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宗教兴盛的时期，寺院道宇遍布州镇，僧尼道人溢于三辅。但是，宗教的兴盛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每一个人的信仰，谶纬迷信、民间信仰、各种巫术仍然在社会上流布，并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谶纬符命

谶纬作为汉代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汉末年哀平之际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到东汉时盛极一时，与经学平起平坐，几占统治地位。因此，确切地说，谶纬作为汉代统治阶级宣扬的神学世界观，并不属于民间信仰。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随着玄学的兴起和佛、道二教的发展，谶纬符命已从东汉时期占据思想领域统治地位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变成了宗教神学的配角；另一方面随着谶纬地位的下降，已更多地在民间流传。所以，我们把谶纬符命放在本节中做些阐述。

在统治阶级利用谶纬证明自己应天受命的同时，农民阶级也巧妙地利用谶纬，作为组织发动农民起义的工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张昌就利用“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言发动起义，以山都县吏丘沈冒充圣人，易姓名为刘尼，诈称汉后，奉为天子；张昌自己改名为李辰，为相国，服色悉依汉朝故事。据史书记载，后赵、东晋、后秦、北魏、刘宋、南齐时，都有利用谶言作为发动和组织起义的口号，以反抗封建统治，其次数多达数十起。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谶纬神学来愚弄人民群众，农民起义也造作谶言，利用神权来作为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工具。

流传于社会的谶纬符命，在政治生活中显示出来的重要影响，也引起了佛、道二教的注意，在弘传道法的过程中，援引谶纬符命。三国时来到江南的西域僧人康僧会便通晓谶纬，当吴主孙皓问他什么是善恶报应时，即以谶纬符瑞来说明佛教的善恶报应是真实可信的。后赵时，佛图澄劝谏石勒行王政、布仁德时用的也是谶纬符瑞。刘宋时，僧含劝颜峻谨慎处事的话中更是表明他深信谶纬而不疑。道教同谶纬的关系更为密切。产生于道教之前的谶纬中吸取了不少中国古代的神仙方术，而谶纬中的一些内容又被后来的道教所吸取。在原始道教的经典《太平经》中就曾讲到要“洞通天地之图谶文”[21]。葛洪力倡丹鼎道派，宣传通过服食丹药，可以羽化成仙，而其根据，则不少援自谶纬。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陶弘景更是精通图谶，援引图谶劝萧衍建梁代齐，仿照纬书命名《真诰》七篇。道教还用扶乩的方式造作了不少谶语和道经，出于东晋时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中就有不少称为“道言”的谶语。魏晋以后，谶语流入道书，以致造作谶语已成为道教的一项宗教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谶纬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社会上流布，但已从东汉的盛极一时而走向衰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统治者的禁绝谶纬。统治者以图谶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然一经正位后，为防止他人也以谶纬行篡国之事，便禁止谶纬。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不久，便颁布了禁星气谶纬之学的诏令。前秦苻坚严禁图谶之学，尚书郎王佩读谶，苻坚杀之，前秦境内学谶者遂绝。后赵石季龙禁令不得私学星谶。南朝政权禅替，都以谶纬为据，然刘宋、萧梁都颁布诏令，禁止私藏谶纬。北魏拓跋氏对谶纬的禁令更为严厉，拓跋焘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诏令规定：“私养师巫，藏挟谶记、阴阳、图纬、方技之书”，均应送交官府，逾期不出，处以死刑[22]。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也颁布诏令，严厉指责谶纬之学“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尽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23]。统治阶级对谶纬的禁绝、焚毁，使得谶纬之书大量丧失，谶纬之学也受到控制，难以盛行。

其二，玄学对谶纬的冲击。魏晋之际兴起的玄学，以对宇宙本体的探讨超越了两汉经学。玄学之士注重探求义理，他们以辨名析理的方法，互相论难，扩展和发展了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尽管魏晋玄学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但已远非粗俗陋薄的谶纬符命可以相比。这样，当玄风日盛之时，人们就不再专注于谶纬，并对谶纬的荒谬进行批判。

其三，佛、道二教对谶纬的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发展也冲击了谶纬神学的天人感应观念。尤其是佛教的广为传播，逐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佛、道二教也曾吸取了一些谶言，但自成体系的神学理论却与谶纬不能同日而道。统治阶级从宗教中找到了更为有利的工具，于是，在崇信佛、道二教的同时，严厉禁断谶纬符命。梁武帝萧衍崇佛，把佛教置于近乎国教的地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崇道，道教几成国教；孝文帝兼重佛、道。他们对宗教的取舍有所偏重，但对谶纬却态度一致，颁布诏令，严行禁断。

统治阶级对谶纬的禁断，玄学兴起与佛、道二教广为传播对谶纬的冲击，再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兵火相接，谶纬之书大量散佚。从而使得谶纬之学走向衰落，仅仅作为民俗神道而在民间流传。

二、魏晋时期的民间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广为流播的佛、道二教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这些民间信仰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鬼神信仰。鬼神信仰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当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奇异现象难以作出科学解释时，便会以鬼神来进行解释和幻想。魏晋时期的人们也仍然执着地以鬼神来解释自然界、社会中发生的那些神秘恐怖和难以捉摸的现象。刘宋武帝时，周朗曾上书陈述了当时人们迷信鬼神的情况：“凡鬼道惑众，妖巫破俗，触木而言怪者不可数，寓采而称神者非可算。”[24]可见当时民间鬼神迷信之盛行。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祭祀鬼神，希望能求得鬼神的宽宥。因为鬼神不仅可以具有人的外形，而且也具有与人一样的意志、思想、情感，同时，又以它的变幻之术使人难以企及。在魏晋的志怪小说中有许多人鬼交往之事，尽管也有人缚鬼、刺鬼的胜利，但绝大部分是以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民间鬼神信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表现人间受冤而死、阴间成鬼复仇的人鬼冤报观念，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反抗。

其二，历史人物崇拜。在民间信仰中，往往把一些历史人物也作为崇拜的对象。如在东晋南朝，由于江南水乡河流纵横，人们的生活与水的关系密切，因此民间便为大禹立庙供祀，企求他保佑水上作业平安。伍子胥更是被视为江神和潮神，在江东多处地方有其庙宇，享受岁时之祭，甚至连原本是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竞渡活动，在江东地区也成了追怀伍子胥的纪念活动。

其三，神仙信仰。民间信仰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便是神仙信仰，人与神仙相遇，人与神仙结为婚姻之类的传说在民间信仰中比比皆是。如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二仙女，共同生活了半年，回到家乡，已过七世。又如虞洪进山采茗遭遇仙人，等等。这些民间信仰中的神仙，往往洋溢着人性的特点，不乏人的情欲，富有生活气息，与宗教信仰中的神仙相比，更为世俗化，更接近下层群众。

其四，精怪崇拜。在民间信仰中，自然界的万物都有灵性，都会幻化为种种精怪，举凡山、石、草、木、花、鸟、禽、兽等都会幻化作怪，或变成妙龄少女，或变作英俊男子，或变成皓首宿儒，或化为年迈老妪，变幻莫测，难以捉摸。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有大量这类精怪作祟的故事，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怪崇拜。与鬼神崇拜不同，这些作祟的精怪最终往往显露原形，以人战胜这些衣冠禽兽而告终。

魏晋时期的民间信仰除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相信法术无边、怪异充斥人间等。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信仰与前代相比，内容更加丰富、庞杂，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佛道二教的广为传播。佛教渲染世界布满鬼神，罗刹、夜叉、阎罗王、如来佛、菩萨、天王、罗汉、伽蓝神等遍布天上地下；道教宣扬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宗教宣扬的鬼神世界为民间信仰提供了许多新的鬼神内容，使得民间信仰中谈论的鬼神种类更加庞杂。佛道二教的经典中有许多采自民间的灵异之事，如三国时康僧会译出的《旧杂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鹦鹉灭火等故事随着佛教的传播，也在民间广为流传。道教经典中的肉体飞升，深山遇仙等也流传民间。这些宗教故事的流传使得民间信仰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重要的是，随着佛道二教的广泛传播，相信灵魂不死、神鬼存在已成为民间极普遍的社会心理意识，在这样的氛围中，民间信仰自然会不断发展，难以泯除。

二是魏晋士人的尚好谈论。魏晋时期，玄风炽畅，清谈成为社会时尚，尚好谈论的士子们在辨理析名之余，也常常谈论各种传说异闻、神鬼故事，从而为民间信仰提供了更多的内容。而且士人们在谈论的同时，还往往用文字记录下来，魏晋时期志怪之书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现存及有名可考者尚有近百种，其著名者如《玄中记》《神异记》《搜神记》《神仙传》《拾遗记》《幽明录》《冥祥记》《续齐谐记》等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些志怪之书的内容普收天下古今神鬼怪异之事，成为民间信仰传播的最好读本。魏晋士人以民间信仰为谈资，而士人们的谈论与著述又扩大了民间信仰的传播层面与空间，两者相辅相成，使民间信仰获得新的充实与发展。

三是人与神鬼关系的变化。在魏晋时期的民间信仰中，人们对鬼神的崇拜已开始摆脱单纯的敬畏心理，从对鬼神虔诚的敬仰逐渐转化为用祭祀来换取鬼神的福佑，因此，人们相信鬼神，但并不专注于某一鬼神，而是广泛地祭祀各种鬼神，民间信仰中对土地神的祭祀就是如此。当时人们信仰的土地神有的统管一片地区，有的仅保佑一户人家，《搜神记》中记载的吴县张诚家的土地神就是这样一位神祇。由于祭祀鬼神的广泛性，鬼神与人之间便产生了利益交换，即不是无偿地以无边法力来济助芸芸众生，而要求人们先行祭祀之礼，然后再降福于人。如钟山土地神要人们为其立祠、行祀，才肯佑护当地百姓免遭虫灾。人与鬼神的关系变得更加实用了。

三、魏晋时期的方士与方术

汉末魏晋之际，与民间道教组织同时存在并活动频繁的还有众多的方术之士，他们或潜伏民间，隐居山林，炼丹服药，修神炼形，幻想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或奔走权贵之门，穿行街衢闹市，诈称已是享年数百岁，以方术干人听闻，诱人信从。虽然人们也将他们称为道士，但实际上与民间道教组织有着明显区别。从活动形式看，这些人大多是个体活动，不像民间道教那样有一套较为严格的制度，他们也不参加斋祀厨会之类的群众性祭祀活动。从活动内容看，他们并不信奉某一神仙或道书，其所行道术中既有符箓禁咒，也有服饵养生，在一些流俗道士的方术中，还有占卜扶乩、图谶星气，甚至御女房中、食粪饮小便等极其粗鄙浅陋的巫术。可以说，是方术与巫术的混杂。如三国时的甘始、左慈、郗俭，具称已有三百岁，来到魏国时，曹魏官吏竞相师从，学习辟谷饵茯苓、行气导引和**，以致市场上茯苓价格暴涨数倍，甚至连宦官阉竖都想学习**。东吴的孙权也迷信这些游**民间的道士，他听长老说秦始皇遣方士徐福携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于亶洲而不还，便遣将军卫温率甲士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吕蒙病重时，孙权命道士于夜晚祭星为吕蒙延命。还曾遣使征召会稽方士介象到武昌，立宅供帐，遗黄金千镒，从之学隐形术。孙权的儿子孙登、孙休，也一如其父，信从这些游方道士。

魏晋之际，民间道教组织多有利用道教发动起义之事，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并加以严格限制。这些方士的个体活动，虽然并无组织，但由于其以方术惑人，往往能聚集一大批信从者在其周围，因而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活动也十分注意。曹魏时，就采取“聚而禁之”的政策，将他们召至魏国，以控制其活动，以防在民间扩散影响，聚众起事。但各种奇异的道术、巫术仍在民间流传，而难以禁断。

四、北朝鲜卑的原始民间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信仰，除汉族的信仰之外，还有各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民间信仰更为多姿多彩。其中建立了北魏王朝的鲜卑拓跋部所保留的鲜卑族民间信仰，更是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与思想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魏拓跋部所保留的鲜卑民间信仰，其内容和形式主要有：

（一）对天的崇拜

对天的崇拜是许多民族原始信仰所共有的内容，鲜卑族也不例外。在拓跋鲜卑中流传着天女生拓跋力微，并将力微送至人间的传说，正反映了鲜卑民族原始信仰中对天的崇拜。由于他们把天作为始祖看待，因此，对天的祭祀便成为最神圣、最重要的祭典。每逢举行祭天仪式时，各部大人都要前来，拓跋力微时的一次祭天活动中，白部大人未来参加，力微竟征而杀之，其他各部皆无异议。可见，在鲜卑民族中，不参加祭天便是大逆不道的观念十分明确。北魏建立后，仍然保留着这一习俗，拓跋焘在太延元年（435年）遣使前往石室祖庙祭祖时，主祭的对象就是天。正由于鲜卑族对天的崇拜，因而祭天活动往往成为一场规模宏大的盛典，北魏天赐二年（405年）的祭天活动便是如此：

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25]

从这次祭天活动可以看出，鲜卑族的祭天仪式带有明显的原始民间信仰痕迹，如使用女巫。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形成一套固定的规范仪式，规模宏大，百官大臣、皇室家族都得参加，血缘关系的亲疏分明与政治地位的高低尊卑都截然分清。

（二）自然崇拜

以游牧为生的鲜卑族与自然关系密切，因而对自然的崇拜便成为他们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自然的崇拜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江海，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有司上奏祭祀之神自六地五郊、社稷以下共1075处，可见，拓跋鲜卑的自然崇拜对象十分广泛，无所不在。为了表示对自然的敬仰，祈祷自然风调雨顺，不生灾祸，也需进行各种祭祀活动，《魏书》中记载有拓跋鲜卑祭祀自然的各种活动。如在郊祭典礼中祭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等日月星辰；在桑乾水之阴设立五岳四渎庙，春秋两祭；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之上，各置侍祀90人，岁时祈祷等等。拓跋鲜卑对自然神祇的崇拜，以及在祭天仪式中的使用女巫等，都是鲜卑游牧生活的产物，与汉族的儒家文化及汉宫礼仪格格不入，因而许多汉族士大夫反对保留这些祭祀活动，如崔浩就曾上奏，认为这些神祀多为不经之举，应尽皆罢免。但北魏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才逐渐从官方的祭典中取消这些自然崇拜。

（三）女性崇拜

拓跋鲜卑的女性崇拜明显地与鲜卑族的游牧生活有关。以游牧为生的鲜卑族，活动于塞北草原，飘忽不定的迁徙生活、变幻莫测的草原气象、严酷的生存条件使得生命的繁衍与延续成为游牧民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女性自然就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女性崇拜也成为鲜卑族原始信仰中的重要内容了。

鲜卑民族的民间信仰对北魏的社会政治产生有重要的影响。北魏拓跋氏崇尚道教，正因为道教思想中也充斥着对天神、自然神的崇拜。信奉名山大川的灵异，对自然的崇尚，都与拓跋鲜卑的原始民间信仰有着相似之处。因而早在代北游牧时期，拓跋鲜卑就开始接受了道教，而到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更是尊崇道教几乎到了国教的地位。此后的北朝诸帝，虽然佞佛日盛，但始终没有抛弃道教，又如女性崇拜使得妇女在北魏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出现了文明太后这样著名的女性政治家。

注释

[1] 关于支谦译经之数，各家说法不一。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称其译经36部、48卷。慧皎《高僧传》则云有49部。据吕澂先生考证，应为29部。

[2] 《晋书·姚兴载记》。

[3] 《南史·郭祖深传》所载郭祖深上梁武帝疏中云有僧尼十余万人。

[4] 《魏书·世祖纪》。

[5] 《魏书·释老志》。

[6] 《通鉴》卷一二三“文帝元嘉十五年三月”条。

[7] 《魏书·释老志》。

[8] 《魏书·李玚传》。

[9] 《魏书·释老志》。

[10] 《明史·韩林儿传》。

[11] 常璩：《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

[12] 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13] 《抱朴子·内篇·金丹》。

[14] 《晋书·王羲之传》。

[15] 《魏书·释老志》。

[16] 《后汉书·袁术传》。

[17]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

[18] 《宋书·武帝纪》。

[19] 《南史·齐本纪》。

[20] 《梁书·沈约传》。

[21] 王明：《太平经合校》，2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2] 《魏书·世祖纪》。

[23] 《魏书·高祖纪》。

[24] 《宋书·周朗传》。

[25] 《魏书·礼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