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史学第一次摆脱儒家经学的附庸地位，开始成为独立的部门，从而迈入了史学充分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史学人才济济，既有陈寿、范晔、魏收等史学名家，也有裴松之、郦道元、刘孝标等有才华的史注家，更多的则是垂名后世而著作失传的史家，如华峤、谢沈、袁宏、孙盛、王隐等不下百余人，他们都对史学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史家们各显其能，撰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书之多，卷帙之富，题材之广，种类之全，都是前所未有的。

一、史学独立地位的确立

魏晋以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目确立，史学正式脱离经学而成为重要的独立部门，是这一时期史学充分发展的首要标志。

两汉以前，著录家序录群书多分为七，如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著《七略》，除《辑略》为总要外，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典籍分为六大部分。六大部分之中，《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即《史记》）《汉著记》等重要史书被附于《六艺略》中的《春秋》之后。可见在那个时代，史学是经学的附庸。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照搬刘氏《七略》，只是“删其要，以备篇籍”而已。这一分类法，反映汉代以前史书尚欠丰富，史学不够发达，未能摆脱“附经立说”的局面。

魏晋以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了。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日渐丰富，国家的图书越来越多，著录家们逐渐打破陈规，开始实行新的分类法。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在《中经》的基础上更著《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这一分类法正式把史学从经学中划分出来，承认史学是学术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部门，而列之于丙部。它充分表明，其时史学的兴盛发展，在学术领域中已取得了足以与经学、诸子、文学分庭抗礼的地位了。东晋初，著作郎李充整理典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五经为甲，史记为乙，诸子为丙，诗赋为丁。至此，按经、史、子、集分类的顺序完全确立下来，史部由丙部升至乙部，与经部仅有伯仲之分，说明其地位日益重要。

南朝因循，无所变革。刘宋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南齐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与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等，都是经、史、子、集四部并立。梁时，虽有奉朝请祖暅撰术数之书，更为一部，故梁有《五部目录》；又有处士阮孝绪所撰《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术技录》，纪数术；六曰《佛法录》；七曰《仙道录》。但是，无论《五部目录》或《七录》，都离不开经、史、子、集四部并立的基本原则，只不过增加了术数、佛、道等内容罢了。由此可见，这时的史学作为学术领域中重要而独立的部门，已得到世人公认。自隋至清，经、史、子、集一直作为代表中国学术文化典籍的四大门类，而史学之成为四大门类中一个重要而独立的部门，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蓬勃发展的结果。

不仅如此，南朝刘宋政府还在国家最高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总明观设史学，进行历史教学和研究。《宋书·隐逸雷次宗传》载：

元嘉十五年（438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宋文帝） 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鸡笼山学校由宋文帝一手创办，实际上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学府内并设儒、玄、史、文四科，表明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高等学府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九月，又于京师立总明观，亦设儒、玄、史、文四科、史学为重要学科之一，每科置学士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一人，由祭酒总负责，进行教学和科研。

总之，当时无论是群书分目，学校、科研机构设置学科，史学都是学术文化领域中的重要独立部门，反映了史学的兴盛发展。

二、修史成风，撰著繁富

这一时期史学兴盛发展的最主要标志是：修史成风，撰著繁富，史作迭出，璀璨夺目。

魏晋以来，历朝政府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设著作郎、佐著作郎或著作佐郎，隶属秘书省，专掌修撰国史。陈寿、孙盛、谢沈、徐广、王隐、沈约、魏收等史学名家都曾身居其职。著作郎之下又有校书郎、正字等员，专司史籍校雠；南朝齐、梁、陈还设有修史学士，由名位较高的人充任。史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有利于史学的发展。除官修史书外，私家修史之风尤为盛行，时贵游子弟，除以琴棋书画自娱外，莫不以史学、文学相尚，留心著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史蔚然成风，远非前代所能比。

修史之风既盛，各类史书随之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数量之多，卷帙之富，令人惊叹。《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部书共分13类，存佚合计874部、16558卷；隋志著录时尚存817部、13264卷。这些书，除几十部是汉代以前和隋代的以外，其他都是该时期的作品，不论是种数或卷数，都占百分之八九十。至于梁代以前散佚，而未被隋志著录者，还有相当的数量。这从各史列传所记，注家征引，类书选摘，尚可考见而不见于隋志的数百种史书可证。如裴松之注《三国志》，仅三国一段所征引的魏晋人著作便达百余种，著录在隋志中已不到3／4，唐以后就十不存一了。可以想见，当时史书是如何的繁富了。

现将主要几类史书分叙于后：

（一）纪传体与编年体

当时史家大多热衷于编撰这两种史书，其总数达120余部、4100卷以上（详后各表），数量和卷数居各类史书之首。这些书又分为两种，《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五史都是封建王朝认定的，称正史，其他皆属别史。兹将两种史书按时代顺序列表于下：

表1　后汉史

以上12家后汉史，共1002卷，只有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和司马彪《续汉书》中的8志30卷较为完整地保存到现在，余皆亡佚。就其质量而言，除范晔《后汉书》外，司马彪、华峤两家最为后世推崇。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称：“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也说：“推其所长，华氏居最。”惜二史多散佚，难知其详。

表2　三国史

以上三国史，包括魏史7家、蜀史3家、吴史4家及《三国志》，共15家，约340余卷。陈寿集三国史，博采众长而著《三国志》，陈书出而众史废；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大量征引《魏略》《魏书》《吴书》《吴历》等书，使这些著作的不少史料得以保存至今。

表3　两晋史

上表所列两晋史25家，合906卷。其中谢沈、孙绰、裴松之、郑忠、庾铣、沈约6家于唐初亡佚，习凿齿《汉晋阳秋》并不专叙晋事。专叙晋事而在唐初仍存者18家，故刘知几有“前后晋史十有八家”之说。这18家晋史又有近半数为当朝人所撰，且记述不完整，或讫于西晋，或仅记东晋，甚至记二三代事；体例也不全，多无志书，有些还是未完的史稿，“制作虽多，未能尽善”[1]。只有臧荣绪的《晋书》较为完备，有纪、传、志、录诸体，并能完整地保留到唐代。唐人修《晋书》，编撰者即是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参考各家晋史，兼采笔记小说及有关资料写成的。

表4　十六国史

上表所列十六国史共30家、425卷。十六国时期，割据政权林立，王朝兴替频繁，各国除战事外，本无很多大事可记，故其时修史虽多，但卷帙甚少，加之史书质量不高，难以留传，大多散佚殆尽。仅北魏崔鸿撰著的《十六国春秋》较为详备，此书一出，大行于世。后来，唐代房玄龄等所撰《晋书》载记及张轨、李暠等传，便基本取材于崔书。惜崔书亡佚于北宋，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有明、清人从各种类书中抄录的辑本。

表5　南朝史

上表所列南朝四代史共29家、989卷，仅存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两部，余皆亡佚。现存《梁书》《陈书》乃唐代姚思廉所撰。

表6　北朝史

上表所列北朝史共10家、462卷，唐人所撰不计其内。魏收的《魏书》是北朝人所撰北朝史唯一留存至今的史书，该书虽存在一些缺陷，但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史料。现存《北齐书》为唐人李百药撰，《周书》为唐人令狐德棻撰。

（二）起居注

这是由近侍之臣记录人君言行动止的一类史书。《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历代起居注44部、1189卷，除《汉献帝起居注》5卷、《隋开皇起居注》60卷外，其他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尤以晋代居多。这类史书在数量上虽然不如纪传体、编年体及人物传记等类型，但也十分可观。起居注专记帝王起居，属官样文章，却对后来撰写史书的帝纪部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人物传记

这类史书门类繁多，内容庞杂，隋志谓之“杂传”，共著录219部、1503卷（包括亡书）。后人查考古籍，又补出书目219部，两项合计438部，估计卷数在3000左右，数量居第2位。其中除少数几部为汉、唐人所著外，其他皆为这一时期的史书。人物传记又分如下门类：

人物总录类：如《四海耆旧传》、《海内士品》等。

先贤类：如《兖州先贤传》《徐州先贤传》《零陵先贤传》《武昌先贤传》等。

耆旧类：如《益部耆旧传》《长沙耆旧传赞》等。

高逸类：如《高士传》《逸民传》《止足传》等。

名士类：如《正始名士传》《江左名士传》等。

忠良类：如《忠臣传》《显忠传》《良吏传》等。

孝友类：如《孝子传》《孝德传》《孝友传》等。

僧尼类：如《高僧传》《法显传》《尼传》等。

仙道类：如《集仙传》《洞仙传》《王乔传》等。

列女类：如《列女传》《美妇人传》《女记》等。

童子类：如《童子传》《幼童传》等。

家传类：如《桓氏家传》《庾氏家传》《王氏江左世家传》《崔氏五门家传》等。

神鬼志怪类：如《搜神记》《灵鬼志》《幽明录》《志怪》等。

传记各类人物，有合传，有分传；有一时一地的，有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有男性，有女性；有传记，还有传赞、传颂、要录、题记、行状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这些人物传记，不仅反映各类人物的性格面貌，而且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孝友、名士、家传、僧尼、仙道等类传记，反映了当时统治者提倡孝道和玄学、门阀、佛教、道教之盛行。

（四）地理方志

这是又一大类型的重要史书，门类众多，内容丰富。《隋书·经籍志》著录通计亡书合140部、1434卷，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其体例多样，门类齐全，序列于下：

总类：如《地理书》《地记》等。

全国类：如《太康土地记》《元康三年地记》等。

区域类：如《巴蜀记》《荆南地志》《淮南记》等。

州郡类：如《南徐州记》《荆州记》《豫章记》等。

都邑类：如《西京记》《洛阳记》《代都略记》等。

宫殿类：如《洛阳宫殿部》《国都城记》等。

园林类：如《后园记》等。

寺庙类：如《洛阳伽蓝记》《京师寺塔记》等。

精舍类：如《华山精舍记》《庐山南陵云精舍记》等。

征记类：如《述征记》《西征记》《宣武北征记》等。

游记类：如《游名山记》《寻江源记》等。

山川类：如郭璞《水经注》、郦道元《水经注》《汉水记》《衡山记》等。

道里类：如《并州入朝道里记》《西域道里记》等。

物产类：如《南州异物志》《交州异物志》《临海水土异物志》等。

风俗类：如《风土记》《陈留风俗传》《诸蕃风俗记》等。

户口类：如《元康六年户口簿记》《州郡县簿记》等。

地名类：如《春秋土地名》《九州郡县名》《古来国名》等。

地图类：如《洛阳图》《江图》《冀州图经》等。

外国类：如《佛国记》《交州似南外国传》《历国记》等。

这类史书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如郦道元《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留存至今，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五）谱牒

谱学兴起，谱牒众多是这一时期史书的一大特色。梁阮孝绪《七录序目·记传录》载谱状部42种、423帙、1064卷；《隋书·经籍志》著录谱牒书（包括亡书）合53部、1280卷，其中只有《世本》2卷是汉代刘向的作品。谱牒书又分为如下几种：

帝王谱：如《汉氏帝王谱》《齐帝谱属》《齐梁帝谱》等。

宗室谱：如《后魏皇帝宗族谱》《后魏辩宗录》《后齐宗谱》等。

百家谱：如刘湛《百家谱》、王僧孺《百家谱》贾执《百家谱》等。

姓族谱：如《冀州姓族谱》《吉州诸姓谱》《江州诸姓谱》等。

家谱：如《谢氏谱》《杨氏谱》《京兆韦氏谱》等。

英贤谱：如《谢氏英贤谱》等。

谱牒的大量修撰是当时政治的需要，是维护门阀士族特权的强有力工具。但这类史书毕竟记载了各家族的来源、世系、官位升降、婚姻状况，及家族成员中的人物传记、轶事逸闻等，对研究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六）史注、史评、史抄、史要和削繁

随着史书的大量涌现，为方便人们阅读，这类史书也兴盛起来。检索《隋书·经籍志》，其数量不在少数。

史注：即给史书注音释义、匡正纠误，或增补内容等。如宋徐野民《史记音义》、齐陆澄《汉书注》等，尤以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最为有名。

史评：即评论史书内容，褒贬历史事件或人物等。如诸葛亮《论前汉事》、何常侍《论三国志》、晋徐众《三国志评》、晋王涛《三国志序评》等。

史抄、史要、削繁：即节抄原书，取其要点，削繁就简。如晋葛洪《汉书钞》、梁张缅《晋书钞》、晋王蔑《史汉要集》、梁阮孝绪《正史削繁》等。

这类史书在保存资料、纠正谬误、评论史事及人物得失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七）典志

这是记载朝廷政法礼仪的一类史书，包括旧事、职官、仪注、刑法等内容。《隋书·经籍志》著录通计亡书共168部、4657卷，除汉、隋人所撰10部，近300卷外，这一时期的作品占90％以上。其数量如此惊人，说明当时封建统治者出于本阶级利益的需要，而对之格外重视。

旧事：是叙封建统治者以往处理某些重大事情的原则、标准、格式及章程，所谓“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如《晋东宫旧事》《皇储故事》《郗太尉为尚书令故事》《晋修复山陵故事》等，其目的在于发号施令，以利邦国之治。

职官：叙官曹名品，臣之分职，以相统摄之事。如《百官阶次》《梁官品格》《魏晋百官名》《陈百官簿状》等。通过对官吏等级、职权范围的明确规定，以建立层层统治网，巩固封建统治。

仪注：是讲吉、凶、宾、军、嘉诸方面应遵循的各种封建礼仪，借以达到“君臣父子，六亲九族，各有上下亲疏之别；养生送死，吊恤庆贺，则有进止威仪之数”[2]。仪注类史书内容既多且杂，如《梁吉礼仪注》《梁宾礼仪注》《杂凶礼》《政礼仪注》《陈军礼》，以及卤簿仪，舆服仪、书仪、笔仪、文仪、言语仪、妇人书仪，等等。封建礼仪充斥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封建统治者“安邦治国”的重要手段。

刑法：属法典之书，以律、令、科等封建法律条规为主要内容，旁及相关的名臣奏事、廷尉决事等，如《晋宋齐梁律》《晋令》《梁科》《魏王奏事》《魏名臣奏事》，等等。编撰此类书的目的不外“惩罪恶，齐不轨”，是巩固封建统治的直接手段。

综观这一时期的史书类型，除了后起的会要、纪事本末、学案等以外，重要的史书类型基本具备，是众多史学家的突出贡献。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兴盛发展，为后世史学的继续繁荣创造了条件。

三、乱世与史学

魏晋南北朝是个乱世，其动**时间之长，社会遭受破坏之大，人民罹难之深重，在中国历史上是较为罕见的。恰恰在这样的乱世中，史学却兴旺发达，盛况空前。究其原因，除了当时有利于史学发展的一些客观因素外，起决定作用的乃是长期动**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

其时的史学发展有两方面的客观原因是众所公认的：一是造纸术的进步和纸的普遍应用，为书籍的撰述和流传提供了便利条件。汉代以前，我国用以记载文字、传播文化的工具，或金石，或简牍帛素。铸金刻石，殊为不易；著之简策帛素，既笨且贵，又有漆书刀削之劳。这对文化的发展和传播，都是极不利的因素。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后，纸逐渐成为书写和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魏晋以后，随着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纸的花色品种和数量猛增，最终完全取代简帛而得到普遍应用。纸的造价低廉，用于抄写书籍快捷方便，又易于保存和流传，无疑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就成为史学兴盛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二是书法艺术空前繁荣，字体趋于多样化，并不断创新，使书写变得简易迅速。汉末魏晋以来，书法名家辈出，诸体皆备，特别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师对楷、行、草、隶等书体的不断改进和发展，使书法朝着艺术化、简易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其结果必然给书籍的著述和抄录带来极大的方便，这是史学兴盛的又一重要客观原因。

然而，决定当时史学发展的根本原因，则是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其一，乱世中的统治者都想通过修史来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以为借鉴，故特别重视对史书的编撰。晋人司马彪将著史提到相当的高度，他说：“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3]编撰《晋书》《蜀纪》的史家王隐规劝性好博弈的祖纳说：“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灭，……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夏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4]可见，书时事，载善恶，述成败以为劝诫，是修史的重要目的。很多王朝设置了史馆，健全了史官制度。不少帝王在即位不久，便下令修撰前代或本朝史书。魏文帝曹丕禅位后，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本传，修魏史；又以王象领秘书监，诏命撰《皇览》。吴少帝孙亮初即位，命韦昭与华覈、薛莹、周昭、梁广等共撰吴书。西晋武帝于即位后不久的泰始六年（270年），也下诏秘书省撰录泰始以来大事，“秘书写副。后有其事，则宜缀集以为常”[5]。东晋草创江左之初，未有史官，中书监王导立即上疏元帝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之令典，垂之无穷。……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6]元帝马上采纳，命干宝掌修国史。是见帝王对修史的高度重视。其时，不少前代史和本朝史，都是受诏命而作的官书，如东吴韦昭《吴书》、晋王沈《魏书》、东晋王隐《晋书》、干宝《晋纪》、徐广《晋纪》、梁沈约《宋书》、北齐魏收《魏书》等。

其二，士族地主为维护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大力利用史学。这一时期阶级关系复杂，斗争激烈，处于特权地位的士族地主，虽然不断受到各种社会矛盾的威胁，他们当中的某些具体成员甚至受到危害；但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劳动人民压迫、剥削的权力，保持着对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为了维护这种特殊地位和权力，他们需要利用史学来宣扬其祖先的荣耀和血统的高贵；他们在教育上享有特权，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也比较容易掌握史学这一武器。因此，他们除了积极参与修撰官方史书外，还不断进行私人撰述，特别是不遗余力地大修族谱、家谱一类的谱牒之书。由于士族地主分布于全国各地，尽管时局动**，南北对峙，政权更替频繁，但丝毫没有降低他们修史的热情，史书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增加的势头。唐人柳芳在论氏族与谱学兴起原因时写道：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牒而考其真伪。故官有士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这段话集中地叙述了当时士族地主之分布、门第等级及特殊地位等情况，不仅说明了谱学兴起的社会原因，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全部史学的时代特点，即维护士族的利益，保护士族的特权是史书编撰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斗争的尖锐性，又决定士族地主难以独占史坛。庶族地主因不甘心处于从属的地位，一方面在政治舞台上与士族地主进行激烈的角逐，另一方面也千方百计地要在史学领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除了假冒士族、篡改谱牒外，还提出自己的不同主张，于是在史学领域中便出现尖锐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不仅促进了史书数量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史学质量的提高。

其四，汉末大乱，儒家独尊地位丧失，人们冲破了儒家经学的罗网，开始从神学经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扩大了眼界，活跃了思想，发展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文化。两汉是儒家称霸的时代，神学经学笼罩一切，是维系汉代统一大帝国的强有力思想武器。表现在学术思想上是儒家独尊，今文经师们仅尊师法，恪守家传，拘泥于一经一课，专务章句与注释训诂，排斥各家学派，严重窒息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末大乱，汉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汉献帝成为权臣们掌中的玩物，一切旧的社会秩序、旧的思想也遭到时代的**涤，昔日不可一世的儒家再难起到重要思想武器的作用而变得黯然失色。随着汉帝国的灭亡，玄学代之而起，一跃而成为时代的思想潮流。魏晋以降，玄学盛行，士大夫们轻孔孟而尊老庄，置经不读而高谈玄理。《南史·儒林传序》称：“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晋书·儒林传序》也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经典，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玄学轻名教而崇自然，强调人格独立，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它的兴起是对儒家独尊地位的否定，使人们冲破了学术的禁区，拆除了禁锢思想的藩篱，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眼界为之大开。人们发现经学之外另有天地，于是新的学术园地不断开辟，史学也随之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迅速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