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辞书的发展
曹魏初年，博士张揖著有《埤仓》、《广雅》和《古今字诂》等3部训诂学著作，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广雅》。《广雅》又名《博雅》，是作者为增补训诂学名著《尔雅》而撰写的，“所谓择掸群艺，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覈，以著于篇”[16]。因此是一部广《尔雅》之作。正由于此，所以《广雅》在分别部类时，完全按照《尔雅》，全书共分19篇，2343条，凡18150字。就价值来说，大概周秦两汉时期古义仍存的，可据此书以证其得失，即“训故言”；而其义散佚不传的，则可借以窥其端绪，解释汉魏作品中的词语，即“解今语”。可见，它是训诂学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从汉以后迄于北魏，名物训诂赖有此书才得以记录、保存下来。
三国时，刘熙所撰《释名》一书[17]，是一部释事物之名的著作。该书27篇，篇目分类大体上仿照《尔雅》，但多有增删、更改，共释名物典礼1502条，内容虽不尽完备，却尚可借以了解当时名物典礼之大概。从方法上说，《释名》基本采用双声叠韵释义，而尤以双声为甚，如“乾、健也”、“日，实也”等。书中的释义，有些已见于经传或《说文》，然而更多的释义在这些著作、典籍中并无反映。在后一部分释义内容中，有的属于前代已在流传但到刘熙时才予记录的，有的则为当时所特有。所以，《释名》在训诂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价值本来并不在《尔雅》和《方言》之下，不过，《释名》取材不够宏富，遗漏之处甚多，而且一概以音释义，不免牵强，从而影响了书的价值。
《字林》是继《说文》之后的一部重要字书，作者吕忱，晋人。《字林》的分部与《说文》相同，共收12824字，比后者多3471字，释义也略有差别，主要是改写和加详了内容。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字林》的影响仅次于《说文》。
梁武帝大同年间，顾野王汇集魏晋以前的经疏注释及字书、词书等训诂资料，编成《玉篇》一书。它在部首方面基本遵从《说文》，分为542部，但在内容方面则与《说文》大不相同。《玉篇》不分析字形结构，释义务求全备，是一部真正供查检用的常用字典。就这一点来说，它的实用性和普及性都优于《说文》，对后世字典的编纂工作产生过良好影响。
陈朝时期，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总汇经典音义，是一部资料性质的工具书。全书30卷，是当时汇集反切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作者收集语音资料的原则，一是广采博收，采集众书音义达230余家。二是标举正音。此外，他对旧注也进行了训释，即为注文作注。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当时的学者在古书注解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与前代大相径庭，因而产生了大批古书注解方面的名著，如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和《山海经注》等。至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郦道元的《水经注》，更是别开生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二、韵书的产生
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最早的韵书是三国时期曹魏李登《声类》和晋代吕静的《韵集》。李登生平事迹不见史传，其《声类》一书也久已不存。综合有关记载，该书的大体情况是，收字11520个，比《说文》多2167字，按5音（宫、商、角、徵、羽）编排，共10卷，不分韵部。此外，《声类》在训诂学上也有不少贡献，纠正了《说文》中的一些不准确的解释。
《韵集》一书也已散佚失传，综合有关材料推断，该书按5音（宫、商、角、徵、羽）共分为5篇，不分韵部，与《声类》一样，都运用了反切，且有了简略的注释。
南朝时期，文学创作普遍讲求形式美，促使了韵书的大量出现，据统计，大略有以下17种：
（1）周研《声韵》，41卷；
（2）张谅《四声韵林》，28卷；
（3）段弘《韵集》，8卷；
（4）无名氏《韵集》，10卷；
（5）王该《文章音韵》，2卷；
（6）王该《五音韵》，5卷；
（7）无名氏《群玉典韵》，5卷；
（8）阳休之《韵略》，1卷；
（9）李概《音谱》，4卷；
（10）无名氏《纂韵钞》，10卷；
（11）刘善经《四声指归》，1卷；
（12）周彦伦《四声切韵》；
（13）沈约《四声谱》，1卷；
（15）潘徽《韵纂》，30卷；
（16）释静洪《韵英》，3卷；
（17）杜台卿《韵略》。
这些韵书现均已失传。它们收集提供了不少资料，是韵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些开拓性著作的基础上，隋朝学者陆法言等人编著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切韵》一书。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南朝学者沈约在自己进行音韵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成果，创立了“四声八病”等声律理论。所谓“四声”，即分字声为平、上、去、入4类，所谓“八病”，是指把“四声”用于诗歌格律时，应当避免的8种毛病，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声律论形成后，一方面诗人们有意识地加以注意，大大增强了诗歌语言上的音乐性，提高了创作技巧，开创了“永明体”新体诗的创作，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为我国古典诗歌从古体转为律体作了准备，所以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制发展是一个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四声八病”之类理论过于苛严，在创作实践中很难全部做到，按照这些原则去写诗，必然会把诗歌创作引向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