也是指契丹大字。从时间上看，《辽史》与《契丹国志》所说时间不甚契合，一说神册五年，一说天赞六年，但是阿保机在攻灭渤海前后制定契丹大字，则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契丹大字是如何创制出来的呢？《辽史》特别提出了两个人，一个是突吕不，另一个是耶律鲁不古。突吕不的传记载：

突吕不，字铎衮，幼聪敏嗜学，事太祖见器重。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未几，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

耶律鲁不古的传记载：

耶律鲁不古，字信宁，太祖从侄也。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

《辽史》的用语很准确，只说在契丹大字的创制过程中，突吕不、耶律鲁不古两人是“赞成”——也即是襄助，并不是说契丹大字出于两人之手。由此可见，契丹大字在创制过程中，是有不少汉人参与的。应该说，契丹大字是汉人与契丹人共同努力的产物。

契丹小字的创制者是迭剌，他是太祖阿保机之弟，“字云独昆……性敏给……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7]。这里所说的数少，当是指契丹小字的数量不及契丹大字多，但优点是该、贯，也就是说，这种契丹小字既完备，又连贯。从契丹大、小字来看，“两种契丹文字除了有不少直接借用汉字的字形外，即便与汉字不全相同的字，其形体特征、笔画走向，也是套取汉字而来，很像汉字的偏旁部首。从契丹造字的史实不难看出中原文化对边区兄弟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和祖国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悠久传统”[8]。

如果把契丹大、小字拿来与汉字相比，可知契丹大字与汉字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说汉字是契丹大字之源。契丹大字与汉字同是方块字，契丹大字不过是在汉字的基础上进行了减少笔画和字数的改造而已。具体地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直接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如“皇帝”“太后”“太王”等；二是借用汉字的形和义，如“一”“二”“五”“十”等；三是借用汉字的形，如“仁”“住”“弟”“田”“有”“行”“未”“高”“画”“全”“乃”等。

二、契丹文的使用与废止

契丹大、小字创制成功后，与汉文一起在辽朝境内通行。至于契丹文在多大范围内使用，因为记载疏略，我们无法得知，只知道契丹大字创制在前，小字创制在后。为什么有了契丹大字，还要创制小字呢？这是因为，契丹大字是根据汉字创制的，但契丹语词汇多音节者居多，其语法关系在一般情况下，用黏着和变化附加成分来表示，这与汉语语法大相径庭，因而按照汉字模式制作出来的契丹大字，用来表达契丹语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矛盾和困难，使用起来也有诸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契丹大字作一番改造，于是，契丹小字便应运而生。契丹小字创制时，虽也参考了汉字和契丹大字，但对汉字和契丹大字的方块进行了改造，在拼音化方面也有所进步，用这种字去记录契丹语，比契丹大字更为准确、方便，当然流传得更加广泛了。

契丹文都有哪些用途呢？《契丹小字研究》一书指出，大致上有9种用途：第一是刻记功碑，阿保机曾命人在辟遏可汗故碑上，用契丹、突厥、汉3种文字记其武功；第二是用来记录诸部乡里之名；第三是用契丹文书写外交函件；第四是往旗帜上写字；第五是刻牌符；第六是用来写诗；第七是用来翻译汉文书籍，如辽朝曾翻译过《阴符经》《方脉书》《贞观政要》《五代史》、白居易的《讽谏集》等；第八是用来科举考试；第九是用来撰写哀册和墓志。另外，契丹小字还在女真人中流行过一阵，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叙述女真文时再说。

契丹文后来为什么又废而不用了呢？这里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契丹文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没有流行开来。一种文字是否广泛流行传播，和政府的提倡与否有很大关系，契丹字的使用范围是很有限的。个中原因很可能是契丹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宋朝打交道，不懂汉文是不行的，汉文的重要性超过了契丹文，所以尽管创制出了契丹大、小字，而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很多。在《辽史》中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那就是凡精通契丹文者，在他的传记中都有记载，除了创制契丹大、小字的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耶律迭剌3人外，还提到另外7个人，他们是耶律只没、耶律倍、萧阳阿、耶律庶成、萧乐音奴、萧韩家奴、耶律蒲鲁。按说契丹人懂得契丹文，如同汉人懂汉文一样，应是很平常的事情，而《辽史》中却加以强调，可知在当时的官场中，能掌握契丹文的只是很少一些人，在上层社会中是一种不易做到的高深学问，普通的老百姓就更不会有人问津了。南宋端平年间曾随使臣到过蒙古的徐霆，在为《黑鞑事略》一书作注疏时说：“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契丹、女真自有字，皆不用。”契丹统治者自己都不用本民族文字，怎能让广大普通百姓使用呢？

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统治者大力推广，新文字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契丹统治者显然是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另外，一种文字使用得越频繁，使人们感觉到如同粟米布帛一样须臾不可离，这种文字才能在百姓中扎根，而契丹统治者却规定，契丹文的书籍不准流入中国，犯法者死，这样，就没人敢以身试法，把契丹文书籍传入宋朝。再加上连年兵燹，战乱不断，致使本来就不普及的契丹字很快被人遗忘，到了元代，懂得契丹文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明成祖永乐年间，为培养翻译人才，以便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特地设置了四夷馆，但一直没有设契丹馆，而是设了鞑靼、女真、西番、回回、百夷、高昌、西天、缅甸等馆，后又增设八百、暹罗两馆，这说明明朝在与东北的少数民族打交道时，已没有用契丹字的了，因此无须再设契丹馆。至于中原地区，更是没人懂得契丹文了。

三、已经发现的契丹大、小字资料

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过一本用契丹文字书写的书籍，流传至今的是宋人王易在其著作《燕北录》中收录的5个契丹字，翻译成汉文是朕、敕、走、马、急。除此之外，所有的契丹文字资料都是在本世纪出土、发现的。这些资料分为契丹大字、小字两种。

先说契丹大字资料：

1．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　该碑正面为汉文，背面镌刻契丹大字，已漫漶不清、原立于内蒙古宁城县十家子村，如今已移往辽中京遗址白塔下。

2．故太师铭石记　有契丹字40行，出土地点不详。

3．萧孝忠墓志　志盖背面有汉字12行，共240字；又有契丹大字18行，共540字，两者不是对译。该墓志1950年在辽宁锦西县西孤山出土。

4．耶律延宁墓志　有字24行，共有契丹大字271个，汉字512个。1964年在辽宁朝阳县西五家子柏树沟村西北角出土，墓志系统和四年（968年）文物。

5．北大王墓志　志盖正面有篆体汉字“北大王墓志”5个字，共有汉文510字，契丹大字783个。1975年冬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昆都乡沙日温都辽墓出土。

6．萧袍鲁墓志铭　墓志上有汉、契丹、梵3种文字，墓志铭用契丹大字写成，共320字。1956年在辽宁省法库县前山村北山辽北府宰相萧袍鲁墓出土。

7．耶律习涅墓志　上有契丹大字1616个，汉字601个，是迄今所发现的契丹大字最多的墓志。1987年在内蒙巴林左旗乌兰坝辽墓出土。

8．应历碑　因纪年为应历，故名。该碑共有契丹字390个，是已故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贾敬颜解放初从旧书店中购得的拓片。

再说契丹小字资料：

1．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　共有石碣四方，其中两方汉字，两方为契丹字。现存拓片，原石下落不明。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辽代庆州故址）东北二十余里瓦林茫哈（蒙古语瓦砾滩之意）发现。

2．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　1930年由当时任热河省主席的汤玉麟之子汤佐荣组织人力对辽庆陵发掘所得，有道宗及宣懿皇后的汉文哀册和契丹文哀册各一盒，现存辽宁省博物馆。

3．郎君行记　全名为《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刻在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上。明清以来的金石学著作虽有著录，但无人知道上面镌刻的是契丹字。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羽田亨、中国学者王静如始指出是契丹文，不是女真文。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凤翥等又在陕西省乾县唐乾陵献殿遗址发现了新的《郎君行记》，只不过是块残石，文字已不甚清晰了。

4．萧仲恭墓志　墓志有契丹小字2492个，1942年在河北省兴隆县梓木林子村发现。

5．许王墓志　墓志上有契丹小字64行，现存2157字。1975年在辽宁省阜新县白台沟村流井沟辽墓出土。

6．耶律仁先墓志　墓志为汉文共1409字，志盖反面有契丹小字5143个，清晰可辨者4776个。1983年7月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县小塔子公社莲花山大队东山生产队。

7．故耶律氏铭石　共有契丹字699个。1969年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毛不沟。

8．耶律宗教墓志　共有契丹小字1020个，对应汉字墓志铭935字。1991年在辽宁省北镇县鲍家乡高起村北出土。[9]

四、契丹文的研究

自从20世纪30年代辽宁庆陵小字哀册出土以后，我国学者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诸先生便先后开展了研究。了解契丹文对解决契丹族族源与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关系重大，因此这一研究也为国外学者瞩目。

罗福成等人研究契丹小字，用的是比较法。所谓比较法，其实并不复杂，也就是拿契丹文哀册与汉文哀册对比，在各个契丹字哀册之间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哪一个契丹字与哪一个汉字相当，然后了解那个契丹字的含义。比如某皇帝的哀册，汉文的哀册与契丹文的哀册含义应当相同；再如某皇后去世的年、月、日，无论是汉文还是契丹文，都应当是一样的，有了汉文的年、月、日，对应的契丹文年、月、日，也就可以确定了。在契丹文哀册中先找出纪年部分，再判定哪些字是表示年、月、日的，反复推敲，直到正确无误为止。这不失为一种最简捷、最科学的释读方法。我国学者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第一批科研成果的。如罗福成先生利用此法释读了除“五”“九”以外的全部个位数词；除了“丁”“戊”“癸”以外的全部天干和除了“申”“亥”以外的全部地支，还认出了“寿昌”“大康”“乾统”“重熙”等年号。厉鼎煃先生破译出“墓志铭”“铭曰”“词曰”“奉敕撰”，等等。郑绍宗、王静如、陈述等先生也提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对契丹小字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5人合著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这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契丹小字进行了新的探索，把对契丹文的解读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被日本学者誉为“划时代的新研究”。

过去对契丹文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缺陷也比较显著，主要是释读偏重语义，结合语言探讨不够，对契丹语中的特殊语法关系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总之，还没能达到把语音、语法、语义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解读契丹文字这样一个科学的要求”[10]。《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则克服了这些缺点。该书作者以《郎君行记》为突破口，搜集了其他契丹小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先准确无误地找出契丹小字的义，然后探索出音，由此循序渐进，辨认出一些新词。新词掌握得多了，再进一步探索出一些规律。如名词的变化、动词的变化、音节组合的方式等。《契丹小字研究》一书的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释读出契丹小字语词370多条，加上前人释出70多条，共达450多条；分析词法形态70种左右，对其中有二十几种附加成分作了不同程度的说明，这些成果是很喜人的。

国外学者对契丹文也进行了研究，不过那是近几十年的事，主要是日本和苏联的学者。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羽田亨、鸟居龙藏等对契丹语言文字作过介绍，真正对契丹文有研究的是山路广明、村山七郎、长田夏树、爱岩松男。

山路广明认为全部契丹文都脱胎于汉字，是模仿汉字制成的。他对一些契丹原字作了分析，构拟出其音值，推测出某契丹字来源于某汉字。他运用音、义、形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契丹字并探索其造字途径，构拟出七十多个原字的音值，其中符合或接近语言事实的有十多个。

村山七郎提出，要解读成功未知文字文物须有3个条件，即：明确书写未解读文字资料所用的语言系统；明确书写未解读文字资料所用文字的文字系统；如有对译，应弄清楚未解读文字资料的内容。但是他说契丹小字的文字系统来源于突厥，前提就错了，因此研究成果也就不可靠了。

长田夏树认为契丹语从语言系谱上说应属蒙古语族，他对于契丹字出现的位置、频率和附加成分使用情况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利用统计方法获得的数据固然有助于音值的构拟，但这种方法必须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结论才能完美。

爱岩松男认为，契丹字之所以很快便被废弃，是因为其本身存在着很大弱点，因此，对契丹字的研究，首先要确定和文字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据此来考定未解读文字各自的意义与音值，走向字母和字头的分析。根据这一理论，他先认定契丹语属蒙古语系。他从分析12个日期记载入手，归纳出10个数词、天干、地支、年号和其他一些词的读法。

苏联学者鲁道夫认为，契丹文属于一种特殊的音节文字，字形总的特征是，大多数情况下与音节相一致，某些情况下与复杂的单词相一致，音节符号的排列不是一直行，而是两相并列，由左而右，由上而下，如方块汉字一样，且有固定的字形，有词尾。

另一苏联学者沙夫库诺夫把契丹小字与女真小字混为一谈，把金代用契丹小字写成的《郎君行记》碑文错误地判断为女真文，但是他对契丹文中三十多条词目的五十多个原字音值的推定，比其他苏联学者更正确。

契丹大字因比契丹小字解读更困难。因此国内外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还比较少。阎万章根据萧孝忠墓志等资料释出“大安”“重熙”“统和”“咸雍”等年号以及“年”“月”“日”，还有部分干支和数目字；刘凤翥根据《北大王墓志》释出“开泰”“太平”“元年”等契丹大字，特别是他考证出汉文中的“乣”字是混入的契丹大字，读音应为yan。金永年也考证出了一些契丹大字词语。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契丹文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是很丰硕的。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手段的越来越完善，还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