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是汉世最高的道德标准。忠是对国而言，孝是对家而言。国与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它们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上的冲突。汉世强调忠是第一位的，孝是第二位的。但同时也提倡忠、孝的统一关系，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但忠孝往往不能两全，汉世固然称“以孝治天下”，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要人们移孝于忠，把忠君摆到首位。因此，两汉时代主要表现为忠君重于孝亲的道德观。汉末以降，社会长期动**分裂。在乱世之中，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世族地主势力得到迅速的发展，终于演变成门阀士族。门阀士族要求摆脱皇权的控制，无限制地扩展自己的政治权力和财富；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他们垄断选举，窃居高位，左右皇权。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他们高倡玄学，轻名教而重自然，使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于是，轻国重家的观念在东晋南朝成为道德观念的主流。在他们看来，君主的更易，政权的兴替，与自己及其家族并无关系；一有机会，他们或直接篡权夺位，或帮助他人为逆。他们唯一看重的是个人的权势、地位和家族的既得利益。当其家族利益受到某种损害时，便竭力维护，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要挟朝廷。

一、无忠君之节，有孝治之名

唐人李延寿撰《南史》，在《孝义传》后论中，对比了两汉与魏晋南北朝不同的伦理道德观。他说：

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汉世士大夫注重修身，所以忠孝成俗，他们之能出仕为官，都是忠孝所致。晋、宋以来，道德风尚变坏了，那些膏腴大族、世宦官僚，大多不讲忠孝，这实在是士大夫的耻辱。这里虽言东晋南朝，其实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莫不如是，回顾这段复杂的历史，当知李延寿言之不虚。

这一时期的各代帝王，尤其是开国之君，大多靠篡夺起家，其自身便是一批不忠不孝之徒。魏晋以来，篡夺相寻，是举世公认的史实。曹氏篡汉，开启了篡夺的先例，但曹操毕竟有“遂灭群雄，克平天下”的功绩；司马氏篡魏，则通过宫廷政变夺得帝位，纯系阴谋诡计。唐太宗曾严厉抨击司马懿的不忠，他说：“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104]司马懿父子的不忠行为，就连其后代也深以为耻。东晋明帝曾向丞相王导问及前世所以得天下，王导乃述司马懿创业之始，及司马昭弑魏帝高贵乡公事，明帝羞愧掩面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105]后赵石勒也十分鄙视曹氏、司马氏父子的不光彩行为，对臣下说：“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106]

司马氏作为士族地主的代表，因为他们自己不忠，所以羞于向臣民言忠，于是便打出孝的招牌，标榜“以孝治天下”，大肆宣扬“孝悌名流”，为其树碑立传，借以敦励风俗，巩固统治。有晋一代，“孝悌名流”继踵，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特色。其实，司马氏所宣扬的孝道，目的还在于提倡一个“忠”字。

“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曾向司马氏标榜的虚伪孝道进行大胆的挑战。《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阮籍遭母丧，当着司马昭的面饮酒食肉，就是向虚伪的孝道公开挑战。嵇康作《管蔡论》，替周初的管叔、蔡叔翻案，认为管、蔡之反，是疑虑周公篡位，是拥戴天子、忠于王室的表现，“忠疑乃心，思在王室”“翼存天子，甘心毁旦”[107]。这是影射司马氏不忠于王室，行将篡位。嵇康公开宣称要“非汤武而薄周、孔”[108]，实际上也是要否定司马氏提倡的那一套虚伪的礼教。

晋以后，凡权臣皆取法司马氏，篡位前后必弑其君，几成惯例。如刘裕弑晋恭帝，萧道成弑宋顺帝，萧衍毒杀齐和帝，陈霸先害梁敬帝，以及高欢弑北魏节闵帝元恭，高洋鸩杀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宇文泰鸩杀北魏孝武帝元修，周闵帝杀西魏恭帝拓跋廓，等等，难以尽数。萧道成禅代时，命王敬则勒兵入殿，宋顺帝吓得逃于佛盖之下，被搜出后，哭着问敬则：“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顺帝哭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109]不久还是被杀死。这段简略的对话，逼真地刻画出逊位者的恐惧、篡位者的无情，这哪里还有半点忠孝的影子！至于皇室内部的骨肉相残更触目惊心，如刘劭弑其父宋文帝；宋明帝杀其兄弟子侄20余人；齐明帝以支庶而夺帝位，尽灭高、武子孙无遗种，其惨毒自古未有。

与此同时，他们还常常把孝道当作对付政敌的有力武器，进一步暴露其孝道的虚伪性。司马氏先后废魏帝曹芳而杀曹髦，司马昭加给曹芳的罪名是“恭孝日亏，悖慢滋甚”；加给曹髦的罪名是“不能事母，悖逆不道”[110]。桓温废晋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罪名是“昏浊溃乱，动违礼度”[111]。桓玄杀司马道子，谓其“酣纵不孝，当弃市”[112]。宋明帝杀其侄前废帝刘子业，夺得帝位，宣布刘子业的罪状是“少禀凶毒，不仁不孝”[113]。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上之所行，下必效焉。”既然封建帝王或权臣对前朝君主不忠，就难保别人忠诚于他；既然其“孝治”徒有虚名，也就难于用之治理天下。

二、“自致身荣，不存国计”

门阀士族是这一时期政治上最活跃的阶层，尽管社会长期动乱，杀戮篡夺相寻，封建小朝廷像走马灯一样变幻无常，但是，这统统与他们的门第无干。既不影响其政治地位和特权，也不会从根本上损害其经济利益，更何况这些小朝廷都是从别人手中夺得的呢！因此，他们无须为之效忠，而把君臣的名分、国家的存亡看得无足轻重。

为了自致身荣，一些高门大族在新旧王朝交替之际，为家族门户计，无所不用其极。以河南阳翟褚氏为例：东晋一朝，褚裒之女为康帝皇后，以外戚而登太傅高位。其曾孙裕之、秀之、淡之并于晋末荣显于朝，秀之妹为恭帝皇后。秀之兄弟虽晋氏姻亲，却尽忠于刘裕，恭帝子女多为秀之兄弟杀戮，恭帝本人也被刘裕指使淡之所弑。刘宋建国，秀之兄弟子孙亦贵显当朝，且世代与刘氏帝室联姻，尚公主者前后7人，为皇后者1人。秀之子渊历侍中、吏部尚书、护军、中书监等要职。刘氏帝室对于褚氏可谓皇恩浩**，然而一旦刘氏衰微，褚渊立即成为帮助萧道成篡位的首谋之一。又如琅邪王氏：宋世，王僧绰尚宋文帝长女东阳献公主，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其子王俭复尚宋明帝女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超迁秘书丞，王氏与刘宋帝室的关系亦非同一般。但至宋末，撺掇萧道成夺位最得力的正是王俭其人，“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萧道成践位后，对王俭颇为感激，夸赞说：“卿谋谟之功，莫与为二。”[116]齐代著名隐士何点看不惯褚渊（字彦回）、王俭的背主行为，大加讥刺，曾谓人曰：“我作《齐书》已竟，赞云：回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117]何点的意思是说，褚渊、王俭高门显贵，并非依赖刘宋帝室外舅之力，又安能顾惜外家？意在斥责高门大族不顾国家利益，背叛旧主投归新朝的可耻行为，可谓一针见血。褚氏、王氏如此，其他大族也不例外。

惟其如此，故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他们不是畏懦不前，便是变节投敌，而奋起匡救、蹈义殉国者如凤毛麟角。西晋惠帝时，祸起萧墙，狼烟四起，国家有累卵之危，人民遭涂炭之苦，所谓高门大族者曾不以此为念。琅邪王戎居官尚书左仆射，拜司徒，位总鼎司，“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从弟王衍位至太尉、尚书令，及司马越卒，众人共推他为元帅，率兵御敌。当此危难时刻，他始而极力推辞，继而畏敌如虎，致使20余万晋军主力遭石勒围歼，全军覆灭，积尸如山。王衍被俘，石勒问以晋乱之故，他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衍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又“自说少不予事，欲求自免”。并趁机献媚取宠，劝石勒称尊号。面对如此贪生怕死、奴颜婢膝的无耻之徒，石勒愤怒斥责道：“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予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又感慨系之地说：“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乃使人于黑夜排墙填杀之。唐人房玄龄撰《晋书》，合王戎、王衍为一传，著论评述说：“戎则取容于世，旁委货财；衍则自保其身，宁论宗稷。”[122]琅邪王氏是西晋最为显赫的高门大族，其苟容处世，自保其身，不顾宗庙社稷如此，其他大族概莫能外。后赵谋臣张宾曾对石勒说：“自将军神旗所指，衣冠之士靡不变节。”[123]高门大族无仗节死义之道，由此可见一斑。

东晋南朝偏安江左一隅，南北民族矛盾尖锐。为了维持苟安的局面，面对强敌压境的严峻形势，各封建王朝也曾组织过一些有效的抵抗，如东晋抗击前秦，刘宋对北魏的战争等。东晋时，高门大族中的某些成员尚能发挥一时的重要作用，但人数毕竟极其有限，能如桓温、谢安者不过数人而已。至南朝，在大族中就很难看到柱石国家的人物了，稍能为国分忧者亦难觅其人。南齐萧子良曾谏齐武帝曰：“未闻一人开一说为陛下忧国家，非但面从，亦畏威耳。”[124]就很能反映当时的现实情况。梁末侯景举兵向阙，国家岌岌可危，时四方征镇率兵入援者30余万，然号称勤王，却迁延坐视，“莫有斗志，自相抄夺而已”[125]。且不说萧梁宗室内自相图，骨肉相吞，若柳仲礼、柳敬礼、羊鸦仁等握有兵权的大族代表人物亦莫不开营降贼，后期参与平定侯景之乱的王僧辩也曾屈膝于景，至如王、谢等第一流高门竟不见一人舍生以救君王者，而能捐躯殉节仅羊侃、韦粲、江子一、张嵊少数几人而已。正因为如此，侯景才得以步骑八百顺利渡江，势如破竹，横行江左前后达五年之久，致使江南社会遭受到东晋南朝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毁灭性破坏。

清代史家赵翼认为，江左“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国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自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此江左社会习尚之极敝也”[126]。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士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处世的基本道德规范，而两晋南朝的门阀士族反其道而行之，是同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三、“只成门户私计”

南宋陈亮曾作《念奴娇·登多景楼》词，词中写道：“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该词虽为吊古伤今的有感之作，但作者是著名爱国学者，谙熟历史，所说确实一语中的。

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的动**与分裂，王朝更替频繁，始终无法形成强大统一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士族势力的空前发展，大族强盛，门第经久不衰。上述局面都与轻国重家道德观的泛滥，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注释

[1] 《新唐书·儒学·柳冲传》。

[2] 同上。

[3] 秦观：《淮海集·王俭论》。

[4] 《南史·王筠传》。

[5] 《南齐书·高帝纪》。

[6] 《晋书·杨佺期传》。

[7] 《晋书·桓玄传》。

[8] 《南史·杜骥传》。

[9]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10] 《南史·张绪传》。

[11] 《南史·沈文季传》。

[12] 《南史·张率传》。

[13] 参见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 《南齐书·丘灵鞠传》。

[16] 《南齐书·沈文季传》。

[17] 《南齐书·王晏传》。

[18] 《南齐书·王僧虔传》。

[19] 《南史·王僧祐传》。

[20] 《魏书·李顺传》史臣后论。

[22] 《北史·杜铨传》。

[23] 陈寅恪：《述王导之功业》，载《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24] 《宋书·武帝纪上》。

[25] 《宋书·宗越传》。

[26] 分见《梁书·武帝纪》《南史·张缵传》。

[27] 分见《南史》之《纪僧真传》、《刘係宗传》。

[28] 《宋书·恩倖传》前论。

[29] 《晋书·王彪之传》。

[30] 《晋书·王国宝传》。

[31] 《宋书·江智深传》。

[32] 《南史·羊欣传》。

[33] 葛洪：《抱朴子·崇教篇》。

[34] 屠隆：《鸿苍节录》卷一。

[35] 《南齐书》卷二十三“史臣后论”。

[36] 《南史·王僧达传》。

[37] 《晋书·陶侃传》。

[38] 《晋书·易雄传》。

[39] 《南史·恩倖茹法亮传》。

[40] 《南史·蔡廓传》。

[42] 《南齐书·张敬儿传》。

[43] 《南史·王敬则传》。

[44] 《南史·刘祥传》。

[45] 《宋书·羊玄保传羊希附传》。

[46] 《魏书·高宗纪》。

[47] 《魏书·刘昶传》。

[49] 《南史·袁昂传》。

[50] 《陈书·蔡凝传》。

[52] 《北史·崔逞传儦附传》。

[53] 《南史·蔡兴宗传》。

[54] 《晋书·石苞传》。

[55] 《宋书·张敷传》。

[56] 《晋书·良吏王宏传》。

[57] 《南史·陈显达传》。

[58] 《南史·陈显达传》。

[59] 程树德：《九朝律考·晋律考上》。

[60] 《太平御览》卷六五二引《傅子》。

[61] 《晋书·杜预传》。

[62] 《晋书·羊曼传弟聃附传》。

[63]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

[64] 《资治通鉴》卷九十·晋元帝太兴元年。

[65] 《晋书·庾亮传》。

[66] 《晋书·范汪传》。

[67] 《隋书·刑法志》。

[68] 同上。

[69] 同上。

[70] 《晋书·食货志》。

[71] 同上。

[72] 《南齐书·礼志上》。

[73] 《晋书·桓玄传》。

[74] 《隋书·百官志上》。

[75] 《宋书·褚湛之传》。

[76] 《南史·后妃上》。

[77] 《宋书·后妃传》。

[78] 《南史·王彧传》。

[79] 《魏书·目录序》。

[80] 《北史》卷三十三《李顺传》。

[81] 《资治通鉴》卷一六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条。

[82] 《晋书·陆晔传弟玩附传》。

[83]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84] 《南史·韦濬传子放附传》。

[85] 《魏书·王慧龙传》。

[86] 杜佑：《通典》卷六十《嘉礼五·周丧不可嫁女娶妇议》。

[87] 《全晋文》卷一三一。

[88] 《北史·封懿传附封述传》。

[89] 《颜氏家训·治家篇》。

[90] 《魏书·高宗本纪》。

[91] 《魏书·高祖纪》。

[92] 《南史·王元规传》。

[93] 《魏书·恩倖赵邕传》。

[94] 《魏书·崔辩传附崔巨伦传》。

[95] 《文选》卷四十一《沈约奏弹王源》。

[96] 《北史·陈元康传》。

[97] 《北齐书·孙搴传》。

[98] 《北齐书·魏收传》。

[99] 《晋书·裴秀传》。

[100] 《世说新语·贤媛篇》。

[101] 《南史·郁林王何妃传》。

[102] 《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

[103] 《魏书·高宗纪》。

[104] 《晋书·宣帝纪》。

[105] 同上。

[106] 《晋书·石勒载记下》。

[107] 《嵇康集》卷六《管蔡论》。

[108] 《嵇康集》卷二《与山巨源绝交书》。

[109] 《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高帝建元元年条。

[110]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111] 《晋书·海西公纪》。

[112] 《晋书·简文三子传》。

[113] 《宋书·前废帝纪》。

[114] 《南史·王俭传》。

[115] 《南齐书·褚渊传》。

[116] 《南史·王俭传》。

[117] 《南史·何尚之传》。

[118] 《南齐书》卷三十二《王延之传》。

[119] 《南史》卷二十《谢朏传》。

[120] 《南史·褚炤传》。

[12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六《齐高帝》条。

[122] 《晋书·王戎传》及史臣后论。

[123] 《晋书·石勒载记》。

[124] 《南齐书·萧子良传》。

[125] 《南史·梁本纪中》。

[12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

[127] 《晋书·王敦传》。

[128] 《晋书·孙盛传》。

[129] 《宋书·王景文传》。

[130] 《梁书·王茂传》。

[131] 《北史·王宪传昕附传》。

[132] 《晋书·良吏传》前论。

[133] 《魏书·李冲传》。

[134] 《南史·王僧达传》。

[135] 《南史·江禄传》。

[136] 《南史·王筠传》。

[137] 《晋书·王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