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史学的兴盛发展，一批史学名家应时而出。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以自己出色的史学才华，相继撰写出一批体裁不同、风格各异、内容丰富的史学名著。完整地留存至今的纪传体断代史名著有：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这五部作品全部归入正史类，尤以《三国志》和《后汉书》最为著名，备受后世赞誉，堪称不朽之作。编年体断代史名著有袁宏《后汉纪》，在当时诸家后汉史中号称精密。地方志名著有常璩《华阳国志》，又是一部有名的地方性通史；历史地理名著有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这两部书与贾思勰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并称北魏三部杰作。刘义庆《世说新语》及其刘孝标注，则是杂史体史书中的佼佼者。

这些名著或以叙事见长，或以评论称著。记人物，评史事，叙山川，说民俗，谈寺观，内容极为丰富，是我国史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一、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一）陈寿与《三国志》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好学，师事同郡古史学者谯周，聪敏多识，富于文采。蜀汉时，出仕为观阁令史；晋统一后，仕佐著作郎，迁著作郎，兼领巴西郡中正，中间还一度出补平阳侯相。他一生仕途坎坷，在蜀时因不愿谄附宦官黄皓，屡被谴黜；入晋后又多遭非议，数被贬责，沈废累年。晚年，官至治书侍御史，郁郁不得志。公元297年，病逝于洛阳，终年65岁。陈寿虽有才学，但因西晋朝政腐败而备受压抑，常璩《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

陈寿所著史书甚多，有《益部耆旧传》10卷、《古国志》50卷，编定《诸葛氏集》24卷，都已亡佚。所著《魏书》《蜀书》《吴书》，合称《三国志》，共65卷，现存；另有《叙录》1卷，亡佚。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以曹魏为正统，对于魏国的君主如曹操、曹丕、曹叡等皆作纪，列为武帝、文帝、明帝诸纪；而对蜀、吴的君主如刘备、孙权等，则立为传。全书记述了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失败后，至280年西晋灭亡，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挈这段历史的大事，如黄巾的兴亡，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的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以及魏晋的兴替、蜀政的变化和吴政的危机，等等。魏、蜀、吴三书主要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分叙三国由创业、发展到衰亡的历史。

陈寿的“良史之才”，就是指他“善叙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这“铨叙可观，事多审正”八个字可作为“善叙事”的最好注脚。陈寿叙事，一是简洁，无繁冗芜杂之弊；二是取材精审，不妄下笔。如《武帝纪》写曹操身世，只简单交代其父祖姓名、官职，寥寥数语，而裴松之作注则至数百言；《文帝纪》叙曹丕禅代，只用了一篇不到二百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了出来，裴注引《献帝传》载禅代的表奏册诏竟达20余篇之多，洋洋万言。陈寿叙事于简洁之中，往往能生动地表达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如《蜀书·先主传》载：“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鲁肃传》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鲁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短短两段文字总共不过70余字，便将曹操的傲慢和刘备在当时局势中的分量成功地表达出来。又如《蜀书·关羽传》载：“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段简短而精彩的描绘，将关羽好摆老资格、耻为人下的性格特点刻画得入木三分。

诸葛亮像

陈寿作《三国志》，取材审慎斟酌，下笔不苟。试以《蜀书·诸葛亮传》为例：关于刘备与诸葛亮初次相识的经过，鱼豢《魏略》与司马彪《九州春秋》都说是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陈寿不取此说，而根据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故记载此事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征南中事，习凿齿《汉晋阳秋》载诸葛亮如何七擒七纵孟获，“南人不复反”，未免夸大其词，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陈寿亦不取，只说：“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当时又有一种传说：诸葛亮北伐屯于阳平，城中兵少，司马懿率军20万经至城下；诸葛亮巧摆空城计，吓退司马懿。这个传说既不是事实，也不合情理，陈寿弃之不取。又如《吴书·孙策传》关于孙策之死，虞溥《江表传》、干宝《搜神记》都以为是孙策杀道士于吉的报应，陈寿独以为是妖妄，削而不书，仅载孙策出行，为许贡宾客所射，中创而死。这样的例子很多，足见陈寿取材的审慎态度。

《三国志》虽称名作，但也有不足和缺陷。全书只有纪、传，而没有志，给后世了解三国典章制度带来许多不便。书中所作诸传甚多，照顾的方面也很广，大凡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科技文化上有贡献者，皆网罗其中，或立专传，或作附传，但却遗漏了一些重要人物，如张仲景与华佗都是建安年间的名医，华佗立有专传，张仲景却无传；马钧是当时“天下之名巧”，也没有给他立传。故刘知几《史通·人物篇》批评陈寿“网漏吞舟”是有道理的。此外，叙事过简，曲笔太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书的质量。

《三国志》作为一部史学名著，得到了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宋代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9]清代钱大昕称：“陈承祚《三国志》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吾所以重承祚者，尤在叙事之可信。”[10]

（二）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出身世代为官的士族大家庭，自幼读书，8岁学通《论语》《毛诗》；后来博览典籍，学业精进。20岁开始为官，东晋时历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尚书祠部郎、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刘宋时，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出任永嘉太守，南琅邪太守等职，封西乡侯。宋武帝刘裕称“裴松之廊庙之才”。宋文帝刘义隆嫌《三国志》过于简略，乃令松之为之补注。松之集传记，增广异闻，精心撰述，于元嘉六年（429年）七月写成《三国志注》，上奏朝廷。宋文帝看后夸赞说：“此为不朽矣！”[11]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松之年八十，奉命继何承天撰写本朝史，但未及动笔便去世了。

裴松之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宋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4卷、《集注丧服经传》1卷、《裴松之集》13卷等五种，但都亡佚了，只有《三国志注》留存至今。

《三国志注》的内容，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作了概括，大体为补缺、备异、矫妄、论辨四类。所谓“补缺”，就是补充陈书不曾记载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这是裴松之注书的重点；“备异”是将各家史著中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记载一并收入，经过比较鉴别，能判断的则写出结论，不能判断的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判断；“矫妄”就是引举史实以纠正陈书中的明显错误，“论辨”则是对某些史实的考辨和评论。清人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将其归纳为六个方面，“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缺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实，这不过是对四类问题的扩充。

以往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褒贬不一。贬者如唐代刘知几责其“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12]。褒者如明代胡应麟赞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良臣，古之益友也”[13]。亦有褒贬相兼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否认，裴《注》有征引太博、不免芜杂的缺点，但总的说来，不失为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名著。

裴《注》的成绩是巨大的，其主要价值在于广辑资料，提供了大量的具体史实，不仅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历史知识，而且为后世了解和研究三国史带来极大的便利。如在重大历史事件方面，曹魏屯田是当时经济领域中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陈寿《三国志》仅在《魏书·武帝纪》和同书《任峻传》中有简略的记述，总计不过50余字，使人难知其详；而裴松之分别在《武帝纪》中注引王沈《魏书》，在《任峻传》中注引《魏武故事》，共补充了近330字，这就使人对曹操屯田之原因、目的、具体措施及效果有了完整的了解，解决了有关屯田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在重要历史人物方面，王弼是魏晋之际的玄学名家，陈寿不为之立传，只在《魏书·钟会传》后用寥寥20余字介绍其生平事迹，极为疏略；而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补充了750余字，详细介绍了王弼的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为哲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又如马钧是当时的大发明家，陈寿在书中只字未提，裴松之却十分重视，除在《魏书·明帝纪》中注引《魏略》述其制作外，还在《魏书·杜夔传》中注引傅玄序文，全面介绍马钧的生平事迹及创造发明，并给予高度评价，全文多达1200余字。马钧赖裴《注》得以垂名后世，中国古代科技史也因此而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民族关系方面，陈寿虽在《魏书》中立有《乌丸传》《鲜卑传》《东夷传》等，但皆语焉不详；裴《注》作了许多重要的补充，保存了不少民族史的珍贵资料。此外，裴《注》在文字注音、释义、校勘及考辨史实讹误等方面也颇多精到之处，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范晔与《后汉书》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县），居家山阴（今浙江绍兴市），遂为会稽郡山阴人。祖父范宁，仕晋为豫章太守；父范泰，刘宋初累官至侍中，地位显赫。范晔乃范泰之庶子，是母亲在厕所把他产下的，出生时额部被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在士族社会里，嫡庶之别是家族内部不可逾越的大分，范晔的出生表明，这个庶子刚出世时在这一士族名门中所遭遇的耻辱。他从小多才多艺，《宋书》本传说：“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但显露出的才华反而惹得哥哥范晏的厌恶，说：“此儿利进，终破门户。”

范晔因出继从伯弘之，得袭封武兴县五等侯。21岁开始做官，始为刘裕相国掾，历官彭城王刘义康冠军将军府参军、右军参军、尚书外兵郎、秘书丞、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等，最后官拜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因受孔熙先等人谋反罪的牵连，被捕入狱；同年十二月被杀，时年48岁。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35岁时始撰《后汉书》。这年冬天，因小事触怒彭城王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其书原定10纪、10志、80列传，合为100篇，直到被杀时，诸志尚未脱稿，写成的部分也陆续散佚。梁代刘昭为弥补范书无志的缺陷，遂将司马彪《续汉书》中的8志抽出，分为30卷以合范书。现存范晔《后汉书》共10纪、80列传、8志30篇，合120卷，唐代李贤等人为之作注。

范晔的其他著作，有《汉书赞》18卷、集15卷、录1卷、《百官阶次》1卷等，皆亡佚。

《后汉书》记述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200多年间的历史。10纪居前，前9纪是以东汉诸帝为中心的大事纲要，第10纪为帝后立传，称皇后纪。次为80列传，按时代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采取言行趣舍、以类相从的方法。列传一至三，记两汉之际起义和割据的领袖人物；四至十二，记光武帝时的宗室王侯和号称中兴二十八将的开国功臣；十三至四十二的传首人物是明帝、章帝、和帝时的大臣，分别以行止相近的人物或子孙合传；四十三至五十三的传首人物是安、顺二帝时的人物；五十四至六十五，记桓、灵、献三帝时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为杂传，分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九大门类；最后六篇是周边各族及邻国的列传。

范书的突出成就是在论、序、赞方面。他自己颇为得意地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14]范晔之言并非夸大其词，观其书当知言之不虚。

《后汉书》的纪传部分差不多每篇都有论、赞，有些还在前面作有序论。范晔便通过序、论、赞的形式，评论史事和历史人物，并对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综述，予以讽喻或感慨，从中可看出其史学的特点。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和《宦者列传序》是范书中的著名史论，各有独到之处。中兴二十八将论深刻地论述了秦、西汉开国之君重用武人，“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的严重弊端：“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结果不但对功臣不利，会断送他们的身家性命，同时也有碍吏治，不利贤才的选拔。与此同时，他充分肯定光武帝以前事为鉴，对功臣不广封茅土，不给实权，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的明智做法，指出这样做，既可使功臣“以功名延庆子孙”，又“必广招贤之路”。范晔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对后世君主不无启迪作用。《宦者列传序》及后论，既着重论述了宦官之祸，揭露其“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的罪状，又阐述宦官得势的由来及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范晔虽然还不懂得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但也说出了东汉衰亡的一些直接原因。《党锢列传序》论述了春秋以来士习的变化，特别详述了桓、灵二帝时党人的活动和两次党锢事件，并深刻地分析了汉末清议形成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说：“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清代学者王鸣盛著论盛赞说：“《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成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15]范书中的赞不但概括出了东汉王朝许多政治大事，而且语言干练，处处有新意。范晔认为“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通过纪传中的论、赞，其“正一代得失”的史书编撰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思想内容上，范书也有许多可贵之处。范晔是南朝杰出的无神论者，他不信佛鬼，主张神灭论。常说：“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因遇害而未能完成。临刑前还对人说：“寄语何（尚之）仆射，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表达了对这位阴谋杀害自己的佛教信徒的愤懑和不屈斗争。范晔不信佛鬼的思想在《后汉书·西域传》后论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首先指出：“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即印度），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班勇只是记载了西域的风土人情，并没有传述“精文善法、道达之功”；后来关于佛道“神迹诡怪”“感验明显”的事，是张骞、班勇没有听说过的，只不过是后起的说法，“何诬异之甚也”！接着指明，因为佛教宣扬“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为士大夫们所爱尚；但它的理论是荒诞不经的，方法是诡辩的；它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是没有道理的，“故通人多惑焉”。由于文章简短，范晔没有充分进行论证，但也集中了当时反佛的论点。

对于东汉盛行的图谶迷信，范晔也抱着严肃的批判态度。他指责李通说谶是“亿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汗灭亲宗，以觖一切之功”[16]。他认为光武帝以后，儒者争学图谶兼附以妖言，是由于时主的崇尚。他为唯物论思想家桓谭立传，赞扬其“极言谶之非经”“非圣无法”的战斗精神。又在《张衡传》中详载张衡论图谶疏，借以揭露图谶的欺伪性。

对于阴阳禁忌、方术等，范晔也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方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17]，不过是为了逢迎世主以取禄位而已。范晔生活于佛教迷信盛行的南朝，敢于批判图谶，否认佛鬼，表现了一个无神论思想家可贵的战斗精神。

范书在体制方面也多有创新，下节另作详述。

当然，范书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如目录编排次序尚欠斟酌，《方术列传》把大医学家华佗与方士并列，压抑豪强、大兴水利的良吏许扬也混于其中；全书的文学色彩过于偏重，不利于揭示历史真实；符瑞、气运、阴德等封建迷信也时有记载，反映了范晔无神论思想的局限性。

三、沈约的《宋书》和萧子显的《南齐书》

（一）沈约与《宋书》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武康镇）人。父璞，仕宋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因罪被诛。沈约自幼随母亲逃匿，不久遇赦；继而流寓，过了一段颠沛的苦日子，但读书很用功，《梁书》本传说：“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遂博览群书，能属文”。后来成为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曾历仕宋、齐、梁三朝，为梁开国佐命元勋，累官至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南齐永明五年（487年），奉命撰写宋史，第二年就完成了。沈约的《宋书》是在刘宋史官徐爰、苏宝生、何承天等旧作的基础上，加以删改整理而成，只有礼、乐、符瑞、百官等志是他的新作。《宋书》有帝纪10卷、列传60卷、8志30卷，合100卷。除《宋书》外，还著有《晋书》110卷、《齐纪》20卷、《高祖纪》14卷、《迩言》10卷、《谥例》10卷、《宋文章志》30卷、文集100卷，又撰《四声谱》，皆亡佚，只有《宋书》流传下来。

在南朝四史中，《宋书》的卷帙最大，体例也较完备，保存的史料也较丰富。《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记载了刘宋王朝60年间的史事，书中汇集了大量诏令、奏议、书札、文章，不少被整篇保存下来，为后世了解和研究刘宋的历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如《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谈到了当时租税徭役的情况和对人民的严重危害；《孔琳之传》《范泰传》《何尚之传》记载了钱币使用情况和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利用改铸钱币加紧对人民的搜刮和剥削；《谢灵运传》完整地收录了谢灵运的《山居赋》，为研究东晋南朝的大地主庄园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特别是书中的八志，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脉络清晰，所叙典章制度不限于刘宋一朝，而是上起三国，下迄宋季，甚至溯其源流远至先秦时代，从而弥补了陈寿以来史书无志的缺陷。如《乐志》记载了秦汉以来歌舞、乐器和杂伎的发展演变，保存了许多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及杂伎节目。《律历志》记载了西晋荀勖的十二笛律，是音乐理论的重要材料；收录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及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州郡志》则对三国以来南方地区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至刘宋时期侨州郡县的设置与分布情况，作了详细的记述。但八志中的《礼志》《符瑞志》《五行志》所占比例过大，特别是《符瑞》《五行》二志的宗教迷信色彩太浓，集中地宣扬了儒家的天命论思想，是《宋书》中的糟粕，而且志书中没有最重要的《食货志》，是一大缺陷。

（二）萧子显与《南齐书》

萧子显（489—537年），字景阳，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第十子。7岁，封宁都县侯；齐末，官拜给事中。梁初，降爵为子，累官至吏部尚书、侍中。大同三年（537年），出为吴兴太守，至郡未几而卒，终年49岁。子显自幼聪慧，容貌壮伟，身长八尺；好学，工文章，颇以才气自负，梁武帝称他“可谓才子”。著有《后汉书》100卷、《齐书》60卷、《普通北伐记》5卷、《贵俭记》30卷、文集20卷等。除《齐书》外，其他久已亡佚。南齐初年，萧道成曾命檀越、江淹等编集国史，萧子显的《齐书》多取材于檀、江二人的书稿，而他们的稿子和梁代沈约《齐纪》、吴均《齐春秋》都没能流传下来，现存南齐最早的史书就只有萧子显这部书了。宋朝人为区别唐代李百药的《北齐书》，改称萧子显的《齐书》为《南齐书》。

《南齐书》原60卷，《序录》1卷亡佚。今本59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0卷，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等8志11卷，记述南齐一代的史事。

萧子显是齐梁时人，以当代人记当代事，许多事情属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故书中所载史实较为真实可信，保留了不少原始材料。如齐初的检籍与反检籍，唐寓之起义，齐明帝大杀高、武子孙事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文学列传》记载了大科学家祖冲之的生平事迹与成就，以及陆厥与沈约论“永明体”的来往书信等，是科技史、文学史方面的重要资料。《州郡志》《百官志》等对于了解东晋以来南方的地理沿革、政治制度变迁及给客、土断等典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萧子显是齐高帝裔孙，不满意同族齐明帝萧鸾篡夺帝位，故书中于高、武之治，事多褒饰；于齐明帝诛高、武子孙，则奋笔直书，不遗余力，难免失之偏颇。另外，萧子显著《齐书》是经过奏请的，为了迎合佞佛的梁武帝，书中不免塞进了一些宣扬王命论的观点和“因果报应”的说教，这是应该批判的。

四、魏收与《魏书》

魏收（506—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宁晋县西）人。父为北魏定州（今河北定县一带）刺史，年少时随父赴边，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因遭人嘲笑，遂折节读书。他读书非常用功，《北齐书》本传说：“夏月，坐板床，随树阴讽诵，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以文才显于当世。北魏时，做过太学博士、北主客郎中、中书侍郎等官；因有“七步之才”，又受命典修国史。入齐，除中书令，兼著作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中书监。天保二年（551年），奉诏撰魏史。魏收在北魏史官邓渊、崔浩、高允、李彪等所撰旧史的基础上，搜采亡遗，整理续补，历时四年而成。天保五年三月奏上《魏书》12纪、92列传；同年十一月，又奏上《天文》、《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凡10志20卷，合114篇，分为130卷。北宋时，《魏书》已散佚不全，缺26卷，残3卷，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史家杂取《北史》等书补成今本，仍分为130卷。今本尚有部分残缺，未经补缀。

《魏书》记载了自公元386年至549年间共160余年的史事，是一部北魏王朝兴亡史，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记述以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史。尽管它有许多缺点，但能留存至今便说明其学术价值和重要地位，仍不失为一部史学名著。

《魏书》有自身的许多优点：首先，其内容并不芜杂，叙事详略得体，首尾有序，语言流畅典雅。唐李延寿著论称赞说：“伯起……勒成魏籍，追纵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18]李氏修《北史》，史实论赞几乎全取《魏书》，删削不过1／10；若《魏书》芜杂太甚，必大有改易，然多因袭之，是以深知魏收之书繁而不芜，详略得体，其言当最为可信。其次，持论平允，近于实录。《魏书》是在北魏各家旧史的基础上修撰而成，并非魏收一人之作；而北魏史家崔浩、高允、李彪诸人递居史职，皆有史才，善于著述，崔浩还以直笔见称。魏收既承袭旧史，成书的时间又短，必保持原书实录等风格，如《尔朱荣传》叙荣举兵弑君，发动“河阴之变”，纵兵酷戮朝臣，铸金为己像不成等僭越行为，凡诸大事莫不书之，无有遗漏。细读各传，此等实录甚多。所谓魏史不实之言，难以令人信服。《魏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收集的史料相当丰富，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记载了一些极重要的典章制度。如《李安世传》载安世上均田疏，如《张普惠传》载普惠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有助于人们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的赋税剥削的了解。《食货志》记述了均田令、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至唐中叶三百年间封建土地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又是了解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情况的素材。《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对于了解拓跋部的历史及孝文帝改革大有助益。《释老志》则记述了当时中国北方佛道二教的传播、发展和盛行等情况，深刻地揭示了寺院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对寺院奴隶与依附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现实，这不仅是研究寺院经济的重要材料，也加深了人们对北魏整个剥削制度的认识。

魏收因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在书中不免过多地宣扬“天命”论和佛教的轮回报应，赞赏崔、卢、李、杨等门阀大族的赫赫家世和他们的家规、门风。在叙事上也颇有疏漏之处，如《食货志》不记徭役负担，《官氏志》记官府部门和官吏职司不清，等等，这些都是不足之处。但不能因此而求全责备，更不能全盘否定《魏书》的重要价值。

五、《华阳国志》、《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

（一）常璩与《华阳国志》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县东南）人，生卒年月不详。初仕成汉李氏，为散骑郎，掌著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桓温伐蜀，灭李势，以璩为参军，随至建康。大约在永和十一年（355年）以前，撰成《华阳国志》一书。

刘备像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优秀地方志著作。全书共12卷，附录1卷，约11万字。其篇目曰《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晋统一）志》《李特、雄、寿、势志》《先贤士女赞》《后贤志》《序志》。从篇目看出，该书记述了以益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以及公孙述、刘焉、刘备、李特等事迹。所述史事的时间上起巴蜀二国的传说时期，下迄公元347年李氏成汉政权的灭亡；所述地理范围包括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陕西、湖北各一部分。

该书采取以地理志、编年体与人物志三者结合的编撰形式，叙述有法，史料丰富，内容翔实。书中既有大量的古代氏族、地理沿革、政治经济、风俗民情等重要史料，如巴蜀古代史事，李冰修筑都江堰事，诸葛亮征南中经过，西南各少数民族之历史、风俗等；又收录了西汉至东晋间梁、益、宁三州各类男女人物近四百名。因此，这部书不仅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的重要著作，亦可补正史人物传记之不足。其主要缺点在于，过多地渲染了本地所谓“耆旧先贤”“忠臣烈女”之言行业绩，不免流露出作者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二）郦道元与《水经注》

郦道元（469？—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出身官宦世家，曾祖郦绍、祖父郦蒿都在后燕任太守之职；父郦范，仕于北魏，累官至青州刺史、尚书右丞，赐爵永宁男。道元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父亲的青州刺史任上度过的。长大后，历仕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三朝，先后出任治书侍御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为官素有严猛之称，遭朝贵忌恨。孝昌三年（527年），出任关右大使，被叛臣萧宝寅杀害于阴盘（今陕西临潼县东）驿亭。所著《水经注》40卷，今存；另著有《本志》13篇、《七聘》及诸文，皆亡佚。

道元好学博闻，历览奇书，尤喜《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及三国魏人桑钦《水经》等地理著作。他觉得这些书简而不周，不尽如人意，决定选取《水经》为蓝本，为之作注。为了撰写《水经注》，他寻图访赜，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涉土游方，足迹遍及长城内外，黄河、淮河以北。注文引用了437种古籍文献及实地考察所得的大量碑刻材料，凡北魏以前地志，几乎囊括殆尽；除为原水道作注外，新补充记述的水道达1252条，比原书增加8倍多；注文共约30万字，比原书多出20倍。

《水经注》

《水经注》是一部以历史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地理名著。清末学者王先谦说：“道元为书之旨在‘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19]注文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了水道所经之山陵原隰、城邑乡聚、关津亭障、庙宇碑刻及其历史地理沿革，以及地方特产、矿植物资源、农田水利设施，乃至地震等自然灾害，就连人物故事、神话传说、歌谣谚语也无不旁萃曲收，其内容之丰富，记述之翔实，实旷古未有。

在历史地理方面，《水经注》系统地记述了水道的源流和变迁，并详尽地记述了郡县的沿革、城市的盛衰以及历史古迹、民间传说等。如在《水经·谷水注》中，对洛阳金墉城及其沿革的记载；在《浊漳水注》中，对曹魏和后赵故都邺城的记载；在《渭水注》中，对西汉、前秦故都长安的记载等。书中对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和居民点，大部分都记载了历史沿革。

在经济地理方面，注文对各地特产、矿植物资源记载特多，如山西平城的煤，蒲城县的佳酿桑酒，陕西鸿门县的天然气，湖县夸父山的竹箭、铁、玉，土军县的骏马，汉水著名的鳠鱼、鲋鱼，四川宜都县的柚，等等。《河水注》中对上郡高奴县和酒泉延寿县的石油记载尤详，对山东东阿县的特产阿胶、缯缣记载也极为具体。与此同时，注文还记载了铁、铜、金、银、锡等多处冶炼工场及设备，介绍了井盐、池盐、石油、天然气、煤、金、雄黄等矿产的开采技术和运销范围等。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古代经济史资料。

清代地理学者刘献廷评《水经注》说，郦道元“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源委，支派出入之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20]。

《水经注》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一颗光华闪烁的明珠，其重要地位和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但由于郦道元生活于南北纷争之世，出身官宦世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水经注》不免有某些不足之处，并非尽善尽美。道元足迹遍及北方，南方诸水却未能目及，故对北方水道记述详尽，而所述江淮沔汉诸水则时有纰缪；书中还掺杂不少迷信传说和鬼神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部巨著的科学价值。

（三）杨衒之与《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又作阳衒之或羊衒之。北平郡（今河北卢龙）人。历仕北魏、东魏，曾任奉朝请、抚军府司马、期城郡太守、秘书监等官。《魏书》没有给他立传，故其家世、生平事迹不详。

杨衒之原本居住洛阳，曾目睹洛阳城的繁华与寺观庙塔之雄伟壮丽。永熙末（534年），东西魏分立，东魏迁都于邺，诸寺僧尼随同迁往；接着，东西魏连年战争，洛阳城被破坏得不成样子。武定五年（547年），衒之因差役重返洛阳，这里已是“城廓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到处是一片疮痍满目的凄凉景象。他抚今思昔，不免“黍离之悲”。为了记述洛阳城及其佛寺的盛衰兴废，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成败得失的不胜感慨，写成了《洛阳伽蓝记》一书。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述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废的著名地志，是北朝三大杰作之一。全书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5篇；又以40余所著名寺院为纲，兼述里巷、方位、名胜古迹及大量的政治、经济、人物、风俗、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内容，保存了极为重要而丰富的历史资料。

该书首先以大量的笔墨详细地描述了北魏迁都洛阳后，王侯贵臣、庶士豪家不吝资财，大兴佛寺的情景，以及城内外佛寺林立、雄伟壮观、奢侈豪华的景象，正如书中序言所说：“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这段文字生动地反映了北魏后期佛教的盛行和封建统治者因佞佛所造成的巨大奢靡浪费，以及对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严重危害。

书中又以大量的事实，深刻地揭露了鲜卑贵族骄奢**逸的生活，并予以无情的鞭笞。如《城西·法云寺》条描写了皇宗所居的王子坊：“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屋，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其奢靡之极正如元琛所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如此深刻的揭露，在正史中是难以见到的。

书中还记载了不少重大的政治事件，如北魏末年，领军元叉和宦官刘腾的专权，尔朱氏跋扈与尔朱荣发动的“河阴之变”，孝庄帝谋诛尔朱荣，北海王元颢争夺帝位，等等。这些事件描述得详尽具体，绘声绘色，深刻地揭示了北魏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与斗争，反映了北魏统治的岌岌可危。

此外，书中还有许多人物生平事迹的介绍，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另有大量关于南北民情风俗、民歌民谣、乐舞杂伎幻术、文学知识等内容的记载，为社会学、文学艺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洛阳伽蓝记》又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其文体接近骈俪，叙事宛转有致，情节动人；文辞优美秀逸，语言简洁生动，表现出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