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与宋、中亚的文化交流

一、辽与宋朝的文化交流

辽宋曾经交恶，自“澶渊之盟”后两国关系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聘使往来络绎不绝，使臣名目繁多，有贺正旦（农历正月初一）、生辰使，还有告登位、赠馈等使。据统计，从景德元年（1004年）至北宋末的宣和三年（1121年）的117年间，仅贺生辰使一项，宋遣使赴辽140次，辽遣使赴宋135次；为贺正旦而派遣的使臣，宋赴辽139次，辽赴宋140次；为祭吊而派遣的使臣，宋赴辽46次，辽赴宋43次；因有事商讨而派使的，宋赴辽19次，辽赴宋20次。如此频繁的使节往来，必然密切了宋辽之间的文化交流。

壁画《鞍马仆从图》（辽）

由于辽朝天子和大臣中不少人汉文修养很深，君臣之间常诗文酬答，一旦有名家辞章传入辽境，他们便爱不释手，竞相刊刻流布。如“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苏东坡）《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1]甚至出现了“逢见胡人问大苏”的盛况。苏辙写过一篇《服茯苓赋》，他出使契丹时，负责接待他的辽朝官员对他说：“令兄（指苏辙之兄苏轼）内翰（唐宋称翰林为内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内蒙宁城），度支使郑颛押燕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茯苓，欲乞其方。”[2]可见辽人对三苏均知之甚稔。在辽、宋之间的边境贸易中，中原汉族的经典书籍也是宋朝向辽方输出的商品之一。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下令说：“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3]神宗熙宁年间，又重申这一禁令。这里明确说明，除九经以外的书籍，不准流传出宋朝境外。事实上，一纸禁止根本堵塞不了其他书籍流传到辽国去，通过民间贸易的途径，其他书籍流入辽国者当不在少数。到了元丰年间，“复申卖书北界告捕之法”[4]，但是收效甚微。辽朝上下均喜欢汉文，甚至契丹小儿启蒙，也多以汉人诗词为教材：“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下老鸦坐。大率如此。”[5]

“澶渊之盟”后，辽、宋交往增多，辽方“为了在出使、报聘、接伴、送伴等一系列活动中，避免鄙陋无文，他们需要一批知识分子，其他方面需要文化人才的机会也加多了，这些人才主要来自科举的选拔，因而扩大了科举的范围”[6]。要参加科举必须读书，按照辽朝政府的规定，莘莘士子读的多是汉文经典，如《五经传疏》之类。由于佛教在辽朝盛行，从圣宗迄于天祚，都在涿州云居寺（北京市房山石经山）镌刻石经，他们木版雕印的“辽藏”，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超过了“宋藏”。

在音乐、戏剧、医药卫生、绘画等方面，辽宋双方都有互相吸收和继承之处。辽代音乐分大乐、雅乐、散乐、国乐、铙歌、横吹乐等，其中大乐、雅乐、散乐是吸收的汉族音乐，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从后晋学来的。辽代册封皇后时，“呈百戏、角觝、戏马以为乐”，戏马是契丹人固有的风俗，百戏、角觝则来自汉族。《汉书·武帝纪》就有“元封三年（前108年）春，作角觝戏”的记载，这种角觝戏与摔跤相似。辽太宗曾多次观看俳优演戏，内容多是敷衍汉族故事。如宋仁宗时孔道辅出使辽朝，辽朝邀请孔道辅看戏，内容是演孔子的，演完之后令道辅相谢，道辅说：“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侮慢先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道辅何谢？”[7]汉族演戏，从未出现过孔子形象，倒是契丹人开了风气之先，把孔子的形象搬上了舞台。

辽代颇重视医药，中央设有太医局，南面官则设汤药局。景宗“雅好音乐，喜医术，伶伦针灸之辈授以节钺使相者三十余人”[8]。兴宗时曾命耶律庶成译《方脉书》，“初契丹人鲜知切脉审药……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9]。耶律阿保机族弟迭里特曾用针灸为他治病，吐谷浑人直鲁古“专事针灸，太宗时以太医给侍，尝撰《脉诀》、《针灸书》行于世”[10]。耶律敌鲁“精于医，察形色即知病源”[11]。这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辽道宗时赵挺之奉使辽国，因天寒冻坏了耳朵，道宗命人调治完毕，陪他的契丹人说，大使若用药迟，耳朵便会拆裂缺落，甚至全耳皆堕而无血。这种治疗冻伤的药方，也和辽太宗破后晋时从开封掠去的医书、医官有关。1954年在一座辽墓中曾发现两把牙刷，表明契丹人很早就已注意口腔卫生了。

辽代绘画成就颇高，圣宗耶律隆绪便好绘画，宋仁宗时，辽兴宗曾“以五幅缣画千角鹿图为献，旁题年月日御画”[12]，由此推测，兴宗也是丹青妙手。契丹贵族萧融“尤善丹青，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有名迹不惜重价。装潢既就，而后携归本国，临摹咸有法则”[13]。可见他对汉人绘画的倾慕，已到了颠之倒之的地步。内蒙巴林左旗白塔子辽东陵内发现的壁画，亦多绘山水人物，日本鸟居龙藏断定：“以上人山水等绘，为五代及北宋时代之作品，所谓北宋画者是也。”[14]新中国成立后发掘辽阳县金厂以及锦西大卧铺辽代画像石墓，发现画像中有许多二十四孝故事，如“闻雷泣墓”“孟宗哭竹”“董永卖身葬父”“郭巨为母埋儿”“王祥卧冰求鱼”等。二十四孝故事在中原汉地已家喻户晓，但在辽朝所辖地区，也传播得如此广泛，说明契丹人对汉族文化的喜爱。

辽朝在城市建筑上也模仿中原汉地的风格。耶律阿保机委托汉人康默记主持设计的上京城，“城郭、邑屋、市廛，如幽州制度”[15]。建筑中京时，能工巧匠大多来自燕京，历时两年建成，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等，也都模仿汉地。从1958年发掘的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中京遗址来看，其街道、官署、庙宇、廊舍、廛市以及武功、文化两殿址，建筑体制比上京模仿中原都城的地方还多。

在生活习俗上，辽、宋双方都互有学习借鉴之处。比如辽朝在服饰上，“国母与番官皆番服，国主与汉官则汉服”[16]。到了乾亨（辽圣宗年号）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兴宗年号）以后，大礼并汉服矣”[17]。重阳节登高饮**酒本为汉人习俗，有唐人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诗句可证。契丹人后来也有了这一习俗，辽圣宗曾多次重九登高，“赐群臣**酒”，以后相沿不替。人日（正月初七）、端午节亦仿汉俗。太宗灭晋后，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在玺印、卤簿、仪仗方面皆仿汉族帝王，穆宗应历年间，又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18]。当然，契丹文化对汉族文化也产生过影响。比如在饮食方面，漠北游牧民族的主要食品是乳酪，中原地区没有这种食品。契丹人牧马南下后，乳酪也随着传入了中原汉地。由于这种食品风味独特，制作方便，深受汉族百姓的欢迎，东京（河南开封）有“乳酪张家”，南宋时临安有贺家酪面，甚至这种食品也传入了宫廷。除了乳酪外，其他如鹿脯、冬月盘兔、炒兔、葱泼兔、野鸭肉等，皆是契丹族风味小吃。酒果、蜜果、冻果等契丹人的特殊食品，也传入了中原汉地，至今仍在中原流行。契丹人的服饰美观大方，传入中原后，仿效者甚多，宋仁宗曾下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19]，但一纸禁令阻挡不了契丹服装在中原汉地的流行。幽燕地区的汉人因经常与契丹人接触，双方经常通婚，不少汉人为儿孙起契丹名字。如汉民韩瑜之子起名为阿骨儿、骇里钵、宝神奴、高神奴；韩德凝之孙取名为高十、高家奴等，均是契丹名字。幽燕之人原多土葬，因受契丹葬俗的影响，死后火葬者亦复不少。即使在汉人的土葬墓中，也有契丹族器物马镫和鸡冠壶出土。双方的语言文字也有交流，如汉语中的“乣”字，原本是契丹大字，后来被汉字借用了。

二、辽与女真、高丽及西北地区的文化交流

契丹人在建国前，就和女真人的先民靺鞨有过接触，辽朝建国后，女真人成为辽朝的属民，在文化上深受契丹人的影响，即使在金朝建立之后，也未摆脱契丹文化的熏陶。这种承袭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20]，在选举上“皆因辽、宋制”[21]，在刑法上“亦稍用辽、宋法”[22]。其他如榷沽、钱币、文字、服饰、音乐等方面，均有因袭辽朝的痕迹。

辽灭渤海后，与高丽成了毗邻之国。两国时而朗月霁风，使轺往还，时而兵戎相见，大动干戈。圣宗当国期间，有不少契丹人投奔高丽。据郑麟趾的《高丽史》一书记载，高丽睿宗时南京（汉城）附近的契丹人即达数万之多，每逢节日时，便聚集一起，表演契丹戏，高丽人也前往观看。因高丽系辽朝属国，辽朝册封时，往往赐以玉册、封印、冠冕、车辂、鞍马等，高丽的皇帝肯定从这些封赐中受到了浸润和熏陶。对高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辽朝赐予的大藏经了。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辽朝赠送大藏经给高丽，高丽的皇帝文宗为表示虔诚，专门备法驾至西郊迎接。高丽藏经以宋版和契丹版为原本雕成，然后送给辽朝一部。辽道宗太康九年（1083年），“诏僧善知雠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23]。以后辽朝又几次向高丽赠送大藏经。后来高丽显宗时雕版的初刻大藏经被蒙古军烧毁，高丽不惜工本，斥重金花了十几年时间镌刻，其中一部分系契丹人所著。目前庋藏在韩国海印寺的高丽大藏经，就是对照契丹大藏经校勘的。辽圣宗时“高丽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契丹语）”[24]。辽朝和高丽还懋迁有无，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辽朝输入高丽的物品有绫罗、家畜等，高丽输入辽朝的有贡平布、大纸、黑笔、龙须草席等。这些物品对双方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正如高丽仁宗的诏书所说：“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今则上自朝廷，下至民庶，竞华靡之风，袭丹狄之俗，往而不返，深可叹也。”[25]这里所说的丹狄当指契丹而言。高丽国王对本国沾染辽国的风俗感到忧虑和无奈，其实这种文化交流对两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渤海国经济、文化水平比辽朝要高，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后，保持了渤海原有的封建秩序，又把大量渤海遗民迁入契丹地区，这种措施为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据《契丹国志·王沂公行程录》记载，宋仁宗时王曾使辽，“又过芹菜岭，七十里至柳河馆，河在馆旁。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可知冶铁是渤海人的特长。又云“富谷馆，居民多造车者，云渤海人”。辽朝对内对外战争频繁，冶铁和造车无疑都是辽朝统治者所需之物。

契丹与回鹘关系密切，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皇后述律氏的祖先就是回鹘人。辽圣宗统和十九年（1001年）“回鹘进梵僧名医”[26]，从此回鹘人的医药传入契丹。契丹人吃的西瓜，也是从回鹘引进的。后周年间从契丹归来的胡峤曾说：“自上京东去四十里……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内蒙克什克腾旗一带），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复棚而种，大如中国（指中原汉地）冬瓜而味甘。”[27]西瓜由回纥（即回鹘）传入契丹，再由契丹传入内地，如今已是全国遍地皆种植西瓜了。西北地区的甜瓜如哈密瓜之类，也是由回纥先传入内蒙和东北地区，然后传入内地的。契丹境内还有一种回鹘豆，顾名思义，当是从回纥传入的，这种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粟”[28]。西北地区的高昌（新疆吐鲁番县东南高昌废城）、龟兹（新疆库车县东郊皮朗旧城）、于阗（新疆和田县境）、甘州（甘肃张掖）等地，都与辽朝有贸易往来，高昌国主甚至亲自与辽国讨价还价。这些地区还每三年一次遣使入贡于辽，贡品有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等，辽国也给予他们赏赐。双方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是很频繁的。

三、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

辽朝与中亚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指的西辽（又称喀喇契丹）与中亚的文化交流。西辽是契丹人耶律大石创立的。辽朝末年，天祚帝在金人的打击下逃入夹山（内蒙土默特左旗西北，系大青山南支），翰林承旨耶律大石前来投奔。二人因抗金意见不合，耶律大石率军北走可敦城（蒙古人民共和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东），自立为王。经过十多年的惨淡经营，建立起了东起土拉河上游，西至咸海，北越巴尔喀什湖，南抵阿姆河的辽阔帝国，这就是西辽，首都为虎思斡耳朵（中亚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西辽是辽朝的继续。

耶律大石西行时，跟随他的主要是契丹人，但汉人也有一定数量。如刘郁在其《西使记》一书中说：“过龙骨河，复西北行，与别失八里南已相直，近五百里，多汉民。”别失八里即今天的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阿里麻里城（新疆霍城县治水定镇西北）……回纥与汉民杂居。”[29]这些汉人都是耶律大石率领的汉军后裔。耶律大石本人汉文修养很深，国内又有众多的汉人，无怪乎西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中，汉文化占有重要地位了。

首先，西辽把汉语作为官方的语言文字。“西辽五主，凡八十八年，皆有汉文年号，可知其在西域曾行使汉文。”[30]契丹文也没有废弃，很多人在通晓汉语的同时，也熟悉契丹文。西辽末年的宰相李世昌就知晓契丹文，为元朝安邦定国立过功勋的耶律楚材就跟李世昌学过契丹文，然后把辽朝寺公大师用契丹文写的《醉义歌》翻译成汉文，可知西辽政府在有些场合下也使用契丹字。西辽王朝在向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间地）发布诏谕时，则是用波斯文书写的。

在生产技术上，中亚承袭汉文化的痕迹非常明显。李志常随其师丘处机赴西域谒见成吉思汗，就其见闻撰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其中云，伊犁河谷地区，“土人唯以瓶取水，载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中亚地区之人原来只以瓶汲水，后来中原汉地的汲水器具如桔槔、水车之类传入了西域，使他们惊叹不已，佩服“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的根本含义是“我国操突厥语的各兄弟民族突厥、回鹘、葛逻禄等部用作对中国的称呼，同时也指中国人、汉人、唐朝、宋朝”[31]。耶律楚材的《西游录》记载，位于阿姆河以南的斑城（巴里黑）、搏城（团八剌）颇为繁华壮丽，“城中多漆器，皆长安题识”。由是可知，中原的漆器已传入了中亚。

1980年3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县发现了大批喀喇汗朝的钱币，约1.8万枚，重约130公斤，发掘者在其中的18枚钱币背面铭文中发现镌刻有“苏来曼卡得尔桃花石汗”字样，极有可能是1032年登上大可汗位的苏来曼·本·玉素甫时期铸造的。俄国东方学家巴尔托尔德认为，“东土耳其斯坦一直在中国文明影响之下，甚至晚到十一世纪前半叶，喀喇汗朝的统治者们，包括玛瓦朗那尔地区（河中地区）经常拥有‘桃花石汗’的称号。这个称号在鄂尔浑碑刻中是对中国大皇帝称呼的。自（回历）459／1067（公元）年以来，‘马立克·阿尔——马什立克·瓦·阿尔——秦（意为东方和中国之王）’的名称不断出现在喀喇汗的钱币上，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中国文明和中国王朝影响已经到达这里。”[32]

在建筑与造型艺术方面，中亚也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吉尔吉斯地区史》说：

除巴拉沙衮外，在斯莱坚卡镇附近，在列别季诺夫卡镇地区，在亚历山大古城也发现了哈喇契丹居民点的遗址。它们在建筑装饰方面，总的说来广泛表现出汉艺术和汉文化的影响。它在这里已同中亚文化融合。无论汉族匠人，还是当地建筑工匠，都首先利用了汉人的建筑技术和材料——瓦、泥塑、炕式的取暖系统。

例如，在亚历山大古城发现了有代表性的远东建筑材料：方砖、灰色的半圆瓦（用织物模子做成）。在这里还发现了瓦当，在瓦当上有图案。看来中央坐着的是佛，四周是菩萨。

哈喇契丹修建的庙宇，用汉人风格的绘画作为装饰，有富丽堂皇的塑像。例如，在巴拉沙衮发现了石佛像的断块，其身躯比人略高。还发现一尊站在金台座上的佛像，其身后的石板上是光轮和菩萨。除去一些石像断块外，还有许多保存完好的泥塑像的断块，带有衣服皱褶的躯干、在艺术处理上很有特色的头发。无论是神的外貌，还是其周围的陪衬物——保卫佛的神兽、蟾、莲花的形状，都表明这些塑像不仅源于汉艺术的原型，而且也源于古代印度古典艺术的优秀模型。[33]

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说：“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高度发展的汉文化的新浪潮，归功于哈喇契丹。”[34]

凡是到过西辽的人，莫不称赞该国受汉文化影响之深，如元代人周致中撰写的《异域志》中说：“撒母尔干（又译邪米思干、寻思干，西辽以其地为河中府，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儿罕）在西番回鹘之西，其国极富丽，城郭房屋皆与中国同。其风景佳美，有似江南；繁富似中国，商人至其国者多不思归。皆以金、银为钱。”[35]置身西辽，仿佛如在中国江南，可见西辽的建筑乃至风俗，与汉人居住区差别不大，倘若置身于欧洲、非洲，恐怕周致中是没有这一感受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则说，他赴西域途中经过西即鳖思马（即别失八里）城，被西辽当地官员迎驻于城西葡萄园之上阁，“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侍坐者有僧、道、儒人。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二年（708年）杨公何为大都督，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36]刘郁的《西使记》说阿里麻里城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都说明了汉文化在中亚传播之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