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与动**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结构有所调整的一个时期。前者具体表现为：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频繁发生，使得人口大规模地死亡，即使幸存者也难免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之苦。后者则体现在士族地主势力得到畸形发展和胡族入主中原等方面。社会的剧烈动**，不但造成文化载体的大量损失，而且打破儒家一尊的局面，刺激多种文化因素的蓬勃生长、重家轻国观念的泛滥和胡汉文化的融汇合流。

一、天灾人祸叠加的社会环境与士族地主势力的畸形发展

根据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恰逢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气候寒冷期[1]。当时，年平均气温由西汉高于现在1℃至2℃，降至比现在低1℃至2℃。按现代农业技术，气温年均下降4℃，对于农作物种植、管理尚有很多不易解决的困难。古代社会，无霜期大大缩短，自然使谷物产量减少，部分耕种、灌溉条件较差的田地被抛荒。气候寒冷，又使北方和西北方的草场枯竭，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因无法从事畜牧业，转而进入汉族传统的农业区，造成民族间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激烈的冲突。祸不单行，与寒冷期降临同步的是太阳黑子（日斑）活跃性的到来[2]。日斑有否决定着太阳辐射的强弱，而太阳辐射的增强又造成地球上气候的波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日斑，比气候温暖期高约3倍多。其结果，不但导致气候转寒，而且对其他自然灾害的生成也有一定的影响。从东汉后期起，自然灾害连绵不绝，而且大灾频仍。到了“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间中遇灾凡304次，其频度甚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疫疾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3]。这种灾情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后期。灾荒饥馑，再加上人为的兵燹战祸，到处白骨委积，尸骸如山。当时社会的卫生条件极差，大量人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很容易使疾疫爆发。由于人口流动频繁，疫区迅速扩大，使死者数目骤增。曹操晚年，在他割据的北方爆发过一次严重的疾疫，这就是著名的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大疫。大疫使“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4]。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瑀、王粲先逝外，余下4人皆死于此疫。上层社会的成员尚且如此，一般百姓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与天灾相较，人祸更是造成社会苦难的主要根源。

魏晋南北朝，从总体上来说，虽然也出现过西晋时期的短暂统一，但是分裂割据始终处于时代的主导地位。各割据政权为维持和扩大统治区域，以及达到抢掠人口的目的，经常发动战争。此间四百年，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达百余次，其中大规模的战争不下二三十次。战斗各方投入的兵力少则数万、十几万，一般都在数十万左右，多者几近百万。后者中较为著名的有赤壁之战、西晋平吴之战、淝水之战、宋魏之战，等等。这类战争不仅造成大量军人伤亡，而且也殃及众多平民。曹操攻陶谦不克，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15]。宋魏之战后，魏军在撤退途中大肆杀戮，不但斩杀青壮年，而且连婴儿也不放过，“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于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16]。即使统一或相对安定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权力而酿成的动乱也从未停止过。这种动乱，很多时候也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使大批无辜死于非命。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梁末的“侯景之乱”，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八王之乱”中，仅三王联兵攻打司马伦一次战争，就杀人十几万。其后司马越部属祁弘大掠长安，杀死平民2万余人。侯景乱前，建康城中有居民28万户，乱后生存者只剩两三千人。侯景之乱，使富庶的江南变成“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17]的人间地狱。与统治集团内**错发生的还有民族间的仇杀。西晋末年，匈奴、胡羯贵族连破洛阳、长安两京，俘杀怀、愍二帝，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民族大屠杀。这不但给广大汉族人民带来极大苦难，而且兵锋所及，“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杀士女，鲜有遗类”[18]，使汉族上层人物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同样，汉族统治者也煽动复仇情绪，滥杀无辜。冉闵灭石赵后，下令诛杀在邺城的羯人，“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类似的仇杀在石赵境内其他地区也进行着，“于是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19]。

频繁的天灾人祸，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造成人口的巨大损失。魏晋南北朝，在中国人口史上是一个低谷期。唐人杜佑综合零散的史料，估约西晋在籍人口为767万[20]，只有汉世的1／7。当然，实际人口损失没有这么多，还有很多脱籍和被私家荫占的人口未被统计在列，但最乐观的估计人口丧亡也要过半。以后人口数目有所回升，到隋统一时达到3500万，然而只略多于汉世盛年人口的半数而已。

从东汉后期起，士族地主迅速发展起来，到魏晋达到极盛。南北朝时期，它虽然逐渐转衰，但是依然有很强的势力。

士族在名义上仍归属在编户齐民中，但是实际上它不仅傲视社会各阶层，甚至一度凌驾于皇权之上，成为一个享受特殊政治、经济等权力的等级。士族占有世代传袭的庞大私有土地和数目惊人的依附人口。西晋颁布占田荫客制，从法律上肯定士族的经济特权，更刺激了士族势力的膨胀。如东晋侨姓大族谢氏，在江南置办的田产有十几处，劳动人手上千人；土著大族孔灵符一家仅永兴的一处田产，周围就有30里，水旱田265顷，并含带二山和果园九处。士族荫占的劳动人口不归政府管辖，只登记在主人的家籍里，也不对政府承担赋税徭役。在政治上，门品决定官品，名门贵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21]。朝廷中的高官显宦则几乎被士族所世代盘踞。在法律上，士庶不平等，各种惩治性的连坐条律一般都不对士人生效，“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22]。总之，士族垄断了中央和地方的清要之职，享受着减免赋役、荫庇亲属、招徕门生故吏私附和赐田、给客、赦罪、恩赏等特权。由于这些特权是世袭的，因而士族已发育成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特殊社会阶层。

士族的称谓很多，除士族或世族外，还有甲族、望族、名族、华族、冠族、高门、右姓等名目。士族内部又有高门华族和次门寒士之别。即使同为高级士族，各姓之间地位也不平等。东晋时随司马睿渡江的士族有一百多家，然而这些列入《百家谱》的侨姓高级士族中，唯王、谢、袁、萧四姓为大。南方土著的吴姓高门中，唯朱、张、顾、陆为大。而侨姓地位又远在吴姓之上。北方情况类似，魏孝文帝定士族，汉族士族号为郡姓，少数民族出身的士族为虏姓。郡姓又“差等阀阅”，有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别；虏姓中的“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也有高下之别。一姓之内，由于世系的近疏、地位的升迁同样第其房望，彼此地位悬殊。所以士族又是个以家族血缘和地域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等级森严的排他性极强的社会集团。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口频繁流动与冲突，是造成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长期分裂割据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汉以来，北方、西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在辽西、幽并、关陇等地同汉族人口犬牙交错地生活在一起。魏晋时期流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种类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庞大。其中，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最为突出，史称“五胡”。东汉之初，匈奴分裂，南匈奴开始归附汉朝，并在汉末由塞外移居塞内。曹操统一北方后与南匈奴为五部，将之徙往今山西境内的晋中晋南一带，人口大约有20多万人。羯人入塞比匈奴人略迟，时间在魏晋之际，内迁后主要居住在上党一带。氐、羌原居青海、甘肃一带。汉魏之际，汉族统治者为屏蔽中原，大量迁徙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充实关中。曹操命张既一次徙武都氐就达五万余落。西晋时期，氐、羌人民已占关中人口的一半。鲜卑是原居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分东、中、西三部。东部为宇文部、段部，中部为慕容部，西部为拓跋部。东部鲜卑后来被慕容部兼并。鲜卑人在西晋时期势力已达到辽西至代北一带。西晋末年，内迁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乘汉族统治者内乱之机，也加入混战的行列，先后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冉闵之乱，仅距西晋灭国30年，原汉人居住的腹心地区司冀一带已有“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23]。北魏初期，并州胡人、常山赵郡丁零人、关中氐、羌人，都是当地人口的重要构成。隋统一时，华北平原、关中平原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长安虽是王都，却“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24]。

西晋末年，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为逃避各族统治者的杀戮，纷纷外迁。虽然流出人口大致有东北、西北和南方三个走向，但是前两处远没有南方接纳人口多。从西晋末年到刘宋中叶，南方共接纳北方汉族人口约90多万，占司、豫、冀、青、徐、并、兖、雍北方八州900万人口的1／10。

二、社会变化对文化的震撼

无论是天灾人祸叠加所造成的混乱与动**，还是士族地主势力畸形发展和胡族入主中原所引起的社会结构调整，都对社会变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给予文化的震撼最为剧烈。

首先是文化载体的巨大损失。战争、动乱不但大量地破坏物质财富，也使千百年凝聚起来的精神文明成果毁于一旦。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名都大邑反复遭到摧残，特别是一些处于文化中心的都城地区被毁尤甚，如长安、洛阳和建康等城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东汉时都城洛阳国家藏书数目很大，“《石室》、《兰台》，弥以充积”，然而“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曹魏、西晋两朝惨淡经营，采掇遗亡，汇集新作，国家藏书又达29945卷。晋末大难，“京华**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南朝时期，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国家藏书规模空前，仅梁末元帝迁都，由建康带到江陵的图书就有七万余卷。但“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宝贵的文明成果再遇浩劫。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图籍长期严重残缺。待魏孝文帝提倡文治，“借书于（南）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以后又遇变乱，元气大伤，周灭北齐时，两国藏书加在一起不过15000卷。作为文化创作和传播更重要载体的知识分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命运也特别乖舛。许多士人被战火、饥馑、疾疫夺去生命，还有的成为统治阶级内乱的牺牲品，或惨死在异族统治者的屠刀之下。侥幸保存性命者，也饱尝流徙逃亡和铁蹄践踏之苦。

同时，原有的主导文化逐渐失去权威。一种相对稳定的主导文化，总要与同样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两汉时期神学化的儒学所以长期处于独尊地位，也是和它适应汉帝国大一统专制集权制度的需要分不开的。汉武帝时，董仲舒借用阴阳家的理论，对儒学进行神秘主义改造，创立了一整套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政治论。以后又在统治者的主持下不断完善，实行谶纬化，使本来作为文化一脉的儒学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类似宗教的约束力。但是随着分裂割据取代了大一统，汉代儒学一尊地位的政治基础出现危机，传统的价值观逐渐变异。于是，一部分士人开始对于名教之治基石的“三纲”产生了较深的疑惑。否定君臣之义、父子之伦，以及夫妻之间不拘礼法的言论和行为，颇行于世。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位的衰落，就在于它过分依赖两汉社会的政治权力。这种受权力支配的学术处处委身于政治规律，自然也承受不起任何巨大的社会变动。汉代儒学在被统治者推向极致后，逐渐出现两种弊端：一方面因过分的章句推演而导致繁琐穿凿；另一方面则因灾异学说和图谶纬书的缠绕堕落成粗糙庸俗的神学。繁琐穿凿使人不得要领，易生厌烦；神学粗糙必然破绽百出，欺骗性很差。于是，从东汉后期起一批学者改弦更张，或对儒学本身进行清理，或援入道家的思想对儒学进行再造。著名学者郑玄兼综诸家，遍注群经，对混乱的汉代经学做了一番总结性的清理，为后世解经奠定了正例。正因为此，正统儒学能够顶着强劲的玄风，在东晋南朝相继不绝；十六国北朝，儒学虽然未取得独尊地位，但受到社会上下的重视，更是不争的事实。学者振兴儒学另一举措是清除谶纬。从汉末起，有识之士不断地对谶纬神学展开无情的批判。魏晋南北朝，谶纬不但从儒学中被大部分剥离出来，而且受到官方明令禁绝。汉末最早向玄学潜行的人物是马融。这位经学大师，公开颂扬“生贵于天下”的老庄理论。汉魏之际，“荆州学派”已公开阐扬玄理[25]。进入魏晋，玄言大倡，流派纷呈，先是在京洛，后在南方取代儒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玄学家中，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人物之间的学术见解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都或轻或重地用老庄之学否定了汉儒的天命观，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汉儒所倡导的名教之治，有意无意地抬高了老子的地位，甚至将之与孔子比肩。玄学在理论思维上的高度是汉代儒学无法企及的。汉儒在哲学上基本停留在具体的现象世界，抽象思维水平很低，而玄学则精致得多、深刻得多。玄学探讨的是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事物形态之外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从而提出了本（本质）末（现象）两者关系的本体论哲学问题。玄学涉及从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到人性论，以及政治论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把我国古代哲学理论思维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它的出现有如一股春风，吹进了汉儒统治下的思想文化界，一扫沉闷为清新，士人莫不趋之若鹜。

当时也是多种文化因素蓬勃生长的时期。汉魏之际，随着社会的大混乱，思想界在摆脱汉儒桎梏后也出现大混乱局面。除上述新兴的玄学和对“三纲”的叛逆之说外，其他学派也纷纷粉墨登场。在分裂割据的形势下，曹操、诸葛亮等政治家打破汉家纯任儒术的僵局，极力崇尚名法之学。整个魏晋南北朝，正统儒学虽保有一定的地盘，但是很多旧学也不甘寂寞，法、道、名、杂、墨、兵、纵横诸家都适应新形势，顽强地表现着自己[26]。至于异端学说、奇谈怪论更是不断地破土而出。神仙鬼怪、道佛巫筮充斥世界，甚至连唯物主义也挤了进来，占有一席之地。在乱哄哄、争争吵吵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汉世未有的生机勃勃的多样性文化丛生的场景。

最后是胡汉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激烈。原生活在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大部分从事草原游牧经济或牧畜业。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上的人口，其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都同在中原地区从事农耕经济的汉族人口，有着很大的不同。两种文化，由于有着鲜明的异质性和不兼容性，在加之双方在交流过程中，长期处于不平等和不和谐的状态，甚至表现为对生存空间你死我活的争夺，所以最初两种异质文化在接触后，冲突不可避免。但随着长期磨合，入居中原的胡人在被汉文化涵化融合的同时，也为汉文化注入了胡文化的新鲜活力。