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朝与高丽的文化交流

蒙古国时期，高丽就向蒙古统治者朝贡。元朝建立后，双方依然保持朝贡关系。为了加强控制，至元二十年（1283年），世祖忽必烈在高丽设置征东行中书省，把高丽与内地一样对待，由高丽忠烈王与元朝大将阿塔海共同管理。后来行省被废。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又设征东行省，撇开高丽国王，任命大将阔里吉思为高丽行省平章政事，生杀予夺，皆出于他一人之手。此人骄横跋扈，全然不顾高丽人的利益，弄得怨声载道，成宗被迫撤销行省建置。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又置征东省。七年之后，元朝为明所亡，高丽恭愍王乘机废除征东省。

尽管元朝与高丽时有龃龉，但因两国疆土毗邻，双方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仍很频繁。贸易分官方的和民间的两种。在官方贸易中，高丽向元朝输出的物品有金、银、铜、铁及金银制品、丝织品、黄漆、樟木、动物（马、牛、鹰、鹞子）、人参、海产品、纸张、书籍等，元朝向高丽输出的物品有服饰、金银制品、丝织品、瓷器、钱币、武器、葡萄酒、香、马具、书籍等。此外，两国官吏或使节经常到对方购物，购买的物品也包括书籍在内。如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元朝官员携带“匹段、绢”来高丽购买《大藏经》[71]，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高丽博士柳衍以“宝钞150锭，购得经籍18000卷而还”[72]。

高丽女子以温柔婉媚著称，元顺帝时期，出身于高丽的祁皇后“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女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73]。京都人平日所着衣服鞋帽器物，都仿效高丽式样，宫廷更甚。时人有诗云：“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着过御前来。”[74]流风所及，其他处也有高丽装束者。“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塘（浙江杭州），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用紫色棕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怯薛，则内府执役者之译语也。”[75]

元与高丽的民间贸易也很活跃。搞这类贸易的多是手中有特权的权贵和官僚。如元世祖时的行省宰相朱清、张瑄；元末割据东南沿海的张士诚、方国珍等。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沉船，打捞出的7168件器物中，绝大部分为瓷器，共为6457件。除3件被确认为朝鲜瓷器外，其余皆是中国瓷器。这些瓷器有青瓷、白瓷、黑釉瓷、钧窑系瓷等。青瓷中又以浙江龙泉窑系青瓷和江西景德镇窑系的影瓷居多。据行家测定，沉船上的中国瓷器无论是造型或纹饰，都与元代中、晚期的瓷器风格相同。因此，“沉船中的中国瓷器年代是元代中晚期的，具体地说，即元代大德（14世纪初）以后的产品”。至于沉船的开赴地点，专家们推测“是中国开往朝鲜、日本的贸易船，船上装载的胡椒，是朝鲜人喜爱的调料，船上发现的三件质量非常精美的高丽青瓷器，说明此船曾在朝鲜停泊，但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地。当船离开朝鲜时，由于某种突然的事故而沉入海底”[76]。

元朝时期，高丽学者、使节、应试者纷至沓来，或做官，或侨居，或出使，或游学。他们以文会友，与元朝学者唱答酬和，切磋学问，关系非常密切，从而把双方的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程朱理学在元代传入高丽。第一个传播者是曾经在大都学习过的高丽学者安珦。他从大都带《四书集注》回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说，因仰慕朱熹的为人，自号晦轩，寓意是向晦庵（朱熹的号）看齐。他的弟子白颐正又专门赴元学习程朱理学，回国后积极传授，“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元朝），未及东方（高丽），颐正在元学而得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承”[77]。以后学者蜂起，都以讲解传授程朱理学为己任，安珦弟子权溥建议刊行《四书集注》，俾便更多人阅读。学者李穑曾在元朝国子监学习过，回国后主持朱子学讲授。一个叫郑梦周的人，对朱子学说造诣颇深，李穑称赞他为“东方理学之祖”。高丽统治者之所以如此推崇程朱理学，无非是因为这一学说对于巩固其封建统治有很大好处罢了。

百花潭上，但荒烟秋草，犹想君家屋乌好。记当年，远道华发归来，妻子冷，短褐天吴颠倒。

卜居少尘事，留得囊钱，买酒寻花被春恼。造物亦何心，枉了贤才，长羁旅，浪生虚老。却不解，消磨尽诗名，百代下，令人暗伤怀抱。

另一诗人李谷，也颇有民胞物与的思想，他的诗直抒胸臆，敢于抨击权贵，倾诉百姓的痛苦，如《橡栗歌》：

君不见，

侯家一日食万钱，珍馐星罗五鼎列。

驭吏沉酒吐锦茵，肥马厌谷鸣金埒。

焉知彼美盘上餐，尽是村翁眼底血。

这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轻肥》诗中的“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买花》诗中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句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统治阶级的揭露，真是鞭辟入里！

除了李齐贤、李谷外，还有李穑（李谷之子）和郑梦周等人。他们的诗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属上乘之作。

元杂剧也传入了高丽，元代的优伶曾到高丽宫廷演出，如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1283年），高丽忠烈王“宴于大殿，元优人呈百戏。赐白银三斤”[79]。元代的优伶能够演上百出的戏，说明他们掌握的剧目还是很多的。

高丽在元代学汉语之风很盛。事实上，汉字在战国至西汉初“即已传入朝鲜。此后，朝鲜人民接触汉字，使用汉字，汉文成为交际工具。但汉语多是作为书面语言学习。汉语作为口头语言学习，始于公元10世纪的泰封国（亡于918年）”[80]。由此可知，高丽最早只是把汉语当作书面语言学习，作为口头语言学习，是比较晚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高丽设立了专门从事传授汉语语言的机构——通文馆。“通文馆的设立，为高丽研究汉语语言，培养外交翻译人才，更好沟通与中国的交往，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均有重大意义。”[81]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老乞大》《朴通事》两种汉语教科书，关于书名，一般的解释是，《老乞大》中的“乞大”就是契丹，老乞大就是老契丹；《朴通事》中的“通事”是指翻译，朴通事是姓朴的翻译[82]。关于书的内容：“《老乞大》总共不到二万字，分上、下卷。此书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中间插入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朴通事》的字数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宴会、买卖、农业、手工业、词讼、宗教、游艺、景物等多项内容。两书反映的是中国北方特别是都城的社会生活。从内容来看，两书显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经商指南的作用。”[83]

两书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人加工整理，清代康熙年间，两书分别成为《朴通事谚解》《老乞大集览》。试举《朴通事谚解》中的一段对话：

“我两个部前买书去来。”

“买什么文书去？”

“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

“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要怎么那一等平话”？

“《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有。”

《赵太祖飞龙记》疑即托名赵普撰的《龙飞记》，记赵匡胤受禅建国事，今此书已佚，只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中，大概元代尚在坊市流传。《唐三藏西游记》也已不存。从这一段对话中，可知高丽百姓对中国历史是很有兴趣的。

高丽人喜爱汉文书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大力蒐集购买汉文书籍，如延祐元年（1314年）高丽忠肃王成均提举司入元购书，“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沦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84]。民间购书颇为庞杂，从《老乞大谚解》来看，可以分为五类：一是儒家著作，如《四书》《毛诗》《五子书》（五子是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朱熹）等。二是史书，如《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君臣故事》等。三是名人文集，如《韩文》《柳文》《东坡文集》等。四是工具书，如《翰院新书》（疑即托名宋人谢枋得撰的《翰苑新书》《四库全书总目》列入类书中）等。五是文学作品，如《三国志评话》等。

元与高丽均重视佛教，佛教有藏经。元之前有《宋藏》《辽藏》，高丽则有《续藏》。元廷多次遣使以重金赴高丽购买藏经。如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以香15斤，匹缎30匹，绢300匹，钞864锭来转藏经”[85]。大德七年（1303年）、大德九年（1305年），又遣使赴高丽购买藏经。元朝还多次遣使到高丽请佛经纸，又请求高丽派写字僧来元抄写佛经。应元朝之请，大德九年高丽一次就派写经僧100名赴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元朝派人携钞5800锭赴高丽赏赐写经的僧人。高丽僧人也在元朝讲经。《朴通事谚解》记载，位于今北京市宣武门附近的永宁寺，就有高丽僧人步虚在那里说法；位于今北京西长安街附近的庆寿寺，是元代著名的佛寺之一，也有高丽僧人在那里讲经。高丽僧人元湛及其弟子崇安等，在大都南城之南建了一座兴福寺，成为高丽僧人的聚集之地。高丽名僧赴元者甚多，与元朝的骚人墨客交游往还，诗文酬答，增进了双方的友谊。

元朝的历法也为高丽所采用。元朝的授时历是由许衡、郭守敬编成的，高丽忠宣王居住大都时，马上命令随行的宰相崔诚之学习。“忠宣（王）留元，见太史院精历，数赐（崔）诚之内帑金百斤，求师习业，尽得授时历术。东还，遂传其学，至今遵用之。”[86]

在医学上，元与高丽经常派医生为对方诊疾，双方的医术得以交流。

高丽的造船业比较发达，他们制造的战船规模大，速度也快。元世祖忽必烈灭亡南宋，混一宇内后，便打算东征日本，于是想到了高丽的造船技术，便指名索要高丽的金方庆、洪茶丘两人监造战船。因为元世祖督促甚急，如依中国传统的造船方法，不仅成本甚高，而且旷日持久，耽误船只的使用。金方庆情急智生，“用本国（指高丽）船样督造”[87]，按时完成了任务。高丽虽然造船业发达，但战舰上的武器装备落后，杀伤力不强，他们便从元朝学习制造火药，用以制造火器，然后装在舰船上，从而提高了高丽水军的作战能力。

元朝与高丽在其他方面也有互相学习之处，如高丽使用了元朝的衡器，高丽人无论贵族或平民，都喜欢中国的丝织品等，也是很值得一提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从略了。

二、元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曾先后6次遣使赴日，皆为日本婉拒；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八年（1281年）两次兴兵侵日，又遭灭顶之灾。但是双方的贸易却十分活跃。至元十四年（1277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88]。这是元与日本之间第一次贸易，以后贸易次数越来越多。开往元朝的商船多是日本西部冒险商人的私人船只，“但其中也有在幕府保护之下为了完成一定任务而派遣的官方商船，这类商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龙寺船”[89]。天龙寺船与一般商船输入元朝的商品大致是黄金、刀、折扇、螺钿、硫磺、铜与其他工艺品，带回的物品有铜钱、香药、书籍、经卷、文房用具、绘画、禅寺用具、茶叶、丝织品、瓷器、珍玩等。这里值得重视的是书籍与经卷。可以说，在元朝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同时，文化交流也就开始了。

日本自建立幕府后，统治者就很注意吸收中国文化。幕府的首建者源氏，嗜好儒家经典，研究《贞观政要》。执政者北条氏非常重视收藏儒家经典的“金泽文库”，从那里阅读儒学经典与佛教经典。在他的影响下，上至戚畹贵族，下至武士、僧侣，都努力钻研儒家经典。“儒、道诸子百家的书、历史书以及其他杂书，似乎都是从元朝输入的。”[90]这些书籍是：《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老子》《列子》《庄子》《史记》《前汉书》《后汉书》《扬子》《荀子》《墨子》《淮南子》《文中子》《东皋子》《吴子》《孙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山海经》《尔雅》《神仙传》《孝子传》《先贤传》《列女传》《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群书治要》《玉篇》《广韵》等。从书目上看，日本人阅读汉文书籍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儒家经典外，史书和诸子百家的书也不在少数。此外，日本对于佛教经典的搜求，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有很多经卷就是由入元僧人带回的，如镰仓净妙寺的太平妙准，曾于嘉历元年（1326年）派他的弟子安禅人入元，搜求神州版的《大藏经》。来元朝贸易的天龙寺船也附带有搜求经书的任务。天龙寺船还为禅寺购求什器。禅林和上流社会中当时流行唐式茶会，饮茶甚为考究，茶亭上每每悬挂中国画家吴道子等所画的释迦、观音、文殊、普贤等的佛像。茶叶、茶具有些是入元僧人带回的，大部分是由商船输入的，均是中国产品。

随着元朝和日本的频繁交往，来元朝的除了商人外，最多的就是僧人了。据《元史》记载，泰定三年（1326年）七月，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四十人还国”[91]。一次便遣还40人，可见日本僧人进入元朝者甚多。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所列《入元僧一览表》，元代来华日僧多达222人。入元时间最早的是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最晚的是元末。日僧“入元的主要目的是历访江南的寺院，从事修禅”[92]。他们学成回国后，大都在京都、镰仓的巨刹供职，有些则隐居于幽僻之地，接待云游僧人。还有一些人如远溪祖雄，先是面壁修禅十余年，然后自建佛寺，接化游僧。但是中国的禅宗在南宋时已发展到顶峰，入元后大有衰微之势，日本僧人如仅以参禅修道为目的，似不必冒渡海之险入元，因为当时许多名僧并未入元。因此，入元僧人仍然纷纷涌往中国江南，“并不仅是想要实际体验江南丛林的生活，而是羡慕江南山川风物之美，想要尽情领略它的风趣，为观光旅游的心情所驱使而去的”[93]。杭州（即宋临安府）附近的天目山风光旖旎，不少日本僧人便在那里的禅寺挂锡。如在中国居住长达20年的日僧邵元，历游江南诸名山以及山西的五台山、河南的嵩山，居少林寺最久，他为少林寺住持撰写的道行碑保存至今。据《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到过江南的日本僧人有六十余人，他们大部分去过天目山。因此，与其说是江南的禅刹吸引了日本僧人，毋宁说是被江南的秀丽景色所吸引。有一首题为《送僧之江南》的诗说：

闻兄昨日江南来，珣弟今朝江南去。

故人又是江南多，况我曾在江南住。

江南一别已三年，相忆江南在寐寤。

十里湖边苏公堤，翠柳青烟杂细雨。

高峰南北法王家，朱楼白塔出云雾。

雪屋银山钱塘潮，百万人家回首顾。

南音北语惊叹奇，吴越帆飞西兴渡。

我欲重游是何年？送人只得空追慕。[94]

这位到过杭州的日本僧人，对那里的无边美景简直是魂萦梦系：西湖中苏东坡修的长堤、细雨迷濛中的翠柳、钱塘江上蔚为壮观的大潮、杭州城中江南软吴侬语与北方的语言交汇在一起，都使这位日本僧人永久难忘。日本僧人游历并学习过的江南禅寺有：庆元（浙江宁波）的雪窦寺，婺州（浙江金华）的双林寺，温州（今属浙江）的江心寺，福州（今属福建）的雪峰寺，湖州（今属浙江）的道场寺，平江（江苏苏州）的万寿寺、虎丘寺，建康（江苏南京）的蒋山寺等。

入元日僧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收集佛教经典、文物，学习建筑、艺术、书法、绘画、印刷、茶道等。日本僧人回国后，大都带回了在元时所师事的师僧语录，在日本重新刊刻流布，同时还带回了不少宋元人的诗文集。当时日本刊印的中国书籍有《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禅林类聚》《李善注文选》《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集解》《佛祖统记》等。

元僧赴日本者也不少，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共有13人，还有许多人因姓名无考，故未列入表中。这13人中有传临济宗的，也有传曹洞宗的。赴日的原因也不同，有的是奉元廷之命赴日的，有的是应日本政府的招聘前往的，还有的是因羡慕日本的优美环境而打算移居于彼的。

赴日僧人中最著名的是庆元普陀寺的一山一宁。元成宗为促使日本朝贡，特派一山一宁前去送国书。大德三年（1299年），一山一宁搭乘日本商船赴日，随行的有西涧土昙、石梁仁恭。其中西涧土昙曾在至元八年（1271年）到过日本，时年23岁，在京都、镰仓等地居住7年，至元十五年（1278年）归国，相隔20余年后，再度跟随一山一宁赴日。当一山一宁一行经过京都转往关东时，受到了京都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师事过一山一宁的日本僧人虎关师鍊记载当时的盛况说：

京都僧俗为一瞻一山一宁大师的风采，竟至倾城出动，车如流水，马若游龙，人喊马嘶，观者如潮，道路为之堵塞。这段记载，未免有夸张之处，但日本僧俗官员对一山一宁顶礼膜拜的情景，大致是可信的。

但一山一宁赴日不是时候。当时元朝与日本关系不谐，日本政府得知一山一宁是奉元朝天子之命而来，便产生了敌意，将他流放在伊豆岛的修善寺。后来知道他很有道行，马上将他释放。在以后的20年间，他在京都、镰仓的禅寺中广开法席，不但受到缁流的敬重，而且他的学问也为缙绅士庶所折服，和他交往的人非常多。死后，日本政府赐以国师称号，并下令在龟山庙旁建塔纪念，后宇多上皇亲书“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一联褒美。

一山一宁留下的著作不多，只有《语录》两卷，但他博学洽闻，精通教乘诸部，儒、道、百家之学，自不必说，即使稗官、小说、乡谈、俚语，也知之甚稔，犹善于书法。师事一山一宁的虎关师鍊喜欢钻研汉朝扬雄的学说及宋朝二程的理学，遇到不懂之处，就向一山一宁求教，总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一山一宁非常留意日本高僧的事迹，多次询问虎关师鍊，虎关师鍊知之甚少，往往回答不出。一山一宁批评他说，你是很聪慧的人，知识不少，为什么涉及异域之事，你口若悬河，而对本国的事，反而孤陋寡闻呢？虎关师鍊听后甚觉惭愧，遂发愤读书，努力搜集本国高师事迹，终于写成了煌煌30卷的巨著——《元亨释书》。

除了一山一宁外，影响较大的赴日僧人还有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清拙正澄原是杭州净慈寺愚极智慧的法嗣，入元日僧对他崇敬有加，因此日本政府两次遣使邀他赴日。他在赴日元僧中非常突出，日本的书籍赞扬他说：“大凡东渡宗师十有余人，皆是法中狮也。至大鉴师（正澄的谥号）可谓狮中主矣。”[96]正澄受到了朝廷与幕府的敬重，还与一些武士有着深厚的友谊，对他们的精神生活影响甚大。他参照杭州灵隐寺制度，为日本禅林寺制定规矩，从此，日本禅林的规矩才首次确立起来。

明极楚俊和竺仙梵仙是在清拙正澄赴日三年之后的天历二年（1329年）赴日的。明极楚俊赴日本之前曾在金陵的奉圣，庆元的瑞岩、普慈，婺州的双林等名刹作过主持，名声颇高；竺仙梵仙也在金陵的禅寺受过锤炼，是一时之秀。由于两人在佛学、文学上均有建树，明极楚俊曾受命主持日本的南禅寺。日本在京都、镰仓均有五座佛寺，称为京都五山、镰仓五山，南禅寺被天皇封为五山名寺之首。日本僧人为学习佛教经典，需要学习汉文，但在语法结构上遇到一些困难，在竺仙梵仙的指导下，五山僧人掀起了学汉语的热潮，一时禅院变成了学堂，他们的汉语程度迅速提高，后来形成了五山学派。五山僧人所写的诗文，可与宋元诗词相颉颃。楚俊和梵仙都长于诗文，都有著作传世。他们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日本五山各寺僧人喜欢雕版印刷佛教经典、儒学经典和文集诗稿，被称为五山版。他们主要是复制宋元版的书籍，如《大藏经》《一切经》等。为了提高印刷质量，他们不断派人赴元朝各大寺学习技术，有时还聘请元朝雕版工匠赴日传授有关知识。元朝工匠不仅慷慨地献出了自己的技术，甚至还解囊出资雕印佛经，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三、元朝与安南、占城、真腊、尼泊尔等国的文化交流

安南即今之越南，占城指越南的中南部，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

安南在汉唐时属中国，历史上就与中国联系密切。安南陈氏王朝的先人陈日煚，乃福州长乐邑（福建福州）人，原名谢升卿，因家庭矛盾，逃入与交趾（即安南）邻近的邕州（广西南宁）、宜州（广西宜山）之间。安南国宰相乃国王之婿，一日，携女儿至集市购物，见谢升卿貌美，遂携以归，参加科举，列名第一，宰相纳其为婿。“其王无子，以国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属婿，以此得国焉。”[97]由于这一渊源，安南的上层文士，很多人能用汉文写诗。元宪宗蒙哥征服云南后曾派人入安南谕降，被国主陈日煚投入狱中。元大将兀良合台率兵占领安南京城升龙（今河内），但一无所获，几天后便撤军。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又两度出兵安南，但均未达到预期目的。《元诗纪事》记载，世祖至元年间，有个叫徐明善的人出使安南，当时安南的国王叫陈光昺，他的儿子叫陈日烜。日烜听说徐明善擅长写诗，“举卮酒立索吟”，明善即席口占云：

乘传入南中，云章照海红。天边龙虎气，南徼马牛风。日月八荒烛，车书万里同。丹青入《王会》，茅土胙无穷。

日烜亦善于汉语，听他朗诵完后，“遂纳款奉贡，公（指徐明善）声名大振”[98]。诗中所说的《王会》，乃《逸周书》的篇名。周公旦建成王城（洛邑）后，大会诸侯，遂创奠朝仪、贡礼，史官遂作《王会篇》以记其事。这首诗的中心是希望安南像向日葵倾向太阳一样向元朝称藩入贡。陈日烜从诗中听出了弦外之音，马上纳款奉贡。事实上，这则记载不确。“光昺既殁，其子日烜不请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疾为辞，止令其叔遗爱入觐”[99]，因此招致了元朝的讨伐。成宗即位，不再对安南用兵，安南国王陈日燇（陈日烜之子）遣使入贡称臣，终元之世，疆场宁谧，朝贡不绝。

铜火铳（元）

占城国在安南之南。至元年间，占城遣使入元称臣，贡宝物、犀象，被元朝封为“占城国王”。后来忽必烈以占城扣留元朝派往海外的使臣，既降复叛为名，发兵相攻，占城也奋力抗击，双方干戈不绝。成宗即位后，下令罢征南之兵，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抱布贸丝，关系趋于正常。

安南、占城的符水、斋醮术、戏剧也来源于元朝。元成宗大德年间，“有北方道士许宗道随商舶来，居之安华江畔。符水、斋醮科仪兴行自此始”[107]。如果说符水、斋醮掺杂着迷信因素而不可取，那么，戏剧传入安南、占城，在中越文化交流史上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原来元将唆都攻安南时，有一个名叫李元吉的优人被安南俘获，优人也即是演戏的人。李元吉善歌，安南国主得知后，令“诸势家少年婢子，从习北唱”。“元吉作古传戏，有《西方王母献蟠桃》等传，其戏有官人、朱子、旦娘、拘奴等号，凡十二人，着锦袍绣衣，击鼓吹箫，弹琴抚掌，闹以檀槽，更出迭入。为戏感人，令悲则悲，令欢则欢，我国（指安南）有传戏始此。”[108]李元吉演的戏可谓出神入化，能让观众的心情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令悲则悲，令欢则欢，无怪乎安南国主看得如痴如醉了。

真腊，《元史》作甘不察。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其国与占城贡乐工10人及药材、鳄鱼皮等于元朝。成宗即位，遣使诏谕真腊，有周达观者从行，回国后，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真腊风土记》一书，详细记载了真腊的风土人情。当地的土人称从元朝去的人为唐人：“土人最朴，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对该国也有描述。

尼泊尔在元代称尼波罗国。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年（中统元年，1260年），命帝师八合斯巴（即八思巴）在吐蕃建黄金塔，尼波罗国选工匠百人前来帮助建造。年仅17岁的阿尼哥请求前往，被批准。来到中国后，八思巴对他甚为欣赏，命他负责这一工程。塔建成后，阿尼哥请求回国，被八思巴留下收为弟子，入朝觐见忽必烈。忽必烈问他：“你来大国，害怕吗？”阿尼哥回答说：“圣人以万方百姓为子，子至父前，何惧之有？”忽必烈又问：“你为什么到中国来？”阿尼哥说：“臣家在西域，奉命在吐蕃造佛塔，两年建成。臣在那里见到士兵生活困难，百姓负担沉重，愿陛下好好安抚，为臣不远万里而来，是为了给生灵请命。”忽必烈问他有何技能，答以颇知画塑铸金之艺。忽必烈命人取出明堂针灸铜像，此铜像是王檝使宋时带回的，因年久阙坏，问阿尼哥能不能修复，阿尼哥答称可以试试。“至元二年（1265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109]他后来官做到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宠遇赏赐，无与为比。死后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阿尼哥为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元朝与暹国（泰国）关系也很密切。《元史·暹国传》记载：“大德三年（1299年），暹国主上言，其父在位时，朝廷赏赐鞍辔、白马及金缕衣，乞循旧例以赐。”元朝丞相完泽建议说，暹国只是小国，如赐以马，恐怕其邻国忻都（印度）会讥议朝廷，结果成宗“仍赐金缕衣，不赐以马”。这个暹国国主是谁，有的说是敢木丁，有的说是他的儿子洛泰。[110]大德四年（1300年）暹国主来中国时，带回去不少中国的陶瓷工匠，开创了该国的陶瓷业。暹国后来被其南面的罗斛国吞并，合称暹罗。

元朝与爪哇（阇婆，即南洋群岛中的爪哇岛）及南海诸国也有贸易往来。仁宗延祐年间，元朝国师曾跟随商船去爪哇国寻找佛经。

元朝与马八儿（印度东海岸）、俱兰（印度西海岸）的联系就更多了。元朝官员杨庭璧曾4次出使印度，大大增进了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据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记载，至正二年（1342年）前后，元顺帝曾派使臣赴印度，赠给德里算端麻哈没的礼品有男女奴隶、锦绸、麝香、镶珠长袍、宝剑、金布等，要求在印度的三合勒地面重建一座佛寺，俾便前往的中国人朝拜。印度算端回赠元朝皇帝的礼品有男奴、擅长歌舞的印度女子、马匹、贝兰（类似棉布）、哲次（丝料）等。当时中印间的交通，均由中国船只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