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士制度，以九品中正制度为主，但是传统的察举、征辟等制度也仍然存在。这种多样式的选官形式，直到科举制的出现才发生改变。

一、九品中正制下的选士

“九品中正”的选士制度起于曹魏，盛于两晋，贯穿于南北朝时期。它是此间三百余年的主要选士制度。南北朝后期，士族制度渐趋没落，九品中正的选士制度走向衰亡，直到隋开皇中叶科举选士确立，才使九品中正的选士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一）“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及实施

九品中正制又称为九品官人法。它始创于曹操：“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71]以此文献记载可析，曹操初创九品中正制的选士制度基于两点。一是东汉末年，在农民起义的扫**下及三国逐鹿中原之战乱后，士人大部流徙播迁，散处四面八方。乡、亭、里各级社会基层组织均遭破坏。士人的出身里爵、德行品貌也无由稽考，致使秦汉以来的“乡举里选”为主要根据的“察举征辟制度”，在事实上已经无法实行。二是曹操于动**年间急需人才，为贯彻他的“唯才是举”的政策，必须抛弃东汉以来被世家大族所控制的“乡举里选”，另辟蹊径。因此特将人物分为九等，专设各级州郡中正官员。由中正官员对所辖地区士庶人等进行查考，区分九等，以期以才取士。这在曹操本是取士的临时措施，然而到了曹丕称帝时，则将此项选士制度完善并正式推向全国，遂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主要选士制度了。

“九品中正”的具体选士办法是：各州设大中正或称都中正，各郡设中正或称小中正。县中正记载不多，也有设置的。这些中正依据管区内人物的品行，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有权按他们的言行予以进退，作“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72]的变动。小中正品第的人才送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将定案的材料写在黄纸上送司徒，司徒再核，呈吏部待选。中正定品，三年一更，更变品第又称“清正黄纸”。这种定期考查，根据实际行状升降，比只能升不能降的积资制要公正，更比一生不变的终生定制要强。同时，中正官所定的品第，政府如果认为与实际不符，也是可以提出更改的，史载：“（霍）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燕王月致羊酒。及刘沈为国大中正，元康中，进原为二品，司徒不过，沈乃上表理之。诏下司徒参论，中书监张华令陈准奏为上品，诏可。”[73]中正官员对人物的品第过程是比较严格的，必须亲自或派人察访本地士人的家世、了解牒谱、调查士人的道德才能、品行状貌，然后做出实际的简括评语。中正官员所品第的人物，一旦受到弹劾，多数遭到废弃而终身不得任用。如果发现中正官有严重失德，也会终被废弃不得再用。

（二）“九品中正”制度的演变及流弊

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在开始实行时，确也起到了“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的进步作用，故卫瓘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但是随着两晋士族门阀制度的发展，士族势力膨胀到极点，九品中正制起了变化，首先大小中正官员逐渐全由“著姓士族”担任，接着九品也演变成前三品限于士族，称之为上品，四品以下为下品，从寒门选入，下品不能升为上品，终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74]的现象。高官显职均为世族子弟所得，而且选士并不看才德只问出身门第。士族贵胄不学无术而获高位，寒素之士即使饱学也受到压制，“门选”渐成制度。

南朝时期，谱牒大兴，借以避免士庶混淆。门选进一步僵化，“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75]，名门子弟垄断二品以上的系资，卑庶只能居二品以下。中正官员品第人物遂成例行公事。梁武帝曾命人改定《百家谱》，凡18册710卷，又作《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由是谱牒成为确定官位高低的依据之一。

和南朝一样，北朝在实行中正制度时，也非常重视门第。北魏孝文帝曾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76]当时不仅品选人才看门第，就是各郡所立的乡学，学生入学的资格也要先从高门子弟选起，次及中等。正如赵翼《陔余丛考·六朝重氏族》所说：“当时风尚，右豪宗而贱寒畯，南北皆然，牢不可破。”

九品中正制发展到南北朝后期，弊病日益明显。北魏宣武帝就曾指出，这种选举办法出不了优秀人才。他在正始二年（505年）下诏曰：“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遂使英德罕升，司务多滞。……必令才学并申，资望兼致。”[77]后来，宣武帝索性下令取消州郡中正，任官改由五人保举。魏孝明帝时，吏部尚书崔亮改行“停年格”法，论资排辈取士。不论贤愚，轮流做官，以停职年限多寡依序而行。到后来发展成选士只看年资，不问其他。九品中正制在北朝已走向穷途末路。南朝的情况比此更甚。由于士人的地位优于北方，选举制度极为败坏，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梁武帝用州重、郡崇、乡豪代替大小中正，并以“唯才是务”部分取代了门选，说明九品中正制基本已被革除。陈霸先一度恢复此制，只不过是拉拢士族、为篡国而行的权宜之策。

二、察举、征辟和朝廷策试下的选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士制度，虽然以九品中正为主，但察举、征辟制仍在继续推行，一直到科举制产生才有所变化。

三国时期的蜀国、吴国，一直因袭汉代选士制度，即乡举里选的察举和由上至下的征辟。魏国在曹丕宣布实行九品中正制的同时，也部分保留了察举制。黄初二年（221年）文帝“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次年（222年），他又“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78]。魏明帝曾下令各郡国以经学贡士。曹魏举孝廉，不同汉朝只偏重德行，而是要求德才并重。据《晋书·魏舒传》记载，曹魏时期已出现了用考试形式录取官吏的办法。这是隋唐开科取士的先声。曹魏的察举注意的是孝廉、秀才两科。而贤良科，只在魏明帝时期进行过两次，不过例行公事而已。

两晋时，对地方郡县所察举的孝廉、秀才一律进行策试，策试分为两种，“孝廉”试经；“秀才”试策。所谓“策”，是指人事政治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晋武帝时期，试策曾盛行一时。两晋策试，有时由皇帝主持，有时由尚书郎负责。东晋元帝时，对孝廉、秀才的考试比较严格。《晋书·孔坦传》载：“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这种情况反映当时地方上所举孝廉、秀才，大多以门第为标准，而真才实学者十分稀少。因此有人建议，允许各地举荐的孝、秀，进入学校修业一个时期后，再行考试。结果有的孝廉居然需用5至7年的补习方能通过考试。

南朝前期沿用魏晋的考试科目，选录孝廉及秀才。史载“宋制，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皆策试”[79]。由于滥竽充数者众，宋孝武元年（454年）对四方察举孝廉、秀才，作出“非才勿举”的规定，而对不堪任用者，要“遣还田里，加以禁锢”[80]。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尚书都令史骆宰提出了策试秀才评定成绩的标准，以五问策对。凡五问全答对者，为上等；三、四题者，为中等；二题者，为下等；一问皆答不出者，落第。骆宰的建议是否实行，史无详载。然而这毕竟是开策试评分论级的一个先例。

南朝后期，朝廷在策试中又增设了高第、明经诸科。天监年间，梁武帝下诏称：“其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81]这是为纠正当时贵游子弟“顾人答策”[82]的现象，而企图通过策试在下层社会录用人才而采取的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在察举孝廉的过程中都逐渐转向考试。虽然那时的考试还不规范，尚存在着沈约批判的“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耳”[84]的问题。但这毕竟是通过考试，向罢去门资选士迈出的可喜一步。这是当时庶族地主势力不断上升的表现。在这动**的年代，选士制度不可能实现全面改革，但其间的经验却为隋唐的开科选士打开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