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中，婚姻与丧葬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因此，不但相关的礼仪内容十分复杂，而且其中积淀的文化因素也极为深厚。至于各种世俗迷信，更是人们对当时尚无法认识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进行的神秘化解释和处理手段。我们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俗、丧仪和世俗迷信活动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文化风貌的一个侧面。
一、婚俗与性观念
秦汉时期的婚俗，大体承袭先秦“六礼”之制。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六礼”不行，遂兴“拜时”。《通典》讲，“拜时之妇，礼经不载。自东汉魏晋及于东晋，咸有此事。按其仪，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权为此制。以纱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道，六礼悉舍，合卺复乖”。北朝后期，政府重新厘定“六礼”之制。《隋书·礼仪志》称：“后齐聘礼，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皆用羔羊一口，雁一只，酒、黍、稷、稻、米、面各一斛，自皇子王以下至九品皆用，流外及庶人则减半”。所谓“六礼”，实际上是男女完成结婚过程的三个阶段：（1）“纳采”和“问名”，即通过“始相与言，采择可否之时”和“问女名将归卜之”两道手续进行相亲；（2）“纳吉”和“纳征”，即通过“归卜吉，往告之”和送“束帛”两道手续进行定亲；（3）“请期”和“亲迎”，即通过男女两家商量成亲佳期，然后迎新人过门两道手续，最后成婚。其实不管何时，对于“六礼”的执行，达官贵人之家往往比较严格，而一般小民则很难整齐划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不婚是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当时“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74]。“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子弟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75]，更怎么可能与之结亲呢？所以“婚娅沦杂，罔计斯庶”，在士人看来是“贩鬻祖曾”、“玷辱流辈”的丑行。梁代沈约上《奏弹王源》书，称“东海王源嫁女富阳满氏”，满氏“士庶莫辨”，“王满联姻，实骇物听”。沈约请求朝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并“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巳污之族，永愧于昔辰”[76]。故而一些衰陵士人宁可受贫，也不肯为“贾道”。《陈书·王元规传》讲：“元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接强援。元规泣请曰：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苛安异埌，则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
但是以儿女婚姻为“贾道”的现象，也并非少数。当时熟悉南北两地社会的颜之推曾讲：“卖女纳财，买妇输娟，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77]嫁女之家意欲得财，娶妻之室也想收礼，“为子取妇，恨其生赀不足。倚作舅姑之尊，毒口加诬，不识忌讳”[78]。甚至还有的家庭得聘赖婚，因而引起诉讼。晋人刘士由议论说：“末世举不修义，许而弗与，讼阋秽辱，烦塞官曹。今可使诸事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者，一倍裨聘；其三绝者，再倍裨聘。”他还建议说：“女氏受聘，即日报板。使时人署姓名于别板，必十人已上，以备远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书，必手书一纸。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罚罪。”[79]可见赖婚悔盟之家，非常之多。北齐官吏封述为儿女聘财之事出尽了丑。他娶儿媳不肯如数送聘礼，还拿用于礼佛的供养像起誓，被女家嘲笑说：“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须誓便用。”到为另一个儿子娶妻时，他索性恶人先告状，大骂人家女方太计较，说什么：“送骡乃嫌脚跛，平田则云碱薄，铜器又嫌古废。”[80]满口铜臭味。即使在地位严格的士庶之间，名门之后王源还不是为了土豪满璋之的五万钱，就答应嫁女给他家了吗？
魏晋南朝，王室豪门大多实行一夫多妾制。皇帝后妃名号繁杂，至于掖庭人数常逾三千。晋武帝好色，后宫竟达万人。刘宋南郡王义宣后房千余，尼媪数百。很多富室畜养女伎，梁代时这些人家纵恣逞欲，不下于朝贵。时人贺琛讲：“今无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81]北朝个别时期，由于受少数民族影响，妻子家庭地位较高，很多上层人物没有纳妾。北齐时，元孝友讲：“圣朝将相，多尚公主，卫侯多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82]其实元孝友的话说得有些过头，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北魏咸阳王元禧就有姬妾数十，贵族奚斤的妻妾也数目相当。北方汉族豪强一仍秦汉旧俗，如安康李迁哲的妾媵至百数，子女69人，“子孙参见，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审之”[83]。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禁绝同姓相婚，但是婚姻之家的再结亲却不论行辈，即使门阀士族同样如此行事。刘宋时名士蔡兴宗将女儿嫁给姐姐的孙子。另一名士江湛一面以宋文帝女为子媳，一面又嫁女给文帝的孙子。南齐时名门王慈的女婿和弟媳，是皇帝萧道成的一双儿女。梁武帝专事礼乐，居然也不怕“伦序乖舛”，嫁女于舅之子。只要年龄相近，行辈不合的婚姻是常情。
当时，社会上对于妇女的“贞节”问题不太在意。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亦不以娶此等女子为耻。蔡兴宗之女寡居后，名门争欲娶之，并由此产生纷扰，迫使宋明帝下诏判定。同样情况，琅邪王氏的王练在娶了谢家遗孀后，还接受了她与前夫生的两个女孩。只不过这时的婚姻比较重视门第，越是高门越“不婚非类”。蔡兴宗出自名门，官居选部，贵胄子弟争娶其女，显然是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同为一等士族，故王练肯娶谢氏寡妇。从汉末以来，寡妇不嫁，反而遭到种种欺凌。《潜夫论·断论篇》讲：“贞洁寡妇，遭直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迫胁遣嫁。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者。”南朝时义兴黄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杀，乃止”[84]。北朝个别地区的家庭还把女儿当成摇钱树。《隋书·地理志》讲：“齐郡俗好教饰子女**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曰齐倡，本出此也。”相对来说，这时的妇女地位还不像后世那样低，有一定的择偶自由。晋世，燕国徐邈女看中了父亲的僚属王濬，通过母亲缔结成婚姻。贾充的女儿，也是与韩寿自由结合而成夫妻的。
二、丧仪与葬法
人终有一死，丧葬即是处理死者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古代，丧和葬的含义不同。丧指哀悼死者的仪式，葬指处理死者遗体的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总体上看丧葬方式比较复杂，各民族之间，不同信仰的宗教群体之间皆有区别。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人的丧葬礼仪大体遵循传统，分为三个步骤：葬前礼仪，包括沐浴、易服、缠敛、殡含、设位、告丧、停殡等；埋葬礼仪，即卜筮阴宅和下葬等；最后是反哭、服丧、扫墓、祭祀等礼仪。
魏晋以前，葬前的礼仪相当繁杂。人在弥留之际，家眷一定要守在病榻前，将轻柔的丝织品放在垂死者的鼻孔前“试气”。子女要全部赶回来奔丧，实在不能亲赴者，也要寄物以吊，否则被认为“不孝”。人死后，家眷拿着死者的衣服，反复呼唤死者，希望将其灵魂从幽冥之界唤回，这种招魂仪式叫做“复”。确定死者复生无望，方可为死者沐浴、梳发、整容。死者穿的丧服，被称为“袭”，招魂之衣不能入葬。放在死者口中之物叫“饭含”。《白虎通义·崩薨》：“所以有饭含何？缘生食，今死，不欲虚其口，故含。用珠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天子饭以玉，诸侯饭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贝也。”殓装除袭外，还有被，放入棺椁前要将尸首与被缠裹好。缠敛后，为死者设丧位，家人即行哭丧，同时派人四出告丧，即所谓“赴告”。死者在下葬前，要在家停殡，又称停尸，时间长短不等。短的只有三天，长的十余天。魏晋以来，人们在倡行薄葬的同时，也主张简化丧仪。西晋时，隐士皇甫谧作《笃终》云：“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88]当时不少达官贵人也作如是观，如与皇甫谧同时的太保王祥“著遗令训子孙”云：“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89]但从整个社会形势来看，传统的丧仪大体被沿袭下来，连皇甫谧也承认“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
由秦汉时期起逐渐兴盛的相地之风，到魏晋时期已发展成相当完备的相地术。相地，即察看、审定地势，以定阴阳宅。晋人郭璞著《青囊中书》，是袭汉世相地专家青鸟衣钵的代表作。时人把相阴宅地势同家族命运联系起来，认为相地得宜，则“人丁盛旺，子孙多福”；否则则“衰败萧条，殃及子孙”。相士们已把相地同天象合一起来，这从他们将刻有二十八宿的天盘与天干地支的地盘配合使用上，可以得到证明。魏晋时期相地术的完备，还体现在望气说方面。郭璞在《葬经·望气篇》中称：“大凡烟气腾绕，皮无崩蚀，气泽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洌，土腻石润，如此者其气正钟聚不止”，是选择阴宅最佳地域。这一时期，相地术的著作还有《堪舆金匮》《周公卜宅经》等。
两汉时期讲究厚葬，不但浪费社会财富，而且败坏社会风气。很多有识之士对此深恶痛绝，认为“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90]。他们还身体力行，实行薄葬。但是在“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两汉社会，由于这些人身份低微，他们的进步主张和实践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扭转厚葬陋习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真正能够在葬俗上革故鼎新，改变一代风气面貌的人物，则是曹操。
建安十年（205年），曹操打败袁绍父子，占据冀州，很快便在全境下令禁止厚葬和墓前立碑。不久，他本人以身作则，亲自选择一块“瘠薄之地”定为寿陵，并确立“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葬制。临终前，他留下遗令：以日常衣服为殓装，不殉葬金玉珍宝。曹操还要求僚属不许因丧事影响公务，“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91]。据《晋书·礼志》记载，曹操墓中只有四季衣服几箧，别无他物。其子曹丕代汉称帝，严格遵奉父亲遗教。黄初三年（222年），他同样以“丘墟不食之地”为陵，并作终制宣布：禁止后人在陵区造寝殿、园邑和神道，这就比曹操还前进了一步。在此之前，他已将父亲陵上建筑拆毁，“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曹丕还申明自己墓中“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饭含不置珠玉，身上不穿“珠襦玉匣”（即金缕玉衣）。他特别严厉地指出，若不执行这一诏令，“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为防止子孙擅自变改，复令“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92]，可见决心之大。曹操父子率身薄葬，对其子孙和下属处理葬事起到了强大导向和威慑作用。《晋书》中称“明帝（曹丕子叡）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之制也”。陈思王曹植、中山恭王曹衮都有关于薄葬的遗书存世。至于一般臣子则纷纷踪依曹氏父子的终制，在葬事上力行俭薄。富室豪门更不得不有所收敛，以免以身试法。
但是到了东晋后期，厚葬之风又开始抬头。时人孔琳之讲：“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所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99]到南朝时，厚葬已成常事。主张节俭的南齐武帝甚至下诏禁断：“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涂金镂石以穷茔域之丽。至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衒，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100]在北朝，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汉化的同时，开始模仿两汉厚葬陋习。到东魏北齐时，社会上竟出现这样的现象：“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没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陇，盛饰祭仪，邻里相荣，称为至孝。”[101]到隋唐时，厚葬再度成为席卷社会上下的风气。
上面所讲的薄葬、厚葬，都是针对汉族人所实行的土葬而言的。但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也有一部分汉族人口实行崖葬、水葬或土葬等葬法。至于在少数民族那里，葬法更呈多样化的形式。
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的成仙术。教徒生前或居山或住岛，死后用崖葬或水葬的形式以达到成仙的目的。有的学者发现，四川崖葬流行的汉末到南北朝，正是道教在此地最为普及的时期，两者之间有着种种的联系[102]。崖葬的选址在远离地面的山崖，与天相接，显然象征着天堂和神仙的世界。崖葬暗喻着死者可以升天成仙。在崖穴雕刻的题材中，屡见楼阙、云气纹、玉胜、三足乌、凤、麒麟、朱雀导引成仙、伏羲女娲、应龙等图案。这皆是人们想象中死者飞升成仙的伴侣或天堂的景物。在四川崖穴中还发现了许多符号和组合性文字，也与道教早期的符箓有关。崖葬的许多俗名，如仙人趺、仙人山、升真洞、仙蜕岩、换骨岩、仙岩等，也与道士死后飞升成仙有关。在道藏经典《录异记》中，成都天回山和仁寿的东汉崖葬穴都被视为仙洞。在后世的道教文化中，有“洞天福地”之说，即把崖穴山洞看成是得道升天的场所。东晋五斗米道道首孙恩，长期居住海岛，其道徒则视水葬为登仙之途。孙恩在会稽起事后，“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孙恩起事后，“乃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以后卢循承继孙恩事业失败，同样“自投于水”[103]。
佛教主张火葬，佛祖释迦牟尼倡其先。他火化后的骨烬被称为“舍利”。佛教传入汉地后，僧侣的葬法并不一律，但对德行高深的和尚的遗骸，最隆重的处理方式，仍是火化。佛家的术语称之为“阇维”。《高僧传》记载名僧死后被火化的事例很多，如释法朗、释贤护、释普恒、释法琳、释法进、释僧富等人。其书卷十一称，释普恒佛法高超，“于是依得道法，阇维之。积薪始燃，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卷十二也讲，对德高望重的释法进“阇维之，烟焰升天，七日乃歇”。
另外，还有很多汉族人实行二次葬。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频繁，客死他乡的人很多。活着的人为寄托思乡之情，往往对死者停柩，等待时机归乡，实行二次葬。三国时鲁肃由临淮东城徙居曲阿，“会相母亡，还葬东城”[104]；西晋东海王司马越死后，情况与鲁肃祖母类似。刘宋时，刘裕夫人臧氏先葬丹徒，后迁葬建康。南齐时，明帝下诏称：“去岁（建武二年）索虏寇边，缘边诸州郡将士有临阵及疾病死亡者，并送还本土。”[105]此类例证，在北朝还可以找到很多。天葬，本是人类最早处理同类尸体的方式，华夏人也不例外。《孟子·滕文公上》：“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后世伦理观念加强，露亲尸于野，为汉族社会各阶层所不能容忍。但是在一些佛教徒中，仍有主张天葬者。如南齐僧人释智顺“遗命露骸空地，以施虫鸟”[106]。
匈奴人大多实行土葬。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证明，匈奴人土葬形式最初是葬尸于土坑，无封树，无葬具；秦汉以来受汉人影响，逐渐有封丘、棺椁和墓道[107]。鲜卑、乌桓葬法大体同于匈奴。《宋书·索虏传》：鲜卑人“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而羌、羯、突厥等族则用火葬。《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四夷部》：“羌人死，燔而扬其灰。”十六国时后赵国主羯人石勒“下书禁国人（羯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108]。《北史·突厥传》也称：“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而契丹、室韦、库莫奚等东北民族则实行树葬。《北史·契丹传》：“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同书《室韦传》：“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隋书·奚传》讲北朝时的库莫奚人，“死者以苇薄裹尸，置之树上”。
同一葬法，还有葬式的区别。葬式，指埋葬尸体的不同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人实行夫妻合葬墓，不但土葬如此，连崖葬也不例外。四川的汉代崖葬穴，往往一室二棺，夫妻同穴。即使家族葬穴，也是夫妻并室。东晋南朝，名门大族盛行家族墓。如南京发现的象山王氏墓地，占地5万平方米。葬人对象包括家长、发妻、继室及儿、媳等。当时的葬姿，比较普遍的是仰身直肢葬，前代的屈肢葬已十分罕见。佛教徒则很多人取坐姿入葬，《高僧传》记载此类事例甚多。北朝高车族“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109]，而南方的僚族则死者竖棺而埋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丧守孝的“五服”制度，大体承袭前代遗轨。五服，以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而定，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东汉服丧时间很长，大多数人恪守三年之制。凡行丧，居官则去职，授官则不就。未葬时，居服舍；既葬则庐墓，禁酒肉，禁娱乐，已婚者禁夫妻同居，未婚者不得聘娶。凡至孝者，受到推崇奖赏；违礼者，遭人唾弃：甚至遭到法律制裁。曹魏在大行薄葬的同时，禁断三年之丧。曹丕在父死后三天承相位，半年后“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110]，两月后受禅，同时纳献帝二女为妃。裴松之在陈寿史文下注引孙盛语，讥其“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殆厥之始而堕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忘其至恤以诬先圣之典，天心丧矣”。而实际上，蜀吴两国情况类似。孙权认为，三年之丧只能行于“世治道泰，上下无事”之时，故不为父服丧三年。蜀汉为刘备发哀，也是举朝“满三日除服”。西晋大力提倡孝道，重行三年之丧，然其不服衰麻，不过是“流涕久之”的“心丧”而已。东晋时礼学家挚虞对此解释说：“古者无事，故丧三年，非讫葬除心丧也。后代一日万机，故魏权制，晋氏加以心丧，非三年也。”[111]南朝礼家及全社会对于丧服的重视，远逾魏晋。史书记载了不少关于社会各阶层恪守三年之丧的事例，而且多数史书为此还专设了《孝义传》。但对于皇室来说，仍是强调“心丧”，不能不理朝政。北魏除魏孝文帝欲为冯太后“丧终三年”外，其余皆“悉依汉魏，既葬公除”[112]。至于北齐、北周也多是“葬讫公除”。
三、世俗迷信
世俗迷信同宗教一样，是人们对现实世界作出的颠倒和谬误的解释。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尤其是遭遇到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对于因无法科学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而苦恼、恐惧的人们来说，恰恰具有虚幻的补充职能。正由于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不但对于知识匮乏的广大民众富有吸引力，而且也使上层社会的某些成员趋之若鹜。
**祀给百姓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扰乱社会治安。因此一些头脑清醒的统治者往往禁绝**祀。曹操任济南相期间，见青州诸郡纷纷为汉城阳王刘章立庙，“济阳尤甚，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遂下令“毁坏祠堂，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115]。曹丕秉承父志，称帝不久便下诏称：“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执以左道论，著于令典”[116]。南朝刘宋时，周朗上书痛陈**祀之害：“凡鬼道惑众，妖巫破俗，其原本是乱男女，合饮食。因之以祷祝，从之以报请。是乱不除，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兴，**风辄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园百里，峻山以西，居灵十房，糜财败俗，其可称限？”[117]以禁绝**祀而有名于史的官吏，也不在少数。如南齐时，冀州刺史刘怀珍下令捣毁治内的苏峻庙；梁时，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见“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靡费极多”[118]。便下令毁撤。
世俗迷信中流传甚广的还有各种巫术。关于巫术，在第六章已有涉及，这里从世俗迷信的角度，略作补充。厌胜，是用念咒、伤害图形偶人等办法，以期祸及仇家的一种巫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厌胜之法常被用于政治斗争。南朝的刘宋诸王如刘劭、刘诞、刘袆等人以及陈朝长沙王叔坚，皆用厌胜诅咒过政敌。北齐河间王高孝琬把政敌之形束成草人，用箭射之。宋明帝曾描述过被人厌胜的情景，称仇家“咒诅祷请，谨事邪巫，常披发跣足，稽首北极。遂图画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镬”[119]。南北朝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厌胜之法都把政坛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为此丢掉了性命。厌胜之法，还施之于死人。吕先生指出：“贾后之杀武悼后也。妖巫谓后必诉冤于先帝，乃覆而殡之，施诸厌劾符书、药物。慕容儁夜梦石季龙啮其臂，寤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数其残酷之罪，弃于漳水。姚苌以苻登频战胜，亦于军中立苻坚神主而请之。及败苻师奴，擒梁犊，乃掘坚尸，鞭挞无数。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侯景之葬梁武帝，使卫士以大钉于要地钉之，欲令后世绝灭。北齐孝昭不豫，见文宣为祟，厌胜之术备设。皆是物也。”[120]
筮卜是传之久远的巫术，用以进行人神沟通。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不少占卜名家。三国时的管辂，两晋的韩友、郭璞、葛洪等人皆善卜。郭璞著有《新林》、《卜韵》，葛洪撰有《龟决》，皆是名重一时的卜书。当时信卜者甚众，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布衣庶民。宋明帝立后、诸子在孕皆以卜筮决疑，并以所得之卦为子起小名。梁元帝身陷孤城不思退敌，却先援蓍筮之，卦成，又取龟式验之。最后认为兵败身亡，是命中所定，不承认自己昏庸无能。北魏名臣高允嘲笑那些信卜取祸者：“上宁于王，下保于己，福禄方至，岂有祸哉？今舍本而从其末，咎衅之至，不亦宜乎？”[121]其实连一些卜家都不敢保证卜术必有验效，韩友就曾讲：“筮卦用五行相生杀，如案方投药治病，以冷热相救。其差与不差，不可必也。”[122]
风角、望气都是巫师祈求神谕的手段。风角是察看风情，望气如前所讲是观看自然环境。当时皇帝登基，兵家交战皆要请人看风角、望气。史书中记载不少帝王在发迹前，有被望气者发现的所谓“黄紫气属天”现象，显然这都是后来的杜撰之词。北齐孝昭帝高演以“望气者云邺城有天子气”，就杀掉了被他废掉的侄子高殷，同样是为诛除政敌而寻找的借口。至于解梦术更属滑稽。《南史·张敬儿传》讲，南齐时雍州刺史张敬儿有野心，为了劝诱下属，常说：“未贵时，梦居村中，社树欻高数十丈。及在雍州，又梦社树直上天。”因家乡有地名赤谷，自己乳名狗儿，他又编造儿谣说：“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非猪如是狗。”谎话说到了后来，他自己也分辨不出真假了。妻子对他讲：“吾昔梦一手热如火，而君得南阳郡；元徽中，梦一髀热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梦半体热，寻得开府，今复举体热矣。”结果张敬儿以为实现野心的机会到了，遂肆无忌惮起来。谁知早被警觉的齐武帝发现，不久设个圈套，把他抓住杀掉了。
相信相术的人历代不绝，不少史家也喜欢对此大做文章。有关魏晋南北朝的史书中这类记载甚多。如《陈书》记载，章昭达“少时，尝遇相者，谓昭达曰：‘卿容貌甚善，须小亏损，则当富贵。’梁大同中，昭达为东宫直后，因醉坠马，鬓角小伤，昭达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乱，昭达率募乡人援台城，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见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当贵’”。不久，章昭达果因功得授定州刺史，后官至车骑大将军、司空。至于，史书中描写的开国之君，几乎都是一副大吉大贵之相。当然，也有史家不信这一套，他们公开讥笑相士的骗人之术。如《南史》讲，梁代庾敻“状貌丰美、颐颊开张”，被相士赞为“必为方伯，无馁乏之虑”；褚萝“面甚尖危，有从理入口”，是饿死之相。结果事实相反，庾敻挨饿而卒，褚萝丰衣足食而终。北朝来和以善相有名于世。一次，同郡人韩则请他看相，得到的是“后四五当得大官”的模棱两可之词。后韩则在开皇十五年五月去世，生前并未做成大官。来和自圆其术说：“十五年当三五，加以五月为四五。大官，橔也”[123]。还有人以相自炫，以期达到不便言传的个人目的。南齐时，萧鸾肩胛有赤痣。他为了篡夺皇位，特意**给一位属下看，并称：“人皆谓此是日月之相，卿幸无泄言。”属下明白他的用心，立即表态说：“公日月之相在躯，如何可隐。转当言之公卿。”[124]像萧鸾玩弄的这类伎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