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盛行的门阀制度，大体说来萌芽于东汉后期，形成于曹魏、西晋，东晋时期臻于鼎盛，南北朝日渐衰落。其形成与盛衰都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门阀制度的盛行导致了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森严壁垒的等级秩序。在这一时期的文献典籍中，各色等级的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这些名目有的名异实同，有的具有特定的含义。以大类而言，等级的划分虽仍沿袭秦汉以来的“良贱”之说，但细加推敲，其森严和精密则远非秦汉社会所能比。在地主阶级中，不但有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两大类，而且士族地主中又有门阀士族和低级士族，即所谓高门、次门和寒士之分。同为高门士族仍有高下的差别。即使一门中，也“第其房望”，就是一房之中，差别也很大。门阀士族世代居于高官显位，享受种种特权。他们互相标榜成为社会上地位最高的统治阶层。庶族地主是地主阶级的下层。他们虽然可以通过吏事、战功等途径取得官位，少数人甚至能爬上统治阶级的上层行列，但却无法进入士流。对于士族地主而言，他们仍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工匠、兵户及僮客、奴婢等而言，他们又是压迫者和剥削者。于是，从高门、次门、役门到半自由的士家、兵户、杂户、僮客等和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官私奴婢，构成了这一时期森严壁垒的层层等级秩序。

一、“王、谢门高非偶”

魏晋以降，高门大族林立。其中最为称著者，按照唐人柳芳的说法是：“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陆、源、窦首之。”[1]柳氏列举的各地大族无疑都是第一流高门。然而，士族之中又有许多等级，柳芳记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云：“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四姓。”[2]孝文帝依三代人的官品高下定门第等级，既非完全以北魏的官爵为标准，也非其创新，而是承袭魏晋以来的传统与做法。所谓膏粱、华腴和“四姓”，东晋南朝早已有之。《晋书·王国宝传》：“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宋书·荀伯子传》：“伯子常自矜荫藉之美，谓（王）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南齐书·王僧虔传》：王志谓其弟王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南史·张弘策传子绾附传》：“出为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礼记正言义》，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一般说来，凡三代人反复取得五品以上官职，如魏晋的黄门、散骑、中书侍郎，郡太守等，其家族的高门地位便形成和固定下来；如能较多取得三品以上，特别是一品官职，那就会形成、固定为第一流高门。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大致分为膏粱、华腴、甲、乙、丙、丁四姓等若干等级。东晋南朝大族中，尤以琅邪（今山东临沂）王氏、陈郡（今河南淮阳）谢氏为贵，可谓是高门之首。梁末，侯景请婚于王、谢，梁武帝为难地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王、谢门第之高无人可比，竟连皇帝也不敢贸然应允这门婚事。北宋秦观著论曰：“自晋以阀阅用人，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子为主婿，女为王妃，布台省而列州郡者不可胜数，亦犹齐之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与国同其休戚也。”[3]唐代诗人羊士谔为之惊叹不已，曾作《忆江南旧游诗》曰：“山**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曾作江南步从事，秋来还复忆鲈鱼？”

琅邪王氏属儒学世家，发迹于西汉。远祖王吉好学明经，汉宣帝时征为博士、谏议大夫，出任益州刺史。从此，王氏逐渐发迹，子孙代代为官。传至第八代孙王祥，西晋初官拜太保（一品），荣登三公高位，进爵睢陵公；其弟王览，累官至宗正卿（三品），赐爵即丘子；览族兄王雄，官至幽州刺史（四品）。王雄的几个孙子在西晋末也都非常有名，王戎位至司徒（一品），王衍位至司徒、司空、太尉（一品），是朝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衍弟澄官拜荆州刺史（四品）。这样，琅邪王氏的门第在西晋一朝已相当显赫。

刘宋以降，王氏家族势力仍十分强大，居高官显位者大有人在。终刘宋60年间，贵为三公者8人，计有王弘、王球、王僧朗、王僧达、王僧虔、王裕之、王延之、王彧；尚公主者2人，为皇后者2人，历位侍中者15人，为刺史、郡守、诸曹尚书者亦不在少数。直至梁、陈，王氏宗族之盛，地位之高，仍为其他大族不可比，故有梁武帝“王、谢门高非偶”之说。《梁书》卷二十一“史臣论”曰：“洎东晋王茂弘（王导字）经纶江左，时人方之管仲。其后蝉冕交映，台衮相袭，勒名帝籍，庆流子孙，斯为盛族矣。”王导七世孙王筠常以七代爵位蝉联、文才相继而引以为自豪，与诸儿书论家门文集云：

史传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沈少傅约常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观堂搆，思各努力。[4]

相反，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太原王氏虽曾显赫一时，但在东晋中晚期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几乎灭族，其后人在南朝位宦不显，很少取得三品官职，无一人升至一品，所以尽管仍是高门，却已从第一流宝座上跌落下来，与王谢不可同日而语。

除王、谢、袁、萧第一流高门外，侨姓士族中的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褚氏、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裴氏、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殷氏、陈留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江氏、陈留考城（今属河南省）蔡氏、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何氏、太原孙氏、高平（今山东巨野一带）郗氏、泰山（今山东泰安一带）羊氏等，其家族除个别人荣登三公高位外，大都居官三、五品，他们只能算一般高门。

侨姓之中又有南渡早晚的差别，南渡较早的大族门第较高，南渡晚的即使是东汉以来的赫赫大族也会遭到排抑，甚至被当作“寒士”对待。如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东南）大族杨佺期是汉太尉杨震第十代孙，“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者，犹恚恨”。但其他大族并不买他的账，“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杨佺期为此“恒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6]。桓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7]。南朝时，晚渡的中原大族遭排抑的现象更加严重，“晚渡北人，南朝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这时，他们不仅得不到高门的待遇，反而被视为“伧荒”。伧荒者，粗鄙之意也，乃讥讽轻侮之语。杜坦、杜骥兄弟系杜预玄孙，是京兆（今西安市）著名大族，刘裕北伐克长安后，随从南还，却遭到“伧荒”冷遇，杜坦为此叹恨不已，对宋文帝牢骚满腹地说：“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因晋氏丧乱，播迁凉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伧荒赐隔。”对刘宋王朝是否重用自己深表怀疑：“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8]宋文帝只好默然不应。河东大族裴景仁也被视为“本伧人，多悉戎荒事”。杨氏、杜氏等晚渡大族虽有高门之名，实际上已降至一般士族了。

同为高门，侨姓士族又在吴姓士族之上。朱张顾陆是吴姓士族中的四大高门，但与侨姓相比，其地位声望既无法与第一流高门王谢袁萧等论，也逊色于褚氏、孙氏、郗氏等一般高门。朱张顾陆主要发迹和显赫于东吴时期，正如陆凯对孙皓所云：“先帝（孙权）外仗顾陆朱张。”[9]西晋灭吴后，吴姓士族之地位急转直下。西晋一朝，四姓子孙只做过内史一类的五品官。晋室南渡后，司马氏立足未稳，为取得吴姓士族的支持，曾一度极力拉拢笼络之，故四姓之中尚有位登三公者，然仅陆玩一人位至司空，另有陆纳、顾和为尚书令（三品），顾众为尚书仆射（三品）。但总的说来，吴姓处于受排斥的地位，位望终无法与侨姓相比。进入南朝后，吴姓位望更如江河日下，不仅与三公高位无缘，而且清要之官也难于染指了，齐高帝“欲用张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绪少有清望，诚美选也。南士向来少居此职。’褚彦回曰：‘俭少年未忆耳，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为则。’……乃止”[10]。可见，这时的吴中四姓想做尚书右仆射之类的三品官已很困难。齐武帝曾对领军将军沈文季曰：“南土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11]直至梁代，四姓中竟无一人做过秘书丞这样的“清官”。梁武帝曾引见张率于玉衡殿，谓曰：“卿东南物望，朕宿昔所闻。……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胄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12]梁武帝网开一面，破例让吴中四姓中的张率为秘书丞，便算是一种殊荣了。据统计，在南朝四代的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令中，宋有70人，无一南士；齐有49人，南士无一尚书令，仅仆射、中书监令各得1人；梁有55人，南士得尚书令3人、仆射6人、中书监令4人，共13人；陈有32人，南士得尚书令1人，仆射5人，中书监令6人，共12人，其中包括宗室5人。唯侍中稍多，但也不超过总数的23％。南北士族位望之差可见一斑。[13]由于吴姓士族仕途受阻，官场失意，一些南士对此愤愤不平，南齐丘灵鞠曾大骂与东晋司马氏合作的顾荣等人：“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14]

二、郡姓与虏姓

北方的第一流高门，在关东有崔、卢、李、郑、王五姓，在关西有韦、裴、柳、薛、杨、杜六姓，他们都是北方各郡内的汉人大族望姓，即所谓“郡姓”。代北则有元、长孙、宇文、陆、源、窦等大姓，他们都是鲜卑族中的名门望族，即所谓“虏姓”。

北方郡姓来源参差不齐。有不少家族已在魏晋时期因历任高官而门第显赫。如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北）崔氏，人称“清崔”。先祖崔林为曹魏司空，封列侯。后人崔随为西晋尚书仆射，崔谅为中书令。永嘉大乱后，清崔仕于后赵、前燕，官不过五品；入北魏后，崔宏、崔浩一支因位至司空、司徒，封白马公，一度势倾朝廷。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一带）崔氏，人称“博崔”，先祖崔寔著名汉代，寔子赞仕曹魏为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赞子洪仕西晋为吏部尚书、大司农，后代子孙仕于十六国北朝，多为方伯、九卿。

范阳（今河北涿县一带）卢氏中，卢毓为曹魏司空，卢钦为西晋尚书仆射，卢志为中书监。入十六国北朝后，卢氏子孙多为郡守、刺史，卢度世仕北魏为平东将军，从二品中，官位最高。

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郑氏，郑浑为曹魏将作大匠，郑冲仕曹魏为司空、太保，仕西晋为太傅。郑羲为北魏中书令，二品中，位最高，余多为刺史、郡守。

太原晋阳王氏，王昶为曹魏司空，子浑为西晋司空；王沈仕西晋为录尚书事，封博陵郡公；王述位至尚书令，为当时盛门。但王慧龙入北魏较晚，最高位龙骧将军，三品上。

郡姓李氏有二：一是陇西（今甘肃陇西）李氏，一是赵郡（今河北赵县一带）李氏，人称“赵李”。二李魏晋时无闻于世，进入十六国北朝迅速发迹。陇西李暠乃西凉皇帝，后人归顺北魏，兄弟子侄贵显当世。《魏书·李宝传》称：“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举，因（暠重孙）冲宠遇，遂为当世盛门。”赵郡李系仕后燕为散骑侍郎，入魏后兄弟子侄在朝者十有余人，“宗绪扶疏，人位盛显，可谓李虽旧族，其世唯新矣”[20]。上述关东五大姓，或显于魏晋，或发迹于十六国北朝。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以本朝官爵为标准，魏晋及十六国以来官爵也是重要的参考条件，故五姓皆列为第一流高门。

关中郡姓的情况大致相同。京兆杜氏之杜畿仕曹魏为尚书仆射，子恕为幽州刺史，恕子预仕西晋为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以平吴之功封当阳县侯。其子孙多仕十六国北朝，杜嶷仕慕容垂为秘书监（三品），杜铨仕北魏为宗正（二品上），位最高。

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韦氏之韦诞为曹魏侍中、中书监，“世为三辅冠族”。其子孙先后仕于前秦、后燕、刘宋、北魏，多为郡守、刺史、九卿。

河东闻喜裴氏之裴潜为曹魏尚书令，裴秀仕西晋为尚书仆射，子孙仕东晋、宋、齐，并有名位；齐末，裴叔业自寿春归北魏，位散骑常侍（二品下）、都督、豫州刺史；其兄子植位至金紫光禄大夫（从一品下），位最高。另一支未南渡，仕北魏，裴骏官散骑常侍，裴延儁位至中书令（二品中）、吏部尚书（从一品下）。

河东解地（今山西解州）柳氏在魏晋时官位并不显赫，柳轨为西晋廷尉卿，柳卓几代均为太守。一支南渡，显于宋、齐。柳元景仕刘宋，累官至尚书令、司空、太尉；其弟子世隆仕齐为尚书令，世隆诸子迭为侍中、方伯，遂为盛门。另一支留居北方，仕于后赵、北魏。

弘农华阴杨氏乃东汉太尉杨震后裔，“四世三公”，名冠当世。西晋杨骏以外戚居太傅、大都督重位，弟珧官拜尚书令、卫将军，珧弟济为镇南将军、迁太子太傅，人称“三杨”，势倾天下，但为惠帝贾皇后诛夷。十六国北魏时，杨氏再显辉煌，杨播兄弟“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荣赫累朝，所谓门生故吏遍天下”。“诸子秀立，青紫盈庭。”荣显无比。

代北鲜卑贵族以元、长孙、宇文、陆、源、窦门第最高，是特殊等级的门阀士族。鲜卑拓跋部原本十分落后，入主中原后，门阀观念不强。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袭用魏晋门阀制度，在为汉族士人确立郡姓之外，对鲜卑贵族也实行分姓定族。元氏（拓跋氏）是帝室，长孙氏（拔拔氏）与帝室同宗，自然列为特殊的第一流高门。宇文氏、陆氏（步六孤氏）、窦氏（纥豆陵氏）世为部落大人，功高位显；源氏本非鲜卑拓跋一族，因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破羌投归北魏后，太武帝拓跋焘改其姓为源氏，赐名贺；焘死，源贺与尚书陆丽共同拥立拓跋濬为帝，即文成帝，有定策之大功，晋爵西平王，子孙显于朝。故宇文、陆、窦、源得以与元氏、长孙氏并列。孝文帝又规定，穆、陆、刘、贺、楼、于、嵇、尉八姓自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其门第与崔、卢、李、郑、王等郡姓相同。八姓（除陆氏外）虽为鲜卑拓跋部中的第一流高门，但却不能与帝室元氏及宇文、陆、窦、源等同，门第显然要略逊一筹。

无论汉人士族或鲜卑士族，又都有姓族之别。姓高于族，符合一定标准的称郡姓，郡姓之中分为膏粱、华腴和甲、乙、丙、丁四姓。还有所谓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等。姓下有族，鲜卑贵族也不例外。孝文帝明确规定：原为部落大人，自皇始以来，三世官位在给事以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和品登王公者为姓；若原来不是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位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位的也为姓。虽属部落大人的后代而官位不显赫的为族；若原来不是部落大人而官位显赫的也为族。这样，姓有高下之差，族有等级之别，界限分明。

三、次门、役门及其他

高门之下是一般士族和低级士族，史籍中常冠以次门、后门、寒门、寒士及“人士之末”等种种称呼，表示不同的等级。

“次门”是门第中等的一般士族。陈寅恪先生指出：“《宋书》卷八三《宗越传》所谓次门者，皆属长江上游南来北人之武力集团，本为北方中层社会阶级，与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之南来北人为武力集团者正同。”[23]中等士族一般是由几代人连续充任六品以下官职的家族固定而成，如彭城刘裕家族，刘裕的高祖旭孙为开封令，曾祖混为武原令，祖父靖官至东安太守，父翘为郡功曹，祖孙四代官位最高者不过清浊不分的郡太守（五品），其余皆在七、八品间。至刘裕时，“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24]。刘氏家族已完全破落。刘裕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三万被执，其孙孝武帝刘骏甚至讥刺他为“田舍公”，其寒贱可知。另如同时代的刘牢之、刘毅、刘迈、何无忌等人的情况大致相同。又如兰陵萧氏，萧道成之高祖萧整为淮阴令，曾祖儁为即丘令，祖乐子为辅国参军，父承之历任济南、汉中、南泰山太守。萧衍之父萧顺之乃萧道成之族弟，门第相当。可见，萧氏的家世颇类刘氏，都是地望不高的一般士族，即所谓“次门”。次门家族中如无人继续出仕，就很可能降为“役门”，役门便不是士族了。如南阳叶人宗越“本南阳次门”，其父被蛮人所杀，不闻有官职，“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凯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凯之黜越为役门”。宗越由次门降为役门，失去免役的权利，所以“出身补郡吏”。只好作郡吏服役了，征讨蛮人时，“家贫无以市马”。后因军功由队主升为扬武将军（八品杂号将军），“元嘉二十四年（447），启太祖求复次门，移户属冠军县，许之”[25]。宗越因立了军功，升任八品官，所以才恢复到次门的地位。

“后门”常与“寒素”“寒品”等词连用，称“后门寒素”或“寒品后门”，[26]其门第大约与“次门”相当。“后门”地望寒微，但毕竟有从中正官那里得到“乡品”的资格，有了“乡品”便可做官，而庶人、寒人、役门是无权得到中正之“品”的。《梁书·武帝纪上》载南齐“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这里以“甲族”与“后门”对称，甲族是高门，20岁便可出仕，后门比不上，但过了30岁也可做官，尽管是小吏。可见，“后门”是低于“甲族”的一般士族。

“人士之末”或“寒微士人”大约是指低级士族，其身份地位接近“役门”。《宋书·恩悻戴法兴传》载：“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兴王濬读书，亦涉猎文史，为上所知。孝建初，补东海国侍郎，仍兼中书通事舍人。”巢尚之号称“人士之末”，首先应是“士人”，然后是“末流”。这类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教养，涉猎文史，其起家官只能做侍读一类的“寒官”，如遇君主赏识才能升迁。类似的例子如纪僧真“以闲书题，令答远近书疏，自寒官历至（齐）高帝冠军府参军主簿”。刘係宗“少便书画，为宋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泰始中，为主书，以寒官累至勋官”[27]。

此外，还有“役门”“三五门”等。“役门”是指替封建国家服役的人户，“三五门”是三丁取一、五丁取二的一种役户。一般情况下，所谓“乡豪”“土豪”等也属役门，他们的先世既无冠冕，本人亦非“清级”，政治上无地位，服役一同庶民。

作为社会最低等级的是卑姓的百工伎巧、兵户、府户、吏户、杂户、僮客及官私奴婢等，其身份为半自由或毫无自由，受尽各种压迫、剥削和奴役，地位极其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