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晋相对峙的北方十六国，多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权；与南朝相抗衡的北朝，也多是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当政。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均崇尚儒学，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一、十六国时期北方学校教育

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少数民族政权林立。虽然这些割据王朝的立国时间都不太长，但是各国君主，为了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创建制度，纷纷崇儒立学。在他们的主持下，学校教育各具特色，并为北朝时期更广、更深的胡汉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

（一）汉、前赵与后赵的兴学重教

汉国的创立者刘渊是汉化很深的匈奴人。《晋书·刘元海载记》称：“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西晋时，刘渊做北部都尉，在辖区之内“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州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36]。刘渊的几个儿子也颇通经史，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曜是刘渊族子，幼年受到过优越的汉文化教育。他尝自比乐毅、萧何、曹操，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汉、赵统治者虽然出身匈奴族，但是刘渊、刘曜在建国思想上并无特强的胡族意识，政治制度虽然也实行胡汉分治，但却以汉制为主。

刘曜即位伊始，便着手兴办学校，振兴儒学。史载：“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37]刘曜在位时间极短，却能于战乱间隙之间迅速恢复太学、国子学，还大力开办小学。他还曾多次亲临太学，策试学生，更属难能可贵。

如果说，前赵在混乱中尚能恢复学校的话，那么石勒所建的后赵，在兴办官学、发展文化教育方面所作出的成绩，更让后人称道了。石勒本是刘渊的部将，羯族人。他早年曾被掠卖为奴，生活十分悲惨。起兵之初，石勒对汉族上层人士极端仇恨。在战争中，俘获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几乎全部被杀死。这大约与他青少年时代所受苦难不无关系。但是到立志建国后，他逐渐改为拉拢汉族大族的政策，特别是对中小士人尤为重视。石勒大量吸收深诣儒学的汉族士人参加后赵政权。这些人对后赵建国在制度上影响很大。石勒非常信任失意汉族士人张宾，几乎言听计从。石勒本人并不识字，却十分喜好汉文化，经常请人给他读讲史书。石勒在攻取河北、占据襄国之后，立即在境内“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38]。不久，他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39]。在称王的当年，他在太学中特设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诸职。石勒不仅重视开办中央官学，而且还“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40]。石勒办学的特色是重视考试。他曾“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41]。对于地方学校，石勒要求入学的生徒们一律逐年考核。凡三次考核合格者，可由郡国举荐，量才录用为中央或地方的官吏。

石勒选士是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征辟并用。对于各地举荐的秀才、至孝，石勒都用经学作考试的内容。后来他又将考试范围扩大：“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42]，首创了依成绩高下授官的制度。继承人石虎对学校教育也很重视，曾下令地方郡国设五经博士，还在中央于太学之外又设国子祭酒、国子博士。

（二）前燕及前秦、后秦的尚儒兴学

前燕是慕容鲜卑人所建的政权。他们初兴于辽西。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一部分山东、河北汉人大族迁徙至辽西，受到前燕政权的重视。慕容部落在汉文化影响下，到慕容皝称燕王时，前燕政权已基本汉化，这就为其后来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由于慕容部落汉化较早，崇尚儒学成为前燕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传统。早在慕容廆就以儒学家刘赞为东庠祭酒，令世子慕容皝与国胄前往受业，他本人也在“览政之暇，亦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43]。史载慕容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撰《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44]。他还下令，朝中大臣子弟都必须是官学生，并于每月考试评判他们的优劣。慕容儁时期，又“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45]。本人也“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46]。

十六国时期，对于文化教育上有所建树的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是苻坚统治下的前秦。苻坚是个很有作为的人，在汉族士人王猛的辅佐之下，清明政治，南征北伐，一度统一黄河流域，称雄中原达20余年。在这段时间里，前秦尊崇儒学，大兴学校，颇有成绩。苻坚重视中央官学，曾下令“广修学宫，诏郡国学生通一经已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47]。苻坚多次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后来索性“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48]。由此可见苻坚对教育的重视。苻坚对儒学在北方的复兴，贡献很大。史称北方“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49]。

苻坚兴儒振教具有三大特点。其一，他办学，文武并重。他不仅要求“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而且实行小班授课，“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50]，提高将士的文化水准及汉语正音。同时他还要求这些将士们学习军事：“又作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51]苻坚是开我国军事讲武堂的第一人。其二，注重宫廷内的教育。他要求“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敏慧者诣博士授经”[52]。这对加速少数民族上层妇女的汉化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三，苻坚在王猛辅佐下，全力整肃儒学，严禁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尚书郎王佩读谶，杀之。学谶者遂绝”[53]。

后秦是羌人姚苌所建的政权。后秦政权，维持了一个羌汉结合的体制，但以实行汉制为主。到姚兴即位后，大力吸收汉族士人参政。后秦不仅设立太学，同时又设国子学，吸收贵族世家子弟入学。受前秦后期影响，姚兴在崇尚儒学时，注重佛学，特设立专门研究佛学经典的逍遥院，并由名僧鸠摩罗什主持。姚兴为振兴儒学，曾经广泛招纳硕儒饱学之士到长安任教。《晋书·姚兴载记》称：“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修行，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姚兴鼓励学子访求大儒，特下书周告各处关尉曰：“诸生咨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姚兴还“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姚兴不仅提倡法律教育，而且本人经常到咨议堂，听廷尉断案，“于时号无冤滞”。律学教育，对社会的正常运作，具有实效作用。姚兴的律学学校开办时间虽不长，但对后来南北朝的律学的重新设置，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凉州地区的文化教育

十六国时期，凉州地区虽然先后五个政权交错，但各族政权崇尚儒学教育却是一以贯之的。在促进各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中，儒学一直起着积极作用。由于凉州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一方面保留着东汉以来今文经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使它能大量吸收西来的佛学。特别是以敦煌为一个中心点，儒学、佛学并存不悖。这种文化现象一直影响到后世，北魏的经学、佛学，无不打有凉州文化的烙印。

二、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

北朝自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年），至北周静帝字文衍大定元年（581年）止。在近二百余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历史时期。每个朝代都比较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北魏享国日久，学校教育的规模比其他皇朝，甚至与同时期的南朝相较，还要略胜一筹。

北朝的文化教育政策，虽是儒、道、佛杂糅，但以儒学为主。当时的官学教育随着政局的变动，时兴时废，然而儒学在学校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却始终未能动摇。儒学已成为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互相融汇合流的最佳精神纽带。

（一）北魏时期的中央官学及郡国学校

北魏汉化教育始于道武帝拓跋珪。拓跋部落是鲜卑族的一支，原以畜牧射猎为业。入主中原之后，他们在封建化的进程中，最需要的文化营养便是儒学。因此，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62]。

真正将北魏官学教育、儒家经学传播推至**的时期，是孝文、宣武两朝。这两朝突出的成绩是发展了多种学校教育形式：不但太学、国子学和四门小学并立，而且又专设为皇亲国戚、王侯子弟开办的贵族学校——皇宗学。太学、国子学都是先朝早就有的学校，北魏时期仍承前制，只是规模较同时期的南朝为大。早在献文帝时期，北魏朝廷就对太学博士、助教和生员有过明文规定。至于四门小学，则是宣武帝的独创。这是宣武帝拓跋恪听从当时的大儒刘芳的建议而设立的。四门小学大约设在邻近太学的地方，也是相当太学水平的中央官学，并设有四门博士。皇宗之学的设立，略早于四门小学，时间当在冯太后执政的太和初年。皇宗之学，是专门为推进拓跋族皇室贵胄的汉化教育而设立的。魏孝文帝亲政之后，也曾亲自到皇宗学中，询问博士经义。北魏孝文帝是积极推行汉化的佼佼者。史称“孝文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他推崇儒学，曾亲幸鲁城祭祀孔子。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下令禁断胡服，改用汉语，变胡姓为汉姓，所有礼仪制度也全盘汉化。在学校中，他重用汉族名儒，以刘芳为国子祭酒，李彪为中书教学博士等。凡是通经术、文史辞章的人才，他一概授予适当的官爵。一时间，“斯文郁然，比隆周汉。”[64]

北魏不仅在首都设立中央官学，而且也在地方上开办郡国学校。最初只是一些热心教育的太守进行办学，北魏建国之初，常山太守张恂就曾因兴办地方学校，受到过拓跋嗣的称赞。拓跋焘时期，秦州刺史薛谨也在地方立学校并亲自考试诸生。然而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大办地方学校的人还应是献文帝拓跋弘。他接受李沂、高允的建议，下令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北史·儒林传序》对此有明确记载：“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从此，历经献文、孝文、宣武三朝，北魏地方学校呈上升势态。孝文帝时，西兖州刺史不仅在郡国治所建立太学，而且在县、党中普遍建立乡学。只不过，地方郡学的建立是不平衡的，而是依当地官员的热心与否为转移。孝文帝时期，安南王上书反映一些州郡乡学没有建立，要求朝廷派四名博士去地方进行督导。在官学教育中，北魏不仅保留并传扬了儒学经典，而且兼顾佛学与道学。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还承继了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好的传统，特别设立了律学、算学博士，以教授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宣武帝拓跋恪之后，政纲混乱不张，战乱迭起，乃至出现东、西魏分立的局面，官学教育逐渐衰落，并最终陷于停废状态。

（二）北齐、北周的学校教育

北齐的建国者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洋。北齐的官学教育在设置上比较完备，史称“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65]但这仅仅是形式，实际上，由于北齐政局动**，国祚短暂，所以表面上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齐全，而真正官学教育却并不景气。《北史·儒林传序》称：“齐氏司存，或失其守，师保疑丞，皆赏勋旧，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北齐有所谓国学和郡学学生抽调制度，但是“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老师水平差，学生也不认真学，管理松懈，官学教育处于半停废状态。而且社会的风气也不尚读书，有些豪门对做学问颇不以为然。《北史·儒林传序》云：“高昂，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北齐的学校教育，有一点还是应当提及的，就是在州郡学中立孔子、颜回之庙。齐文宣天保元年（550年），“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66]。这大约是天下郡学立孔庙之始，对于后世普遍尊孔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儒学在社会及教育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