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量少数民族的内迁,在北部中国曾先后出现过众多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它们与在南方的汉族王朝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维持和巩固政权,胡汉统治者都能及时地对文化政策进行调整。
一、汉族统治者对主导文化的选择与整齐风俗
魏晋南北朝是多样性文化丛生的时代。面对这一形势,历代汉族王朝从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在对主导文化进行艰难选择的同时,还适时地对异端文化加以剪除和改造。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化政策呈现波动性很大的特点。
汉魏之际,群雄扰攘,为扩充实力、争夺天下,往往不择手段。曹操把“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30]作为用人标准,是公开蔑视旧的道德规范。魏、蜀两国最初都采取了以法治国的方针,法家特征十分鲜明。只不过诸葛亮主张刑礼并举,既强调法治,也不偏废伦理纲常;而曹操则明示“拨乱之政,以刑为先”[31],将刑名法术思想放在首要地位,目的在于强国足兵,争雄天下。但是当北方初定,曹操也转而注意到儒学的教化功能。建安八年(203年),他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32]以后他那些当了皇帝的子孙,都在崇尚法术之余,给予儒学一定的地位。
曹魏政权的文化政策,始终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转移。曹操在汉末曾是党人的同情者,但到掌握权力后,很快就对“阿党比周”的文人结社活动反感起来。建安十年(205年),他以“整齐风俗”为名,下达破散朋党的法令。曹操、曹丕父子还用“浮华交会”罪名,屡兴大狱,杀掉不少善思索、敢议论的知识分子。太和末年,明帝曹叡再起“浮华”案。但是由于参与者过多,这些人的父辈又是朝中的重臣,故曹叡未像父祖那样大行杀戮,只是以免官禁锢,匆匆收场。至于道教,曹魏统治者在镇压之外,对其上层人物或诱以利禄,或软禁在京城之内,力图限制它在民间的发展。
东晋时期,真正控制国家权力的门阀士族鉴于国破家亡的教训,一改沉湎空谈、不务实务的旧习而为礼玄双修。由于家族的文化背景不同,先后执朝柄的王、庾、桓、谢等氏,对于主导文化的选择,表现出了差异。
王导是王衍的从弟。他为晋元帝规划的国策为:“谦以接士,俭以足用,清静为政,抚绥新旧。”[33]玄学中“无为而治”的色彩十分浓重。但是王导又上书建议修学,称“庠序设,五教明,德礼通洽”,可以使“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34],也给儒学留出了一定的位置。司马睿晚年,不甘心受制于王氏,大树申韩之说,欲通过“以法御下”以伸张皇权,但不果而死。庾亮执政期间,既反对申韩之术,又不满王导的“愦愦之政”。他虽然“性好庄老”,但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要重振经学政治。继起的桓温比庾亮更为积极进取,具有类似经学士族的品格。庾、桓先后以失败告终,到谢安崛起时,王导“清静为政”的玄学政治精义被重新确立起来,而且王弼易学也乘机上升为官学。
南朝时期,皇权政治逐渐回归。出身相对低微的皇帝虽然并不否定玄学,但是已开始倡导儒学,其中尤其重视的是《礼》学。宋文帝元嘉年间,儒、玄并立于四学,名儒雷次宗以《三礼》授徒,连皇太子都是他的学生。齐、梁时期,儒学一度在朝廷中的地位明显提高。特别是梁武帝曾“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35]。于是“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36],使魏晋以来儒学门庭冷落的局面有所改观。不过,儒学在南朝,由于长期受玄风侵蚀,加之又与佛、道二教处在并立的形势下,其作用毕竟有限。《礼》学所以受重视,是因统治者注意到了它的实用价值。对于儒学传统中有关精神追求的高层次内容,南朝则很少有人予以发掘阐扬。
东晋南朝,佛、道两教受到统治者异乎寻常的重视。东晋时期,葛洪用儒学的忠孝仁信等思想对民间道教进行改造,并提供了一系列长生的仙药和炼丹秘方,从而使之能够为上层社会所接受。以后陆修静、陶弘景又对道教进行典籍、科仪及组织方面的规范,于是它便上升为一种官方宗教。从皇室到士族,道教的信徒甚众,有的还是崇道的世家,如琅邪王氏、吴兴沈氏、吴郡杜氏等。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在统治者的倡导之下,道教在南方广泛传播,“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帝)世居吴兴,故亦奉焉”[37]。但与佛教相比,道教的政治地位则低下多了。东晋南朝帝王中信佛者远逾于信道者,而且还有的信道兼信佛。很多帝王延请名僧参与朝政,并与臣下互相撰文阐扬佛法。梁武帝还一度舍道就佛,公开讲:“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外道。”[38]佛教受到统治者的偏爱,不但是因为可从这里找到死后理想的归宿,而且还因为它是驾驭民众最有效的精神武器。宋文帝时司空和尚之一语道破其中奥秘。他在《答文帝赞扬佛故事》中讲,佛法要求信徒持五戒十善。如果“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39]。南朝后期,统治者经过选择,大致形成以佛教为主,儒、道兼容的主导文化格局。
南朝时,统治者对异端文化的绞杀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以齐、梁时期对坚持《神灭论》的范缜围攻最为典型。范缜反对佛教的神不灭论,被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指斥为“伤名教”,并召集僧人对他进行围攻。到了梁代,武帝萧衍给范缜加上“违经背亲”的罪名,又发动“王公朝贵”64人写驳论75篇,再次围攻范缜。范缜舌战论敌,始终不肯屈服,结果被罢除尚书左丞的官职,贬徙到了广州。
二、少数民族王朝自身的文化调整
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对汉文化采取的是相当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在先进华夏文明面前,表现出倾慕和卑弱的心态,如受“帝王自古无出戎狄”观念的影响,或迟迟不敢称帝,或谎称与汉族有亲缘关系,显得十分畏缩和尴尬。另一方面则凭借武力上的优势,宣泄长久以来受到歧视的仇恨,疯狂地毁灭城邑、委弃典籍与杀戮士民,对汉文化进行摧残。但是随着政权的建立,为巩固统治,提高本民族素质及消弭广大汉人的对立情绪,他们陆续对文化政策进行了调整。
从十六国时起,胡族统治者对占领区的汉族上层人物改行笼络的方针。他们招徕留居在北方的士人,待之以礼,如羯人石勒为这些“衣冠人物”特设了“君子营”,然后量才使用。以后前秦、前燕等政权中都聚集着大量的汉族士大夫。进入中原最晚、相对落后的拓跋鲜卑人,在建立政权之初即将士人领袖崔宏委以重任。这些汉族士人按照魏晋制度,对胡族政权进行改造和重构。经过对汉族先进文化的吸纳,各胡族政权纷纷改易胡法、胡汉分治为汉法。治国方针的变化,加速了它们汉化和封建化的进程。有的统治者还主动对本民族实行全盘汉化政策,如北魏孝文帝禁断鲜卑话、胡服编发左衽,以及改汉姓、定士族,等等。当然,这种政策也并非在各朝各代都是一成不变的,如东魏、北齐曾出现过一股反汉化的逆流,只不过为时甚短而已。
同东晋南朝不同,十六国北朝统治者对汉族主导文化的选择是儒学而不是玄学。永嘉之乱后,盛行于京洛地区的玄学随南渡名士转移到南方,保留在河北、河西地区的主流文化是以郑玄为宗的儒学,而玄风几成绝响。因此在北方给胡人影响最大的先进文化首推儒学。再者,玄学过于深奥玄虚,胡人不易领会,而儒学中的安邦治国思想及纲常伦理大义,既好把握精神实质,又适合建立政权需要,故受到他们的推崇。同时,北方士人也希冀通过儒学“以夏变夷”,施展才干,以求发展,维护家族的政治、经济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双重因素的作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学在北方呈现出复兴的景象。在多数割据政权那里,以儒学为核心的太学纷纷设立。一些硕儒还广招门徒,受业者多至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在辽西、邺城、长安、洛阳、河西等地,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中心。北魏统一北方后,这些文化以支流的形式先后汇聚到平城和洛阳,为以后儒学的全面复兴,创造了条件。
胡族统治者在崇尚儒学的同时,也杂用佛、道。与重实粗犷的社会风气相一致,那些以修福事功又简便易行为特征的禅宗、律学和净土等佛教宗派在北方大为流行;由寇谦之改造后的新天师道,也是因为尊君和重视外在的宗教形式,而被北魏太武帝一度奉为国教,并亲受符箓。北方佛教势力因统治者的提倡,曾经达到了与南方毫无二致的程度。但是当它的过度膨胀对政权构成威胁时,北方统治者则毫不犹豫地采取极端措施。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三次灭佛事件,其中两次是在北朝。这样的魄力是南方王朝统治者所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