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阀制度下，士庶界限分明，判若泾渭。南朝沈约说：“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别。”[28]东晋南朝时，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和稳固，士庶更有天壤之别。时人不乏“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或“士庶之别，国之章也”的议论。当然，这里所说“士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士族和庶民百姓，有时庶人也泛指包括“次门”“后门”等低等级士族在内的寒门。
士庶之别在当时不仅得到社会的认可，而且连皇帝也无法变更，即所谓“国之章也”。高门士族是特权阶层，是高高在上的少数特等公民，他们垄断选举，世代居于高官美位；他们凭借“冢中枯骨”，靠祖宗余荫“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他们炫耀门第，不与庶族寒门通婚、交往，享有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种种特权，既不纳租，也不服役。而寒门庶族被视为“非类”，无门第可依，无血统可言，无特权可享，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士庶天隔”是门阀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门阀士族排他性的集中体现。
一、“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晋代寒门出身的左思曾作《咏史》诗，第二首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诗中以涧底松、山上苗分别暗喻门第低下的寒门庶族和门第很高的士族，借以揭示因门第悬殊而造成门阀士族窃居高位、压抑寒门俊才的不合理社会现实。
高门子弟既以清显为高，台郎、御史中丞等则被视为“浊官”而不屑为之。台郎即尚书台郎官，如殿中郎、库部郎、金部郎等，西晋时尚属“清望”之官，号称“大臣之副”；因其职事烦剧，晋室南渡后，高门子弟竟无人问津。东晋初，王彪之“初除佐著作郎、东海王文学。从伯导谓曰：‘选官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邪’”[29]。谢安女婿王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偶”。谢安恶其为人，“每抑而不用，除尚书郎。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甚怨望，固辞不拜”[30]。南朝以后，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时高流序官，不为台郎”。元嘉末，济阳大族江智深陆尚书库部郎，“智深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悦，乃固辞不拜”[31]。偶尔有个别高门子弟去做尚书郎，在当时被视为难能可贵。《梁书·王筠传》载：“时除殿中尚书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美，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纵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王筠借两位晋代名人陆机、王坦之做尚书郎的故事自喻，认为自己做尚书郎没有什么遗憾的。王筠出身琅邪王氏，一向以名流自诩。他出仕尚书郎只不过想出出风头而已。舍人是寒官，高门子弟更不愿过问，偶尔为之，那只能是一种惩罚。东晋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当政时，每使羊欣书扇，“常不奉命。元显恕，乃以其为后军府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论者称焉”[32]。所谓羊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仍是故作镇静。御史中丞虽官阶四品，但因职事烦剧，又易得罪人，故为高门所不屑。南朝甲族向来多不居宪台，琅邪乌衣诸王位宦微减，王彪之祖孙四代迭居此职，故遭到范泰和马粪诸王的嘲讽。
东晋南北朝时，贵游子弟“或未免于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才胜衣冠，而居清显之位。操生杀之权，提黜陟之柄，荣辱决于与夺，利病感于唇吻”[33]。特别是“崔卢王谢子弟，生发未干，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而业被冠带”[34]。他们既无须为政事操劳，亦不必皆有才能，“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35]。这些人往往“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36]。
南朝贵游子弟又都重文鄙武，奋立功业者多为寒人，有的因功勋卓著而至高位，但仍不免产生自卑心理，或受到高门大族的轻视。宋末，张敬儿斩桂阳王刘休范，以功高求镇襄阳，辅政的萧道成以敬儿人位本轻，不欲使处襄阳重地；敬儿又助齐高帝得天下，官拜开府、仪同三司，齐武帝却疑其有异志而杀之，并下诏辱骂说：“敬儿蠢兹边裔，昏迷不脩。属宋季多难，颇获野战之功。拔迹行伍，超登非分，”[42]云云。寒人功大位高便是“超登非分”，便要被诛戮。王敬则因功高与大族王俭同拜开府仪同三司，徐孝嗣嘲笑王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人以告敬则，敬则欣然曰：“我南沙县吏，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王敬则复可恨。”[43]
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大族自称膏粱、华腴，或甲族、冠族、权门等，而庶族寒人则被人称为单门、寒贱、厮役、小人等，甚至“寒士”成了当时骂人的口头禅。南齐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彰日，刘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彰何益？”渊骂曰：“寒士不逊！”[44]宋明帝下诏骂羊希为“卑门寒士，累世无闻”[45]，宋孝武帝斥袁粲为“寒士”，等等。羊希、袁粲是高门，只因触怒了皇帝，故被骂为“寒士”，反映寒士的低贱。
北朝推行门阀制度较晚，但“士庶天隔”的情况与南朝无异。北魏文成帝曾下诏：“尊卑高下，宜令区别。”[46]孝文帝定姓族，改官制，较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对大将军刘昶说：“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之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47]孝文帝大倡门第，反对清浊同流，将官职分为君子、小人之官，各有九品七等，其门第之差异，士庶之严格无待多论。北齐、北周因袭之，《北齐书·元文遥传》称：“齐因魏朝，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其时士族子弟连县令都不愿做了。
二、“不入非类室，不与小人游”
个别寒士如不自量，硬要与贵游杂处，便会遭到难以忍受的冷遇。东晋末，刘毅家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贫困潦倒，曾与乡曲士大夫共往东堂射箭。时贵游子弟庾悦为司徒右长史，暂至京口，也邀集府州僚佐共赴东堂。毅先至，向庾悦乞求说：“身久踬顿，营一游集甚难。君如意人，无处不可为适，岂能以堂相让？”庾悦径直前行，毫不理会。众人纷纷躲避，只有刘毅不知趣，留射如故。待至用餐时，庾悦面前佳肴满席，与同僚宴饮甚欢，并不理会刘毅。毅既不去，悦亦不欢，俄顷席散。刘毅垂涎三尺，再次乞求说：“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这一故事，将士族的高傲、寒士的窘困以及士庶互不交接的情景，勾勒得栩栩如生，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刘毅乞讨残羹剩菜而不可得，寒士之境遇与地位可想而知。就连某些爬上高位的暴发户，因为出身寒门，也同样得不到高门士族的礼遇。刘宋中叶，黄门郎路琼之，太后兄路庆之之孙，与王僧达是邻居，平时互不往来。琼之自以为是皇亲国戚，一次，身着华丽服装，登门拜访王家，正赶上僧达将出门打猎，已改服。琼之不客气，进门就坐下，王僧达不与语，冷不丁问了一句：“我家门下过去有个叫路庆之的车夫，是你的什么亲戚？”琼之狼狈而退，僧达速命仆人将琼之坐过的床一把火烧掉。路太后闻知大怒，向宋孝武帝哭诉道：“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孝武帝只好安慰说：“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遭到侮辱乃是很自然的事情。王僧达是个贵公子，岂可用这件事惩治他？”王僧达侮辱皇亲国戚，竟连皇帝也奈何不得。
士庶既互不交往，更不得同车同载、连榻共坐。陶侃微贱时，同乡、郎中令杨晫赏识他的才干，共乘车见中书郎顾荣，予以推荐。吏部郎温雅见之，不满地说：“为什么与小人同车共载？”河内人孙铄，“少录为县吏，太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54]。杜预拜镇南大将军，朝士悉至，士庶未分，皆连榻而坐。裴叔则、羊穉舒后至，见此情景，对杜预大加指责，并拂袖而去。又《世说新语·忿狷篇》载：王献之造访谢安，“习凿齿已在坐，当与併榻。王徙倚不坐”。刘孝标注引刘谦之《晋纪》曰：“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习氏亦世为乡豪，献之犹以非类视之，宁愿站着，也不愿与习凿齿坐在一起。刘宋初，中书舍人秋当、周纠并掌朝廷机要，与吴姓大族张敷是同僚。秋当提议去张家拜访，周赳担心地说：“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讵可轻往也。”秋当坚持说：“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张敷家中先已摆放两张床，离墙三四尺，二客就座，酬接甚欢。张敷突然呼左右仆人曰：“移床远客。”秋当、周赳失色而去。[55]有了这次教训，后来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王道隆由寒人超迁右军将军，任参国政，权重一时，遇事诣蔡兴宗，蹑足而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兴宗竟毫无反应。
三、高门士族特权种种
门阀士族除了特别优越的政治地位外，还在法律、经济、文化诸方面享有种种特权，处处凌驾于庶族寒门之上。
在法律上，他们享有“八议”之权。一旦犯罪，可以通过议亲、议贵、议贤、议故、议功、议能、议勤、议实“八议”而予以减、免，或以金帛赎罪。晋代法律明文规定：“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赎”“诸侯应八议以上请得减收留赎，勿髡钳笞”[59]。故“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60]。杜预为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奉命随安西将军石鉴西击叛羌。因不听调遣，石鉴大怒，“奏预擅饰城门官舍，稽乏军兴，遣御史槛车征诣廷尉。以预尚主，在八议，以侯赎论”[61]。东晋初，号称“四凶”之一的大族羊聃迁庐陵太守，“刚克粗暴，恃国戚，纵恣尤甚，睚眦之嫌则加刑杀。疑郡人简良等为贼，杀二百余人，诛其婴孩，所髡锁复百余。庾亮执之，归于京师。有司奏聃罪当死，以景献皇后是其祖姑，应八议”[62]。对于这样一个血腥的刽子手，本应正之刑典，但因羊聃是贵戚，应八议，结果也不了了之。门阀士族享有八议特权，南北朝皆然。
至于平常的法典，也往往对大族宽容，对寒贱无所纵赦，士庶界限分明。西晋泰始三年（267年），司隶校尉李憙上书弹劾故立进县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其谥”。晋武帝却下诏说：“友侵剥百姓以缪惑朝士，其考竟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皆勿有所问。”四人皆侵占官稻田，犯罪性质相同，但因县令刘友官卑地寒，结果被处死；山涛等人是世族，官又做得大，却对之不闻不问，任其逍遥法外，晋武帝用法何等泾渭分明。司马光对此评述说：“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63]司马光批评晋武帝用法“避贵施贱”是对的，但却无法揭示出晋政权维护门阀士族特权之阶级实质，这就不是简单的“政本不立”的问题了。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士族之法律特权有增无已。元帝太兴元年（318年）十一月，御史中丞熊远上疏曰：“……又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64]就连大士族本身也不得不承认东晋政权纵容豪强、施法寒劣的既成事实。庾翼在给兄冰的信中说：“大较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则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强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余姚令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虽皆前宰（指王导）之惽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65]前举庐陵太守羊聃无端杀害郡民简良等二百余人，仅免官而已；而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弃市”[66]。对比何等鲜明。南朝梁武帝施行宽政，处处优容皇族子弟和士族大地主。《隋书·刑法志》称：“（梁）武帝敦睦九族，优假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一次，梁武帝出建康城，一老者拦路指摘他说：“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67]但他置之不理。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统治者在法律上避贵施贱的共同态度。
北魏及南陈，又有所谓“官当”制度，这是门阀士族另一重要的法律特权。“官当”是指在任官吏可用官爵抵罪的制度，官阶、爵位越高，所抵之罪愈多。北魏《法例律》规定：“五等列爵及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68]能得到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和从五品以上官职者，无疑多是鲜卑王公贵族和汉族高门，庶族寒门除少数暴发户外，一般是难以得到高位的。北魏孝文帝改定职官，规定士人之官有九，每品有正有从，共十八阶。若按一官阶抵刑两年计算，一个犯了罪的五品官便可用官阶抵刑9年至10年，一品官阶可以抵刑17年至18年；而且，他们一旦免官，三年以后又可出仕，只不过比原来官阶降一等而已，其法律特权是庶族寒人所望尘莫及的。南陈的法律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其二岁刑，有官者，赎论。”“寒庶人准决鞭杖。”[69]南陈的“官当”法规定一官“准当二年刑”，虽不如北魏对高门士族那样优容，但毕竟是一种法律特权，庶族寒人就只有受“决鞭杖”之苦了。
在经济上，士族地主享有荫客、复除等特权。西晋颁布占田、荫客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70]。从法令看出，西晋几乎所有士族都能庇荫亲属，而且范围极广。这样，士族及其荫亲便全部享受免租、免役的特权；其所庇荫的衣食客及佃客，也只向主人承担义务，不必向封建国家纳税服役。东晋又实行给客制度，官品第一、第二给佃客40户，每品递减5户，至第九品5户；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3人，第七、第八品2人，第九品1人。佃客生产的粮食“皆与大家（主人）量分”“客皆注家籍”[71]，成为变相的农奴。《通志·选举略》载唐代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议曰：“汉世虽丞相之子，不得蠲户课。而近世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荫，子孙重承恩奖，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将何以堪之！”可见，自魏晋以来，士族地主既不纳租，也不服役。此外，他们还享受不纳商税的权利。《南史·恩悻沈客卿传》载：“以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以上特权，庶族地主都是没有的。
在文化教育上，士庶同样待遇不等，相差悬殊。西晋规定，五品以上官吏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子弟入太学。南齐领国子助教曹思文说：“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72]前秦仅设太学，苻坚规定只有卿大夫、士以上子弟才能入学，太学入学资格仍和西晋以官位高低为标准之制略同，是照顾士族利益的。东晋桓玄篡位前，为了笼络大族，“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73]。此处学官，当即国子学学官；二品子弟应是官居二品的高门士族子弟了。南朝中后期，随着寒人势力的逐渐抬头，士庶在文化教育上的差距开始缩小。齐高帝规定入国子学的资格，自王公以下，最低包括太子舍人、领护军诸府司马及咨议参军等七品官子弟。梁武帝为招徕后进，将入学“限以贵贱”的条件进一步降低，“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74]。似乎寒门子弟也可入学。北朝的情况与两晋南朝大致相似，《魏书·高允传》载：“表请郡国立学，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显祖从之。”可见，北魏郡国学是按门第高低选拔学生的，与两晋、南朝“限以贵贱”的条件相同。
士族地主的种种特权。既是“士庶天隔”的重要表现，又在客观上扩大了士庶的差异，只要门阀制度存在，这种差异便无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