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阀制度下，时人最重“婚”与“宦”。“宦”是指官职的清浊和官位的高低，尤以清浊为主；“婚”是指姻亲关系。婚宦两者，互为影响：官爵高低清浊关系门第的升降，而门第又是决定婚姻的前提条件；婚姻门当户对，才能保证仕途畅达。门阀士族为了维护特权，所以绝不肯让“婚、宦失类”；否则遭到排抑，轻则仕途坎坷，重者被逐出士流。

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社会婚姻规范相对失衡。门阀士族视门第，成为婚姻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条件。他们既不顾及婚姻双方的主观愿望，也很少考虑对方的道德才能。由于实行严格的门阀等级性内婚制，所以婚姻被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他们或联姻帝室，或相互反复结亲；在南方，一般情况下，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也很少通婚。在北方，山东、关中“郡姓”倒是可以互通婚亲，或与号称“虏姓”的鲜卑贵族联姻。但无论侨姓、吴姓、郡姓或虏姓，都不肯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庶族寒人通婚，尤以与百工伎巧卑族结亲为耻。“士庶不婚”“贵贱不婚”成为固定习俗。通婚范围既窄，许多高门大族便往往不顾婚姻禁忌而近亲结婚，于是同姓婚、中表婚、尊卑婚、续嫁婚、指腹婚、拜时婚、财婚等形形色色的婚姻形式泛滥起来，从而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一、高门大族与帝室联姻

《魏书》卷三十三《公孙表传附公孙邃传》载：“公孙邃、叡为从父兄弟，而叡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悬隔。巨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须当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这里虽言北朝，实乃南北共有之现象。士大夫是否有好婚亲，重要的不是“吉凶会集”的礼遇高低，而是关系到仕途和门第的大事。

门阀士族所选择的好婚亲，首先是与帝室联姻。虽然他们口头上奢谈不以联姻帝室为殊荣，实际上却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试先以东晋南朝诸皇后为例：据《晋书·后妃传》载，东晋正式册立的皇后共11人，其中太原王氏3人，河南阳翟褚氏2人，颍川庾氏2人，琅邪王氏、京兆杜氏、庐江何氏各1人，皆为高门，余1人身世不明。南朝四代开国之君本非高门，称帝前难以与高门联姻，只有当其称帝后才成为特殊的高门，故诸帝联姻情况当以每朝的第二代君主算起。据《南史·后妃传》统计，在南朝诸皇后中，除个别身份不明外，几乎全系高门，尤以琅邪王氏居首，共达9人之多。而侨姓与吴姓相比，侨姓皇后30人，占总数32人的93.7％，吴姓仅2人而已。

高门联姻帝室，双方所看重的仅是门第、血统，而很少或不考虑功勋才能。史称“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75]。只要门第显赫，血统高贵，即便痴呆，照常可尚公主。《南史》卷二十四《王峻传》称：“子琮为国子生，尚始兴王女繁昌主。琮不慧，为学生所嗤，遂离婚。”这是发生在梁代的事。王琮“不慧”，就是不聪明，或者说是个大傻瓜，可他出身血统高贵的琅邪王氏，仅凭这一条，便娶了始兴王萧儋的女儿繁昌公主为妻。大约王琮太傻，常遭到国子学生嗤笑，丢了皇室的脸面，才结束了这一不幸的婚姻。离婚后，王峻向始兴王致歉，王曰：“此自上（指梁武帝）意，仆极不愿如此。”王峻仍以门第自矜，曰：“下官曾祖是谢仁祖（指谢尚，谢安从兄）外孙，亦不籍殿下姻构为门户耳。”尚公主如此，诸王纳妃同样专以门第为重。齐郁林王萧昭业，文惠太子之长子，初封南郡王，将纳庐江大族何戢女婧英为妃，“文惠太子嫌戢无男，门孤，不与为婚”。王俭劝说道：“南郡王妃，便是将来外戚，唯须高胄，不须强门。今何氏荫华高族，实允外戚之义。”[76]永明三年，乃成婚。南齐帝室最终与何氏联姻，关键在于何氏是“荫华高族”，其他便无须计较了。

通过与帝室联姻，高门大族成为外戚。这种特殊地位使得他们升迁更快，官爵更高，所得特权更多。一个家族只要有一人或若干人与帝室结亲，整个家族都要沾恩受宠。如琅邪王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吴兴长公主，女为宋孝武帝皇后，长子藻复尚宋文帝第六女临川长公主，故王偃本人少历显官，直接由黄门侍郎升迁秘书监、侍中，满门贵盛。何瑀尚宋武帝少女豫章康长公主，女为前废帝皇后，子迈尚宋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何氏外姻疏戚，莫不沾被恩纪。瑀历位清显，至卫将军”。何迈“少以贵戚居显官，好犬马驰逐，多聚才力之士。……迈每游履，则结驷连骑，武卫成群”[77]。其地位、其声威远非一般高门所能比。联婚帝室，同时也会因福得祸。宋明帝朝，琅邪王彧为宰相，妹为皇后，门族强盛。明帝担心死后会失权于王氏，临终前遣使送毒药赐王彧死，并说：“朕不谓卿有罪，然吾不能独死，请子先之。”因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78]宋明帝不加罪名而诛戮王彧，原因就在于王氏外戚势强，触犯了正处于皇权回归阶段刘宋王朝的禁忌。但是，相比较而言，得大于所失，这就是高门大族热衷于联姻帝室的根本原因所在。东晋南朝的多数门阀士族之所以门第经久不衰，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袁氏等之所以能始终保持第一流高门的地位，而琅邪王氏中的“马粪诸王”又总是高于“乌衣诸王”，除了政治因素外，还与他们长期联姻帝室，特别是若干代人反复与帝室结亲密不可分。

北朝是鲜卑族建立的胡族政权，其情况不同于南朝。尽管北朝统治者竭力拉拢汉族士人以扩大统治基础，但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始终存在。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帝室不仅很少与汉族高门联姻，而且太武帝拓跋焘还以崔浩“国史案”为借口，大肆诛戮崔、卢、柳、郭等大族，“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79]。孝文帝改革后，鲜汉贵族地主间的矛盾趋于缓和，汉族高门与北朝帝室联姻的情况才逐渐增多。孝文帝曾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陇西李冲之女儿以充后宫，并替自己的五个弟弟聘娶汉族高门的女儿为王妃。崔卢等大族嫔王尚公主者也随之大增，后来的北齐、北周乃继续保持鲜汉高门互通婚姻的做法。如范阳卢渊第三子道裕尚北魏献文帝女乐浪长公主，第四子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渊从子元聿亦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卢氏一门三主，为时人称羡。赵郡李孝贞从姊为北齐文宣帝昭信皇后，从兄祖勋女为废帝济南王妃，祖钦女一为后主娥英，一为琅邪王俨妃，祖勋叔骞女为安德王延宗妃，“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与帝室姻构重叠”[80]。但总的说来，北方的所谓“郡姓”远不如南朝王、谢等高门与帝室联姻那样广泛、频繁、持久，尤其是在“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81]的民族偏见支配下，北朝皇后中少有“郡姓”者。检阅北朝50余位皇后之身世，仅北齐文宣昭信皇后李氏、北周宣帝皇后杨氏为汉族高门，其他或为鲜卑贵族之女，或为被征服的割据政权宗室女，以及当朝新贵之女，还有柔然公主等，成分非常复杂。这一婚姻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北方“郡姓”之政治地位与实力，都无法与南朝的王、谢等高门相提并论。

二、门阀等级内婚制

门阀士族除与帝室联姻外，为保持血统的高贵，又严格按门第等级相互结亲，实行门阀等级内婚制。

在严格的等级内婚制下，侨姓高门一定相互结亲，吴姓大族也始终互择素对。侨姓士族以琅邪王氏为例：在整个东晋南朝，自王导起，先后与王氏结亲的侨姓士族有彭城曹氏、谯国桓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殷氏、袁氏、阮氏、庐江何氏、泰山羊氏、鲁郡孔氏等；而且，王氏与其中的某些高门，常常是几代人连续反复通婚。在王氏所有婚姻关系中，与吴姓士族通婚仅有一例。吴姓士族也慎择门户素对，然后结好。北朝大族也不例外，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王氏、赵郡李氏及河东柳氏、勃海封氏皆与清河崔氏世代联姻。

由于门阀等级内婚制的盛行，各地高门为了家族的政治利益，而长期与若干大族固定结亲，致使婚姻圈十分狭小，于是各种违反封建道德伦常，不顾中国传统婚姻禁忌的婚姻形式大量出现，主要有如下几种：

1．同姓婚　姓是血统的标志，同姓婚配有干人伦，不利生殖。古人早就指出：“男女同姓，其生不繁。”[83]《礼记·曲礼》：“娶妻不娶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同姓不婚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但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婚姻禁忌渐遭破坏。汉代尊儒，重新恢复礼法，同姓为婚者大为减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对儒学的猛烈冲击，礼法再次遭到破坏，特别是门阀等级内婚制的盛行，同姓婚又急剧增加，一些礼法大族也公然身体力行。如魏晋名儒王基娶太原王沈女为妻；昌黎张仲娶范阳张琏妹；西晋刘颂嫁女于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于颂为近亲，出养于姑，改姓刘氏；东晋濮阳太守刘嘏与同姓刘畴为婚等。

2．中表婚　是指姑舅两姨兄弟姊妹互为婚姻，它包括外表婚和内表婚两种。中表婚因是直系姻亲之间的婚姻，既不利于后代繁殖，也不合古代礼法。曹魏袁准著《正论》，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问曰：“今之人外内相婚，礼欤？”答曰：“中外之亲近于同姓，同姓且由不可，而况中外之亲乎！古人以为无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同，则谓之可婚，此不知礼者也。”但在唐代以前，中表婚等婚姻禁忌礼虽有文，于法不禁，习俗更不以为然。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中表婚屡见不鲜。如琅邪王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吴兴长公主，偃长子藻尚文帝（武帝子）第六女临川长公主，偃女为孝武帝（文帝长子）皇后，王偃子女与文帝子女为内表兄弟姊妹互为婚姻。王珉娶谢安女，珉兄珣娶安弟谢万女，珣孙王僧达娶谢安从孙谢景仁女，僧达子道琰又娶景仁从子谢惠宣女，王、谢四代为中表婚。又如北朝范阳卢遐娶崔浩女，太原王慧龙娶浩弟崔恬女，慧龙子宝兴复娶遐女，卢、王两家为内表婚。博陵崔巨伦之姊嫁其姑子李翼，此乃外表婚。以上皆中表婚之例。

3．尊卑婚　是指姻亲中不同辈分的人互为婚姻，其例极多。如西晋贾充分别将两女嫁于齐王司马攸及惠帝叔侄；东晋庾冰之妹适明帝，而明帝之孙海西公司马奕复尚庾冰之女；东晋哀帝乃孝武帝之侄，而哀帝王皇后却为孝武帝王皇后之姑，皆出太原王氏，辈分全然颠倒。刘宋徐湛之乃宋文帝姊会稽公主之子，是文帝外甥，而湛之之子却娶文帝女南阳公主，湛之之女又适文帝之子随王诞，此乃姨甥、舅甥互为婚姻。蔡兴宗之女与外甥袁觊之子袁彖年齿相当，乃以女妻彖，是彖娶父之表妹为妻。庐江何瑀尚宋武帝少女豫章康长公主，其女为前废帝皇后，前废帝乃宋武帝曾孙，何瑀应为前废帝姑祖父，却以女为其皇后。梁代张缵为武帝舅之子，于武帝为内兄弟，而尚武帝之女富阳公主；缵子希及侄交复尚简文帝（武帝子）之女海盐、安阳二公主，皆不讲辈分。北朝情况相类，如魏道武帝拓跋珪娶其母之妹贺氏为夫人；陇西李神儁丧二妻，又欲娶郑严祖妹，乃其从甥也；清河崔休，北魏孝文帝纳其女为嫔，休子仲文却娶孝文帝弟高阳王元雍女等等。上述婚姻或姊妹嫁叔侄，甥以姨为妻，舅以甥为妇；或叔娶侄女，侄娶姑母，全属伦辈失序，尊卑不分。

直系姻亲的异辈通婚直接造成了人际关系的混乱和风俗的陵夷，并必然破坏家庭关系的严肃性和社会的道德规范。更重要的，如此亲上加亲，近亲繁殖不利于后代生长，有碍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4．续嫁婚　是指姊亡妹续或妹亡姊续的婚姻形式，即姐姐亡后由妹妹续嫁亡姊之夫，或妹妹亡后由姐姐续嫁亡妹之夫。如刘宋褚湛之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哀公主薨，又尚武帝第五女吴郡宣公主，是姊嫁妹夫；太原郭逸以女妻崔浩，俄而女亡，逸妻王氏又以少女继婚，重结姻好，是妹嫁姊夫。此类事例虽不算多，却很典型，反映了门阀士族婚姻的政治特色和通婚范围的狭窄。

5．指腹婚　即婚姻双方子女尚在腹中，便订立婚约。如京兆著姓韦放与吴郡大族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放）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妻率子”[84]。清河崔浩以女妻范阳卢遐，浩弟恬以女妻太原王慧龙，生子宝兴。“初，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婚，浩为撰仪，躬自监视。”[85]

6．拜时婚　指在非常时期，急于嫁娶，不依婚制六礼，而实行的一种简单变通婚姻。拜时婚主要表现为冒丧嫁娶，盛行于士族地主之中。西晋元康二年（292年），司徒王浑奏弹虞濬等冒丧嫁娶，列举了并州的大量事例：太子家令虞濬有弟丧，嫁女拜时；镇东司马陈湛有弟丧，嫁女拜时；上庸太守王崇有兄丧，嫁女拜时；夏侯俊有弟子丧，为子恒纳妇；国子祭酒邹湛有弟妇丧，为子蒙娶妇拜时；给事中王琛有兄丧，为子稜娶妇拜时；并州刺史羊暨有兄丧，为子明娶妇拜时等等。他指出，“冒丧婚娶，伤风悖礼”“亏违典宪”，对这些人“宜加贬黜，以肃王法；请台免官，以正清议”[86]。东晋以后，此风不衰，如王籍有叔母丧，未满一月而纳吉娶妻；王濛丧子，不到二月，其女与琅邪王婚拜时等。拜时婚始于魏晋，与当时士族大量实行近亲结婚，家族人丁不够兴旺有着极重要的关系，这从东晋人刘琰的话可资证明。刘琰与范汪论婚事时说：“礼非拜时，拜时出于末世。将以世族多虞，吉事宜速，故以好岁拜时。”又说：“拜时出于近代，将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岁拜。”[87]

7．财婚　大族婚姻不仅讲究门第，而且论财，大输重金聘礼，谓之财婚。其例甚多，如南齐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璋之，璋之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北齐博陵封述一子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一子娶范阳卢庄之女，亦输重金厚礼，以致双方聚讼纷纭，封述上诉官府说：“送骡乃嫌脚跛，评田则云卤薄，铜器又嫌古废”云云。[88]北齐颜之推论及当时风俗说：“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89]由于财婚盛行，北魏文成帝于和平四年（463年）下诏说：“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90]表示要严加禁止。财婚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高门大族对门第家世的炫耀，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

三、不与非类为婚

门阀士族自恃血统高贵，决不肯与非类为婚。非类包括两类人：一是指没有社会地位和特权的庶族地主，即庶姓寒人；一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贱族”，如百工伎巧、吏户、兵户、杂户及官私奴婢等。“士庶不婚”“贵贱不婚”反映了当时婚姻上的严格等级界限。

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士庶不婚”日益严格。北魏甚至以法令的形式加以固定，孝文帝于太和二年（478年）五月诏曰：“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表示要严加科禁，并“著之律令，以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91]。两晋南朝虽无正式的法律条文，但在“士庶之别，国之章也”的原则下，“士庶不婚”实际上已成为不成文的法令，不独高门大族视为固然，就是社会一般人也予以公认。“士庶不婚”的事例很多，如梁代徐勉出身寒门，因得到梁武帝的宠幸而位至尚书仆射，权重一时。他很想与济阳高门江蒨联姻，两人虽同朝共事，但却不敢当面提出，于是通过江蒨门客翟景为子徐繇求婚于蒨女；江蒨不答理，翟景再言之，蒨大怒，乃杖景四十。徐勉又为子向蒨弟葺和琅邪王泰之女求婚，二人并加拒绝。梁陈之际，太原大族王元规8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投依家居临海郡（今浙江临海县一带）的舅舅，郡中土豪刘瑱资财巨万，欲妻以女。王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准备答应这门亲事，12岁的王元规哭着请求说：“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则婚非类。”[92]母亲受到感动，拒绝了这门婚事。又北魏宣武帝幸臣赵邕出身寒微，却依仗权势强与范阳卢氏为婚，“女父早亡，其叔许之，而母不从。母北平阳氏携女至家藏避规免”[93]。赵邕乃拷掠阳氏之叔，遂至于死。后来阳氏诉冤，事情败露，赵邕坐法当死，会赦获免，犹被除名。赵邕强娶高门之女为妻，不但未能达到目的，反而丢官，差点丧命。由于“士庶不婚”已成习俗，一些高门子女即使残疾，婚对困难，亦不愿下嫁寒人。北魏博陵崔巨伦之姊因患病一目失明，内外亲戚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崔巨伦的姑母乃赵地大族李叔胤之妻，闻而悲戚曰：“吾兄盛德，不幸早逝，岂令此女屈事卑族！”[94]于是为子李翼娶以为妻。一些士族如果背离“士庶不婚”的原则，不但要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还要遭到弹劾而免官禁锢。南齐时，东海王源嫁女于士庶莫辨的富阳满璋之，御史中丞沈约闻知后，马上予以奏弹。他认为王源“胄实参华”，居官清显，而满璋之“姓族莫辨”，“王、满联姻，实骇物听”；并严厉指斥王源“讬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还危言耸听地说：“高门降衡……蔑祖辱亲，于事为甚。此风弗剪，其源遂开。”他建议朝廷“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95]。沈约视士庶联姻若洪水猛兽，视王源为犯有弥天大罪之人，足见当时“士庶不婚”是何等的严格了。

士庶既不能正常通婚，庶族寒人偶得一高门士女，便视为无上的荣耀。东魏时，左卫将军郭琼犯罪身死，子妇范阳卢道虔女随同没官，权臣高欢将其赐予心腹陈元康为妻，“元康地寒，时以为殊赏”[96]。相府主簿孙搴大受高欢赏识，“赐妻韦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时人荣之”[97]。北齐时，魏太常刘芳孙女，尚书郎崔肇师女，夫家皆坐事没官，文宣帝“并以赐魏收为妻，人比之贾充置左右夫人”[98]。高门士女被没入官，身份降为官奴婢，但因血统高贵，仍为社会所看重，只有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寒人才有可能得之为妻，但也必须得自皇帝或权臣的赐予。

在一般情况下，寒人之女只能作高门大族的妾媵，算不得正常婚姻，她们不过是供高门子弟**乐和生育的工具，地位与奴仆无异。西晋裴秀，出身河东大族，父潜贵为尚书令，家中宾客盈门。然秀母出身微贱，嫡母宣氏不为之礼，常命之进馔招待客人，秀母自卑地说：“微贱如此，当应为小儿故也。”[99]江东大族周俊欲娶汝南李氏之女络秀为妾，父兄不许，络秀请求说：“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100]父兄从之。甚至某寒人做了官，自以为门户已成，便逼迫庶姓子女为妾。如南齐时，南郡王侍书人马澄本剡县寒人，竟逼求姨女为妾，姨不与，澄遂诣建康令沈徽孚诉讼。徽孚曰：“姨女可为妇，不可为妾。”澄曰：“仆父为给事中，门户既成，姨家犹是寒贱，正可为妾耳！”[101]徽孚严加诃斥，事情才算作罢。

士族如与比庶姓寒人地位还低的“贱族”通婚，便要受到严厉惩处。刘宋政府曾规定“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102]。“杂婚”是指与工商杂户为婚，“补将吏”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户，这是很严厉的惩罚。魏晋以来，兵户、吏户地位极其低下，其身份接近仆隶，不但不能与士族通婚，也不能与平民通婚，只能当色婚配。一些高门大族甚至把出身并非寒门的统兵将帅也等同为“兵”，不屑与之为婚。如东晋王述就曾责骂其子欲与桓温联姻，是“以女妻兵”。北魏文成帝于和平四年（463年）也下诏明文规定：“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103]北朝的情况可知。“士庶不婚”“贵贱不婚”是封建血统论的反映，也是婚姻规范失衡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