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数百年间，除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割据之中，三国鼎立、十六国混战、南北对峙。分裂的政治格局必然对文化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江东、中原、河西、关陇、巴蜀等多个文化区。这些区域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和文化中心，并与其他区域之间展开频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趋势在文化领域中的折射。逮至隋唐，出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华夏文化。

一、江东文化的发展与南北文化交流

自秦汉以来，中原一直是文化中心。三国鼎立，孙吴立国江东，伴随着江南经济的大规模开发，文化学术事业也日趋发展。东晋南朝的二百七十余年间，江南政局相对较为平稳，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文化也日趋昌盛，并形成了迥异于北方地区的独特文化风貌。

1．多姿多彩的文化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文化名家辈出，成就斐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发展格局。东晋时期，玄风盛畅江左，玄学名士问难屈胜，与佛教名僧相会交游，将佛理引入玄学；道教吸取佛教义理，不断改革完善，完成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佛教融汇儒、道，在中国化的历程中跨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得到了广泛传播，南朝萧梁时甚至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也空前活跃，杨泉写下了著名的《物理论》，坚持元气自然本体论；鲍敬言以一篇《无君论》，力陈了封建专制政治的腐朽，描绘了美好的无君社会；范缜的《神灭论》成为向宗教神学挑战的战斗檄文，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思想领域如此，文学、艺术、科技也同样叹为观止。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创立，委婉缠绵的乐府民歌，志怪小说与笔记小说的出现与发展，《文选》《玉台新咏》与《文心雕龙》《诗品》相映生辉。史家人数之众，著述之多，题材之广，体裁之杂，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难以比拟，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等皆为列入正史的官修史书。书法、绘画等艺术取得重大突破，书圣王羲之、小圣王献之，被称为画家四祖的顾恺之、张僧繇，名家辈出。何承天、祖冲之、陶弘景等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领域中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约略述之，已足可见江东文化之繁荣。

2．创新求异的文化精神　江东文化不仅多姿多彩，而且异常活跃，流派纷呈，勇于变古创新，形成了创新求异的文化精神。在哲学思想领域中，佛、道之争，夷夏之辩；形神之争，有无之辩；无不透现出江东文化的这种精神，使江东思想舞台上出了激烈争辩的场景。在文学领域中，陶渊明、谢灵运等著名诗人，不仅开拓了新的文学题材，将自然界中的田园草木、山水花鸟、日月星辰，以及人类社会中的世事兴衰、悲欢离合都纳入了歌咏吟唱对象的行列，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多有突破，好为新变。在史学领域中，纪传体正史的框框被众多史家所突破，方志、谱学、人物传记，乃至各种载记、拾遗、世语等杂史纷纷涌现。在艺术领域中，王羲之等书法家增损古法，变古而不泥古，裁及今体，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新书体——真草。山水画经江东画师的倡导，终成气候，名山大川、秀峰奇景皆入画中。不断创新求异，既推动了江东文化的繁荣，也成为江东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3．清逸婉丽的文化风格　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酿就了江东文化的清逸婉丽，“东山风度”即可谓集中地体现了江东文化的这一特征。名士、名僧、名道怡情山水、谢安、谢灵运、支遁、许询、孙绰、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等都雅好山水，以清新的自然之美为对象，达到自由、超脱的审美境界，使宁静秀丽的山水与高洁玄远的意境糅合在一起。在思想领域，江东士人的空灵飘逸的思辨之学见长。在文学领域，无论是田园诗、山水诗，还是闺阁诗、宫体诗，乃至乐府民歌，都一反北方文学的壮志豪情、阳刚之气，而以清新秀丽、婉约柔美的风格呈现在世人面前。在艺术领域，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家由注重汉字的形体结构之美上升到追求书法作品的神韵，清丽飘逸的南帖较之朴素遒劲的北帖，别有一番情趣。同样，江南的绘画艺术也以细腻精巧、情韵连绵的风格而矫然独步。清逸婉丽的江东文化，注重情性抒发，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独具风貌的江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封闭的，尽管其时南北对峙，争战时起，但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在南北双方的使臣交往通好中，双方政权都十分注重所派使节的才学，裴方明、萧琛、范云、邢峦、卢昶、宋弁等，都为富有文学才华之人，他们在奉使进行政治交往的同时，或赋诗唱和，或纹杆博弈，进行着文化交流。如北魏李彪出使南齐时，随行棋手范宁儿与南朝名手王抗对弈，李彪北返时，齐武帝萧赜率群臣相送，登山临水，赋诗送别。显然，南北使臣在互访之中，直接进行了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大量的民间文化交往更是十分活跃。中原士大夫为躲避战乱而纷纷东渡，他们带来了北方文化，与江东本土文化交流并逐渐融合。一批南方士人前往北方，将江东文化传向北土。如东晋名士史学家习凿齿在前秦时被劫往长安；东晋名僧慧远曾游学洛阳、许昌多年；竺道生到长安就师于西域名僧鸠摩罗什；南朝宫体诗的重要作家庾信出使西魏，因梁亡而滞留长安，历仕西魏、北周；王褒在江陵破后被俘至长安，受到宇文氏的优遇；颜之推在西魏破江陵后被俘入关，后又逃奔北齐，齐亡再入周。这些名士名僧在其游学流寓的过程中，也展开了南北文化交流。如庾信等人到北朝之后，将辞藻清丽、对仗工整，讲究形式美的南朝宫体诗风格传到了北方，受到宇文毓、宇文邕、李昶等人的喜爱，他们纷纷模仿庾信，使北朝文风受到了南朝文风的深刻影响，将边塞风光、从军生活这些北方文学中常见的内容与南朝的艺术形式相融合。

江东文化的兴起与南北间的文化交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域内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促进了南北两大文化因子的融合。同时，江南地区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也和江东文化在发生着交流、融合，使江南文化区成为当时三大文化区之一。

二、河西文化的昌盛与东西文化交流

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强盛，推动了汉民族文化圈向边地的扩展，汉武帝经营西域和开置河西四郡，将大批中原人口迁徙到河西地区，也把中原数千年积累的文化成果随之而带到了河西。丝绸之路的开通，使河西地区成为中西交通要道，最先接受西域文化的成果，又把中原文化的精华送向西域。历史的积累与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河西文化的昌盛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到魏晋十六国时期，终于焕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并以其独特的西部风姿，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永嘉之乱，中州激**，秦汉以来发达的中原学术文化遭到战乱摧残，文人儒士纷纷避地河西，以致区区河右，学者埒于中原，成为北中国新的学术文化中心。

2．佛教传译活跃发达　河西作为内地与西域陆上通道的必经之地，东来西往的僧人络绎不绝，驻锡停留，宣讲教义，日久天长，遂成影响。“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27]正说明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活跃，而佛经的译述则更为可观。敦煌高僧竺法护于西晋初由西域返回，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永嘉之乱后，又由长安避乱河西，所译诸经也都随携凉土。竺法护的译经活动中有两次是在河西进行的。一次是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在敦煌翻译了从罽宾带回的《修行道地经》和从龟兹带回的《不转退法轮经》；另一次是元康四年（294年）在酒泉译《圣法印经》。前凉张天锡时，又于官方主持，在姑臧（今甘肃武威）组织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翻译了《首楞严经》《须赖经》《金光首经》和《如幻三昧经》。到北凉时，佛经的翻译出现了**，仅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就有4次。北凉立国之初，便在张掖组织译经，由沙门道龚等人译出了《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大方等陀罗尼经》和《宝梁经》。北凉玄始十年（421年），沮渠蒙逊亲自主持了译经，由昙无谶翻译《大般涅槃经》，道俗数百人参加，足见规模之大。这次译经历时十余年，先后译出了《大般涅槃经》《菩萨戒本》《大集经》《金光明经》等十多部佛经。此后，沮渠蒙逊之子兴国、牧犍也分别主持译经，译出了《优婆塞戒经》和长达一百卷的《大毗婆娑经》。据《开元释教录》记载，道龚、昙无谶等9人共译出了佛经82部、311卷，其中仅昙无谶就译经11部、112卷。河西地区的这些译经活动，不仅反映了河西文化的昌盛，更重要的是这些佛经由河西传向长安、中原、江东，对整个中华的佛教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文学艺术蔚为可观　河西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就赞誉了河西文人张骏、谢艾、王济等人。刘勰对北方文人少有称道，由此可见河西文学作品在南朝享有较高声誉。事实上，河西也确实不乏佳作。张骏的乐府诗《乐门行》《薤露行》清新真挚，虽重词采而无矫饰之病，且情感深沉，风格刚健。他的《上疏请讨石虎李期》表文言辞恳切，表现手法采用骈散相间，读来富有气势，被刘勰称誉为“陈事之美表”。李暠的《述志赋》继承了东汉抒情小赋的传统，充分运用比兴手法。而神话传说的引用，又使作品涂上了一层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两晋辞赋中，不失为一篇清丽典则的佳作。刘昞的《酒泉颂》不仅是河西文学作品中的压卷之作，而且被《北史·文苑传》誉为整个十六国文坛上的经典之作。音乐、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创作也同样如此。1977年发掘的酒泉丁家闸五号墓中的壁画，运用彩绘技法，飘浮变幻的庆云、昂首奔逸的神马、叠嶂起伏的山峦、神态各异的人物，整个画面错落有致，将南北朝时期谢赫总结的绘画六法在壁画中融为一体，显示了河西绘画的高超技艺。河西地区众多石窟中的造像，则反映了古朴雄健的河西雕塑风格。如敦煌莫高窟有确切年代可考属于五凉时期的第268、第272、第275三个洞窟，其塑像头戴化佛冠，发披两肩，袒胸露臂，神情肃穆，面含笑意，无论仪容、神情、造型、衣着，都既不违背佛教思想，又符合儒家审美观。至于西域艺术风格的影响，在音乐、绘画、雕塑中也都显而可见。

河西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还有一条重要途径，那就是人员往来，尤其是河西佛教发达，僧人西行东徙，也起到了文化交流的作用。如竺佛会、慧常、僧纯、智严、宝云等东下长安，特别是河西逗留了17年的鸠摩罗什到长安后译经35部294卷，使长安译事臻于极盛。贤护、法成、僧表、慧览、道法等前往蜀中，僧印前去江陵，于道邃、道挺、沮渠京声等来到江东。这些僧人不仅在长安、蜀中、江东弘扬佛法，从事译述，而且将河西文化也随之带到各地，成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交流。

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后，河西学者中不少人徙于平城（今山西大同），河西文化也逐渐融于中原文化之中。

三、中原文化的复兴与兼容并蓄

十六国割据，使中原文化一度沉寂，文人学者或东渡江南，或避乱河西，促成了江东与河西文化的发达，逮至北魏统一北方，中原文化得以复兴，并且，融入了河西、代北诸文化因子，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基石。

1．厚重质朴，渊综广博　与江东文化的清丽柔美、空灵飘逸之风相比，中原文化以其厚重质朴、渊综广博见长。文人儒士少受玄风影响，继续保持着两汉经学家的治学风格。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不太注重理论思辨，而常从治道出发，因此，出现了一批很有应用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总结和介绍了大量的生产经验和科技知识，成为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书中提到的不少经济观点和技术知识，直到今天还有借鉴的意义。郦道元的《水经注》以河道水系为纲，详细地记述了河流所经地区的地形、物产和地理沿革，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成为一部兼具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历史地理的综合性著作。更重要的是，贾思勰和郦道元在写作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这种治学风格及两部著作正好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厚重质朴、渊综广博。反映在艺术领域上，魏碑用笔厚实，构字紧密，骨肉峻岩，以质朴遒劲为主，方严端正为尚。绘画风格粗犷朴素，出现了完全以色和面代替墨和线的技法。北齐著名画家曹仲达所画人物身体稠迭，衣服紧窄，犹如刚从水中出来一样，从而有“曹衣出水”的美誉，与“吴带当风”相提并论，在中国美术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2．刚健勇武，豪放悲凉　注入了代北游牧民族文化因子的中原文化，变得崇尚刚健勇武，更有豪放悲凉之风，这在文学艺术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首《敕勒歌》，短短27个字，便展现了一幅苍茫悲凉的草原风光。一篇《木兰诗》，悲壮感人，语言刚健，反映了北方民族的勇武气质和悲凉豪放的民歌风格。所以颜之推曾说，离别之际，江南人设酒饯行，泣泪送别，而北方人豪言相赠，欢笑分手，在悲凉中不失豪放。就连青年男女间传唱的情歌、恋歌，也大胆率真，泼辣豪放，直抒其情。如《捉搦歌》写男女相悦，直言“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折杨柳枝歌》写婚姻直言“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都是直截了当，没有丝毫含蓄和扭捏作态。

中原文化的复兴中又注入了河西文化的因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凉后，大批河西学者入仕北魏政府，编修史书，整理经籍，修订礼乐，将河西地区保留的汉、魏文化之脉重新在中原播种、发展。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则将江左文化因子也注入中原文化之中。这就使得复兴后的中原文化兼容了代北文化、河西文化、江东文化，形成了兼纳百川的文化格局，华夏正声的形成就是一例。

中原旧曲《清商三调》为汉魏以来的传统音乐，其乐器形制、录章古辞皆有定制。晋末永嘉之乱，一部分乐器乐工为前赵所获，后来又在纷扰变乱中迭经前后燕而为北魏所得，但北魏拓跋氏不知采用，皆委弃之。这样，这部分乐器就在政权纷替中遗失殆尽，乐工也不知所去。另一部分则因太常乐工避地河西，连同乐器、乐曲一起在河西保存了下来。但在河西期间，受西域音乐的影响，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异，琵琶、箜篌等西域乐器掺杂了进来。前凉亡后，这些已经变异的中原旧曲进入关中，与关陇文化相融汇，杂以秦声。后刘裕平关中，又传入江东。江东本无中原旧曲，东晋时就因无雅乐器及乐工，而省太常并鼓吹令，虽也时有修复雅乐之举，但一直不完备，以致乐器朽坏，长期无人问津。自关中引入旧乐后才得以流传，但在流传过程中，又掺入了江南吴歌和荆楚四声。隋文帝平陈后，便以此作为华夏正声。显然，这早已不是原来的中原古曲了，其间相继融入了西域音乐、河西音乐、关陇音乐和江南音乐的成分。也就是说，是在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西域文化、河西文化、关陇文化、江东文化、荆楚文化的诸多因子而成的新的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复兴与广为兼容由此可见一斑了。

四、区域文化发展的原因

陈寅恪先生在论及隋唐制度渊源时，多处提到河西、中原、江东三大文化因子。若作进一步考察，这实际上可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大文化区，即河西、关陇文化区，包括代北在内的中原文化区和包括巴蜀、荆楚、岭南在内的江南文化区，一个大的文化区内又有若干小的区域文化。三大文化区之间存在着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区内也同样存在着交流与融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多元发展的文化格局。那么，导致区域文化多元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一，经济的多元发展。文化的发展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区域文化的发展也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东汉帝国的瓦解，北方长期战乱分裂，汉族和少数民族向边远地区和江南迁移，出现了一批新的经济开发区。如在辽西，流民多于旧土之人十倍有余，鲜卑慕容氏设立侨郡、侨县，虚怀引纳流亡士庶，辽河流域得到了开发。在河西，自前凉开始，通过劝课农桑等政策，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较大发展，刑清国富，商贸繁荣，成为西北经济发达地区。在四川，诸葛亮经营巴蜀，实行屯田，发展蜀锦，经济发展很快。在江南，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经营，长江中下游地区广为开发，随着中原移民大幅度南下，江南的开发又向纵深发展，八闽、荆楚、岭南的经济也加快了发展。到南朝末年，江南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28]。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中原，虽屡经战乱，但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经济也逐渐恢复发展。多个经济发展区的形成，为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保证。

其二，民族与人口的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战争，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与人口迁徙。在河西，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从前秦徙江汉之民于敦煌的官方迁徙，到永嘉之乱时的流民浪潮，仅五凉时期便有数十万人进入河西。在江南，自晋末到南朝刘宋间，相继渡江的中原人口就有约90万。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其人口数已难以详考，但同样使中原人口发生大变化。而且，每一次政权更替，都会伴有人口迁徙，每一次战争过后，都会出现人口流动。民族与人口迁徙并不仅仅是一个劳动力问题，而迁移的人口中，有不少是文人学者，因而也使得文化发生迁移。河西文化的昌盛，原因之一就是中州士人纷纷流寓河西。而北魏平凉后，河西学者的东徙，又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复兴。同样，中原儒学之士的南下，也促进了江东文化的发展。

其三，统治阶级崇尚文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割据政权，不论是由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不论国祚长短，一般说来，当政权稳定下来后，都要采取崇尚文教的政策。尊崇儒学，开设学校，整理经籍，这些举措无疑都有助于文化的发展。但由于所统治区域的情况不同，因此崇尚文教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如河西地区的五凉统治者大都崇佛重儒，因而儒学发达，佛学繁荣。东晋政权为门阀世族所秉持，因而玄风盛炽，崇尚清谈，理论思辨活跃。北朝诸政权为少数民族建立，迫切需要解决政权稳定问题，因此推重儒家治道，质朴求实。从而造就了具有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

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各具特色，风姿迥异，展现了当时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