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从民间蓬勃兴起的原始道教，最终演化为农民起义的工具，引起了统治阶级对原始道教组织的严厉镇压和禁绝。这样，道教若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历了一个从改革到发展成熟的过程，完成了从原始道教到官方道教的转化，为以后一千多年中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魏晋之际道教的传播

汉末农民起义利用民间道教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具，这一历史事实给了后代封建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因此，曹丕代汉称帝的第二年（221年），便下诏修孔庙，封孔子后裔为侯，推崇儒学。次年又颁发敕文，指出老子只是古之贤人，位居孔子之下，告诫地方官提防民间奉老子为神。黄初五年（224年），又正式下诏禁止一切有违儒家礼教祀典的民间祭礼活动。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又再次重申了这一规定。西晋建立后，统治者继续沿袭曹魏对民间宗教活动的禁令，并派大臣巡视四方，检查各地的执行情况。原始道教原本就是流行于民间的宗教组织，而且以驱鬼治病、消灾祈福为主要内容，魏晋统治者对民间宗教活动的严厉禁止无疑是对原始道教的打击。但是，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是无法彻底使宗教灭迹的。原始道教的诸多派别仍在各地传播。

（一）五斗米道组织的分化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统领大军攻入汉中，张鲁率其家族部众投降，五斗米道的上层人物进入曹魏政权，大批信徒则北迁到关陇、洛阳、邺城等地。脱离了故地的五斗米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分化。上层人物不断向官方靠拢，更加强调儒家忠孝仁义的封建伦理纲常规范，以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散布在各地的五斗米道则各自为政，不遵旧法，出现了组织涣散、号令不一的状况。这样，原本是东汉后期发展最成熟的民间道教组织五斗米道，尽管在魏晋之际活动区域随着信徒的迁徙而扩大到北方地区，但由于封建政权对民间宗教活动的限制和五斗米道自身的分化，使得难以发展，陷入了相对停滞的状况。

（二）巴蜀天师道团

巴蜀地区原是五斗米道的发源地，张鲁降曹，五斗米道北迁后，民间道团的活动并未停止。三国时，由于诸葛亮治蜀严谨，这些民间道团一直未能公开露面，直到蜀汉灭亡后，才开始公开活动。犍为（今四川彭山）人陈瑞领导的天师道团就是其中最为著名者。据《华阳国志》记载：陈瑞自号“天师”，设祭酒、传舍，与五斗米道相似，但其所用祭品、禁忌、服色等则已有所变化。经过数年的发展，已有信徒数千，连郡守等地方官吏也参与其活动，说明其规模、势力都已相当可观。咸宁三年（277年）春，益州刺史王濬对陈瑞及其天师道团进行了镇压，诛陈瑞及祭酒袁旌等，焚毁传舍，参与活动的巴郡太守唐定等地方官吏一律免职。但巴蜀地区天师道的活动却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仅隔了20多年，便又在成汉政权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不论是陈瑞的巴蜀天师道团，还是范氏天师道，基本上都沿袭了五斗米道以“以鬼道教民”的民间道教水平，对道教的教义、教仪规范、组织形式等并没有做出新的发展。

（三）帛家道

帛家道是三国时期新出现的一个道教流派，据葛洪《神仙传》记载，三国孙权时人董奉以行气服术法授辽东（今辽宁义县）人帛和，后帛和又至西城山师事仙人王方平，在石室中面壁三年，见古人所刻《太清中经神丹方》《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真形图》等道书，而创立帛家道。西晋时，帛家道流传于北方，后传入南方，为江东士族所信奉，如沛国刘氏、丹阳葛氏、许氏、周氏、晋陵华氏等都曾信奉过帛家道。帛家道以《三皇经》《太平经》等道书相传承，其道术主要有炼丹服气、祷祀俗神、召劾厌胜等。东晋南朝之后，随着道教的改革完善，原先信奉帛家道的江东士族大都改归上清派，帛家道渐趋衰落。

（四）李家道

李家道是三国时期由蜀人李宽传入江东的民间道教流派，其原先流传于巴蜀地区，三国后期，流传到江东，以祷祝、符水治病等道术吸引信徒。据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说，李家道在江东发展很快，李宽弟子转相教授，遍布江东，众以千计。李家道不仅流行于巴蜀江东，而且在中原地区也有活动。两晋之际，中州道士李脱、李弘就曾到江东传教，以符水治病，散布谶言，结果被王敦所杀。

从上述几个道派的情况可以看出，魏晋之际，道教的活动主要是在民间，以下层群众为对象，通过符水治病，驱妖捉鬼、祈福禳祸等来吸引信徒。因此，这一时期的道教活动中，巫术、图谶、星相等民间迷信仍占有很大的成分。也就是说，仍然保持着汉末原始道教的特征。这种浓厚的原始道教色彩，使得魏晋之际的封建统治者对道教的传播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之心，不时地颁布诏令，予以限制。因而使得魏晋之际的道教发展面临重重障碍。一些道教信徒也看到了这种状况，认识到为了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对道教进行改革，使道教在受到下层群众信仰的同时，也获得上层封建统治阶级的认可与支持。道教的这一改革从两晋之际开始，到南北朝前期才得以完成。

二、葛洪与官方道教理论的初步建立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他出身官宦世家，13岁时因父亡而家道中落。葛洪曾通览《论语》、《诗经》等儒家经典及诸史百家之言近万卷，但未能成为纯儒，转而师从郑隐学道，得炼丹秘术。晋惠帝泰安年间，张昌起义爆发，他应召参加镇压张昌别部石冰的军事行动，立功，授伏波将军。事平后，葛洪释甲北上洛阳，欲广寻异书，研习仙道。然八王之乱爆发，道路阻断，被迫辗转流徙。后因广州刺史嵇君道之邀，赴广州。嵇君道不久遇害，于是返归故里。晋室南渡，为安托江东士族，追功叙赏，葛洪因昔时伐石冰有功，受封为关内侯。后听说交阯产丹砂，遂求为勾漏县令。到广州时，为刺史邓岳所挽留，乃入罗浮山炼丹，终其一生。

葛洪一生著述颇丰，除《抱朴子》外，还著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神仙传》《隐逸传》及碑颂诗赋等。其中《抱朴子》内篇20卷，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论述了神仙鬼怪、养生延年、禳邪却祸、方术丹药等；外篇50卷论述政事得失、治道臧否，阐述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由于本书第五章中对葛洪的道教哲学思想已有论述，因此，这里主要就葛洪对神仙道教的改革做一分析。

原始道教在向官方道教的转化过程中，分化成丹鼎派和符箓派。一批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出儒入道，将神仙思想和黄老之学相结合，并杂糅各类神仙方术，形成了以炼丹服药达到长生久视、羽化登仙的丹鼎派道教，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就是集丹鼎派仙道学说之大成。

其一，葛洪在对道教符箓、祈禳等方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还丹金液是“仙道之极”。因为“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因此，如果“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13]。宣扬服食金丹可以成仙。葛洪的金丹服食思想是基于古代医学假外物以自固的观念而来的。古代中医理论认为，人服药治病，实质上是摄取药物的性质，如豆之赤者，食之能生血。葛洪便以此推论，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由于天然金银十分贵重，得之不易，所以葛洪又以自然物类可变、变化无穷为依据，论述了由铅、汞、矿物丹砂等炼制金银。由于炼出的金银集中了各种药物的精华，所以质地更好。

其二，葛洪具体论述了炼丹的方法。他认为，炼丹必须在名山之中、无人之处进行，结伴不能超过三人。炼丹前，先斋戒百日，沐浴黄香，不近秽污，不与俗人往来，也不让那些不信道的人知道自己在炼丹。葛洪认为，之所以选择名山，是因为这些山中住有正神，或已得道成地仙的人，他们能帮助炼成金丹。而那些无名小山中多是木石之精，千年之怪，皆属邪物，不为人作福，反生祸害。之所以选择无人之处，是因为如有俗士愚人经过看到，则诸神要责怪炼丹者不遵守经戒，致令恶人出毁谤之言，从而不再帮助炼丹者，丹药也就难以合成了。入山时，需遵守入山之道，否则要遇祸害。入山之道包括选择“山开月”，即三月或九月；选择月中的吉日佳时；入山前先斋戒沐浴，不近污秽；出门时带升山符，并作周身辟邪道术等。入山之后，选好合丹地点，遵守有关的禁忌条律，便可以作屋、筑坛、安鼎、置炉，配合药料，升火炼丹了。金丹炼成后，要先取金百斤行大祭，其中祭天20斤、日月5斤、北斗8斤、太乙8斤、井神5斤、灶神5斤、河伯12斤、社神5斤、门户闾鬼神清君各5斤，共88斤。其余12斤，用上好皮囊装好，择良日于都市中最热闹之时，弃于人多处，径直离去不复顾。然后，就可以随意享用金丹了。如果不先以金祀神，则将受到诸神责怪，只能咎由自取了。

其三，介绍了金丹的制作配方。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还具体介绍了制作金丹的药物配方。如“黄帝九鼎神丹经”中“丹华”的配方是：先取水银10斤、铅20斤，置于铁器中，以猛火烧，即成玄黄。然后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矾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配成六一泥，置于火上烧36日，即成。再以玄膏制成丹丸，置于猛火之上，须臾即成黄金。或者加上240铢合水银百斤烧之，也成黄金。《抱朴子》中还记载了炼制服食雄黄的方法等。

葛洪通过对仙可学致的论证，充实了道教理论。他对学仙修道可以不废世间俗务的论述，使统治阶级能够吸纳道教，从而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础。通过对各种神仙方的收集、整理，使道教更为成熟。在此基础上，葛洪对学仙修道的具体途径、炼丹服食的礼仪、规则、操作方法、配制成分都作了具体的阐述，使得丹鼎道派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宗教仪轨，成为成熟了的官方道教流派。但是，由于丹鼎道派是以还丹金液为核心，注重个人修炼成仙的神仙道教学说，其修行方式和途径很难在下层群众中普及。因此，在封建政治生活中很难发挥功能。这就决定了道教还有待进行新的改革，使之既能为封建统治者所认可，也能为下层群众所信仰，东晋南北朝的道教改革即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的。

三、东晋道教的复兴与发展

西晋末年以后，道教发展的主要地区随着晋室南渡而转到了南方，原始道教的分化又使得诸如五斗米道之类民间道派也开始与神仙道教合流，以迎合门阀士族的需要，向上层社会传播和发展。从而使得东晋时期出现了道教复兴的局面。

东晋道教的复兴与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道教风靡于上层社会，官僚士人纷纷加入信道者的队伍。道教在满足门阀士族的精神需求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神仙道教，通过闲散避世，名山采药，服食金丹，怡神养性，清虚自守。这种生活方式恰好与门阀士人的生活情趣相吻合。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出入于名山之间，寻仙访道；可以海阔天空地玄想虚无缥缈的神山仙境，如此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何等快活。因此，名士们不仅谈玄说理，神仙养生也成为清谈品题之一。如嵇康就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吟咏，自足于怀。曾因入山采药遇道士孙登，而从游三年。东晋时，这种雅好服食，追随道士养生避世的风习遍及上层社会，成为贵族官僚、玄学之一的风尚。

其时，南方的侨姓士族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殷氏、阳夏谢氏、泰山羊氏、谯国桓氏、汝南周氏、晋室司马氏、长乐冯氏等都有信道之一。其中琅邪王氏王羲之一门，是东晋著名的文化士族，史称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其交游者中，有以清谈著称的谢安、许询等名士，有名僧支遁，有奉佛者孙绰等，他们彼此引为同道，追求一种隐遁山林、服食养性、清谈优游的生活。尤其是王羲之去官后，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浙东、浙中诸郡，泛沧海，穷名山，以致感叹：“我卒当乐死。”[14]他为道士写《道德经》《黄庭经》以换取白鹅的故事，更成为书林佳话。王羲之诸子献之、凝之、徽之等也都奉道甚笃。与王羲之家世代通婚的高平郗氏，则是东晋又一著名的奉道世家。

吴姓士族亦多有奉道，丹阳葛氏、陶氏、许氏，晋陵华氏，吴郡顾、陆、朱、张以及孙吴后人中信天师道者不乏其人，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道士，如出自丹阳许氏的许迈、出自吴郡陆氏的陆修静等。

东晋帝室与道教的关系亦很密切。晋哀帝司马丕因服食长生之药过量而中毒；简文帝司马昱曾师事五斗米道支派清水道道师王濮阳；道士许迈、许谧、许翙、杨羲等人都和晋室过从甚密。孝武帝司马曜及其弟司马道子也都佞佛信道，司马道子亲昵女道，史书载之。

可见，从皇帝、宗室权贵、高门士族都信奉道教。而统治阶级中的人士大量涌入道教信奉者的队伍，又必然带来他们的需要和观念，推动道教的改革步伐，使之更迅速地上升为正统的官方道教，以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二是大批道教新经典的制作和传播。汉魏之世，虽有大批道书，但相当一批是黄老道家的著述，真正称得上是道教经典的，仅有《太平经》《周易参同契》等不多的几种。加之道士们视道经为秘籍，不肯轻易示人，导致道经亡佚现象严重。这种状况显然难以适应道教发展的需要。佛教经典缺少，可以通过西行求取，翻译引进。道教则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进行制作。东晋以来，出现了大量新制作的道经，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组。

（一）《洞神三皇经》

汉魏之时广泛流传着三皇五帝的传说，帛家道据此而造作了《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东晋南朝的道士们在此基础上增益改变而形成《洞神三皇经》。其主要内容是有关沐浴斋戒、存思守一、服食草木药丸等长生成仙之术。

（二）《灵宝经》

东汉袁康所作《越绝书》中曾记载了一个关于大禹治水，遇神人授予《灵宝玉符》以制伏蛟龙水豹的故事。魏晋之际的道士们据此而编制了《灵宝玉符经》。东晋后期，葛洪族孙葛巢甫加以附会引申，造作了一批《灵宝》类经典，编造出一个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玄后代的传经谱系。《灵宝玉符经》的主要内容是道教的养生求仙之术，包括存思服气、服食草木药方、以符箓辟邪消灾、尸解成仙等。东晋之后新制作的《灵宝》类经典中以《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最为重要，其内容主要是求仙招神、度灾禳福的方术，实际上是道教的五篇符箓文字。南朝时，受佛教影响，又造作了一批《灵宝》类新经。

（三）《上清经》

东晋中期，道士许谧、杨谧等假托真神下临，造作了上清众经。《上清经》继承、发展了古代神仙家的养身方术，如服食金丹、餐吸云霞、导引行炁、召神伏魔等。便特别注重存思守一、诵经念咒之术，认为只要坚持在心中思神念真，与诸真精神交感，再辅以诵经、念咒、服气、叩齿等术，便能使外神降临体内，达到祛邪治病、固体长生，甚至可以招来仙官接引，飞升上清，成为仙神。《上清经》问世后，到东晋末已在江南广为传布，并由此而开创了一个新道教派别——茅山上清派。

东晋时期大批道教新经典的制作，既是道教发展的客观需要，反过来，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道教的教义和方术，加速了民间道教向官方道教的转化。

四、道教内部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

自葛洪开始的对原始道教的改造，到东晋大批统治阶级人士涌入道教队伍，在这一向官方道教转化的过程中，原始道教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继续在民间活动的道团组织或道教派别力图保持原有的教义、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这样，就在道教内部引发了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时，曾有术士造作“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言，作为刘秀光复汉室的符命。西晋末年以来的民间道教组织，将这一谶言加以改造，使之与老子历代降世为帝王之师、救国救民的神话相联系，以反对道教向统治阶级上层的靠拢，东晋初年，道士李脱及其弟子李弘即以此谶言散布民间，并通过符水禁咒为人治病而吸引了一大批信徒，建立起道团组织。李脱及李弘的这种做法显然与当初张角组织太平道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也就必然要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但在东晋时期，以李脱、李弘之名而在民间活动的事例仍不断发生，甚至发动起义。而东晋隆安年间爆发的孙恩卢循起义，则更是反映了道教内部改革与反改革斗争之激烈。

孙恩，字灵秀，琅邪（今山东临沂）人。孙恩家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其叔父曾师事钱塘杜子恭。杜子恭曾假托张鲁授命而建立道团，以符水治病济世的方术招揽信徒。在杜子恭道团中，设有祭酒统民制度、道民交纳五斗米的义务等。也就是说，较多地保留了早期五斗米道的特点。杜子恭死后，孙泰继任为掌教者，他一面在下层民众中布道，继续扩大队伍；一面也向上层社会发展势力，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将军周勰等相继成为其信徒，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王恭、桓玄等发动叛乱，进攻宗室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孙泰因与元显交密，也卷入了这场东晋统治集团的内讧，结果被杀。孙恩遂利用道教起兵为其叔父复仇，爆发一场历时13年的大规模起义。

孙恩自称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称“诛杀异己”，旬日间便众达数十万。起义军攻城略地，镇压东晋官吏，影响波及整个东晋统治地区。孙恩死后，其妹夫卢循继续率众战斗，直到公元411年才最后失败。孙恩、卢循起义是继汉末黄巾起义之后又一次利用民间道教组织发动的大规模平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晋腐朽的门阀统治，导致了东晋王朝的覆灭。

值得注意的是，孙恩、卢循起义对道教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起义军提出“诛杀异己”的口号，这个“异己”并非指不信道者，而是指那些上层社会中的道教信徒。起义军曾杀掉了不少信奉五斗米道的官僚士族，如师事张氏五斗米道的王凝之一家，黄门郎谢冲、吴兴太守谢邈一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等。由此恰好反映了民间道教与官方道教之间的激烈斗争，反映了道教发展过程中改造与反改造的激烈斗争。与此同时，参加起义的下层道民或战死阵前，或被迫自杀，其数以十万计，一些起义者甚至整个家族同归于尽。五斗米道受此重创，再也无力重新崛起，客观上使南朝的道教改革减少了反对力量。在起义过程中，也暴露了民间道教的落后性，如野蛮抢掠，尚武嗜杀，狂热迷信等，孙恩失败时，与部下数百人投水自尽，谓之先登仙堂，宗教的愚昧落后在民间道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状况使得一些道教信徒更加认识到改革民间道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加快了道教改革的步伐。

孙恩、卢循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作为一场反对官方道教的斗争，则标志着民间道教的失利，标志着反改造派的失利，为南朝的道教改革准备了条件，在中国道教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五、陆修静、陶弘景与南朝道教改革

在南朝的道教改革中，影响最大的便是陆修静和陶弘景，经过他们的努力，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变得更加充实，并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

陆修静作为南朝道教的一代宗师，他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经过清理整顿，终于使早期民间道教完成了向官方道教的转变。首先，陆修静对道教组织进行了整顿改造。早期五斗米道的组织主要模仿封建国家地方管理组织，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治”。即由兼具道师和官吏双重身份的道官祭酒承担管理道民的职责，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并相应地建立有三会制度、宅录制度、缴纳命信制度等一套管理制度，来维持道师对道民的统摄。如规定道民在三会之日必须到本师治所去参加宗教活动，听道师宣布科禁，考校功过。随着民间道教在向官方道教转化过程中出现的分化，原先的这套制度名存实亡，一些道徒越过本师，另投他师；一些道民不赴师治参加活动，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自署治职，自坏科禁。说明早期民间道教的那套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道教发展的需要了。与此同时，源于神仙道教的道馆开始出现，成为出家道士集体生活、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在道馆中，道士之间虽也有等级区分，但相互之间是宗教关系；道民也无须再交纳租米，道馆除了能得帝室官府和信徒的赏赐、施舍外，还有自己的地产房舍。陆修静在庐山建造的简寂馆，有众多门徒修行，已具后世道观的规模。宋明帝为陆修静在京城建造的崇虚馆，更是最早的政府为道士修建的道馆。道馆代替民间道教早期的道治、静室，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从形式到内容都使得道教组织发生了变化，成为与佛教寺院相类似的宗教组织。隋唐以后，道馆改称观，大者称为宫，宫观制度一直沿袭到近代。

其次，对道教经典进行了整理。东晋中后期，大批道教新经典的制作，丰富了道教的教义，但同时也出现了滥造现象。使得这些新经典之间互无统属，甚至相互矛盾的混乱状况，不利于道教的发展。为此，陆修静广泛收集各种道经，经过30多年的努力，考证源流，辨别真伪，分门别类，完成了道教经典的整理工作。将道书分成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干、太清、正一），其中三洞经典是道教的主经，分为十二类。三洞四辅十二类不仅仅是道书的分类，也是道经品级高低的区分标准和道士的阶级次序排列。修持不同经法的道士有不同称号，修行得道的品位也有所不同。上清经最高，正一法箓最低，因此修上清者能成“圣”，而修太清则仅能成仙。学道者必须由低到高，依次逐级修持经法，不得超越。陆修静首创的三洞四辅十二类体系，经过南北朝诸多道士的不断补充完善，成为中国道教史中道经整理的标准，此后，历代整理道书，编修《道藏》，均根据这一体系。

最后，建立完善道教斋醮仪轨。早期民间道教虽已有一些道诫，但很不完善，陆修静在吸取佛教戒律的基础上，根据道教的特点，制定了一套更为完整成熟的道教仪轨，即九等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这一套斋法，与他对道经的分类相一致，上清斋法为高品，天师道的旧斋法为下品，并对施行斋法时的具体仪式作了详细说明。道士在日常修行，或为人祈福禳灾、治病救度、超拔亡灵时都要遵守斋法规定的程序。为了强调斋法的重要性，陆修静一方面身体力行，亲率道士进行斋法实践；另一方面，对斋仪的重要性进行理论解释，把斋法作为求道之本。从而使得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规范，而且在理论上也日渐成熟。

南朝时期，道教在从早期民间道教走向更加完备成熟的官方道教的过程中，陆修静的上述努力起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新的官方道教的创立，有一个过程，非陆修静一人之力，其前有葛洪等人的开路，其后有陶弘景等人的继续。

南朝道教改革的另一著名人物是陶弘景。陶弘景为陆修静的再传弟子，作为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为道教上清派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自永明年间服膺道教后，广泛搜寻道经，对上清经法进行整理、弘扬，先后撰写了《真诰》《登真隐诀》等重要著作。

东晋后期，杨羲、许谧等人造作上清经，在江东广泛流传，到南朝中期，也出现了散失或谬传。陶弘景对上清经典及修行秘诀进行增删改写，注解诠次，编写《真诰》一书。全书共七篇，详细记载了东晋以来《上清经》的问世、源流、流布及杨羲、许谧等人的家世生平，修道行学、解说方术的要诀，仙山洞府及真仙位业、鬼神之职等。书中提到了大量道教历史人物、神话故事、仙宫鬼府、具体的修行方术，实际上是一部有关早期道教上清派教义和历史的集大成著作。《登真隐诀》则是一部与《真诰》相辅相成的道书，书中抄撮了《上清经》中的各种方术秘诀，论述并总结了东晋以来道教上清派思神内视及导引、按摩等内修养生之术。陶弘景还在其所著的《养性延命录》中，对上清派养生求仙的一些主要方法，如养神、炼形等进行了论述。对炼丹术、草木药物等，陶弘景也都进行了研究，撰写了一批著作。养生、炼丹、服药都是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的主要方法。陶弘景撰写的一大批著作，分别对这些修道之法进行了总结、发展，从而为道教上清派的最后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陶弘景还以茅山为基地，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把茅山建成道教上清派的中心。他与弟子们一起披荆斩棘，开山辟路，在茅山和金岭上建立了华阳上、中、下三馆，招聚信徒，讲道授法。还修塘垦田，作为道馆的经济来源。在陶弘景及其弟子的努力下，茅山成为上清道派的基地，上清派以茅山为中心，传播于江南各地。更重要的是，上清道派的形成，标志着自葛洪开始的江南士族道徒以神仙道教改革原始道教，创立官方正统道教的完成。也就是说，随着上清派的形成，道教改革也告一段落，新的官方道教完全取代了旧的民间道教。陶弘景作为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和上清道派的实际创建者，也在道教史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六、北朝道教改革与发展

在南朝道教改革的同时，北朝道教也开始了革旧创新。这一改革首先从寇谦之清整北方旧天师道开始。

自曹操时五斗米道从汉中迁往北方后，随着张鲁的去世，失去了统一号令，组织涣散，科戒废弛。有的道官祭酒招收不良子弟，授以职治符箓；有的道官祭酒任意取人金银财帛，甚至威逼恐吓道民交纳；有的道士滥行方术，诈传仙经图书；而下层道民则利用道教组织，假托李弘之名发动起义。五斗米道的这种种流弊，显然使道教面临着危机，如果不进行整顿改革，就将被统治阶级所抛弃。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北方士族道教徒的代表寇谦之伪托天神降授新经，开始了对北方旧天师道的改革。

北魏神瑞二年（415年），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降临授其《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宣布革除旧五斗米道中不合“大道清虚”之旨的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清整道教，代之以“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的新道法[15]。新道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以儒家的纲常礼法为准则，清理道教组织

如以儒家唯贤是用的原则取代祭酒世袭制度，废除了祭酒道官私署治职符契的做法和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称号。又规定道民不得任意改投道官，道官也不能随意招收道民，而须先考验三年才能成为弟子。还宣布废除五斗米道的租米钱税制度之事。

（二）强调以斋功为养生求仙之本

新道法反对滥传**和服食仙方，认为服食药物只能除病健身，得到长寿而已。要想成仙，只有奉守道诫，斋功礼拜，感通仙官下降接引，口授诀要，才能飞升成仙。

（三）简化道教的修炼方式

信徒只要在家中设一道坛，努力修斋，朝夕礼拜，就能得到上等功德。既无须入深山采药炼丹服食，也不必用各种方术炼形。

（四）规定了道教礼仪程序

新道法规定了奉道授戒礼仪、求愿收福礼仪、禳灾除病礼仪、忏过解罪礼仪、三会礼仪等一系列斋醮仪轨。并对具体的礼仪程序做了详尽的规定，如厨具的规格、膳食品种、斋洁、焚香、奏乐、礼拜等。完整地建立起一套科戒仪式。

北魏泰常八年（423年），寇谦之再次假托上师李谱文降临，授予他《录图真经》，对旧天师道的神仙体系进行了改革，使原本具有原始多神教特点的神仙信仰变成由最高神“无极至尊”统率的诸神系列。

改革后的天师道很快地博得了北魏统治者的青睐，太武帝拓跋焘诏令在京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并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皆青，以从道家之色，还改元为太平真君。此后，北魏历朝皇帝即位，都遵太武之制，到道坛受符箓。寇谦之的改革使北方地区的道教从原始民间宗教变成官方的正统宗教，实现了道教与封建政权的结合。

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在北魏太武帝时达到了鼎盛，但自太武帝及寇谦之相继去世之后，尽管仍维持着官方道教的地位，但在北方地区的影响却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楼观道派。

相传西周函谷关关令尹喜曾在终南山北麓结草为楼，观星望气，故名楼观。在老子过函谷关时，尹喜近之于此，请问道教，老子遂授以《道德经》五千言。后与老子共赴西域，化胡成佛。周穆王时在此修葺楼观屋宇，为尹喜建庙立祠。其后秦汉魏晋历代帝王皆修缮楼观，招纳四方逸士，因而形成了楼观道派。其时，楼观道乃魏晋之际的道士梁堪所初创，后经王嘉、孙彻、马俭等数代弟子传承，终于形成了一个神仙道教团体。北魏崇拜道教，楼观道派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到孝文帝迁洛阳时，已经在关陇一带广为传播，成为继寇谦之新天师道后北方地区的又一个著名道教流派。

北魏中期，楼观道派中的一些著名道人，对楼观道的教义、教团组织等进行了改革和发展，与封建统治者频频交往，教门日盛。北魏分裂后，统治关中一带的西魏、北周政权都极力扶持楼观道派。尤其是北周武帝，不仅尊礼道士，赏赐钱物，修建宫观，而且承袭北魏传统，亲临道观，接受楼观道士传授的《灵宝玉符真文》《洞真智慧大戒》等道教经戒符箓。使楼观道也从民间道教转化为官方道教。

楼观道作为北朝后期新兴的道派，在经典、教义、方术、戒规等各方面都受到当时北方新天师道与南方上清派道教的双重影响。

在修持经典方面，楼观道派受南方道教影响很深，传承修持的主要是南方的三洞诸经，尤其是茅山派所奉持的上清大洞经法。在向帝王传授符箓时，继承了北方新天师道的授符形式，但内容却变成了来自南方的《灵宝玉符真文》和《洞真智慧大戒》。

在修行方术上，北方新天师道强调以斋醮礼拜为主，辅之以服食闭练；南方上清派则偏重思神诵经、服气咽液等内修养生之术，及个人身心的修养和积善功德。楼观道派则兼采众家，思神诵经、服食丹药、符箓斋醮，乃至于早期方士的遁甲占候、召神役鬼，皆兼而行之，杂采并重。

在道团组织方面，楼观道派也颇受南方道教之影响。北方新天师道设道坛，仿佛教寺院称“崇虚寺”；南方道教在晋宋之际开始出现道馆，到齐梁时已遍布江南。楼观道派亦设道馆，称之为观，成为典型的宫观道观。隋唐之后，南方道馆也改称为观。

在教规戒律方面，楼观道派大量吸取了佛教戒律，规定出家的道士必须遵守戒杀、盗、**、妄语、酒，五戒的内容与佛教完全相同，但对五戒的解释却是以汉代黄老之学的阴阳五行为依据，杂糅了佛、道之说。

由于受到南北道教的双重影响，因而使得楼观道派在经典、教义、方术等诸多方面出现了融合南北道教的特征。而这种南北改革后的新道教的融合，既是当时社会渐趋走向统一在宗教领域中的折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