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史家的思想与史作无不打上阶级和时代的烙印。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极为复杂，斗争激烈，士族地主专权用事，这一切都给当时史学以重大的影响；加之史家有德才识高下之别，史作有质量优劣之差，故史家的是是非非也不绝于书。从陈寿到范晔，从崔浩到魏收，其人其书，世论纷纭。有因违背封建礼教而受人指斥者，有因著史“索贿”而遭人诟詈者，还有因“谋反”罪或“国史案”罹不测之祸而为人们替之申冤鸣曲者。至于他们的史作，更屡受世人的指责非难，轻者斥之评论人物褒贬不公，好曲笔而多回护，重者诬其书为“秽史”，一文不值。其时史家是非之多，所受责难之甚，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多见的。弄清这些是是非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是大有裨益的。

一、陈寿生前身后是非多

陈寿作为一代史学大师，后世对其人其书多持肯定态度，且评价甚高，然其命途多舛，生前便遭受种种责难。《晋书》本传载时人对他贬议最甚者莫过二事：一是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女送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二是其母病逝，遵母遗嘱葬之洛阳，“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观此二事，陈寿并无过错，仅遵母亲遗志去做，更是一个大孝子。然因其不阿权贵的刚直性格和出色的才能而招致物议，横受打击，这不过是晋初荀勖等权臣出于对陈寿的忌恨，及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们的无理取闹罢了，不值一驳。

对陈寿指责最多的是其名著《三国志》，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论者讥其好曲笔而多回护。所谓曲笔、回护，说穿了，就是替封建统治者隐恶扬善。翻阅《三国志》，陈寿用曲笔之处确实很多，尤以《魏书》各纪为甚。明明曹操自领冀州牧，自为丞相，自称魏公、魏王，在陈寿的笔下，却变成汉天子以操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魏王，似乎完全出于汉帝的酬庸让德，而非曹操之攘夺。司马氏意在篡权夺位，却被写成齐王芳进司马懿为丞相；高贵乡公加司马师黄钺，加司马昭衮冕赤舄、八命九锡，封晋公，进位相国；陈留王封司马昭为晋王，以及禅位司马炎，似乎都出于曹魏诸帝心甘情愿。又如，明明齐王芳为司马师所废，魏太后一无所知，却被写成太后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明明高贵乡公被司马昭所弑，书中却只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并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凡此种种，其例甚多。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拨开其上的层层迷雾，人们便不难发现问题的本质。其实，陈寿叙事虽时有曲笔，但隐讳而不失实录。如《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事，不明写曹操的政治意图，是隐讳；而在《荀彧传》中却通过荀彧劝曹操迎献帝都许的一段话，明确点出曹操企图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野心。《武帝纪》又载曹操杀董承、杀伏后，却不说原因，也是隐讳；而在《蜀书·先主传》中便将事情的原因和内幕交代得很清楚，指出“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诏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因事情败露而伏诛。又如魏文帝甄皇后之死，习凿齿《汉晋阳秋》载文帝宠郭皇后而赐甄后死，《魏书·文帝纪》不明言甄后暴亡，只书“立郭皇后”，这也是隐讳；而在同书《后妃传》中，则明写文帝践祚之后，“郭后，阴、李贵人并爱幸，（甄）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此乃讳于纪，而犹载之于传。以上仅是几个典型例证，足见陈寿用心之良苦。再者，陈寿是晋臣，晋受魏禅，大体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其所受政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在当时残酷的杀戮攘夺中，陈寿因刚直不阿而屡遭打击屈辱，又目睹许多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名士的悲惨下场，使他不能不考虑直笔如弦的严重后果，作史如不能有所回护，身家性命尚且不保，安有史书流传？清代学者赵翼一针见血地指出：“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31]明于此，就不宜对陈寿过于责难了。尽管如此，若从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而言，陈寿的《三国志》比起司马迁的《史记》来，是颇为逊色的。

另一方面，所谓陈寿挟私报怨、“褒贬不公”是人们议论的又一重要话题。《晋书》本传记载两件事以为例证，一件是：“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另一件是：“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这两件事对陈寿极尽攻击诋毁，把他丑化成靠修史索贿，气量狭小，以怨报怨，全无史德的小人。其实，这些全是子虚乌有的流言。清代学者王鸣盛极力为陈寿辩诬，指出晋史好引杂说，故多芜秽，不足为信。赵翼也严厉斥责“此真无识之论也”、“真不识轻重者”[32]。稽诸史籍，知《晋书》所言并无根据。陈寿对于曹魏文士，只为王粲、卫凯、刘廙、刘劭、傅嘏五人作传，余27人皆于5人传后附书，其中包括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五人和居“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阮籍。丁仪、丁廙兄弟之名望与成就远非建安七子和嵇、阮二贤所能比，况且《王粲传》已附书说：“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皆有文采。”《刘廙传》也附书云：“与丁仪共论刑礼。”这已经足够了。陈琳、嵇、阮诸人尚且无传，又何必另为丁氏兄弟立传？况且丁仪、丁廙并非好人，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都记载他们的坏事，这种人就更不能为之作“佳传”了。所谓陈寿“索米纳贿”之说，纯系无中生有！至于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论更无可指摘，《蜀书·诸葛亮传》末载诸葛氏集目录和陈寿进书表，表中盛赞亮之功业：“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也。”又载亮卒后，人民对他的颂扬与思念：“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传后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另在《蜀书》张裔传、廖立传、杨洪传、李平传等传中，也不乏对诸葛亮的褒美之辞。关于街亭之败，陈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郃所败”。未尝以私怨归罪诸葛亮。分析诸葛亮用兵不能克捷，也明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时无名将，“故使功业陵迟”，论诸葛亮将略非长，东吴张俨等人都曾这样说过，也绝非陈寿一人之私言。大量史实表明，陈寿对诸葛亮推崇备至，绝无挟私报怨的举措，清代钱大昕曾感慨系之地说：“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故于传末载其文集目录篇第，并书所进表于后，其称颂盖不遗余力矣。论者谓承祚有憾于诸葛，故短其将略，岂其然乎？岂其然乎？”[33]可见，《晋书·陈寿传》所载上述二事全不足信，所谓陈寿对历史人物“褒贬不公”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寿在扬善的同时，也不隐蔽历史人物的过失。他高度赞扬诸葛亮的才能，大叙其功业，却又不讳言其过：误用马谡，导致街亭之败；连年用兵，“屡耀其武”。这些评价都是十分客观的。在当时极困难的条件下，陈寿能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实属不易，这正是“良史之才”的表现。

二、范晔之死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忽坐“谋反”罪，与其三子一弟同日被杀，英年48岁。

范晔死后40余年，沈约奉诏撰《宋书》，在《范晔传》、《徐湛之传》中详载此事。事情的起因是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等人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刘义康的另一党羽徐湛之趁机向宋文帝告密，范晔受到牵连，惨遭杀害。“谋反”罪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的十恶不赦之罪，故沈约撰《宋书》时，便不遗余力地对范晔大张挞伐，诬其为“不忠”的“贼帅”，甚至将范晔平时如何虐待母亲、弟子、叔父，临刑时，母妻如何对他击打斥骂，范晔又如何对妓妾悲涕流涟等情景，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显然，沈约的这些话是别有用心的，史家向来不屑一顾，无损于对范晔的评价。问题在于，范晔是否确有“谋反”罪？其根本死因何在？于是，围绕范晔之死的问题，便生出许多是非来。

范晔死后一千余年，始终无人怀疑其“谋反”事。直至清代，才陆续有学者为范晔辩诬。王鸣盛是替范晔辩诬的第一人，他在《十七史商榷》中断定“蔚宗不反”，并说：“计蔚宗性轻躁不谨，与妄人孔熙先往还，是其罪耳。决不当有谋反事也。”在列举大量事实，并实行具体剖释后认为，这是“《宋书》全据当时锻炼（罗织罪名）之词书之的结果”。接着，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也说：“蔚宗此狱，揆之以事以势，以情以理，皆所必无。”陈澧是为范晔辩诬最卖力的一位学者，他特著《申范》1卷为之申雪，说“（范晔）负千古之冤，安得而不申之”。以上学者都为范晔申雪说出了很好的理由，值得人们深思。现代又有学者如束世征认为，王鸣盛等“但凭主观推断而不能举出‘不反’的确证，其辩白是无力的”。并说：“谋反是何等罪？知情不举，应得何罪？即如《申范》所说，称为谋反也不算冤枉。”但又认为：“谋立义康是企图‘拨乱反正’、稳定政局的一次政变的酝酿，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34]这就值得商榷了。

范晔的死因究竟何在？稽诸史籍并结合清代以来的各家之论，主要原因有二：

其二，多才受宠遭到同僚的妒忌和排挤，是范晔致死的重要客观原因。范晔因才学而受到宋文帝的宠幸，但同僚何尚之、庾炳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却妒其才，忌其宠，合力排挤之。时范晔与沈演之同被宋文帝知遇，每次入朝，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一同见皇帝；而沈演之先到，却不等范晔，而单独见皇帝。何尚之身为尚书仆射，对范晔也极为忌恨，范晔曾说：“外人传何尚书见憎，计与之无恶。”[36]徐湛之甚至诬告范晔是逆乱的“首谋”，足见其妒忌的程度。不仅如此，就连一时朝贵也多与范晔不合。范晔曾著《和香方》予以讥刺，把庾炳之比作“多忌”的麝香，把何尚之比作“虚燥”的零霍，把沈演之比作“粘湿”的詹唐，把羊玄保比作“昏钝”的枣膏，把徐湛之比作“浅俗”的甲煎，而以“沈实易和”自比。其在朝中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孔熙先也曾对他说：“廉直劲正不得久容”、“人间雅誉，过于两臣，谗夫侧目，为日久矣，比肩竞逐，庸可遂乎”[37]！这些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范晔遭受排挤的程度。官场的倾轧，加之范晔本人恃才傲物和不羁行为，憎疾者众，于是共相排陷。445年，终于被徐湛之等人借孔熙先事件牵连进去，以谋反的罪名被杀害了。

三、崔浩国史冤狱

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上，崔浩国史案是一桩最大的冤狱，《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卷四十八《高允传》详细记载了事情的经过：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监秘书事，负责续修国史，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并下诏说：“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在续修过程中，《太祖纪》仍沿用早年邓渊旧作，《先帝纪》和《今上纪》由崔浩和高允共同撰写，而以高允执笔居多；崔浩作为总编，主要做些“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书名不变，仍称《国记》。

《国记》完成后，惯于向崔浩献媚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并同时刊刻崔浩所注《五经》，崔浩立即采纳，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同。于是大兴工程，在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郊的天坛东三里处，建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巨大碑林，方圆130步，前后用工300万人才告完成。由于《国记》“尽述国事，备而不典”，石碑又都立在通衢大道上，引起过往行人议论纷纷。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气恼，一齐到太武帝面前告状，指控崔浩“暴扬国恶”。太武帝大怒，下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等，审查其罪状。

太和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崔浩被杀。崔浩的姻亲包括清河崔氏一族无论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连坐族诛，秘书郎吏以上尽死。行刑那天，崔浩被置于囚车之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拓跋统治者如此滥施**威、大肆屠戮，崔浩又死得那样惨不忍睹，果真是因为“国史案”吗？细察其由，不免使人疑窦丛生。如果紧密联系当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之争，就会发现这是一桩莫大的国史冤狱，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

国史冤狱的发生，是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地主激烈权力争夺的结果，此乃根本原因所在。众所周知，鲜卑拓跋氏统一中原是靠武力征服完成的，其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又离不开汉族地主的配合与支持。自道武帝拓跋珪入主中原后，便注意搜罗汉族士人，任以官职，清河崔氏是当时北方第一高门，更是极力拉拢的对象。崔浩之父崔玄伯深为道武帝所重，势倾朝廷，历仕道武帝、明元帝二朝，官拜天部大人，晋爵白马公。崔浩年轻时就在朝中供职，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赢得了魏帝的赏识和信任。明元帝时，“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38]。太武帝时，常参予军国大事，多献奇谋密策，帮助北伐柔然，西灭大夏，功勋卓著。太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宠幸有加，曾从容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常尊称他为“崔公”而不名。又命令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崔浩也因此官至司徒，荣登宰相高位。鲜卑贵族却容不得汉人大族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对于像崔浩这样备受皇帝宠幸而又位高权重的人，更加不能容忍，于是便当作排斥打击的首要目标。早在太武帝即位之初，“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太武帝迫于压力，曾一度将崔浩罢免，不久被重新起用，仍不断遭到忌恨。在当时鲜卑贵族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北魏朝廷，汉族士人有备受压抑之感；特别是在残忍暴戾的北魏皇帝面前，他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遇事处处格外小心。崔玄伯就从来不敢违背道武帝的旨意；崔浩工于书法，常替别人抄写《急就章》，书写时故意把书中的“汉代强”改换为“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对于这种屈从的境遇，以崔浩为代表的汉族高门深为不满，他们怀念魏晋时代门阀大族的优越，希望通过抗争，从鲜卑贵族手中夺回失去的部分地位和权力。崔浩就曾为此进行过许多或明或暗的斗争：他“大欲整齐人伦，分明族姓”，以图恢复门阀制度。表弟卢玄劝阻说：“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三思。”[39]崔浩听不进去，于是得罪了许多鲜卑贵族。崔浩之弟崔恬嫁女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长着“齄鼻”，即大酒糟鼻子，江东谓之“齄王”。崔浩见慧龙时，看到他的齄鼻，就说：“真贵种矣！”又多次向朝中鲜卑公卿大臣称赞其俊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40]这样，又一次把鲜卑贵族得罪，还险些惹下大祸。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曾一次就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拓跋晃反对说：“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郡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崔浩固执己见，坚持把自己推荐的人派出任职。高允得知此事，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41]崔浩通过抗争，虽说为汉族高门争得了一些地位和权力，但却大大触怒了鲜卑贵族，从而把自己推到了灾祸的边缘。

再者，崔浩虽身在北魏，却心向南朝，与鲜卑贵族貌合神离。当北魏西讨夏国、北伐柔然时，则积极出谋划策；而北魏南侵，却又寻找种种口实予以阻挠，这无疑也加深了鲜卑贵族对他的怀疑和忌恨。吕思勉先生曾对此作过很好的一段评述：

往读史，尝怪五胡入据中原，中原士大夫皆伈伈伣伣而为之下，未曾有处心积虑、密图光复者，今乃知崔浩则其人也。浩仕魏历三世，虽身在北朝，而心存华夏，魏欲南侵时，恒诡辞饰说，以谋匡救；而又能处心积虑，密为光复之图。其智深勇沉，忍辱负重，盖千古一人而已。徒以所事不成，遂致所志不白，尚论者徒以北朝名臣目之，岂不哀哉！[42]

崔浩所为，正是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表现。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崔浩置身于鲜、汉贵族地主激烈的权力争夺和民族矛盾的焦点之上，当鲜卑贵族势力强大之际，其死是必定无疑的。

四、魏收“秽史”说

史家中被人非议最多者莫如魏收，正史中遭人诟病最甚者亦无如《魏书》。魏收修史，因得罪的人多，北齐亡后，其冢墓被掘，弃骨扬灰于外，殊为哀怜。

唐人李百药撰《北齐书》，在《魏收传》中，借时人之口，对魏收多加诋毁。如说他轻薄无行，“人号云‘魏收惊蛱蝶’”；“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又说他阿谀权臣，“见当途贵游，每以言色相悦”。还说他贪财好利，曾遣门客随陈使封孝琰南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并借“诸家子弟”之口，把《魏书》号为“秽史”，等等。稍后，唐李延寿撰《北史·魏收传》，又因袭李百药的某些说法。后世中的一些人不加深究，套用李氏旧说，不仅继续责骂魏收，而且对“秽史”说深信不疑。如宋代学者刘攽、刘恕、范祖禹等撰《旧本魏书目录序》，指斥魏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时论以为不平，……号为‘秽史’”。直至清代，“秽史”说仍不绝于耳，赵翼说：“然则（魏）收之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44]

魏收的人品如何？公正地说，他恃才自傲，轻忽同辈，不矜细行，性又褊急。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45]如此而已。无论怎样说，魏收绝非轻薄无行的无聊文人。《北齐书》本传指斥魏收“昔在京洛，轻薄尤甚”的例证，是在文襄帝出游东山途中的一次宴会上，君臣之间的某些戏言。文襄说：“魏收恃才无宜适，须出其短。”魏收、杨愔等人相互戏弄，“往复数番”，杨愔从容地说：“我绰有余暇，山立不动，若遇当涂，恐翩翩遂逝。”当涂者，魏也；翩翩者，蛱蝶也。杨愔讥笑魏收是只惊蛱蝶，文襄帝听后大笑。这本来是相互揭短、嬉戏的话，是为了增添宴会的活跃气氛，一笑了之，未必真有其事。李百药却以此诋毁魏收轻薄无行，岂不可笑！其实，魏收在魏朝时，立身行事，颇以忠直自见。《北史》本传称他上《南狩赋》以谏孝武帝，“虽富言**丽，而终归雅正”。聘梁回朝，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向他索取南货，不能如愿，遂遭禁止，久之得释。任高欢中外府主簿时，“以受旨乖忤，频被嫌责，加以箠楚，久不得志”。观此，魏收并非阿谀取容之辈。入北齐后，位太子少傅，文宣帝每次喝醉酒，便说太子性懦，须更易。收对杨愔说：“魏收既忝师傅，正当守之以死，但恐国家不安。”其委曲进谏被杨愔奏告文宣，太子遂得以保全。晚年著《枕中篇》以戒厉子侄，内多立身行道等劝诫之言。事实证明，魏收迥异于轻薄无行的文人。李延寿在《北史·魏收传》中，虽袭用李百药的某些说法，但又有自己的见解，他说：“（魏）收硕学大才，然性褊，不能达命体道。……然提奖后辈，以名行为先，浮华轻险之徒，虽有才能，弗重也。”这一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北齐书》本传诋毁魏收派门客入南陈搜求金宝事，在当时禁止南北互市的情况下，双方使臣藉通聘以求利乃司空见惯，这比起那些贪墨成性的官僚来，又何足挂齿。

总之，魏收作为史学名家，其成就是主要的；《魏书》是一部有价值的史作，尽管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但全盘予以否定，把它说成“秽史”也是没有根据的。

注释

[1] 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

[2] 《隋书·经籍志二》。

[3] 《晋书·司马彪传》。

[4] 《晋书·王隐传》。

[5] 《晋书·武帝纪》。

[6] 《晋书·干宝传》。

[7] 《晋书·石勒载记》。

[8] 《晋书·陈寿传》。

[9]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二十八。

[10]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三国志辨疑序》。

[11] 《宋书·裴松之传》。

[12] 刘知几：《史通·补注》。

[1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

[14] 《宋书·范晔传》，本目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见本传。

[15]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党锢传总叙》。

[16] 《后汉书·李通传》后论。

[17] 《后汉书·方术列传》序论。

[18] 《北史·魏收传》后论。

[19] 王先谦：《水经注合校》序。

[20] 刘献廷：《广阳杂记》。

[2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三国志辨疑序》。

[22] 《三国志·魏书·刘劭传》。

[23] 《隋书·经籍志二》。

[24] 章学诚：《文史通义·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25] 郑樵：《通志·氏族略序》。

[26] 《南史·王僧孺传》。

[27] 《南史·贾希镜传》。

[28] 《南史·王僧孺传》。

[29] 钱大昕：《三国志辨疑·自序》。

[30] 参见杨翼骧：《裴松之与〈三国志注〉》，载《历史教学》，1993年第2期。

[3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条。

[3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条。

[3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三国志辨疑序》。

[34] 束世征：《范晔与〈后汉书〉》，载《历史教学》，1961年第11、12期合刊。

[35] 《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36] 《宋书·范晔传》。

[37] 《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38] 《魏书·崔浩传》，本目未注明引文出处者皆见本传。

[39] 《北史·卢玄传》。

[40] 《北史·王慧龙传》。

[41] 《魏书·高允传》。

[42] 吕思勉：《读史札记》丙帙《魏晋南北朝·崔浩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3] 《魏书·高允传》。

[44]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三《魏书多曲笔》条。

[45] 《北齐书·魏收传》。

[4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魏书》提要。

[47] 周一良：《魏收之史学》，《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