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与宋朝的文化交流

金国与辽朝作战时，开始是反抗压迫的正义战争，由于金朝当时还处于奴隶制社会，战争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掠夺性。转入对宋战争后，又变本加厉地烧杀掠夺，如宋金联合攻下燕京后，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应将此城交给宋朝。金朝撤兵时，“燕之职官、富民、金帛、子女，皆为金人尽掠而去，唯存空城而已”[37]。金人盘桓燕京将近半年，久客欲归，士兵到处剽掠财货，户户遭受洗劫，家家室如悬磬，居民多逃匿山谷，弄得城市丘墟，狐狸穴处。北宋灭亡后，金兵“凡所经过，尽皆焚燹”[38]，“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39]。史籍中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女真贵族的烧杀掠夺政策激起了汉族、契丹族人的强烈反抗，揭竿起义者不绝如缕。在这种情况下，女真族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张，调整政策，对被俘与归降者多加抚慰，允许其自赎为良民；不再把降兵降将及新占领区百姓编入奴隶制的基层组织猛安谋克；不准将士掳掠；重视恢复农业生产。通过这些措施，在中原站稳了脚跟。社会秩序的稳定，为金、宋文化上的交流提供了条件。

铁犁镜（金）

宋、金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但在宋、金对峙时期，金朝一直占上风，因此女真文化在汉人中也有相当影响，“女真人吸收汉文化，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从降金和陷金的汉族士人与官吏获得；再是向被扣留于金的宋朝使臣学习；三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和汉人诗文集。”[40]女真贵族在进入汉地之初，排斥汉族文化，制造民族隔阂，甚至强迫汉人薙发，“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41]。为了防止女真人汉化，又规定“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42]。对于迁入华北地区的猛安谋克也防范甚严，不准他们和汉人接触，猛安谋克户都是单独筑垒于村落间，“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43]。但是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一纸禁令是阻挡不了的。那些猛安谋克户虽然独设村寨，但与汉人比邻而居，自然就有接触的机会，因此学习汉语是当务之急。金世宗曾对他的子弟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44]身为女真贵族子弟而不通晓女真族语言文字，这说明在日常生活中汉语的重要，已超过了女真语，同时也说明在公共场合，汉语已取代女真语了。世宗时完颜璟（后来的章宗）晋封为原王，“入以国语（女真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曰：‘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语甚习。’”[45]诸王之所以不肯学女真语，是因为在交往中须用汉语，因此懂女真语的人越来越少了。

北宋灭亡，女真人占有中原后，学习汉文化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虏既**中原，国之制度，强效华风，往往不遗余力，而终不近似”[46]。为了和汉人交往方便，女真人改汉姓者甚多，虽然统治者三令五申，“女真人不得改汉姓”，但改汉姓者还是越来越多。据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统计，改汉姓的有：“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乞石烈曰高，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剌曰刘，斡勒曰石，纳剌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47]

至于女真人的风俗习惯，汉化的程度就更为明显了。“金人自兴兵之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往来中国（指汉族地区），汴、洛之士，多至其都，于是四时节序，皆与中国侔矣。”[48]上京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离中原汉地悬远，但那里的“燕饮音乐，皆习汉风”[49]。女真族妇女的服饰也逐渐向汉族看齐，“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或裹头巾，随其所好”[50]。女真统治者曾下令禁止学南人装束，这必定是在汉人服装泛滥于女真人之中时才作出这一决定的。金国建立伊始，天子仪卫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守令，在宫廷内如遇到雨雪，尊贵如后妃者也脱掉鞋袜，在泥泞中行走。迁都燕京后，仿效中原帝王，天子也有了车辂、衮冕，每出行时，前呼后拥，仪卫填塞街衢，“皆执旌旗，上绘一日，至一大绣日旗，曰御坐马，伞或黄或红，时或排驾而出，大率制服与中国等”[51]。南方的弈棋、双陆、上元灯节等习俗也为女真人所仿效。

在宋、金交往中，金国扣留了宋朝许多使臣，或授以官职，或延请为师，他们在宋、金文化交流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如宇文虚中在宋钦宗时奉命使金，为金人扣留不遣，因爱其才艺，命他与韩昉等人俱掌词命。累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内郡开国公，撰写金太祖《睿德神功碑》，“金人号为国师”[52]。张邵在高宗建炎年间使金，被徙往荒远之地，“其在会宁，金人多从之学”[53]。洪皓使金，被扣10年，陈王悟室（即完颜希尹）敬其为人，“使教其八子”。在金期间，“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既归，后使者至，必问皓为何官，居何地”[54]，可见对他仰慕之深。洪皓在金国时，因生活无着，以教授生徒自给，“无纸则取桦叶写《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传之，时谓桦叶《四书》”[55]。至于金代帝王喜欢儒家经典，前几章已经述及，这里不再多说。

女真文化对汉人也有影响。《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宫廷的舞蹈中有“鞑靼舞老番人、耍和尚”[56]。从金朝返回南宋的“归正”人中，因在金国生活很久，归来后仍“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57]。开封城作过金国的都城，女真族的衣冠在那里颇为流行，范成大的《相国寺》一诗中就有“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的句子。

二、金与西夏、高丽的文化交流

金与西夏发生联系，是在辽朝末年天祚帝时期，金朝为拉拢西夏攻辽，许割地作为酬偿，西夏才以事辽之礼称藩。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后，金国又采取联夏制宋的政策，两国交往频繁，双方聘使往来三百余次。两国经济上的联系，主要是榷场贸易，西夏因金国阻隔，无法与南宋贸易，只能与金懋迁有无。金国在兰州、保安（陕西志丹）、绥德（今属陕西）等地开设榷场。当时金宋战事正殷，金国想通过榷场购买西夏的马匹，而西夏投放榷场的多是珠玉之类，金国认为“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58]。于是关闭了几处榷场。后来两国的榷场时开时闭，尽管如此，仍给双方带来了好处。

金、夏之间也有文化交流。如西夏黑水城（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哈拉和图）曾发现过金朝在平阳（山西临汾）所刻的《刘知远诸宫调》剧本，表明金国的文艺书籍已传入西夏。夏国官员李师白两次使金，写有《奉使日记》一书，专记金朝民风民俗。夏国其他使臣赴金时，也注意购买儒、释方面的书籍。

金与高丽陆地接壤，金国建立前双方便有联系。有金一代，“金遣使赴高丽共118次……高丽遣使赴金共174次”[59]。通过使节往还，金与高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双方也有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均是以朝贡、回赐的名义进行的，金方输往高丽的物品主要有国王、王室穿戴的九旒冠、九章服等服饰，还有供观赏用的金银手工艺品以及弓箭、马匹等。高丽输往金方的有金银器皿、丝织品、药材、铜器以及米、纸、墨等。苏联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远东的安那尼耶夫古城址发掘出一枚铜镜。铜镜的背面图案有交叉错落的四个亭子，亭子里有一人端坐弹奏弦乐器。具有这样特点的铜镜，在朝鲜平壤中央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展品中也可见到。这两种铜镜虽不完全相同，但有相似之处，可能出于同一工匠之手。另外，在塞金古城址和安那尼耶夫古城址还发现过4枚铜镜，有的铜镜带有把手。有一枚铜镜背面的花纹是：一个身穿长襟衣服的人，拿着一柄无齿的平地耙，站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下面。在他前面，有一人弯着腰恭恭敬敬地站着，手中拿着一把团扇，这是长生的象征。这样的铜镜在朝鲜半岛也发现过。学者们认为，“这种形制或类似的铜镜起源于女真人。这个事实证明，女真文化也同样对高丽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