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朝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在这个动**的时代，社会上却更加注意人才的培养。只要客观条件允许，魏晋南朝的统治者便极力利用一切机会举办学校教育以育人才。在各级官办学校中，不仅教授儒学，而且还开创分科教学。儒、佛、道、玄兼容，以儒为主，使各时期的官学各具特色。私学的发达昌盛更补时停时废的官学之不足，使这个时期的各种学术思想繁荣，人才辈出。当此之时的选士制度，经历了九品中正制的兴衰和察举，征辟及朝廷策试的变迁。

一、魏晋时期的学校教育

（一）魏晋时期的中央官学

随着东汉帝国的瓦解，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渐次形成。三国在其开国之初都比较重视学校教育，相继开办中央官学。魏、蜀称太学，吴称学宫。三国之中，魏国的中央官学稍胜吴、蜀二国。

曹操早在拥兵自重、图谋执掌政权之时，就于反袁战争中首开育人重学之风气，为死亡军士亲属设置学师。“（建安）七年（202年）春正月，公军谯，令曰：‘……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1]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五月，曹操于邺城南（今河南省临漳县）作泮宫，兴官学。曹丕称帝，于黄初五年（224年）在洛阳正式创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刘备于章武元年（221年）称帝后，亦立即兴办太学。命许慈、尹宗任博士，孟光、来敏掌管旧文。《晋书·儒林传》载：“文立，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孙权在称帝后的第二年，即公元230年特下诏书以立国学，置都长（学会之长）祭酒，以教学诸子。后因战争过频，政局动**，孙权此令没有认真得到执行，30年后孙吴景帝孙休于公元258年又再下诏书：“按旧制置学宫，立五经博士。”[2]

三国的中央官学以魏国的规模最盛，教学制度也比较健全和正规。史载：“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造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3]时至魏元帝曹奂景元三年（262年），太学生数增至数千人。当名士嵇康受刑时，曾有三千太学生为其请愿，可见太学之盛。魏在举办太学的同时，还创办了一所类似太学，但更具高级研修式的学府：崇文观。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年）夏四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4]。明帝景初年间（237—239年），又命令选派高才能解经义的30人，向当时名儒高堂隆、苏林、秦静等学习四经三礼，并加课试，唯恐经学后继乏人。魏太学不仅规模大，而且注意改进大学生的管理及结业制度。史载：“蒋济奏：太学堂上，官为置鼓，凡学受业，皆须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学者，以年齿长幼相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学者不恭肃慢师，酗酒好讼，罚饮水三升。”[5]对于太学生结业制度，魏废除西汉一年一试及东汉两年一试的办法，创立了五课试法。规定初入学者称“门人”，经过两年学习之后，考试能通一经者，才能称为“弟子”，成为正式的太学生。考试不及格者，革除学籍遣回原籍。此后，每学习两年、三年增试一经，五经全部考试通过方随才叙用，授予一定官职，太学生因此常须八年才可结业。这实际上是一种学校教育与文官考试任用合一的制度。

三国时期的太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学为主。曹魏重古文经学并有玄学化经学出现；蜀亦流行古文经学；唯吴只授今文经学，蜀、吴对于玄学化经学均不甚研究也不讲授。

两晋皇朝是以司马氏为首的大族联合政权。因此门阀士族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反映在教育上，则在此时出现了太学、国子学并立的中央官学制度。

晋太学初立于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因为是在魏太学的基础上建立，所以晋武帝下令整顿太学。太学经过整顿，淘汰不合格太学生及博士教官。这里说明一下，魏太学办到后来，由于战争频繁，许多青年人为了逃避兵役、徭役纷纷进入太学混饭，致使累年积太学生多达成千上万，鱼目混珠。晋武帝将接手的太学，由原来七千余人减至三千余人，设博士19人，并限六品以下一般贵族子弟入学。太学中除正式生之外，可招不同出身的各式寄学、寄学陪住生。凉州、西域来的少数民族学生则称为散生。对于高门士族子弟，则另创设国子学：“咸宁四年（278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6]国子学限五品以上贵族子弟方可入学。两晋的太学与国子学一直是两者并存，正所谓“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原两存之也……”[7]

两晋的国子学和太学办得并不是十分景气。西晋惠帝元康年间曾一度两学兴盛，潘岳作《闲居赋》曾描述：“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8]然好景不长，西晋末至东晋初年，由于政局混乱，战乱此起彼伏，两学一直处于时兴时废状态。淝水之战东晋取胜之后，虽然东南偏安于一时，孝武再兴两学，仍然是起色不大，两学的规模远远不如曹魏及西晋初年，太学与国子学在校学生不过百十余人。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战争频仍，最主要的还是由于自曹魏开始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长期执行，导致士族子弟可以不进学校而专依门第越级升迁。一般士人入学只为避役并不指望通过学校考试就能入仕高官。特别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风行老庄，虽然两晋中央官学授课内容已兼有玄学和佛学，但仍是以儒家经学为主，引不起青年学子的兴趣，由此入学人数锐减，这也是导致两学日益衰落的原因之一。

（二）魏晋时期的地方学校

三国两晋在开办中央官学的同时，都曾在州郡开办地方学校，一般由地方各级政府举办。地方乡校多以推行社会教化为办学宗旨，特别重视行礼教育，同时学习儒家经学。这些地方乡校一般均无定制，往往随时局变动而时办时废。若地方长官重视教化，学校则办得较为兴旺，也有专为培养个人势力而兴办地方官学的。

魏、蜀、吴三国之中，魏地方教育较吴蜀普遍，办学的州、郡、县比较多。曹操执掌权柄后于建安八年（203年），就曾向地方下达兴学的命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9]此令下达之后，确有一定成效。例如建安初，河东（今山西境内）平定之后，太守杜畿开设地方学校，自己亲自授课，并任命大儒乐详为文学祭酒。河东一时学风颇兴，弘农太守令狐邵也派官吏前去河东乐详处就学，学成之后回弘农办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10]。这一时期办学的还有南阳太守杨俊、平原王烈，扬州刺史刘馥等。魏文帝时期，雁门太守牵招曾努力于战争间隙、边境略安之时兴学：“野居晏闭，寇贼静息。招乃简选有才识者，诣太学受业，还相授教，数年中庠序大兴。”[11]济阴太守郑袤兴立庠序，曾在广千以德化为先，深得当地百姓爱戴；陈留太守刘劭亲自到郡学中执讲经学；王基在江夏“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12]。管辂所在的地方官学中有国内外及远方求学诸生达400余人，可见魏之地方学校之盛。

蜀国的地方学校以益州较为发达。益州地方学校原来是汉文翁首创郡学的地区，到刘备时又任命来敏为典学校尉，尹默为劝学从事。刘禅建兴年间谯周被提升为典学从事，总管全州教育。由于谯周办学有方，甚得当时百姓称颂，后来益州刺史董荣在州学之中高挂谯周像，称赞他：“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终始是书。”[13]

吴在州亦曾设地方官学。例如孙瑜为奋威将军，领丹阳太守时，对于笃学好古的儒学家马普十分尊敬，特请马普教授将吏子弟数百名，“遂立学官，临飨讲肄”[14]。顾邵任豫章太守时，曾选小吏中资质聪慧者入乡学，凡学习优秀者“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15]。

两晋的地方官学较之三国，最突出的特点是更无定制。且多由地方长官自行创办，其中不少是地方官吏为培植私人势力而兴办的。

西晋武帝时期地方教育还有可称道处。影响比较大的有这样几个人：虞溥在太康年间任鄱阳内史时，曾经“大修庠序，广招学徒，移告属县曰：‘……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乃具为条制。于是至者七百余人”[16]。虞溥并作诰书要求学生“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认为不患才之不及而患志之不立，只要专心学习，一以贯之，必可有成就。杜预镇守荆州之时，曾一面讲武，一面设立泮宫讲学，一时传为佳话。河南尹王恂在任期间曾建立二学，开设《五经》，羊祜镇南厦也曾设庠序，唐彬更于边远地区乌丸“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17]。

东晋孝武帝时期，举办地方教育比较积极并有一定影响的是太元年间的范宁。他在任豫章太守之时，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18]

为培植私人武装割据势力，而努力兴学出名的，一是西晋的张轨，他在镇守凉州时，特立学校，征九郡胄子500人，置崇文祭酒，春秋行乡射之礼。二是东晋穆帝永和年间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兴办学校。庾亮亲自选置学官，建立学舍，收罗“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论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19]。并且下令参佐大将子弟全部入学，他自己的子弟也令在学中受业。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当时军事及政治形势的需要，培植个人势力，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以安抚地方。

二、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

南朝虽内外交困频仍，但是学校教育比前代仍然有所发展。中央官学办出了许多特色，而地方官学则若有若无。中央官学除开设主讲儒学的国子学外，又创立了专科学馆，讲授研究不同学派的经学及各种专门学问，南朝的学术由是呈繁荣昌盛状。

（一）南朝时期的国学经馆

刘宋皇朝立国60年，在开国之初宋武帝刘裕就曾下诏书兴学校、选儒官，然未及实行，武帝便去世。刘宋国子学正式恢复是文帝刘义隆元嘉十九年（442年）诏：“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20]同年，文帝下令兴办地方官学。元嘉二十三年九月，文帝曾“车驾幸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21]。十月下诏，对于学生的回答表示赞赏并给国子学生及教授之官以赐帛的奖励。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因北魏太武帝侵宋战争爆发，宋文帝下令停办国子学以全力北抗入侵者。20年以后，刘宋明帝泰始六年再度兴学，改国子学为总明观。

总明观设立，一改过去国子学中只讲授儒家经学的传统，而开设儒、道、文、史、阴阳五个学部，分部教学。史载：“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立阴阳者遂无其人。”[22]阴阳学部虽无人主持，然特设此学部，也反映了当时学界确有好此术之人。

齐立国虽然短促，但对学校教育也还是有所注意。齐一开国就恢复国子学，不久又因皇帝去世行“国哀”而宣布废学。齐既废除刘宋的总明观，国子学又停停办办，不成定制，于是作为国子祭酒的王俭便创立了学士馆，干脆将总明观所设的四部学（除阴阳学）移到他家中开办，学士馆代替了国子学，所谓：“盖国学虽兴替不恒而言之讲习未坠。”[23]

梁武帝萧衍在位48年，本人又笃学儒玄，这使得梁在教育上颇有建树。梁武帝著有《尚书大义》《中庸讲疏》等200余卷，由是他一改刘宋时总明观之格局，专讲五经，而且特开一经一馆的学制。由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这些当时的大儒为博士，各主持一学馆进行教学。五经学馆统招收寒门子弟，入学就试只问学习程度，不论出身，不限人数。一时间五馆多至数百学子。学生入学之后，由国家供应伙食，结业考试合格即委派一定官职。各馆教授各具特色，例如明山宾平易近人，为诸生爱戴：“山宾累居学官，甚有训导之益，然性颇疏通，接于诸生，多所狎比，人皆爱之。”[24]贺玚精于《礼》，弟子学习成绩均优良，致使：“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25]严植之：“讲说有区段次弟，析理分明。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众千余人。”[26]

梁武帝在天监五年（506年）又开办集雅馆，以招远学。集雅馆是带有一定研究性质的学馆，有些类似研究院，但是也只限于讲授儒学五经。

天监七年（508年）梁武帝下诏重新开办国子学，专招士族高门子弟入学，并且亲自到国子学策试学生，还将他自己所撰《孝经义》列入国子学课程。昭明太子也到国子学行释奠礼，于是皇太子、皇子、王侯子弟纷纷入学受业。梁武帝后又将自己所著《孔子正言章句》列入国学课程，特设立正言博士一人、助教二人，一时间国子学举办得相当兴盛。

大同七年（541年）梁武帝再设士林馆。士林馆为广纳学者之馆，也是士人讲学兼研究的地方。当时相继在士林馆讲学的有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梁武帝亲撰《五经讲疏》等书使舍人孔子祛也到士林馆宣讲。史载士林馆讲学之盛况如：“周弘正，累迁国子博士。时于城西立士林馆，弘正居以讲授，听者倾朝野焉。”[27]

总之，有梁一代，在梁武帝倡导之下中央官学曾一度发达。多种学校的设置，使讲诵经学的风气盛极一时，真可谓：“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28]这种盛况也是与时局相对安定不无关系。然到梁武帝末年，随着政治腐败，侯景之乱爆发，国势衰微，梁官学在战火之中多数被毁，官学教育随着梁的灭亡而走向衰落。

陈武帝霸先于公元557年废梁敬帝立陈朝。大约是在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恢复兴学，并且是建立了太学和国子学并行的制度。史载天嘉元年，沈德威“授太学博士”[29]，天嘉五年（564年），沈不害“迁国子博士……勅治五礼”[30]。至陈后主时期，仍有太学、国子学兼设的记录。但是由于陈朝“承前代离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既日不暇给，弗遑劝课”[31]。所以“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32]。陈朝的官学教育在整个南朝期间属于办得最差的。

（二）南朝时期的分科学校

南朝时期的分科学校始创于刘宋文帝时期。早在宋武帝初年时，因为官学荒废太久，一时难以恢复，武帝便鼓励私人开馆讲学。他亲自召迎隐居庐山的名儒周续之下山讲学，史载：“上为开馆东郭处，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之义，辨析精奥，称为该通。”[33]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下令在京师开设单科性的四学馆，史载：文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馆”[34]。分科教学既是教育学上的进步，又是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两晋以来玄学大倡，知识界雅好老庄，清谈成风。玄学馆的设立正反映了这一需求。九品中正选官制度的推行，使门阀家世更重谱牒，追宗续史成为时尚，史学馆的成立则属必然。魏晋雅重文学，文章辞赋日趋华丽，到刘宋时期更是文人辈出，文学馆自然应运而生。儒学始终是统治者维系政权的重要思想武器，须臾不可或缺，儒学馆自是不可缺少。这种单科教学打破了经学的一统天下，南朝从此兴起分门学校的建设。宋明帝设经学总明观时，在其中也单设立了文学、史学馆。

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年），廷尉孔稚珪上书要求在国子学中增设律学助教，仿照《五经》博士教学法，学法律的国子生经过策试，可擢用为执法官吏。这个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是却在官府中单设立了律学博士，以教授小吏。这个建议和实际上的需要，对后来的梁武帝开设律学专科学校有直接影响。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二月，“初置胄子律博士”[35]。

南朝的分科学校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所开专科类别不甚广泛，学校存在的时间有限，但是它却突破了自汉代起国立学校以经术为根本课程的框架，而将玄学、文学、史学、律学列为正式的分门学科，开办专门学府，实在是可称道的创举。南朝的分科教学及专科学校教育，对隋唐时代分科学校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分科教学的兴盛起到了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