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体制上，这一时期也有许多重大的创新和突破。有的史家在继承前代优秀传统之余，不囿于陈规，敢于推陈出新。他们创立了一批新的史书体例，如实录、类书、帝王起居注、谱牒家传、地理方志、史注、史评、史抄等，无一不体现当时史学的巨大进步。

一、纪传体史书体制的重大突破

纪传体是以帝纪为纲、以纪传为中心的一种史学体裁。自司马迁著《史记》，首创纪传体后，历代史家莫不奉为圭臬。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这一体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日趋丰富和完善。班固著《汉书》，改纪传体通史为纪传体断代史，将《史记》中的“书”改为“志”，去“世家”而并入“列传”。《汉书》开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以后各代所修正史都采取纪传断代的形式，基本体例不外纪、传、志三大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修纪传体史书，基本体例虽因袭前代，但却有不少重大突破，不仅开创了新体例，而且创立了一系列新纪、传和新志目，《三国志》《后汉书》《魏书》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作。

《三国志》的新体例：

陈寿为适应三国鼎立的时代特点，将三国合为一书，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体例，不失为一项创举。陈寿前后，有关三国史的著述甚多，如鱼豢的《魏略》、王沈的《魏书》、孔衍的《魏尚书》、孙盛的《魏氏春秋》、韦昭的《吴书》、杨戏的《季汉辅臣赞》等，这些书或仅限于一个地区，或把叙述大统一王朝的史书体裁生搬硬套过来，只承认魏国为正统，而斥吴、蜀为“僭伪”，根本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历史的本来面目。陈寿则不然，他从历史的全局着眼，而把魏、蜀、吴三国视为各自独立的国家，分别写成三部书，合称《三国志》。由于晋承魏禅，陈寿又为晋臣，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不得不以魏为正统，而采取以魏国诸帝为纪，以吴蜀两国君主为传的写法。然而，他并不视吴、蜀为“僭伪”。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既亡，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不惟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所让焉。”[21]惟其如此，故为吴蜀君主作传，亦皆编年记事，按史家的惯例，这样的“传”等同于“纪”，名异而实同。且陈寿之尊蜀不亚于尊魏，书中称蜀二君，曰先主、后主而不名；蜀之甘皇后、穆皇后、张皇后，皆称后。陈寿之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清人朱彝尊指出：“（陈）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

《后汉书》中的新纪、传：

范晔著《后汉书》虽承袭《史记》《汉书》的基本体例，但在撰述过程中又结合东汉历史的具体特点，而有所创新和突破。其一，他创立皇后纪。自班固《汉书》始，历代纪传体断代史中只有后妃列传，而无皇后纪。范晔在帝纪之后增添皇后纪，堪称独创。这一体例的创新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史记》的影响，司马迁曾为临朝称制的西汉吕太后作本纪，然仅此一例而已；二是为了反映当时的政治特点。东汉自和帝以后，逐渐形成幼小皇子即位，太后临朝，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秉政的局面，相继临朝的皇太后前后达六个之多，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是对皇权的尊重，又能准确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特点。其二，他首创《列女传》。范书以前，正史中除后妃列传外，妇女无自己的一席之地。范晔为此慨叹说：“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因此而创《列女传》。他为列女作传的标准重在“才行”二字，而不限于颂扬贞操，“余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在《列女传》所收的17位杰出女性中，就有不少才行著称者，如著名女史学家班昭，著名女诗人蔡琰及多才艺的荀采、皇甫规妻等，而蔡琰还是一个不符合封建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此例一开，后来史家大多沿袭，中国的古代优秀女性，才在正史中占有应得的一席。其三，他还新创《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六类列传。这些列传都是为反映东汉一代的时代特点、社会风尚和特有的历史现象而设立的。汉代以来，文学蓬勃发展，范晔把握其发展趋势，新创《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并列，改变了孔门四科中文学居末的现象，将文学摆到了应有的重要位置。宦官为害、党锢之祸是东汉政治领域中的大事、创《宦者列传》和《党锢列传》反映了时代的特点。《逸民》、《独行》二列传的创立是范晔对东汉不良社会风尚的揭露和否定。《方术列传》中的人物除华佗、许扬等少数名医、良吏外，大多为通晓阴阳、风角、星变、术数的方术之士，该传的设立反映了东汉谶纬迷信的盛行和作者对有神论的批判态度。此外，《后汉书》还突出了序、论、赞的地位，这也是创新之处。利用序、论、赞的形式评史，是史家的一贯做法，只是名目不同而已，如《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称“赞”，《三国志》曰“评”。但无论是司马迁、班固，或陈寿，他们评史只是评论具体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而范晔却将评论的范围大大拓宽了，不仅评论人物和事件，而且往往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具体分析，从而对纪传起到突出主题思想的作用，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前面三书。

《魏书》中的新志目：

魏晋以后，史家撰述多无志，或有志而无最重要的食货志。魏收的《魏书》写有十志，不仅有《食货志》，而且首创《官氏志》和《释老志》两个新志目。《官氏志》先叙官制，次叙姓族，末载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颁布“制定姓族”和规定姓族等级的诏书，这是研究鲜卑拓跋部与其他各族关系，以及拓跋部自身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献。《释老志》则详细地记叙了当时佛教的传播、发展、兴盛，以及对道教改造的情况，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寺院经济的膨胀和僧侣地主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反映了僧侣地主与人民之间、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斗争关系。魏收突破了正史的传统体制，开拓了史志的范围，是一突出贡献。

此外，《魏书》在帝纪之前创立《序纪》，这是其他纪传体史书听没有的体例，是魏收的又一创新。《序纪》记述了拓跋氏的由来及其先世的历史，虽然有些内容过于神化，近乎荒诞，未必尽为信史，但它毕竟描述了拓跋部早期历史的大致轮廓，对于全面了解该民族的整个发展史不无助益。

二、实录、类书的始创和起居注的定型

实录、类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创立的新的史书类别。所谓“实录”，是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属编年史体裁。北魏刘昞撰《敦煌实录》2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10卷，记西凉李暠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实录类史书。刘昞，字延明，敦煌人，河右硕儒，号“玄处先生”。曾仕西凉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迁抚夷将军；北凉尊为国师，北魏时拜乐平王从事中郎。刘昞既学问博洽，又与李暠关系密切，常侍从左右，对之了如指掌，其撰实录是最有条件的。继刘昞之后，南朝梁代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3卷，记梁武帝事；梁中书郎谢吴撰《梁皇帝实录》5卷，记梁元帝事。此例一开，后世史家纷纷仿效，自唐至清，历代皆有实录。明清二代至为重视，设实录馆，专司其事，存书甚多。

类书是采辑群书、以类相从的一种史书，以便寻检之用。魏文帝黄初中（220—226年），刘劭、王象、缪袭等“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22]。编撰的目的是便于皇帝阅读，故称《皇览》。据鱼豢《魏略》载，全书分40余部，每部数十篇，合800余万字，堪称巨著，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类书。南朝又有何承天著《皇览》123卷，徐爰著《皇览》50卷、《皇览目》4卷。其他类书尚有：《类苑》120卷，梁刘孝标撰；《华林遍略》620卷，梁徐僧权撰；《寿光书苑》200卷，梁刘杳撰；《圣寿堂御览》360卷，北魏阳休之、魏收等撰。该时期的类书虽全部散佚，后世难知其详，但其所载史事仍有部分保存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中。唐宋以后，各种鸿文巨篇的类书不断问世，就是受这一时期类书影响的结果。

作为记录人君言行动止的起居注，起源于西汉武帝时，当时有《禁中起居注》。东汉又有明德马皇后撰《显宗起居注》、侯瑾撰《汉献帝起注居》5卷。然汉代起居注仅限于宫内，为女史之职，范围既极其有限，数量也很少。自晋以后，起居注作为一种史书体裁而逐渐定型。泰始六年（270年），西晋武帝诏“秘书写副”泰始以来大事，正式将撰述起居注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时，起居注由过去的女史之职，改为“皆近侍之臣所录”[23]，不仅范围扩大，而且数量猛增，本章第一节已叙，此从略。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朝廷设起居令史等官，专司其事；隋唐至清，各朝无不竞修起居注，使之成为史书的一大类型。

谱牒是记述家族、宗族世系等内容的史书，其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与方志、国史等量齐观，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24]我国谱牒的起源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世本》15卷，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谱牒之书。它成书于战国晚期，记述了自黄帝以来至春秋（后人增补至汉）列国诸侯大夫的氏族、世系、都邑、制作等事。但该书以记载古帝王世系为主，还算不上是家谱、族谱。记家族的谱系之书产生于两汉时代，如宋衷的《邓氏官谱》、应劭的《氏族谱》、王符的《潜夫论·姓氏篇》等即是。

谱牒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确立和定型的。当时谱学盛行与门阀制度确立息息相关，所谓“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25]。时精于谱学者，史不绝书，尤以贾氏、王氏为著。贾氏一门，世传谱学。东晋太元中（376—384年），员外散骑侍郎贾弼之“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18州116郡，合712卷。凡诸大品，略无遗缺，藏在秘阁，副在左户”[26]。弼之以其业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皆如贯珠，当时莫比”[27]。希镜又传子执，执传其孙冠。自弼之至冠，贾氏数代皆有著述，弼氏撰《姓氏谱状》712篇，希镜撰《姓氏要状》15篇，执撰《姓氏英贤》100篇，又著《百家谱》，冠作《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4篇。贾氏谱学，特受时人器重，如刘宋太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28]。王氏谱学，源于贾氏。梁武帝留意谱籍，乃诏令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谱之数，凡集《十八州谱》710卷，《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该时期的谱牒种类繁多，数量惊人，详见本章第一节。唐末五代以后，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谱学也日益衰微，但作为一门学科，谱学却一直在史学园地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三、史注新法的开创和史评、史抄的兴起

史注是一个重要的史书类型，虽然它不是独创性的历史著作，但因对已有的史书进行加工和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史注工作向为史家所重，两汉以来，为史书作注者不乏其人，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杜预注《左传》，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应劭、荀悦、韦昭等注《汉书》。但这些史注都不外注音、释义，或对名物、地理及典故的解释，内容比较简单。

裴松之注《三国志》，大胆突破史注陈规，开创了史注新法。《三国志注》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但有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注文，而且补充了大量的史料用于“补缺”或“备异”；对于陈书中的明显错误，则引举史实予以认真的考辨，并对史事和人物予以广泛的评论。从而将注音释义、补缺略、备异闻、纠谬误、论得失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完美的程度，实为前所未有的开创之作。裴《注》所引典籍达151种，字数约为原书的3倍，从而大大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

裴松之注史之法是过去最好的方法，颇受后世史家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钱大昕也称赞说，裴松之“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共见乎”[29]！

史注以繁富见称，且多有创新者，还有郦道元《水经注》和梁代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注与裴注相比，由于所注史书体裁不同，而各有千秋。裴注范围较广，体制较为完备；郦注所引典籍之众，内容之丰富，却在裴注之上。郦道元广集资料，旁征博引，叙事周详，名其书曰注，实为创作，同样是对史注的重大创新。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既是一部笔记体小说集，又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杂史体史书。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凡十卷，记载自汉末三国至东晋年间士大夫阶层的轶事逸闻，内容涉及政治、思想、宗教、文学、语言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叙事写人往往摘取片断，甚至只言片语，但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语言精练，词意隽永。刘孝标为之作注，征引广博，所用之书多达400余种，补充了大量的史料，大大丰富了原书的内容；许多散佚的旧籍，也赖其注得以保存不少资料。此外，刘注在校勘、解释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也有不少注文。因此，刘注对传统史注的突破是显而易见的，其学术价值亦不可低估。

史评、史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史书在汉代尚不发达，数量也少。魏晋以后，随着史学的发展繁荣和史书数量的增加而空前兴旺起来。这一时期的史评，除了纪传体史书中的序、论、赞外，一批专门的史评著作相继问世。其类型又分两种：一是评论史事或人物，如诸葛亮《论前汉事》，晋傅畅《晋诸公赞》，宋范晔《汉书赞》、《后汉书赞》，魏曹植《列女传颂》等。二是评论史书，如晋何常侍《论三国志》、徐众《三国志评》、王涛《三国志序评》及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史传篇》等。《隋书·经籍志》著录该时期的史评共达60卷以上。史抄主要是节录卷帙浩繁的正史、地理和谱牒之书，数量也不少，如葛洪《汉书钞》，张缅《晋书钞》，陆澄、任昉、刘黄门分别撰述的《地理书钞》及无名氏《扬州谱钞》等，总卷数在100以上。

四、地理方志的拓宽与丰富

与前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地理方志类史书也有新的突破，不仅范围大为拓宽，内容日臻丰富，而且门类众多，体制多样。以门类而言，有记全国地理的，如《太康土地记》；有记区域地理的，如晋贺循《会稽记》、蜀谯周《三巴记》；有记都邑地理的，如晋陆机《洛阳记》、宋刘损《京口记》；有专记一地山川或风俗、物产的，如齐宗测《衡山记》、晋周处《风土记》、吴万震《南州异物志》等；还有专记宫室、庙宇、墓冢的，如《三辅黄图》、《洛阳伽蓝记》、《圣贤冢墓记》等；亦有记外国情况的，如释法显《佛国记》、释法盛《历国记》，等等。以体制而言，有志、注、图、记、簿、传，还有故事、旧事、图赞、书抄等。由于这一时期地理方志书数量很多，而每种书的卷数甚少，不便保存和留传，于是有人将之整理编撰为大型地理著作，如南齐陆澄合《山海经》以来160家，按地区编为《地理书》149卷、目录1卷。梁代任昉又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增加84家，编成《地记》252卷。可惜这些书大都亡佚，直到清代，才有人作些辑佚的工作，如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等，使人略知其梗概。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和常璩《华阳国志》是该时期地理方志的杰出代表作，反映出这类史书的水平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