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中国与西域及域外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张骞通西域之后，更是达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因国家分裂而中断这种外向的文化交流。相反，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

一、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南亚各国包括今日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古时称天竺，分中天竺、东天竺、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谓之天竺五国。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曾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购之印度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可知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佛教传入中国后，以佛教为内容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印度、西域僧人纷纷来中土传经弘法，而且大批中土僧人也结伴西行，前往天竺广求经典，博访名师。曹魏甘露五年（260年），僧人朱士行西行求法，至于阗得《般若》正本。此后，西行者日众，十六国东晋时达到**，或一人独往，或十数人结伴而行，足迹遍及西域及天竺各国，其中影响最大者，当首推法显。

法显《佛国记》

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与慧景等人从长安出发，其时法显已六十余岁。一路经张掖、敦煌，从鄯善、焉耆越沙漠到于阗，观看佛诞节庆祝仪式后继续西行，抵古印度西北的陀历国。法显在西北天竺遍游乌苌、犍陀卫、竺刹尸罗、那竭、罗夷、跋那、毗荼等十国后，又进入佛教发源地恒河流域的中天竺。他在此学习梵文梵语，抄写戒律。然后沿恒河东下，渡海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搭船归国途中，遭风船漏，船漂至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停留了5个月，又搭商船向广州进发，经三月才在青州登陆，此时已是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在14年中，法显游历了西域6国、天竺21国、狮子国和耶婆提国等29国。法显西行不仅带回了一批中土所无的佛教经典，而且用文字记录了西域和南亚各国的交通、地理、历史、社会习俗等。所著《佛国记》一书，成为研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

法显之外，西行求法者中著名的还有：

僧纯、昙充，前秦建元中至龟兹，求律于昙慕蓝寺。

竺道曼，前秦建元中到达龟兹求师。

慧睿，西行求法，到南天竺。

支法领、法净，慧远弟子，受师之命，西行求法，得经而返。

法盛，遇僧人智猛从天竺回，述诸神迹，遂与师友29人结伴西行，前往天竺。

沮渠京声，西行至于阗，于瞿摩帝大寺遇佛大先，咨问道义，得经而归。

智严、宝云、慧简、僧绍、僧景五人，同志西行，隆安四年（400年）到达张掖，遇见西行求法的法显一行，遂偕行至敦煌。后智严与慧简从乌夷国折返高昌，抵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从佛大先受佛法三年，请佛陀跋多罗相偕东归，住于长安。刘宋元嘉年间，智严在建康译出了西行带回的《普曜经》《广博严净经》《四天王经》等。晚年又携弟子游天竺，卒于罽宾。宝云等则与法显继续前行，经于阗，度葱岭，终至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宝云在此供养佛钵，遍学西域方言，与僧景等东归。

智猛，后秦弘始六年（404年）招结同志15人，从长安出发西行。一路上，或归或死，到天竺时仅剩5人。先后游历罽宾国、奈沙国、迦维罗卫、华氏国及释迦涅槃、成道之地。宋景平二年（424年），携《大泥洹经》《僧祇律》等归国，路上又死3人，回到中土时仅智猛与昙纂二人。撰有《游行外国传》一书。

法勇，与僧猛等25人结伴西行，从刘宋永初元年（420年）出发，一路历经艰难，到达中天竺时仅剩5人。后从南天竺沿海路归国，于广州登岸。

惠生、宋云，于北魏神龟元年（518年）西行求法，到天竺，在乌苌国住两年，于正光二年（521年）携大乘经典170余部归国。

西行求法之僧还有昙学、威德、道泰、僧表、慧览等。这些西行求法者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文化修养，因而能较好地吸取印度文化之精华，在促进佛教传播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传向了印度等南亚各国。

除了这种民间的文化交往之外，当时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政府间交往也十分频繁。据《魏书》《梁书》《北史》《南史》等史籍记载，北天竺的犍陀罗国在北魏时期曾5次派使臣来洛阳；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北部）6次派使臣来洛阳；尼婆罗国（今尼泊尔）4次派使臣来洛阳；罽宾国6次派使臣来平城和洛阳南天竺国5次遣使北魏。东天竺的槃是国（今孟加拉国）、西天竺也都曾派使节来平城、洛阳访问。中天竺的笈多王朝则和东晋南朝保持着密切往来，曾4次派使臣来到建康。狮子国也曾4次派使臣来建康。这些来华的使臣不仅带来了南亚各国的特产，如白象、火浣布、各种工艺品等，而且使人们从他们身上了解了南亚各国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同时，这些使臣也把中国的民俗风情、典章文物等带回国去，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

通过民间与政府这两条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政权继续保持着与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如开凿于后秦、西秦时期的甘肃天水麦积山早期石窟和开凿于北魏前期的云冈昙曜五窟，其造像雄健高大、深目高鼻、眉细眼大、两耳垂肩、宽肩细腰、衣纹凸起、密褶均衡，明显地具有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成为当时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实证。又如斯里兰卡使者于东晋义熙初年送来的玉佛像，陈放在建康瓦棺寺后，与戴安道的手制佛像、顾恺之的维摩诘壁画像，被世人并称为“三绝”，成为中斯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二、与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往来便十分密切。至于魏晋南北朝，这种友好关系一直维系未断。据《三国志》《晋书》《魏书》《北史》等史书记载，大宛在曹魏、西晋、后赵、前秦、北魏时，曾10次派使臣来中国访问，赠送汗血马、珊瑚、琉璃等物。贵霜王朝也在曹魏明帝时遣使节来洛阳。吠哒征服贵霜后，继续保持同中国的联系，从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到北周明帝二年（558年）的一百余年间，先后15次派使臣来平城、洛阳、长安访问，5次派使臣访问建康，与南北政权皆保持着友好关系。中亚最繁华的工商业国家悉万斤曾10次派使臣访问北魏。中亚游牧大国康居曾派使臣访问曹魏、西晋。位于今黑海、里海之间的粟特曾9次派使臣访问北魏、北周。太延五年（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时姑臧城内有许多粟特商人，后文成帝时，粟特王派使臣前来赎回，北魏政府优礼送归。此外，中亚的者舌、忸密、吐呼罗、薄知、迷密诸国也都曾派使臣来访。

西亚诸国也和我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到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的一百年间，波斯使者12次访问平城、洛阳、长安，3次由海道访问建康，与南北政权都保持着联系。《洛阳伽蓝记》记载说洛阳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为北天竺犍陀罗国所送，狮子即波斯王所送。大秦商人秦论于孙吴黄武五年（226年）经海路来到广州，成为第一个在中国正史中留下姓名的大秦人。此后，大秦使者曾先后访问过西晋、前凉、东晋，北魏时，更是三次遣使者来访。其时洛阳城内就有不少波斯和大秦商人，北魏政府特设四夷馆，接待他们。

在中亚、西亚各国使臣来华的同时，中国使者也前往中亚、西亚。西晋武帝曾遣使去大宛，北魏曾多次派使者出访，其中高徽两次出使吠哒，黄琬、高明出访大宛、者舌等国，韩羊皮曾出使波斯。西魏、东晋也曾分别派使臣出访波斯、大食。

频繁的使臣往来，推动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科技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我国的养蚕、织绸技术西传波斯、大秦，西方艺术和玻璃制造术也东传中国。

早在先秦时，中国的丝绸即源源西去，但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的西传则要晚得多，直到东汉时才传到新疆，南北朝时经西域传到波斯，后又从波斯传到大秦，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各国的技术和艺术也传到我国。20世纪河南出土了一批古玻璃，后经光谱分析，其中有2至4世纪的埃及制品，在洛阳也发现了亚大山大里亚玻璃珠和埃及玻璃瓶，瓶上有代表雅典娜头像的圣牌装饰图样[30]。随着玻璃制品的传入，制造玻璃的技术也传到中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大月氏人在平城采矿烧制玻璃，光色映彻，观者莫不惊骇，成为现存外国人来华传授玻璃制造技术的最早记载。我国早在西周时即已能制造玻璃，但与西方玻璃相比，在耐高温性，温差变化的适应性方面较差，随着西方先进玻璃制造技术的传入，促进了我国玻璃制造技术的提高。

鸭形玻璃水注（十六国北燕）1965年辽宁北票出土

波斯军队很早就使用兜鍪铠甲，魏晋南北朝时传入我国。曹植在《先帝赐臣铠表》中就曾称赞波斯名贵的环锁铠，但当时还较少见。到东晋南北朝时则已普遍使用，不仅将士头戴兜鍪，身披铠甲，就连战马也披上了马铠。从麦积山石窟第127窟北魏壁画、大同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的甲骑具装俑、江苏丹阳陈朝大墓的砖刻壁画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装束。

银执鎏金把手胡瓶

（北周）宁夏固原出土

波斯萨珊王朝时的石雕、绘画艺术及希腊式石柱也传入我国。南京和丹阳等地南朝陵墓前的希腊式石柱和有翼雕像即是实证。其中最有名的是南京宋刘裕陵前的石麒麟、梁萧秀墓前的石狮、丹阳梁萧衍陵前的石麒麟，这些石兽气魄雄伟，姿态生动，肋下飞翼或呈浮云状，或呈波纹状，或呈鱼鳞状，形态各异。经过我国匠师的吸收与融化，将波斯萨珊石雕艺术与中国传统石雕手法结合在一起，使这些石雕更加生动逼真。六朝陵墓前刻有瓜菱形凹纹的石柱，则十分类似希腊爱奥尼亚式石柱，柱顶为中国传统的承露盘，中西合璧，别具一格。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绘画多为联珠纹鸟兽图样，风行中亚、西亚的“波斯锦”就织入联珠对鸟对兽纹图。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的联珠立鸟纹图样，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联珠飞马纹、联珠对雁纹图案，吐鲁番哈拉和卓与阿斯塔那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套环对鸟纹锦、套环贵字纹绵中可以看出，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绘画风格已为我国所吸收。

三、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与今日东亚之日、朝、韩诸国的文化交流亦十分密切。当时，朝鲜半岛上有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皆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使臣相互往来不绝于路，如西晋立国之初的五六年中，新罗就曾三次派使臣来洛阳；南朝时，百济曾十次派使臣访问建康；而高句丽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所派来华使臣更是多达90余次。中国使臣也不断回访。形成了频繁密切的关系，为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与朝鲜半岛三国的文化交流包括儒家学说、教育、佛教、音乐舞蹈等许多方面。两晋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已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高句丽、百济、新罗都十分重视儒家思想，高句丽模仿中国教育制度，设立太学以教育子弟；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曾派出讲授《诗经》《礼记》的博士前往百济教学。《论语》《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儒家经典和史学、文学著作，深受三国文人学士的喜爱。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高句丽、新罗都使用汉字。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到东晋十六国时经我国传入朝鲜半岛。前秦建元九年（373年），苻坚派遣使节护送僧人顺道携带佛经至高句丽弘扬佛法，这是中国佛教传入朝鲜半岛最早的记载。第二年，僧人阿道又奉命前往高句丽传法。为了礼待中土高僧，高句丽小兽林王特意兴建了萧门寺和伊弗兰寺两座寺院，成为朝鲜半岛最早的佛教寺院建筑。东晋太元九年（384年），久居中土的胡僧摩罗难陀由东晋前往百济传法，百济枕流王待以上宾之礼，延请入宫说法。第二年，在汉山建造了百济第一座寺院，由摩罗难陀剃度10名百济人出家为僧。自此，百济僧尼日众，寺院屡兴。高句丽、百济境内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影响到新罗。南朝时，新罗佛教已有了相当规模，新罗国王、王妃还一度落发出家，如同梁武帝舍身寺院一样。还仿照梁朝制度设置寺典、僧房典等专门机构；仿南朝寺院形式兴建了皇龙寺、兴隆寺等寺院。随着佛教的发展，众多僧人不远千里前来中国求法。高句丽的名僧义渊、惠灌、智晃、波岩，新罗的僧人明观、慈藏、义相、惠亮等都曾来华寻访名师，如道朗到敦煌从昙庆受学三论，后至江南，梁武帝特遣智寂、僧怀等十位僧人向道朗咨受三论大义；又如明观在陈天嘉六年（565年）回国时带走1700多卷佛经。这些来华求法的僧人不仅在中国学习佛经，也把中国的其他文化带回国去，扩大了文化交流。如新罗佛国寺中的石窟庵佛像雕刻，就富于南朝雕刻艺术风格。

朝鲜半岛上的三国，皆有喜爱歌舞之风，中国的乐器如琴、瑟、笙、筝等，以及羌胡乐器琵琶、腰鼓等也传入三国。由于高句丽、新罗皆用汉字，书法艺术也传入朝鲜半岛。而朝鲜的歌舞则传入我国，南北朝时，高丽乐、百济乐、新罗乐已流行于中国，隋朝统一后，便分别列入七部乐、九部乐中。同时，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一边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一边又将中国文化东传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发挥了桥梁作用。

3世纪初，日本本州建立了邪马台国，曹魏景初二年（238年），该国卑弥呼女王遣使洛阳朝献，此后，双方使臣多有往来。两晋之际，日本本州建立了大和国，东晋南朝时期，大和国使臣先后12次来中国访问，中日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西晋太康五年（284年），百济著名的汉学家阿直歧受命担任大和国皇子的老师，不久归国。第二年，百济以儒学博士王仁受应神天皇之请赴日，随带10卷《论语》，中国的儒学经典自此开始传入日本。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日本开始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德治的最高标准。此前，日本尚无文字，使用的是汉语、汉字，从5世纪后期开始，用汉字的音和义书写日语，逐渐发展为纯粹的日语标音文字假名。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从江南前往日本的制鞍匠人司马达等在大和坂田原设立草堂礼佛，达等的女儿司马岛首先出家为尼，称善信尼；达等的儿子不久也出家为僧，称德齐。佛教传入日本至此开始。梁天正元年（552年），百济国王遣使将佛像和汉译佛经送往日本。此后，建寺造像之举出现，司马达等的孙子成为制作佛像的第一名臣。通过赴日汉人和百济王朝的中介作用，佛教在日本逐渐得到流传，各种和佛教有关的雕塑、绘画等工艺文物，陆续由中国直接或间接通过朝鲜半岛三国传入日本。

除儒学、佛教的东传之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入日本。近年来，在日本各地发现了很多与中国同样纹饰、质地的铜镜。其中有从中国直接运去的，也有东渡日本的江南工匠制造的，还有日本仿制的。东晋时期，还有不少制作陶瓷、缝衣的工匠从江南前往日本。在日本关中地区的古坟和伊崎市八本古坟中出土的陶器，以及在这些古墓周围的陶俑的服饰，都明显地具有我国南朝时期的风格。在日本墓葬中普遍发现的作为随葬品的青瓷，无论是胎釉、质地、造型都受到六朝瓷器的影响。刘宋泰始年间，日本雄略天皇遣使来到建康，随带一批织工返回日本。由此可见，随着各种工匠东渡日本，中国的制陶以及纺织、铜镜铸造、瓷器烧制等先进技术都已传到了日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将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政治、经济乃至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唐代两国之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四、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

南海诸国包括林邑（今越南）、扶南（今柬埔寨）、狼牙修（今马来半岛北部）、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盘盘（今泰国南部万伦湾沿岸一带）、诃罗单（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金鄰（今泰国西南部）、顿逊（今泰国西南部）、干陀利（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婆利（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这些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尤其是东晋南朝建都建康，海路交通畅通，与南海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更为密切。

使节频频往来。魏晋南北朝时，南海诸国的使臣频频来访。林邑国从孙吴时派使臣前来赠吴主金指环，此后于两晋南朝时先后24次派遣使臣来到西晋京城洛阳和东晋南朝京城建康访问，馈赠金银器、香、布等，两晋南朝政府也回赠了很多珍贵礼品。扶南国从孙权赤乌六年（243年）到南陈后主祯明二年（588年）的340多年间，曾先后22次派遣使臣前来访问，互赠礼物。梁武帝时，狼牙修国王3次派使臣来建康访问；南朝刘宋时，媻皇国7次派使臣前来建康；南朝梁、陈时，丹丹国6次派使臣前来建康；槃槃国也曾9次派使臣来建康访问；干陀利国曾5次派来使臣；婆利国3次派来使臣；诃罗单5次派来使臣。孙权时，也曾派宣化从事朱应和中郎康泰出使南海，先后到达扶南、林邑等国。回国后，分别写成《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介绍了所到之国的风土人情、文化等。

除政府间的使臣通好外，民间的往来也十分密切。尤其是在东晋之后，随着佛教的盛行，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海上联系，成了西域僧人东来和中土僧人西行的重要通道。三国时著名的僧人康僧会就是经海路到交趾（今越南河内），再到建康的。东晋高僧法显也是从海路回到中国的。东晋僧人于法兰、于道邃则从海道西行，因途中遇疾而终于象林（今越南顺化）。南朝时，崇佛之风遍及江东，经南海往来的中外僧人明显增多，仅《高僧传》《续高僧传》记载的有名僧人就不下十数人。如智严从印度求法回国后来到建康译经，后又经海路重到天竺求戒。昙无竭到天竺后，经海路回到广州。天竺僧人求那跋摩应宋文帝之请，从阇婆乘舟来到广州。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也于刘宋时泛海东来，后译出《楞伽经》《十二头陀经》等佛经。扶南国僧人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等人也先后渡海来到中国。

中外僧人东来西行途经南海，使得佛教成为中国与南海诸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早在东汉末年，著名学者牟融就从苍梧（今广西梧州）奉母到交趾居住，并笃志奉佛，著《理惑论》以显扬佛教。此后，西域高僧支疆梁接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由中国沙门竺道馨笔受。南朝末年，乌苌国高僧毗尼多流支又从中国到越南，弘传佛教。越南自古以来通行汉文佛教经典，正是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果。

法显归国途中曾在耶婆提停留了五个多月，其时，该国盛行婆罗门教。随后，印度僧人求那跋摩到该国弘法，国王母亲等先后归佛，自此佛教大行。元嘉年间，宋文帝遣使前往迎请求那跋摩，僧人法长、道冲、道俊等一并前往。跋摩到建康后，先后译出了《优婆塞五戒威仪经》《菩萨善戒经》等佛经。元嘉十二年（435年），阇婆国王遣使带国书和礼物来中国，特意通报了该国已归信佛法，佛教颇为兴盛的情况。此外，诃罗单国的来访使臣所携国书中也洋溢着佛教的语意。这些都不难看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很早就有着佛教文化的交流。

除佛教之外，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和生活习俗也通过文化交流传到了南海诸国。如林邑国士人大多学习汉文，读儒家经典，行祭孔之礼。中国的上巳节、盂兰盆会等节日，以及龙舟赛等节日风俗也都为当地百姓所接受继承。不难看出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影响。

五、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与西域的文化交流除佛教东传与道教西渐之外，还反映在音乐、绘画、雕塑、文学、书法等各个领域。

（一）汉族文学、书法在西域的传播

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府文书，以及民间买卖田园宅室、牲畜器物等的契约，陪葬衣物疏、借贷契约，账簿等都用汉文书写，说明当时汉文已在西域广为使用。随着汉文的传播，传统的汉族文化典籍也在西域流行，如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习”[32]。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西凉建初四年（公元408年）秀才对策文》，其中涉及《春秋》《诗经》《老子》等许多文化典籍。如有《春秋》智伯围晋之事：“《春秋》所以书此者，美襄子之恩可感，讥智伯之无德。”有《诗经》中的《关雎》篇：“夫关雎之乌，鸷而有别。故喻□□，□有巢，维鸠居之，以喻夫人配得行化。外□□体，妇人**，化之所难，故云夫妇正则王化□。文王之教，自迁及远，是以为化之首。”[33]甚至还涉及三皇五帝、仓颉造字、日月星宿等汉族传统文化典故与传说。

随着汉文的流行，书法艺术也传入西域。《文物》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12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书写笔势大多带有草隶的特点，有的已显示出楷书或行书的起笔、落笔趋势。这一书法特点正好与十六国时期书法开始从隶书向楷书、行书演变，而以草隶为主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说明内地书法艺术对西域的影响。

1965年在吐鲁番英吉沙古城遗址发现了《吴书·孙权传》残纸，经郭沫若先生考定，为西晋遗物[34]，《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如此之快即在西域传播，既反映了当时内地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密切，也说明中原文化已在西域扎下了根。

（二）西域艺术传入内地

在中原文化传入西域的同时，西域的音乐、绘画、杂技、舞蹈等艺术也传入内地。

《隋书·音乐志》记载了十六国北朝时期传入内地的音乐，其中有后凉吕光灭龟兹时所得龟兹乐，有北魏初年传入中原的疏勒乐，有北周武帝时传入的康国乐等。1977年发掘的酒泉丁家闸五号墓西壁有一幅《燕居行乐图》壁画，绘有卧箜篌、琵琶、长笛、腰鼓等多种演奏乐器，既有汉族的，又有西域的，反映了当时汉族在举行音乐歌舞表演时，已兼用西域乐器。

西域的舞蹈也传入内地。自后凉吕光从西域带回龟兹乐舞后，到北齐时，又出现了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三部乐舞，乐工头戴皂丝布头巾，身着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脚蹬乌皮靴。舞者四人，外设五方狮子，每方12人，画衣执红拂，首加红抹，谓之狮子郎。整个舞蹈节奏明快，舞姿矫健，动作敏捷，煞是好看。康国舞、天竺舞、疏勒舞等也都在这时传入内地。由西域传入中原的舞蹈还传到南方，受到江南人民的喜爱。

传入内地的还有西域的杂技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西域的杂技艺人来到内地，表演各种杂技艺术，杨衒之就在《洛阳伽蓝记》中描述了当时洛阳城里的这些演出活动，如长秋寺每逢四月初四，“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景乐寺中更是热闹，“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士女观者，目乱睛迷”[35]。可见西域杂技魔术表演节目众多，深受中原人民的喜爱。

此外，传入内地的还有西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随着内地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频繁，生活习俗也相互影响。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可以看到，当时内地的一些民间祀奉习俗同样也在西域民间流传；西域的一些生活习俗也影响了内地百姓的衣食住行。

西域传入内地的艺术经魏晋南北朝各朝的改造，与汉族传统文化相融合，使得华夏文化更加多姿多彩。隋唐之后，又相继传入日本、朝鲜等国，丰富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文化生活。

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文化居于先进地位，通过文化交流，影响、促进了各国的文化发展，尤其是今日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同时，文化交流又总是双向的，诸如印度的佛学和犍陀罗艺术、波斯的萨珊文化、埃及的玻璃制造术、朝鲜的音乐，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并为隋唐时期更为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

[1] 《隋书·音乐志》。

[2] 《北史·高昂传》。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魏书·崔浩传》。

[5] 《晋书·江统传》。

[6] 参见施光明：《北朝民族通婚研究》，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

[7] 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

[8] 《隋书·礼仪志》。

[9] 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合肥，黄山书社，1992。

[10] 《周书·苏绰传》。

[11] 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2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

[13] 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3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 释道安：《安般注序》，《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

[17] 释道安：《二教论·仙异涅槃》，《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3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 《魏书·释老志》。

[19] 慧思：《誓愿文》，《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4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5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 同上书，580页。

[22] 《法苑珠林》卷六二《净土三昧经》。

[23] 参见黄烈：《南北朝时期道教西传高昌试探》，《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24] 新疆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60年第6期。

[25]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1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6] 《魏书·释老志》。

[27] 《魏书·释老志》。

[28] 《陈书·宣帝纪》。

[29]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0]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96、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1]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32] 《北史·西域传》。

[33]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113~119页。

[34] 郭沫若：《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载《文物》，1972年第8期。

[35]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