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始文士

正始时期（240—249年）至曹魏末年，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通过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集团，相继执掌朝政。十余年间，他们大肆杀戮异己分子，镇压所谓“淮南三叛”，酝酿改朝换代的巨变，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4]，许多著名文人就因卷入政治斗争而死于非命。

与此同时，司马氏父子为了掩饰自己的篡权行为和屠杀政策，又以名教相号召，大力提倡儒家的礼法，这样，标榜礼法与残酷手段相映衬，就形成了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道德虚伪。再者，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上开始盛行清谈玄理之风，产生了玄学。一些文人通过穷究事理，强调自然无为，追求精神自由，从而对社会现象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奋发昂扬、积极进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代之以集中抒发个人在外部强大力量压迫下的悲哀，隐晦曲折地抨击不合理社会现象，深沉抑郁地怀疑一切事物，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这就是正始文学的特点。

正始时期的文学作家不多，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创作风格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阮瑀之子，因曾任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阮籍早年屡与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和刘伶等人一起，“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以时人谓之“竹林七贤”[5]。不过，尽管他们早年有着共同的生活旨趣，但政治态度却有很大区别，山涛、向秀和王戎完全倒向司马氏集团，获得高官厚禄；嵇康抱着坚决反对的态度，结果为司马昭所杀。阮籍本有济世志，自视甚高，为时人所重，然而遭逢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被迫“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放弃以前的雄心壮志[6]。他对司马氏的篡权行为极端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处境十分艰难。为了全身远祸，他只好饮酒昏睡，遗落世事，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据说，司马昭曾想娶籍女为媳，不料“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亦“屡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7]。这种依靠醉酒佯狂的办法，既可少做违心之事，维护个人形象，又能防止别人猜疑而招致杀身之祸。但是，这些对志气高傲、思想敏锐、个性很强的阮籍来说，无疑是痛苦不堪的。《世说新语》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可见他内心的悲愤与矛盾。

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82首五言《咏怀诗》，它不是一时一地的作品，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特别是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是整个人生思想感情的总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特殊的处境，阮籍只能用隐蔽的象征性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笔曲折，言辞晦涩，形成隐约曲折的艺术风格。因而《诗品》谓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不过，尽管《咏怀诗》所牵涉的具体人物与事件已无法探求，但并不是说这些诗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的许多篇，虽然是从现实感受出发，但又往往超脱具体事实，推广成为人生的根本问题，诗中所包含的哲理和抒发的感情，仍然可以追求、体味。从《咏怀诗》的具体内容而言，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表现自己的孤独苦闷。如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在一片冷漠孤寂气氛中，诗人独处空堂，徘徊忧思，笼罩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愁绪。其中，末尾两句“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可说是整个82首《咏怀诗》的基调。再如第17首：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唔言用自写。

该诗表达的意境是：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者，鸟为孤鸟，兽乃离兽，凄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与理想都成了泡影，因此非常苦闷。

第二，揭发政治的黑暗。有的诗怨恨曹魏统治集团荒**腐朽，并断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如第31首：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诗的内容是凭吊战国时魏国都城遗址，表面上是怀古，真意却在讽今。有的诗又指斥司马氏的残暴，惋惜曹魏统治者的衰败。如第3首：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己。

诗人把司马氏比作秋风、严霜，把曹魏比作憔悴的桃李，表现了当时恐怖的政治局面，以及远祸全身的思想。

第三，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第67首：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作品中，诗人把封建统治者那种内一套外一套的虚伪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司马氏集团正是以那种严肃正经举止，来掩饰他们荒**腐朽的生活。

第四，表现作者不甘默默无闻、渴求建功立业的愿望。如第39首“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等，流露出与建安文学相同的激昂慷慨之志。只是这类作品在《咏怀诗》中内容太少。

一方面，《咏怀诗》在运用五言诗抒情和讽喻方面有较高的成就，给处于黑暗统治下的进步作家开拓了一条写政治抒情诗的道路，它比前人的文学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压迫人性的本质。另一方面，阮籍对五言诗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前，诗歌的主体是民歌及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诗，内涵较单纯，表现的多为具体问题。阮籍则使五言诗完全脱离了模仿乐府民歌的阶段。他把深刻的哲理引入诗歌，并巧妙地把它同许多艺术形象相结合，使诗歌显得非常含蓄，呈现出广阔的视野和深沉的内涵。从此，古代抒情诗变得明显地厚重了。所以，阮籍的诗在魏晋之际诗风的转变趋势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阮籍的散文作品最著名的是《大人先生传》。这篇文章如同他的诗作一样，流露出倜傥的性格和愤世嫉俗、反抗礼教的思想，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揭露了封建礼法的虚伪本质。他讽刺那些礼法之士说：

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语言尖刻、笔锋辛辣，宣泄了作者对伪善者的痛恶。但是，如同某些诗歌一样，文中也含有虚无主义、厌世主义的消极成分。

嵇康（223—262年），字叔夜。生活在曹魏末年，与魏宗室有姻亲关系，曾任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嵇康学问渊博，既是著名文学家，又是哲学家，音乐才能也很卓越。他的政治态度与阮籍相同，但和阮籍对司马氏集团虚与委蛇，表面上相周旋的态度完全不同，嵇康性格刚烈，公然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虚伪的礼俗，希望打破两汉以来传统礼教的束缚，过一种符合自然原则，符合“人性”的生活。当毌丘俭在淮南起兵讨伐司马师时，嵇康甚至企图率兵响应。由于其言论主张直接妨碍了司马氏的统治，因此终于被司马昭所杀。临刑时，嵇康神气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太学生3000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8]。

嵇康长于散文，他的文章以思想新颖，文字泼辣为特点，其代表作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山涛，他企图帮助司马昭拉嵇康出来做官，被嵇康视作一种侮辱，遭到痛骂。嵇康在信中以满腔愤慨之情攻击了时政，突出个人意识，追求个性自由，公开宣布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命中了司马氏揭举虚伪礼教的要害，从政治上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坚定态度。文章嬉笑怒骂，锋利深刻，很有分量。

此外，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等，也是较有影响的作品。

嵇康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50多首，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四言诗，它占了全部诗作的大部分。嵇康的诗既有高洁的志趣和愤世嫉俗之情，又富有秀逸的风格，表现出清峻或峻切的特点。如著名的《幽愤诗》，述说的是诗人自己耿直性格养成的原因以及由此致祸的本末。诗名“幽愤”，即被幽囚而发的愤慨。诗中，作者虽然归咎自己不善于处世，以致遭受囚禁，叹慕人生自由生活难以重得，因而对自己任性有点后悔，但他仍然认为自己的主张完全正确，只不过因耿直招祸而已。如“感悟思愆，怛若创痛。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等，就说明了这一点。诗言“穷达有命，亦又何求”，是说人各有命，政治迫害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志趣；最后“采薇山阿，散发岩岫”，仍是不与司马氏合作之意。

《赠秀才从军》18首，也是嵇康的诗作中较重要的作品。诗的内容写的虽是从军的兄长嵇喜，但诗中的生活情调和人物风格完全是嵇康自己的，表达了作者的清高思想和愤世嫉俗之情。

二、太康文士

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年）前后，文学创作十分繁荣，诗人众多，名家辈出，在文坛上有一定影响的代表人物，晋初有傅玄、张华，太康年间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

西晋统一后，反对派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一般文士为了家族和个人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原来纵情任诞，对现实不满或拒绝与权贵合作的士风这时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文学也在发生转变。以前，无论是刚健明朗的建安文学，还是隐晦曲折的正始文学，都因作品富含内在热情而充满生气。而太康时期，由于文士们的生活缺乏冲突和对抗，作品普遍显得松弛和平缓，没有激动人心的力量。这一时期，诗歌创作风格的总趋势是追求形式技巧，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间呈现出较大的距离。这时的文士，继承了建安时代文学形式中趋向精美的风气，有条件和时间来追求艺术形式，以便同前人争胜。因此，他们在艺术形式加工上不遗余力，在语言上追求声色之美，在句法上讲求对仗工整，逐渐发展了文学创作的骈俪之风，而失去了建安时期所具有的民歌气质。概括地说，陆机和潘岳是当时注重形式的代表诗人，左思则是建安诗风的继承者。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出身江东世家大族，其祖逊、父抗均为东吴重臣。吴亡，机年20，乃闭户读书垂10年，于太康末年偕弟云同赴洛阳，深得张华赏识。机自负才名，亟欲有所作为，遂投身于复杂混乱的政治斗争，最后被成都王司马颖族诛。

陆机的文学创作，就数量来说，在西晋时期作家中最为丰富；就艺术技巧来说，无论是诗、文、辞赋，都达到了高度完美的艺术境界。他的传世诗作有100余首，其中《赴洛道中作》和《猛虎行》等几首颇为人们所称道，前者表达了诗人行旅的艰难和对家乡亲友的思念，感情真切，语言丰美，对仗工整，显然经过了艺术构思，而非信手写来。后者叙写志士感慨，反映了作者在当时政治斗争中进退维谷的苦闷心情。不过，陆机的诗作中像这类情文都很突出的作品实在太少。他的诗歌的显著特点，第一，是语言上过分注重修辞，雕琢太重，加工的痕迹太深。如他的《拟古诗》12首，是模仿《古诗十九首》而作，原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陆机拟作为“上山采琼蕊，穷谷饶芳兰”。可以看出是语言上有意追求艰深。有时，陆机还把自己的思想借古人的成言来表达，如《君子行》：“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而那些成言被用到诗中以后，所包含的内容，却不是单从文字本身的含义就能完全理解，这就增加了他的语言的曲折性。这种文字极力求深的方式对后来文人的影响，就是用字必求有出处，导致语言失去了生动的形象性。

第二，着意追求辞句的整对。如《猛虎行》“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悲哉行》“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苦寒行》和《招隐诗》，则已接近通篇对仗。嗣后文章骈俪风气的盛行，同陆机在诗文上的这种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它对南朝文学具有很大影响。

第三，由于陆机的创作含有标榜学问、夸耀文学才能的意思，因而他的作品不避辞赘，显得繁冗乏力。如《猛虎行》“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赴洛道中作》第一首“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为了求得辞句整对，人为地把一个意思展为两句，因而文辞繁缛。《世说新语·文学》谓“陆文深而芜”，是比较中肯的。在这种创作倾向下，文学风气很容易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南北朝时期，一般文学创作专重形式，主要原因固然在于文人生活腐化空虚，以及当时整个文学发展的大势所致，但陆机所产生的影响却也是不可否认的。

除诗歌外，陆机的文章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著名的有《吊魏武帝文》《辩亡论》《豪士赋序》等；《文赋》则是他用赋体形式写的一篇文学理论文章，不仅很有文采，而且有不少精辟见解，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总体上说，陆机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意义一般都不高，其之所以还能为前人所称道，并引起众多读者一定的兴趣，原因主要在于作者善于在自己博学多才的基础上，运用华丽的辞藻，将作品所具有的一定意义进行透彻精巧的阐发。因此，陆机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于他能以丰厚的学问和高度的艺术技巧，将作品的内涵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对以后文学创作极力追求形式完美有重大影响。

潘岳（247—300年），字安仁，少有才名，热衷于仕进，因媚事权要杨骏和贾谧，被列为谧门下24友之一，故人品颇遭非议。不过，潘岳仕途并不得意，所以常觉苦恼，虽有避世退隐之念，却又不能真正成行，最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

潘岳工诗善赋，与陆机齐名。今存诗20余首，总的创作风格与陆机相似。其代表作《悼亡妻》3首，系诗人为亡妻服丧期满后追写。作者对亡妻的怀念，主要通过时节变易的感觉及日常生活琐事进行抒发，从而加深对逝者生平的追念和想象。其中如“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桂犹在壁”“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虚室来悲风”等句，都确切地表现出物是人非的悲痛之感，而“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则更微妙地形容了一个丧偶者的空虚感觉。组诗感情深厚真挚，婉转缠绵，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与此诗内容相关的，还有《哀诗》和《内顾诗》共3首，也体现了作者与妻子的生死离别之情。

左思，字太冲，生卒年不详。思出身寒门，官秘书郎。惠帝时，为权奸贾谧门下24友之一，谧伏诛后，思遂绝意仕进，专事典籍。

左思是西晋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现存诗10余首，其中《咏史》8首是其代表作。此外，《招隐诗》和《娇女诗》也堪称佳作。《咏史》8首非一时写就，其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反映作者由积极争取仕进发展到与仕宦生涯决裂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在门阀士族制度统治下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愤慨。其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揭露门阀制度不合理性的强有力的千古名句。作品语言刚健质朴，风格雄浑豪迈，对于批判士族垄断政治，富有强烈的**与力度，可谓是深得建安文学的遗风。

《娇女诗》描绘诗人的两个女儿天真烂漫的情态，风格别致，妙趣横生，说明魏晋诗歌出现了脱离教化而深入日常生活的现象，在题材上是一个创举。

“三张”中，诗歌创作最有成就的是张协。他的诗风介于潘岳和左思之间，如五言《杂诗》10首，形象生动，文字简练，词采华美，笔力遒劲。不光写个人情绪，还把笔触伸向百姓生活，因此具有现实性。

西晋末年，玄学清谈已十分盛行，晋室南渡后，此风犹存。士人为了逃避惨痛现实，多将热情贯注于哲学领域，对文学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东晋文学普遍采用抽象语言来谈论哲理，使文学成了玄学的牺牲品，变得枯燥无味，而那些专述老庄哲理的诗，就叫玄言诗。玄言诗风行东晋诗坛达百年，重要代表是孙绰和许询，其他有影响的诗人尚有袁宏、桓温、庾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