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聚讼不决的正统之辨

我国历史上的王朝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本卷所写的辽、西夏、金、元诸王朝，当政者都不是汉人，但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王朝，不是僭伪政权。最有代表性的是辽朝。契丹人在建立辽朝后，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以此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辽史·世表》序说：“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炎帝是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姜姓，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又因教人耕种，故又号神农氏。黄帝乃少典之子，姓公孙，居于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改姓姬。国于有熊，故亦称有熊氏。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如今中国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辽史》这段记载的意思是说，古代炎帝、黄帝子孙众多，王畿之内分封诸侯是有限的，但炎、黄二帝散布的恩泽是无限的，因此不在王畿之内而在边徼之地称王者，也是炎、黄二帝的子孙，与中土的帝王同出一源。辽朝是炎帝后裔，耶律俨在其书中却说是轩辕（黄帝）之后，其书晚出，不足信。当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一段记载来确定契丹人的族源，但是这一段文字却说明，辽朝统治者契丹贵族自认为他们同汉族一样，都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对此不应有任何误解。

辽、宋对立时期也同历史上几个互相对峙的政权存在一样，虽然有两个或几个王朝并存于中国土地上，但是每一个政权都声称只有一个中国，只有自己代表正统，其他政权都是僭伪政权，于是就有了“正统”之争。在争正统的同时，各个王朝又竭力消灭对方，把全部领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名副其实的统一王朝。辽朝自建国后便想灭宋，直接统治中原，在北宋初年辽、宋的几次交战中，宋方虽然吃了败仗，但辽朝并未达到灭宋控制中原的目的。“澶渊之盟”后，辽朝放弃了直接统治中原的企图，却加速了汉化进程。在汉族士人的参与下，辽朝“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取中国之象”[1]。辽朝天子亦步亦趋地仿效汉族天子的所作所为，朝廷礼仪、百官称号、铨选制度、都邑郡县制度向中原王朝看齐，可以让人理解，因为中原王朝长期积累下来的统治方法，可以作为契丹人的借鉴。但是契丹统治者放弃自己的固有传统和习惯，连衣服、饮食也要和汉族天子一致，用意在于争正统之邦的地位。圣宗汉化程度比他的前辈更高，其子兴宗赞扬他远可与虞、大舜相媲美，近可与唐太宗相伯仲。意思是说，唐朝以后，辽是正统，而宋朝则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辽朝君臣上下一致与宋朝争“正统”，对于宋朝任何争夺正统的言论，都要全力以赴地加以驳斥。北宋的欧阳修写成了《新五代史》，将辽朝史事附载于书后的《四夷附录》中，书稿传到辽国，激起了辽国君臣的强烈不满。寿昌二年（1096年），大臣刘辉上书道宗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2]宋朝人修《五代史》，当然把自己写成“正统”，而“正统”只有一个，辽朝既不能作正统，又是少数民族当权的王朝，放在《四夷附录》中也是很自然的。辽朝不能容忍宋朝把自己放入四夷中的做法，也要以牙还牙，把宋朝的事迹放在辽朝历史的附录中去。辽道宗对刘辉的意见甚为嘉许，不久便升迁了刘辉的官职。虽然我们并未看到刘辉写的史书，但他那一番慷慨激昂的议论，说明辽朝举国上下对“正统”之争是很看重的。

采芝图（辽）

辽朝在“澶渊之盟”以后，往往称自己为北朝，称宋朝为南朝，双方平等，但“正统”在辽。金朝虽然也与南宋对峙，但从不自称北朝，在金国君臣看来，宋朝在交战中屡屡败北，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因而也不能和金朝比肩而立，同日而语。金国就是中国的“正统”所在，宋朝的地位只能摆在藩属的位置上。如果金朝也学辽朝的做法自称北朝，称宋为南朝，那是贬低了自己，抬高了宋朝。金世宗曾对宰臣说：“本国拜天之礼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筑坛，亦宜。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3]所谓“据天下之正”，就是说金朝是天下的正统所在，辽、宋都不是“正统”。金朝君臣的这种正统思想，在许多地方都有流露。如吐蕃族首领青宜可，其祖先是宋朝的藩属，“传六世至青宜可，尤劲勇得众，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4]。环顾当时宇内，只有宋金对峙，分庭抗礼，宋朝政令不常，这句话中的“中国”当然是指金朝了。南宋抗金名将吴璘之孙吴曦叛宋降金，金章宗封他为蜀国王，在赐给他的诏书中说：“宋自佶（宋徽宗赵佶）、桓（宋钦宗赵桓）失守，构（宋高宗赵构）窜江表，僭称位号，偷生吴会。”[5]既然赵构是僭称位号，金国毫无疑问是“正统”了。吴曦既降之后，“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国为援，欲先取襄阳以为蜀汉屏蔽”[6]。这里的朝廷指金章宗，中国仍是指的金朝。从这一点看，金人的正统思想是很强烈的。

大规模的正统之争，是在元朝修撰辽、金、宋三朝历史时展开的。“正统”说是宋代学者欧阳修提出来的，他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7]他把正统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当然是无可争议的正统，如夏、商、周、秦、汉、唐便是。第二种是虽然未能合天下于一，但居天下之正，如东周便是。第三种是虽不能居天下之正，但能合天下于一，如隋朝便是。至于曹魏、五代，既不能居天下之正，也不能合天下于一，故不得为正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采取这种办法，他认为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南朝的宋、齐、梁、陈而统一于隋，唐传于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朝则是承周而来，因此以上提到的那些朝代都算正统，未提到的如南北朝时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都不得算作正统了。这种做法也使一些人难于接受。

金朝在修史时也碰到了“正统”与“德闰”问题的争论。章宗为了把正统与德闰统一起来，专门为此召开过论证会，有人主张金应继唐为金德（唐为土德），尚白；有人主张金应继辽为木德（辽为水德），尚青；有人主张继宋为土德，尚黄。章宗不同意继唐和辽，同意继宋。争论未取得一致意见。泰和年间党怀英、陈大任第二次修《辽史》时，认为金朝是承辽朝国统而来，把辽置于北魏、北齐的位置上。不久，南宋的韩侂胄北上伐金失败，函韩侂胄之头赴金求和，大臣中有人上奏说，北宋钦宗靖康年间，社稷被金朝灭亡，宋祚已绝，金当是承宋而来。因为这一认识与正在纂修的《辽史》观点不一致，章宗罢《辽史》不修。

由金入元的关中儒士杨奂，在其两部编年体史书《通载》和《通议》中制定了一套“编年之例”，也即“正统八例”。八例是指帝位传承、朝代递嬗的八个方面，也就是得、传、衰、复、与、陷、绝、归。如“绝”指末世君主因昏庸而亡国，正统归于得民心的仁义之主；“得”指天下无道时，有英雄仗义而起建立新王朝；“传”指上古时尧舜之间的禅让与同一朝代内的皇位继承；“复”是指一个王朝的中兴；“衰”则指一个大一统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如此等等。杨奂所主张的“正统”论，其核心是“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换句话说，凡是符合儒家王道理想的治统，都算作是正统。这里的“王道”指的是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治国方式。从这个标准出发，他认为北魏的孝文帝、五代的周世宗柴荣，都应该算作正统。这种认识可说是独具一格。

元朝灭亡金与南宋后，屡次开局修撰宋、辽、金三史，但均未成书，而是屡修屡停，没有进展，主要原因就是正统问题没有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种意见相持不下。

一种意见主张以宋为正统，辽、金为偏闰，这一种意见的代表是杨维桢。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人称之铁史先生，以文章知名于当世。顺帝至正年间撰《三史正统辨》，洋洋洒洒，凡两千六百余言，《南村辍耕录》的作者称赞说：“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8]他认为，辽朝自耶律阿保机迄于天祚，凡历9主，共215年。辽朝本是唐朝边陲之夷人，乘唐朝衰亡的机会草窃而起，后晋的石敬瑭与之勾结，割给其幽燕之地，使辽朝得窥伺中原，后晋亡于其手，有人据此说辽朝承继了晋统，我对此迷惑不解，不知道辽朝承继的是何统。再考金代有国，始于完颜氏，起初臣属于契丹，至完颜阿骨打时，始有其国，僭称国号于宋朝重和年间，相传9主，共117年。有人说金朝平辽克宋，奄有中原，是承接了辽、宋之统，我不知道是怎样承继大统的。还有人说完颜氏世为君长，世代保有肃慎，至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时，与宋为敌体之国，并非君臣关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立年号为神册时，宋太祖赵匡胤尚未降生，辽比宋立国早五十余年，而宋曾遣使至辽求和，结为兄弟，因此，元朝是承辽、金而来。这种说法也经不起推敲。汉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皆兴起于汉、唐之前，汉、唐曾与之通和；吴、魏与蜀，也鼎立而不相统摄，但秉史笔者，莫不以匈奴、突厥为传而以汉、唐为正统，以吴、魏为分系而以蜀汉为正统。这是为什么呢？天理人心之所在，万世而不可泯灭者也。在发了一通议论后，他说，元朝“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9]最后，杨维桢又从道统上加以论述。他说，道统是治统的根据，尧传于舜，舜传之禹、汤，禹、汤传于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孔子死后，道统中断了一百余年，至孟子才恢复传授。孟子死后，道统又中断了一千余年，至濂、洛、周、程诸子而恢复传授，周敦颐与二程是有功劳的。到了二程的学生杨时时，因他是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辞师南归，程颐目送之说：“吾道南矣！”不久北宋灭亡，宋高宗也南渡了。杨时回到南方后，传其道给豫章罗氏（罗从彦）、延平李氏（李侗），以及新安朱子（朱熹）。朱熹殁后，其道统为我朝许衡所继承，这就是历代道统的原委。如此说来，“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10]。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将宋、辽、金时期的历史分作4段：“有待诏王理者，著《三史正统论》，欲以辽、金为北史，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一时士论非不知宋为正统，然终以元承金、金承辽之故疑之，各持论不决。”[11]这一意见与一个叫修端的主张略同。修端认为，五代互相继承，除唐庄宗李存勖领兵入汴复仇伐罪，值得肯定外，朱温篡唐之罪，甚于王莽。石晋依靠辽朝的力量得国，最终为辽朝所虏。刘知远立汉，父子才4年。郭威废湘阴公而自立为周，得国也不光明正大。五代之君，应该通统作为《南史》。辽自唐末保有北方，权位不是篡夺而来，又承继了后晋国统，加上所传世数、名位，其地位之重要已超过了五代，它与北宋先后而亡，应该写成《北史》。宋太祖赵匡胤接受后周的禅让，平江南，收西蜀，白沟（本指河北新城县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五代后用以泛指西东流向的拒马河）以南，都属宋的版图，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称帝于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应该写成《南宋史》。按照修端的意见，辽、金就该有两部《北史》，五代为《南史》，宋代分为《宋史》和《南宋史》，不但头绪纷纭，而且也难为以宋或金承正统论者所接受。

第三种意见主张，正统不在辽、金，也不在宋，适类于魏蜀吴三国之际，是非难明。这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黄缙。他的门人王祎说：“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其事适类于魏、蜀、吴、东晋、后魏之际。是非难明，而正于是又绝矣。自辽并于金，金并于元，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后正其统。”[12]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元朝既非承辽、金而来，也不是承宋而来，是合三国而成之，而后为正统的。元朝后期的文坛领袖虞集与实际主持三史修纂的揭傒斯二人，意见与王祎相去不远。虞集主张暂且撇开有争议的正统问题，先把史书修起来再说：“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13]揭傒斯既反对以宋为正统，也反对以金统宋，“因以宋、辽、金为敌体，而各立帝纪，谓之三史云”[14]。

第四种意见主张以金统宋。这一意见在金朝受到章宗的支持，入元后持此论者便不多了。

当时主持修三史的是顺帝时的右丞相脱脱，“先是，诸儒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15]。《元史类编·顺帝本纪》也说：“各持议不决，诏辽、金、宋各自为史。”虽然顺帝以诏书名义作出三史均为正统的决定，实际上还是脱脱的意见。从保存史料这一角度看，脱脱的做法无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