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释道之争主要是指全真教徒与佛教徒的冲突。全真教也称全真道，金朝海陵王正隆年间，咸阳人王喆所创。他有弟子7人，号七真，长春真人丘处机即是其中的一个。丘处机是山东栖霞人，曾被金世宗召见过，后来回到山东，在那里招收信徒传教。成吉思汗攻打中亚时，丘处机应诏前往中亚谒见，受到了成吉思汗的盛情款待。从而揭开了全真教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丘处机死后，由弟子宋道安主教事，传位给弟子尹志平，尹志平又传位给李志常。在蒙古国时期，全真教的势力呈上升趋势。由于全真教徒不遗余力地为新当权的蒙古统治者摇旗呐喊，因而受到蒙古汗廷的宠遇。就是那些据地自雄的大大小小北方军阀，也同全真教关系密切。在蒙古人灭金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到处都在修建道观，“芝宫琳宇，金碧相望”，是全真教的鼎盛时期。

永乐宫三清殿（元）山西芮城

但是，全真教从它形成之时起，就与释教处于对立地位，个中原因是“出自其他教派对暴发户全真道的嫉恨”[16]。从道教史籍来看，释道两派在大规模的冲突之前就有小矛盾产生了。如《金莲正宗纪》记述一个叫谭处端的道士，已经有了很多门徒，还要四处乞食。在到一佛寺乞食时，被佛寺的禅师以拳击落两齿，谭处端并不还手，和血咽入腹中。别人愤愤不平，欲为他讨回公道，他但笑而稽首，表示出雍容大度，不与人争的气量，从此名满京洛。还有一个叫王处一的道士，受到过金世宗的召见，也招致佛教徒的忌恨，他们暗中用金钱收买世宗身边的人，让这些人给世宗说，王处一并非真仙，可以让他饮鸩酒做试验。世宗听信了侍从的话，在接见王处一时，赏赐给他三杯鸩酒。奇怪的是，王处一饮后，平静如常，并未中毒。世宗这才相信王处一法术无边，甚为敬佩，赐给他金冠、法服。这段记载是否属实，另当别论，但佛道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却是显而易见的。

丘处机因成吉思汗的宠遇而使全真道出尽了风头，获得了汗廷的支持，使得全真道在与其他教派发生冲突时占有优势。尽管成吉思汗也不菲薄佛教徒，但他们不具备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归来后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显赫势力，加上当时战乱频仍，百姓避难于佛寺中就得削发，将来难以返俗，因此多遁入道门，这就无形中扩大了道教的势力。全真道抓住这一机会，拼命扩大自己的影响，竭力贬抑佛教。他们不仅抢占佛寺土地、房舍，将其改为道观，而且故意贬低佛教经典，又将释迦牟尼的塑像排在老子像之后，有些道教徒还想统管佛教徒。这一切都使佛教徒大为不满。佛教徒也使尽浑身解数，力图振兴佛教，海云和尚是最积极的一个。此人8岁出家，元太祖九年（1214年）谒见成吉思汗，被成吉思汗称之为“小长老”，后入燕京（北京）庆寿寺，任掌书记。元太宗七年（1235年）奉旨主考僧徒。不久，主持庆寿寺。乃马真皇后元年（1242年），应召转入忽必烈帐下。当时忽必烈还是一位藩王，海云对忽必烈大讲儒、释、道三教中佛法最直，应居三教之首。既然褒扬佛教，就必然贬低道教。偏偏在宪宗即位前后，全真教刊刻道藏时，又大肆宣扬老子，更使佛教徒恨之入骨，释道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全真教与佛教徒发生大规模冲突之前，就同基督教徒进行过一次大辩论。原来，13世纪初蒙古人西征时，那种横扫一切，无坚不摧的气势，使欧洲各国受到了强烈震撼，他们向蒙古派遣教士，企图使蒙古人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圣方济各会士鲁不鲁乞受法兰西国王的派遣，在宪宗三年（1253年）年底到达哈喇和林。他在这里居住了五个多月，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却参加了一次有关宗教的大辩论。辩论时间定在宪宗四年（1254年）五月份圣灵降临节（5月31日）前夕进行，参加的人有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道士。鲁不鲁乞非常精明，他事先串通了伊斯兰教徒，共同对付道士，先由鲁不鲁乞出马与道士对阵，道士则选出一位从契丹来的人作鲁不鲁乞的对手。契丹人有一个译员，鲁不鲁乞的译员是威廉师傅的儿子。辩论开始前，蒙哥汗派来了三位书记作裁判员，一个是基督教徒，一个是伊斯兰教徒，还有一个是道教徒。他们宣布：“这是蒙哥的命令，不得妄加议论，说上帝的命令与此有所不同。他命令，不得争吵或侮辱对方，不得引起**以致妨碍辩论之进行，违者处死刑。”[17]全场一片肃静，很多人都聚集在那里观看辩论。

辩论开始时，道士先说：“朋友，如果你辩论不下去，就找一位比你更有智慧的人来。”鲁不鲁乞保持沉默，没有回答。道士又问：你愿意先辩论哪个题目？是“世界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还是“人死以后灵魂的遭遇怎样”。鲁不鲁乞说，这两个题目都不应辩论，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从上帝而来，上帝乃一切事物的源泉，因此应该首先辩论上帝的问题。关于上帝，你们和我们的信仰不同，蒙哥汗希望知道谁的信仰最好。谈到这里，裁判员们决定：这个意见是对的。

鲁不鲁乞接着说，上帝是存在的，而且只有一个上帝，他是一个完全统一的个体。道士则反驳说，只有蠢人才说只有一个上帝，而有智慧的人则说有很多上帝。比如说你们的国家就有强大的君主，而在这里则有蒙哥汗。上帝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上帝。鲁不鲁乞说，你从人辩论到上帝，但这种例证或比喻明显不妥，照此说来，任何有权力的人在自己国家里都可称上帝了。道士质问说，你们说只有一个上帝，那是什么样的上帝呢？鲁不鲁乞回答说，上帝只有一个，他是全能的，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而大家却需要他的帮助。人类则不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包揽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因此世界上必须有许多君主。上帝知晓一切，他不需要顾问。一切智慧都出自上帝。他也是至善的，不需要人类的善，人类都是在他的保佑下生活的，因此不能再有别的上帝。道士则说，你说得不对。天上有一个最高的上帝，下面有10个上帝，10个上帝下面，有1个较低级的上帝。而地上则有无数个上帝。鲁不鲁乞问道士：既然上帝有很多个，那么这个最高上帝是全能的呢，还是依靠另外的上帝呢？道士之所以说上帝有许多个，是为了在辩论中驳倒对方，并未考虑得很周严，经鲁不鲁乞一问，便不知所措了，只得反守为攻说，如果你们的上帝是像你说的那样，为何他创造的世界还有一半是恶的呢？鲁不鲁乞说，你说得不对，恶并不是上帝创造的，世间所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善的。在座的所有道士以为这下抓住了鲁不鲁乞的漏洞，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反问说，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么，恶是从哪里来的呢？鲁不鲁乞早已料到他会这样问，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前，你首先应该问恶是什么。现在要回到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任何上帝都是全能的？在你回答了这个问题后，我愿意回答你提出的一切问题。道士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作出回答，蒙哥汗派来的裁判员命令他回答，道士只得承认，所有上帝是全能的。这句话等于认输，说自己刚才的话都是错误的，于是引来了哄堂大笑。

在恢复宁静后，鲁不鲁乞以胜利者的姿态对道士说，你们的上帝中没一个能在每一个危险中拯救你们，因为可能发生不幸意外事故，而对这种事故，他没有处置权力。再说，也没有一人能侍奉两个主义，你们怎有可能去侍奉天上和地下那么多的上帝呢？在场的听众叫道士回答，道士神情沮丧，不肯回答。因为鲁不鲁乞已经说得不少，当地的基督教徒要求发言，和道士辩论。辩论进行到最后，道士说，我们承认你们的信仰是正确的，在《福音书》里所写的都是确实的，因此不愿意同你们辩论任何问题。当辩论结束时，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兴高采烈，大声歌唱，而道士则沉默不语。道士们在这次辩论中彻底败北了。

释道之间的大辩论有两次，第一次是宪宗五年（1255年）的御前辩论，全真道掌教李志常作为代表，与佛教徒对阵。而在辩论之前，佛教徒已得到了宪宗胞弟阿里不哥大王的支持，被宪宗尊为国师、总管天下释教的克什米尔人那摩，也全力以赴地为佛教徒呐喊助威。在辩论过程中，佛教徒攻击全真道“欺谩朝廷辽远，倚着钱财壮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恃方凶愎，占夺佛寺”。和尚们的这番话，确实击中了要害。张伯淳在至元间为《至元辩伪录》写的序言中说：“乙卯（1255年）间，道士丘处机、李志常等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城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传袭王浮伪语老子八十一化胡图，惑乱臣佐。时少林裕长老率师德诣阙，陈奏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谕，登殿辩对化胡真伪，圣躬临朝亲证。”面对僧徒的凌厉攻势，李志常一筹莫展，不知所措。因为佛教徒的指责并非无中生有，全真道的确有毁佛寺为道观的行为，承认或是否认这件事都可能招致更猛烈的抨击，于是只好推说自己不了解下情，有些事情需要澄清，而澄清又需要时间。当然，李志常的话是遁辞，这种回答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至元辩伪录》的序言里接着写道：“李志常等义堕辞屈。奉旨焚伪经，罢道士为僧者十七人，还佛寺三十七所。”由宪宗传旨，命令道家焚毁伪经，归还佛寺，修复佛像，表明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据《出使蒙古记》中记载：“蒙哥还说过，‘今先生（道士）言道门最高，秀才言儒门第一，迭屑人（迭屑是波斯语，意为‘虔诚信神者’，指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修士）奉弥失诃，言得生天，答失蛮（伊斯兰教徒）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帝时举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不观其本，各自夸衒，皆是群盲摸象之说也’。”有的学者认为，“说蒙哥独崇佛教，是佛教徒的伪造。其实蒙哥是一个萨满教的迷信者”[21]。这种看法也许是事实，但是为了利用佛教打击一下全真道教，尽管蒙哥信萨满教，并不妨碍他说出这一番话来。

李志常在辩论中败阵，意味着全真道从此走向没落。一向骄横惯了的全真道士们不肯接受这一结局，拒绝归还寺院财产，蒙哥的胞弟忽必烈竟指使人把李志常的接班人张志敬打得满脸流血。佛教徒也不放过张志敬，丙辰年（1256年）五月，那摩大师与一些佛教徒首领再赴和林，打算和道士们辩论，辩论会定于这年七月十六日在和林城南的昔剌行宫进行。李志常得知消息，不敢前往对阵。因为他在上一次的辩论中推说不知抢夺寺院财产的事，如再发生争执，深恐天子怪罪，便通知张志敬、魏仲平等人迁延路程，缓缓而行，不要和那摩大师等佛教徒相遇。后来“闻诸师退，即复趋于程。天子、阿里不哥大王知此道士无理，虽复多语，竟不与言”[22]。宪宗和阿里不哥看出了道士们内心空虚，不敢对阵，故意在路上磨蹭的做法，对他们很反感。道士们到达和林后，虽然反复向宪宗陈说，宪宗与阿里不哥认为真理不在他们一边，不予理睬，反应冷淡。全真道的处境雪上加霜，更不好过了。不久，宪宗因政务丛脞，把僧道对辩之事交给胞弟阿里不哥处理。宪宗七年（1257年）八月，僧人少林长老、金灯长老等人又赴汗廷告状，阿里不哥下令让忽必烈过问此事，一定要按法焚毁道经。忽必烈虽然也讨厌道士，但作为直接处理此事的藩王，他代表着天子的意旨，不愿给全国百姓以抑彼扬此的印象，便传令释道两家再举行一场辩论，以使邪正分明。当时忽必烈正在开平营建上都城（内蒙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下令释道两家各集名流高手，在上都宫中大阁之下辩论。

双峰对峙，壁垒分明，释、道双方都在认真准备。佛教徒派出了三百人的强大阵容，除那摩国师外，还有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大理国僧等。全真道也全力以赴，想洗刷掉上次辩论失败的耻辱。他们派出了二百余人应战，以新任掌教真人张志敬为首，另有能言善辩、很有学问的王志坦、樊志应等参加。如果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公正，哪方能够取胜，还很难预料，因为全真道有行为失检之处，佛教徒也并非无懈可击。但是，蒙古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已定，即放弃对各教不分轩轾，一致支持的政策，在各种教派中独尊佛教。当然，被蒙在鼓里的全真道士们并不知情。双方辩论的中心是《老子化胡经》。蒙古统治者不讨论佛教典籍，专门去讨论这样一本书，是他们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因为《老子化胡经》是晋代道士王浮所撰。晋惠帝时道教徒与佛教徒相持不下，互争邪正，王浮便写了这本书，意图扬道抑佛，编造老子死后生于天竺为佛，教化释迦的故事。因本书荒诞不经，唐代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僧人惠澄上奏武则天女皇，要求焚毁其版，禁止谬种流传，被武则天批准。不过当时并未焚烧干净，一直流传到元代。对于这样一本早就鉴定了的伪书，本来用不着再讨论了，蒙古统治者却组织辩论，倾向性是很明显的。这等于授佛教徒以柄。佛教徒们抓住这部伪书纵横捭阖，四面出击，指斥道家的伪妄，自然居高临下，把道士们驳得体无完肤。忽必烈火上浇油，要道士们显示“入火不烧”“白日上升”等法术，当然道士们做不到这一点，张志敬等目瞪口呆，不知所云，这场辩论又以道士们的失败而结束。奉旨做裁判的儒士姚枢等人当场宣布道家在辩论中失败，道士们充当主要辩论人中，有17名被勒令按僧俗剃发，道家侵占佛寺约两百余处，一律在规定日期内归还，《老子化胡经》一书被焚毁，从此该书绝版。这是全真道有史以来的最大失败。

全真道的全面败北，并不意味着它对蒙古统治者已没有利用价值，蒙古统治者这样做，是因为政治形势起了变化。“蒙古大汗在汉地的军政统治已趋于稳定，全真道在新旧王朝交替之际所起的那种特殊作用也已渐渐过去，客观形势只需要它以一个普通宗教派别服务于皇朝，而不允许它再凌驾于其他教派之上”[23]。

注释

[1] 《东坡应诏集·策断》。

[2] 《辽史·刘辉传》。

[3] 《金史·礼志一》。

[4] 《金史·完颜纲传》。

[5] 《金史·蒙古纲传》。

[6] 同上。

[7]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原正统论》。

[8]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正统辨》，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9] 《南村辍耕录·正统辨》。

[10] 《南村辍耕录·正统辨》

[11] 王圻：《续文献通考·正史考》。

[12] 王祎：《王文忠公集·正统论》。

[13] 虞集：《道园类稿·送刘叔熙远游序》。

[14] 揭傒斯：《石门集·宋》。

[15] 《庚申外史》卷上。

[16] 郭旃：《金元之际的全真道》，《元史论丛》第3辑，2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 ［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2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8] 弋彀：《清和尹宗师碑》。

[19] 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原碑在山西永乐宫。

[20] 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

[21] 《出使蒙古记》，254页注137条，周良霄注。

[22] 《至元辩伪录》卷三。

[23] 《金元之际的全真道》，《元史论丛》第3辑，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