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朝与非洲的文化交流

远在唐宋时期，中国与非洲已有贸易往来，到了元代，这种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因为，元代疆土广袤，亚欧大陆都在蒙古统治者的控制之下，为了同宗藩国联系，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都需要一条畅通无阻的海上交通线，而当时的元朝也具备了较高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正如元末人王礼所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交通的发达，使山水迢递的路程一下子缩短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他的《游记》里叙述元朝船只时说：“每一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船上皆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的主室附有厕所，并有门锁，旅客可携带妇女、女婢，闭门居住……水手们则携带眷属子女，并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船总管活像一大官。”在元代就能造这样大的船只，而且水手可以在船上种植蔬菜，这就为中非海上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元朝与非洲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中国旅行家汪大渊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书中窥知一二。汪大渊是江西南昌人，约生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前后，曾两次随商船出海，到过数十国，回国后根据亲身经历写成《岛夷志略》一书，传说之事，一概不载，因而可以征信。他到过埃及，当时统治埃及的是马木路克王朝。马木路克王朝的素丹（国王）曾在耶路撒冷之北阿因·扎卢特平原击败蒙古军队，收复大马士革等中东地区，阻止了蒙古人的西进。马木路克的统治者曾遣使至元朝，表示与元朝友好，汪大渊在这种背景下访问了埃及。该国“有酋长，元临漳（今属河北）人，陈其姓也。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甘肃张掖），遂入此国讨伐，不复返”[111]。这个姓陈的元朝将领，极可能是在阿因·扎卢特战役中失败被俘的，他既在埃及当酋长，必然把中国的风俗习惯带到了那里。位于非洲东海岸的层摇罗国（也作层拔罗国，即桑给巴尔），范围包括今索马里南部至莫桑比克沿岸地带和岛屿。那里出产红檀、紫蔗、象牙等，用来换取东方的金银、绸缎和瓷器。这些绸缎和瓷器多半是从元朝运去的。千里马国是东非诸城邦格迪的旧称，15至16世纪这里曾大兴土木，修建房屋和城墙，17世纪初被废弃。“从1948年起，西方考古学家对格迪废墟进行发掘，结果出土了很多中国古瓷片，其中包括元代釉里红瓷瓶。这说明元代与格迪城邦有贸易往来，汪大渊到过此地也在情理之中。”[112]

与汪大渊访问非洲几乎同时，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也访问了中国，这是中非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拔图塔为摩洛哥丹吉尔人，出身于穆斯林法官世家。21岁时赴麦加朝圣，从此开始了他的旅游生涯，到达波斯、阿拉伯半岛、东非、小亚细亚、拜占庭、钦察、中亚等地。1333年到了印度德里。1342年，元顺帝派使臣至印度，德里算端委派拔图塔率使团回访元朝。不幸的是航行中遭遇风暴，使团失散，拔图塔备尝艰辛，经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地，最后到达泉州，后来又去过广州、杭州、大都等地。1349年回摩洛哥，然后又游历西班牙、中西非等处。1353年底，拔图塔再次回到摩洛哥，口述其旅行见闻，由摩洛哥算端派秘书记录，1355年整理成《伊本·拔图塔行纪》一书。该书为阿拉伯文多卷本，流传的是节写本，原文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1958年在法国出版了阿拉伯文与法文对照本，迄今世界各地已有15种节译本或全译本问世，1985年我国也有了中译本。

拔图塔最先到过的中国城市是泉州，因环城种植刺桐树，又被称为刺桐。他说泉州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对广州印象颇佳，那里“是一大都市，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他路过杭州时，见那里居住有犹太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住在一个埃及人家里，那人是穆斯林，在杭州修建了一座大清真寺。无论是泉州、广州或杭州，都有包括北非的阿拉伯人居住，因长期定居在那里，逐渐都被汉化了。杭州旧称临安，系南宋都城，入宋贸易的西域人多喜欢在这里居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所谓“富实回回”，就是西域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居住既久，修建清真寺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也说，自宋室南徙临安，原居中原的夷人也随驾而南。元代西域人归附者多编管于江、浙、闽、广之间，而以杭州最多，号称色目种。元代延祐年间，一个叫阿老丁的回回人在杭州建了一座清真寺，这对中国与非洲的宗教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

拔图塔在其游记中记述，元朝时中国人已用煤作燃料，在市场交易中已使用纸币。他赞叹：“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有水果、五谷、黄金、白银等，皆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中国蔗糖之质量“较之埃及蔗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丝绸与瓷器，给他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中国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伊本·拔图塔是促进中非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二、元朝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蒙古人的西征及四大汗国的建立，特别是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的疆域，实际上已与欧洲国家毗邻。由于交通方便，也由于元朝统治者想利用形形色色的宗教迷信来麻醉百姓，以利于自己的统治，便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于是，基督教（也里可温）、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得以陆续进入元朝传经布道，建立教堂，并享受免除赋税、徭役的优待。欧洲各基督教国家与罗马教廷对蒙古人摧枯拉朽的兵锋惊慌不已，为了解除这一威胁，并利用蒙古人的力量对付伊斯兰教势力，便派遣僧侣充当使者兼传教士入元，想通过宗教的影响来捍卫自己的利益，防止蒙古人的东侵。

最先入元的传教士是加宾尼。1245年初，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开宗教大会，决定派教士出使蒙古，目的是劝蒙古人停止对基督教国家的侵犯，并皈依天主教。加宾尼从里昂出发时，带有教皇给蒙古可汗的两封信，信中说：“你侵略了许多既属于基督教徒又属于其他人的国家，**他们，使之满目荒凉”，并警告说：“从今以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特别是停止迫害基督教徒，而且，在犯了如此之多和如此严重的罪过之后，你们应通过适当的忏悔来平息上帝的愤怒。”[114]1246年4月，加宾尼一行来到亦的勒河（伏尔加河）边的营帐觐见拔都（此人是成吉思汗之孙，术赤之子）。拔都命人把教皇的信件译成俄文、波斯文和蒙文后，把使者和信件一起送往蒙古国当时的都城和林。加宾尼于7月间来到和林，正赶上贵由8月间举行的登基典礼。11月份，加宾尼带着贵由给教皇的复信回国。信件原用蒙古文写就，又译成萨拉森文（波斯文），以便教皇阅读。贵由拒绝了教皇对他肆意侵略基督教国家并烧杀掠夺的责备，严厉地命令教皇：“现在你应该真心诚意地说，‘我愿意降服并为你服役。’你本人位居一切君主之首，应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那时我将承认你的降服。如果你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认为你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我将使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不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其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115]加宾尼的使命并未完成，但他作为出使报告写成的《蒙古史》一书，却极有价值。书中全面而详细地记述了蒙古地理及其百姓的生活习俗、大汗及诸王的宫廷、蒙古人用兵的经过及战术等，欧洲人从此书中得以了解蒙古国的情况。

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派出加宾尼不久，还派以审温为首的又一使团前往波斯，拜见在那里驻扎的蒙古将领拜住，仍是要求蒙古人停止侵犯基督教国家，拜住没有允诺。1248年，蒙古新任驻波斯将领野里知吉带派人至塞浦路斯岛觐见法国国王圣路易（路易九世）。当时圣路易正率兵驻在那里，传言贵由大汗将帮助基督教徒收复被回教徒占领的圣地耶路撒冷。圣路易大喜过望，便派教士安德烈出使蒙古，但安德烈风尘仆仆抵达蒙古时，贵由已因病殂逝，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在叶密立（新疆额敏南）接见了安德烈，复信中并未谈及帮助基督教徒收复耶路撒冷一事。

法王圣路易为达到在蒙古境内传教的目的，于1253年派教士鲁不鲁乞来到东方。鲁不鲁乞先后觐见了镇戍术赤封地的大将撒儿塔和他的父亲拔都，然后又在和林之南的冬营地（汪吉河）受到蒙哥的接见。鲁不鲁乞参加了佛教徒和道教徒的辩论会。从这里鲁不鲁乞了解到，蒙古统治者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给予礼遇，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而蒙哥本人则只信仰唯一至高的天帝——长生天。在和林居住了两个月之后，鲁不鲁乞带着蒙哥致法国国王的信，于1254年6月西还。他在萨莱（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见过拔都，然后南行，穿过高加索，进入小亚细亚，翌年6月，始抵塞浦路斯。鲁不鲁乞的东行，可能是要窥探蒙古人的动向，因为“当时欧洲正在进行所谓的十字军圣战，蒙古人的兴起使教皇和欧洲的君王意识到这股可怕的力量的存在，他们需要摸清蒙古人的情况，以便决定能否和蒙古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伊斯兰教势力”[116]。他所写的报告——《鲁不鲁乞东游记》是研究蒙古历史的重要资料，这本书比加宾尼的《蒙古史》更为详尽准确。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有一则记载很值得我们注意：“契丹（指蒙古人）通行的钱是一种棉纸，长宽为一巴掌，上面印有几行字，像蒙哥印玺上的一样。”[117]这可能是欧洲人对中国纸币的最早记载。

在元代影响最大的旅行家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使他闻名遐迩。他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之家。他的父亲尼哥罗与叔父马菲奥从君士坦丁堡渡过黑海，到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附近）经商，当时钦察汗国的国王别儿哥正与伊儿汗国的国王旭烈兀战事正酣，归途不宁，弟兄二人索性东行至不花剌城（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适逢旭烈兀遣使朝见世祖忽必烈，使臣邀尼哥罗兄弟同往。至元二年（1265年）夏，他们一行到达大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决定派使赴罗马教廷，便以尼哥罗弟兄充任副使随行。使者于中途患病无法前往，将国书交给尼哥罗兄弟，至元六年（1269年）弟兄二人抵达阿克儿，向教廷呈交国书后，返回威尼斯。两年之后，他们携带尼哥罗之子马可·波罗谒见新上任的教皇格里戈里十世，请求回元朝复命，教皇给忽必烈写了一封信，派遣两名传教士与尼哥罗等一起来中国。两名传教士中途变卦，惧怕旅途危险而不肯前行，让尼哥罗转交教皇给大汗的信件。他们父子叔侄三人在路上漂泊了大约三年半的时间，至元十二年（1275年）夏才到达上都。所经路线大致上是古代有名的丝绸之路，途经伊儿汗国时，还游览过一些波斯城市。后来越过帕米尔高原，经可失哈儿（新疆喀什），取道南疆东行，经鸭儿看（叶城）、忽炭（和田）、阇缠（且末）、罗不（若羌），又经沙州（甘肃敦煌）、肃州（甘肃酒泉）、甘州（甘肃张掖）、额里折兀（甘肃武威）、额里哈牙（临川）、天德军（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古城）、宣德州（河北宣化）、察罕脑儿行宫（河北沽源县北）等地到达上都。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长达17年之久，在扬州居官3年，曾奉使云南、江南及占城、印度等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伊儿汗国阿鲁浑汗之妃卜鲁罕死，请求元朝大汗选赐前妃同族之女为妃，忽必烈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马可·波罗随使臣护送，由海道西行。完成任务后，马可·波罗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而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其中关于中国的记述，无论是汗八里（北京）、扬州、镇江、苏州、泉州等地的自然风光，或是涉及元朝的重大事件、制度、地理、物产等，基本上都是可信的。该书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其他西方人的游记，使欧洲人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修道士——大都人列班扫马和东胜州（内蒙古托克托）人麻古思，征得忽必烈的同意，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带有圣旨文字（可能是驿传玺书），随着商队西行。后来麻古思被推举为契丹与汪古部的大主教，驻锡报达城（伊拉克巴格达）。同行的列班扫马被任命为巡视总监。伊儿汗国阿鲁浑国王在位时，欲联合罗马教廷与欧洲各国，征服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当时已改名为马儿亚伯剌罕的麻古思，派遣列班扫马以阿鲁浑国王及马儿亚伯剌罕总主教的名义前往罗马。列班扫马从报达出发，经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陆，时值旧教皇死，新教皇未立，列班扫马没有停留，从罗马转往法兰西，受到法兰西国王菲利浦四世的接见。他由法国转赴英国，会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由这里再赴罗马，受到了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的热情接待。列班扫马完成使命归国后，受到阿鲁浑汗的嘉奖。以后列班扫马与麻古思一直留在伊儿汗国，至死未归。

马可·波罗像

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与列班扫马接触后，立即派教士孟德科维诺前往东方传教。大约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孟德科维诺经印度航海来到了大都。这年正月忽必烈崩逝，成宗在四月间即位，他接见了这位教皇的使者，允许他在大都自由传教。几年之后，孟德科维诺给本国教友写信，通报了他在大都的情况，要求教廷再派教士赴元，协助他传教。他先后在大都皇宫附近兴建了两座教堂，前往受洗礼者络绎不绝。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斯此时与孟德科维诺结识，此人原来信仰聂思脱里教（景教），在孟德科维诺的影响下改信天主教。孟德科维诺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会了鞑靼人通行的语言文字，并将新约及祈祷诗篇译为这种文字，又据新、旧约绘成六幅图画，附以拉丁文、突厥文和波斯文的注解”[118]。在孟德科维诺教堂里受洗的多是从高加索地区迁来中国的阿速人，他们原来就信奉基督教，阿速军是元朝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罗马教皇在得悉孟德科维诺的情况后，任命他为汗八里及东方总主教，并派7名副主教前来协助他传教，但只有格拉德、比列格林、安德烈3人到了中国，时间为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不久，泉州创设天主教区，格拉德任主教。格拉德死后，主教一职由比列格林接任。安德烈后来也去了泉州，在比列格林死后任那里的主教。孟德科维诺死于天历元年（1328年），罗马教廷又派尼古拉赴元任总主教。后至元二年（1336年），顺帝派遣使团访问罗马，罗马教皇也派团东来。使团经过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并在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建立了一座天主教堂。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使团抵达大都，向元顺帝贡骏马。《元史》记载说：“是月，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使团稽留大都3年后西归。泉州的主教与修士也参与经商，如设立供商人贮存货物的货栈，修建供客商沐浴的澡堂。另外泉州也发现有用拉丁文书写的基督教徒的墓碑和坟墓。

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他在至治元年（1321年）抵达辛迦兰（广东广州）。鄂多立克说：“它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119]然后到了刺桐（福建泉州）、福州、杭州、金陵（江苏南京）、扬州，然后到达汗八里。《鄂多立克东游录》一书记述了沿途中国城市的风土人情及物产，对于大汗的出巡、狩猎、驿站的设置及功能，则有详尽的描述。虽然有个别地方不准确，但大致是可信的。

中国与欧洲在元代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传教士进行的，商人也有一些。中国也派使臣赴欧洲各国，人数之多，地域之广，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

注释

[1]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歌咏》，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苏辙：《栾城集》卷四十二《北使还论北边事劄子五道》。

[3]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

[4] 《宋史·食货志下》。

[5] 洪迈：《夷坚志》卷十八。

[6] 陈述：《辽代史话》，4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7] 叶隆礼：《契丹国志·圣宗本纪》。

[8] 《契丹国志·景宗本纪》。

[9] 《辽史·耶律庶成传》。

[10] 《辽史·方技列传》。

[11] 同上。

[12] 《辽史拾遗》卷九。

[13] 《辽史拾遗》卷二十一。

[14] 《辽陵石刻集录》卷六。

[15]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16] 《契丹国志·衣服制度》。

[17] 《辽史·仪卫志》。

[18] 同上。

[19] 《宋史·舆服志五》。

[20] 《金史·百官志一》。

[21] 《金史·选举志一》。

[22] 《金史·刑志》。

[23] 《辽史·道宗本纪四》。

[24] 《辽史·圣宗本纪四》。

[25] 李炳焘：《韩国史》中世篇，转引自冯继钦等：《契丹族文化史》，53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26] 《辽史·圣宗本纪五》。

[27] 《契丹国志·胡峤陷北记》。

[28]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

[29] 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8页。

[30] 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励耘书屋丛刻》第1卷，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31] 蒋其祥：《试论“桃花石”一词在喀喇汗朝时期使用的特点和意义》，《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2] 《巴尔托尔德文集·喀喇汗朝》，转引自蒋其祥：《试论“桃花石”一词在喀喇汗朝时期使用的特点和意义》，《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3] 《吉尔吉斯地区史》第1卷，伏龙芝1956年版，转引自魏良弢：《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34] 同上。

[35] 周致中：《异域志》卷下。

[36] 《长真春人西游记》卷上。

[37] 《宋史纪事本末·复燕云》。

[38] 庄季裕：《鸡肋编·孔子宅》，北京，中华书局，1983。

[39]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0]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4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1] 《大金国志·太宗三》。

[42] 《金史·世宗本纪下》。

[43] 《大金国志·屯田》。

[44] 《金史·世宗本纪中》。

[45] 《金史·章宗本纪一》。

[46]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五引《揽辔录》。

[47] 《南村辍耕录·氏族》。

[4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九，建炎三年正月甲午。

[49] 《金史·世宗本纪中》。

[50] 《大金国志·男女冠服》。

[51]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四引《金虏图经》。

[52] 《宋史·宇文虚中传》。

[53] 《宋史·张邵传》。

[54] 《宋史·洪皓传》。

[55] 《宋人轶事汇编·洪皓》。

[56] 《西湖老人繁胜录》。

[57] 《宋会要辑稿·兵十五》。

[58] 《金史·西夏传》。

[59] 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182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

[60] ［俄］Э．В.沙弗库诺夫著、朱国忱译：《从最新考古研究成果看女真文化源流的某些问题》，《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61] 《契丹国志·西夏国贡进物件》。

[62] 《辽史·道宗本纪二》。

[63] 《辽史·道宗本纪六》。

[6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十二之三十三。

[65] 《南村辍耕录·麻答把历》。

[66] 《南村辍耕录·火失剌把都》。

[67] 《南村辍耕录·西域奇术》。

[68] 同上。

[69] 《南村辍耕录·奇疾》。

[70]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4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1] 郑麟趾：《高丽史·忠烈王条》，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活字本。

[72] 《高丽史·忠宣王条》。

[73] 《庚申外史》卷下。

[74] 《张光弼诗集·宫中词》，四部丛刊续编本。

[75] 《南村辍耕录·处士门前怯薛》。

[76] 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77] 《高丽史·白颐正条》。

[78] 《高丽史·李齐贤条》。

[79] 《高丽史·忠烈王条》。

[80] 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217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

[81] 同上书，218页。

[82] 参见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83] 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84] 《高丽史·忠肃王一》。

[85] 《高丽史·忠烈王条》。

[86] 《高丽史·历志条》。

[87] 《高丽史·金方庆条》。

[88] 《元史·日本传》。

[89]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3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0]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4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1] 《元史·泰定帝本纪二》。

[92]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4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3] 同上书，465页。

[94] 《南游东归集》，转引自［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4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5] 《济北集·上一山和尚书》，转引自［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4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6]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4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7] 周密：《齐东野语·安南国王》，北京，中华书局，1983。

[98] 陈衍辑撰：《元诗纪事·徐明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9] 《元史·安南传》。

[100] 同上。

[101] 《元史·顺帝本纪二》。

[102] 《大越史记全书·陈纪一》。

[103] 《安南志略·刑政》。

[104] 《大越史记全书·陈纪三》。

[105] 同上。

[106] 《元诗纪事·陈孚·安南即事》。

[107] 《大越史记全书·陈纪二》。

[108] 《大越史记全书·陈纪三》。

[109] 《元史·方技传》。

[110] 参见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上册，331页；韩儒林主编：《元朝史》，423页。

[111] 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2] 艾周昌、沭涛：《中非关系史》，5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13] 艾周昌、沭涛：《中非关系史》，6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14]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9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15] 同上书，103页。

[116] 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即《鲁不鲁乞东游记》），1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7] 同上书，280页。

[118]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9] 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