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丧乱，军阀纷争，曹操以其过人的政治胆略和军事才能，遂灭群雄，统一北方，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生产得以恢复，百姓生活趋于安定，而散在四方的文人于是也渐回中原。曹氏父子雅爱诗章，重视文学，优待文士。在他们的倡导下，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邺下文风，文学创作进入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初阶段，即建安文学，包括汉末魏初约四五十年的时间。

建安（190—220年）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这一时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光辉起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人物，主要是三曹和七子。

一、曹操和曹丕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家世微贱，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这种特殊的家庭出身，使曹操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与价值标准的束缚，他蔑视繁琐的礼仪和虚伪的道德，并且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曹操为人机警多变，处事灵活通脱，从不固执、拘泥，个性表现和感情流露非常真切、率直。在文学创作上，这种思想与性格同样得到了充分反映。

曹操像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诗现存20余首，都是乐府歌辞，数量虽不算多，内容却颇为丰富。其中有不少是描写汉末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的。如《薤露》描绘何进误国，董卓于190年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西迁长安，临行时焚毁洛阳宫室，逼迫百姓同行时的惨状：“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一般来说，民歌反映现实，视野较为狭窄，对于重大政治事件，尤少涉及。但曹操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眼界却要开阔得多。他的《蒿里行》，也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突破了民歌的传统：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全诗80字，概括了关东豪杰兴兵讨伐董卓，因人心不齐导致失败，然后袁绍、袁术兄弟野心膨胀，或谋欲擅行废立，或公然自立为帝，遂致战祸不断，百姓死亡相继的史实，犹如一幅历史画卷。语言简洁，气魄宏大，感情深切真挚，乐府诗中前所未见。由于这些诗作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因而被誉为“汉末实录，真史诗也”。

曹操的另一部分诗歌抒发了个人情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具有更为鲜明的个性特点。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全诗由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构成：一是感叹光阴易逝，人生苦短，一是渴慕贤才，冀得良佐，以实现平定天下的雄心壮志，辞断而意属。正因为生命短暂，所以才弥足珍贵。追求不朽的功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也是为了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尾，通篇运用比兴手法，以各种事物形象来表达作者复杂曲折的心情，非常耐人寻味。诗中弥漫着的苍凉慷慨、深沉雄浑情调，正是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地方。此外，《步出夏门行》也是一篇格调与《短歌行》相近的杰作，其中第一章和第四章特别值得注意：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第一章描绘大海无边壮阔的自然景象，抒发了作者囊括四海、纵横天下的豪迈气概。第四章则直抒胸臆，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积极态度与进取精神，给人以奋发之感，尤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成为历代无数仁人志士击节歌咏的千古名句。这首诗和《短歌行》都是四言诗。《诗经》以后，四言诗已经衰微，曹操的诗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在曹操的诗作中，游仙诗也占有一定比例，内容大多是感叹人生无常，企望长生，艺术成就不高。

除诗歌外，曹操的散文也较有特色，如令、书、表等。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辞锋犀利，一改汉儒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阔不着边际的习气。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略无掩饰做作之笔。作者自谓“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是实话，但毕竟非一般人所敢言。解释自己不能放弃兵权，既不虚伪掩饰，也不绕圈子谈大道理，而是公然宣称“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又如《祭故太尉桥玄文》，居然记叙了桥玄生前与曹操开玩笑的话，看上去似乎有损祭文应有的庄重肃穆，但另一方面也很好地表达了对逝者的真切情感，独具风格。

鲁迅先生总结汉末魏初文章的特点是“清峻”与“通脱”。这两点在曹操的散文中得到了典型的反映。“清峻”是指文章简约严明。这与曹操作为一个厉行法治的政治家，长期戎马生涯养成的果断干练的作风密切相关。他的《与荀彧书追伤郭嘉》一文，寥寥90余字，叙述了作者与郭嘉共事的经过，赞扬了郭嘉的为人与才华，表达了自己对亡者的深切追念。所谓“通脱”，是指文章的思想与形式不受传统束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丝毫不虚伪做作。如《求贤令》：“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枭雄，审美情趣也异于一般文人。他的诗作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算精细，多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自然，气势宏伟，内涵凝重，抒发感情往往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从曹操开始，乐府歌辞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他的其他文学作品，在促进各类文章摆脱陈词滥调，向贴近实际生活和真实情感方向发展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1]。

曹丕（187—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220年，代汉自立，为魏文帝，在位7年。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现存诗作40余首，大多为乐府歌辞，也有部分古诗。

作为建安作家之一，曹丕的诗也有少量关心社会现实，向往建功立业的内容，如《上留田行》：“居世一何不同？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反映了当时贫富不均的现象。《至广陵于马上作》：“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叙述的是军旅生活。但由于宫廷生活的限制，以及政治和思想上趋于保守，因而内容同其他建安诗人包括他的父亲曹操相比，感受较为肤浅，风格不如他们悲凉。在曹丕主要的生活年代里，三国鼎立局面业已形成，社会相对安定，他可以在其父的庇护下过贵族公子的生活，对现实感受不是特别深刻，所以诗歌题材狭窄，缺乏气魄。

曹丕的诗更多的是歌咏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描述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表现最为出色。这些诗，情思婉转凄楚，表现了诗人对不幸者的深切同情。如《燕歌行》第一首：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作者利用七言诗的长处，音节和谐舒缓，刻画细致生动，感情缠绵悱恻，语言清丽简洁，运用一种如泣如诉的笔调，成功地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中思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创造。这篇作品代表了曹丕诗歌的艺术风格。

曹丕在诗歌形式的改革上作过大胆尝试。他的诗形式多样，除五言诗与四言诗外，还有当时少见的六言诗，《燕歌行》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其杂言诗篇幅长，句法参差多变，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他诗歌语言的风格特点是不加修饰，近于口语。故钟嵘《诗品》称之为“率皆鄙直如俚语”。

曹丕的诏、令一类散文，风格与曹操相近。其他文学性较强的为两篇《与吴质书》。本来，书信为实用文体，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间的书信日益普遍地用精美的文辞写景、抒情，有意增强其文学色彩。曹丕在这一风气中起了带头作用。

曹丕自己的创作成就不高，但他以太子、帝王身份大力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论。

二、曹植

曹植（192—232年），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是建安作家中最受人们推崇者。曾封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流传至今的诗作共有80余首。另有完整和较完整的散文、辞赋约40篇。

曹植虽然自称生于乱世，长于军中，但自幼聪颖，才华出众，养成了倜傥不群、恃才傲物的作风。他的生平与创作，以220年曹操去世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反映在作品中，内容与风格均有明显不同。前期，曹植在父亲的荫庇下，往来于邺下文人之间，过着优裕闲适的贵族生活。这一时期的诗歌，大部分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2]的自状，即宴饮唱和应答之作，社会意义不大。也有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和吐露自己志趣与抱负的作品，情绪比较激昂，其中特别出色的是《送应氏》。其一为：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焚烧。垣墙皆倾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诗成于建安十六年（211年），乃因送应玚出行，就途中所见而写。其时离董卓焚毁洛阳虽已20余年，但因连年战争，一度繁华无比的东汉都城，仍是一派萧条残破的凄凉景象。诗中反映的汉末军阀混战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与曹操《蒿里行》主题相同。不过，混战最严重的时候，作者尚在童年，生活经验不足，感受尚浅，故本诗反映汉末社会动乱的深刻程度，较之曹操等人的作品，略有逊色。

曹植后期，生活剧变：挚友被杀，身受曹丕、曹叡父子的猜忌，长期受到迫害，在高压下忍辱偷生，心情极端悲愤苦闷。他的诗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但内容与风格已发生了显著变化，那种雍容华贵的诗作已极少再出现。一些表达自己不甘闲居，要求施展才华的愿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作品那般豪迈自信，而是显得深沉悲凉。更多的作品，是集中抒写对个人命运的失望，对曹丕政治集团的怨恨与恐惧。这些诗文中，充满着受压迫的痛苦，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预感到自己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蹉跎岁月，失去人生价值的悲哀。最能代表曹植这一时期创作特色的作品是《赠白马王彪》。其他较突出的还有《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美女篇》和《吁嗟篇》等。

曹植一生也写了不少游仙诗，流露出一种消极出世的思想，从根本上对人生表示怀疑和否定。这是现实与理想发生矛盾，而又无法解决的结果。

曹植的诗在艺术上有很大的独创性。他是第一位大力写五言诗的诗人，数量占传世作品的半数以上。他的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但有很大的创造与发展，表现之一是有了鲜明的个性，能灵活运用乐府的形式抒写自己的感情，从而由乐府的以叙事为主转向以抒情为主。各种感情如悲壮、热烈、愤慨、哀怨等，曹植都能较出色地用五言诗表现出来。这是对乐府诗的一个重大发展。再一个表现是，曹植改变了乐府民歌古朴的语言风格，辞藻丰富华美，讲求工整和刻画的细致，在运用比喻，安排警句以及对偶、炼字等方面，都反映出他在艺术技巧方面所作的努力。这对后代诗文有很大的影响。

曹植的散文和辞赋也有突出的成就。《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和《洛神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又是五言诗的奠基人，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虽是皇室成员，但那种怀才不遇之感与后来寒门出身的诗人是相通的。因此，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

三、建安七子与蔡琰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在社会动乱的广阔背景下，作品突出地描写了一个弃子的妇人。她表面上似乎冷酷无情，但内心悲痛已到极点。“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有力地表现了她那无奈、绝望的处境，与上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前后呼应，深刻地揭露了军阀混战带给百姓的苦难。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托秦代修筑长城的史事，运用民歌中常见的对话句式，深刻反映了无休止的徭役带给百姓家破人亡的痛苦与灾难。

女诗人蔡琰，字文姬，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幼时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嫁卫仲道。汉末大乱中，她被董卓部下所掳，后来辗转流入南匈奴，居留12年。嫁南匈奴左贤王，生有2子。建安十二年（201年）曹操将她赎回，再嫁董祀。这种痛苦的磨难、坎坷的经历，使蔡琰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她杰出的作品五言《悲愤诗》长达540字，共分3段。诗中记述了自己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全部经历，将记事、抒情、议论密切结合，描写了时代的动乱和胡兵的残暴，笔端饱含辛酸血泪，作者通过自己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泣诉了割据混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

总之，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涌现出了大批的作家和作品，其著名人物除上述诸家之外，尚有繁钦、缪袭、应琚、左延年、吴质、杨修等人，也都参加了文学活动。这一时期，儒学失去控制，思想界具有自由解放倾向，而经过巨大的社会变乱，到处是荒凉破败的景象。动**不安的环境，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作家们亲眼目睹了山河的残破，生民的艰辛，对社会现实有着真切的感受。因此，他们的作品能继承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同时又能表现出作者要求建功立业，恢复国家统一的迫切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从而形成一种内容充实、语言简练、意气骏朗、风格刚健明快的文学风貌，称为“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当然，建安诗歌不只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传统，还加以发展、改造，使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